武则天执政时期（684—705年）

高宗死后，武则天成为太后，前后废立睿宗、中宗，已实质上掌握了朝政大权。在女主当权的背景下，这时的女性妆束也向着秾丽大胆的风格发展。

在以唐王朝官方名义赠与去世高官贵族的随葬品中，常有作时装打扮的侍女与伎乐人俑。如蒙古发掘葬于唐高宗仪凤三年（678年）的突厥贵族仆固乙突墓、新疆阿斯塔那发掘葬于唐睿宗永昌元年（689年）的永安太郡君麹氏夫人与早亡丈夫张雄的合葬墓(6)、甘肃武威发掘葬于武周天授二年（691年）的慕容智墓中，均出土了这类制作于长安、以泥头木身雕塑为人型，再穿上缩小版丝绸衣物的俑像。根据麹氏夫人的随葬俑像，能够直观推想武则天为太后时期长安城中女子的流行妆束：她们均头梳如惊鸿掠起翅翼般的高髻；厚施红粉的面上，双眉画得浓而黑，朱唇两畔各点一粒黑色面靥，额间花钿与脸畔斜红变得夸张艳丽；帔帛的一端可掖入领口或裙腰，另一端披垂于臂；宽片拼缝的单色长裙与窄条间裙仍旧流行，更有女俑是在红黄二色间裙外另系一腰天青色薄纱制作的笼裙，可知当时依然流行将轻纱薄罗制作的笼裙罩在以厚实织物制作的窄条间色裙外。

这些着衣俑像的臂膀由废纸撕作条状捻成，其中部分纸文书经拼合整理，还原出长安城新昌坊中一家质库的账历文书，其中录有大量当时长安百姓典当衣物的记录(7)，这些记载清晰披露出当时各种女性服装之名，恰可作为俑像衣物的参照：

白小绫领巾；白小绫衫子；紫小绫袷帔子；故缦紫红小缬夹裙；故檀碧小绫陌腹一；故蓝小绫夹裙；故绯小绫夹裙一；故白小绫夹袴一；故绯罗领巾一；白绢衫子；破缦青单裙替衫去。

在大约作于高宗永隆元年至中宗嗣圣元年间（680—684年）的唐人小说《游仙窟》(8)中，作者以诗笔为当时的女儿妆束补充了唯美的细节：

迎风帔子郁金香，照日裙裾石榴色。

织成锦袖麒麟儿，刺绣裙腰鹦鹉子。

红衫窄裹小缬臂，绿袜帖乱细缠腰。

罗衣熠耀，似彩凤之翔云；

锦袖分披，若青鸾之映水。

自与十娘施绫帔，解罗裙，脱红衫，去绿袜。

奢侈的妆束风尚愈演愈烈，女性的背子也从原本偶尔使用珍贵的织锦缘边，变作整体都以织锦裁制。这一时尚遍及东西方，如中亚片治肯特粟特遗址鲁斯塔姆厅壁画所绘唐装女像，便穿着一领锦背子。参照后来流传于日本奈良朝养老年间（717—724年）、学习唐人语言的辞书《杨氏汉语抄》中所记，当时奈良贵族描述“背子”为“妇人表衣，以锦为之。”(9)

麹氏夫人墓中随葬女俑身上拆下的衣物虽缝制粗糙，但已能清晰展现出这种锦背子的制作方式：衣身以整幅锦料不作中缝地对折，两侧留出袖口修出身型，领口挖出直领、弧领等领型。

日本奈良正仓院收藏的几件背子实物反映出更多制作细节：待衣身制好，还可另附领缘、短袖、镶边。如一件赤地锦为表、黄絁为里、紫地锦作缘边的无袖短衣，前身墨书“东大寺、前吴女、六年”，是天平时代大佛开眼法会上伎人扮演女性角色“吴女”时穿着的演出服装之一，式样类似武则天时代女子日常所用的背子。此外又有数件较为残缺的短袖锦衣，下无缘边（腰襕）或只接短缘，大约也是背子之类。

在载初元年（689年）武则天改唐为周、正式称帝之后，女子妆束变得愈加自信从容。虽在高宗朝末年就已有了朝廷规范，又有武则天穿着简朴服饰以身作则，但一众贵妇人们于服饰上的爱美与攀比之心却难以消歇。于是在本时期的女性形象中可以见到一种欲盖弥彰的衣物穿着方式：她们用宽大的帔帛绕在胸间，将华丽的织锦背子盖住，在间裙外也另罩上单色长裙进行掩饰。

需特别注意的是，这类用作罩裙的长裙不同于前代的单片长裙，多是在身侧开衩的套穿式样，围合于腰际时在骻部两侧用束带系连，时常能露出一角内穿的窄条间裙；阔大的裤脚散开如裙一般，是一种罩在裙外的“裙袴”（裙式裤装）；为便于将间裙罩在其中，身际不开裤腿，而是作裙幅相连、中压褶裥的状态。这种裙袴长度及足，当裙脚由高台履挑起时，偶尔也会露出内部间裙。

新疆阿斯塔那唐墓出土一组武周年间绘制的舞乐美人图屏(10)，其中保存最好的一扇舞伎像，上着朱罗小袖衫，罩宝花卷草纹背子，下罩袴式长裙，裙脚由高头履高高挑起；帔帛一端掖入微露的雪胸间，一端由手轻执舞动。这正彰显着武周时代女子姿丰容艳、秀色明丽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