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农民工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并伴随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大规模转移的特定时期的产物，是我国城乡二元制度设计的结果。当前，农民工的代际更替基本完成，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我国产业转型、经济提速、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市民化将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全过程，贯穿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整个阶段。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具有过程性和阶段性，是新生代农民工与社会制度、文化心理结构等交互作用的过程。他们从中获得职业和身份的转化，获得主体性的成长，逐步适应城市行为方式并内化城市价值观念。但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仍未明显改善的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着重重障碍，其市民化进程停滞，呈现半市民化、复杂性和艰巨性等特征。由此产生的“民工荒”、罢工、自杀、违法犯罪等问题暴露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青少年问题，它延伸至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神经末梢，成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疑难杂症的复合体。深刻剖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基本价值取向，引导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具体实践，是深化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必然要求。
一 选题意义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分化为四种市民化状态，即市民化、准市民化、半市民化和逆市民化（返乡）。现实中，只有极少数新生代农民工实现了市民化或准市民化，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处于一种半市民化状态。本书主要以处于半市民化状态的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他们是一般打工者，是在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从事低技能要求的体力、半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在特定时空境域下，他们步入城市之前基本生活在农村，其先赋性身份是农民。他们在青春期步入城市，其职业身份是产业工人。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数量的激增及低龄化现象的出现，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价值观问题。聚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归属，并将其置于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践的宏大背景下，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理论意义
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问题有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问题涉及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文化学等学科的研究领域，集传统与现代、一元与多元、理想与现实等矛盾于一身。如何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认识这些矛盾，从而进行正确的引导，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和任务。本书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为脉络，以唯物史观、科学发展观为视角审视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问题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研究社会转型期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面临的新问题，提出对策建议，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提供一个新视角。
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问题有助于中国社会转型期价值观教育的实施和充实。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问题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特殊理论课题，也是各国意识形态发展史上未经历过的社会问题。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价值观的矛盾多样性、潜在冲突性、过程可塑性特征并非仅仅是单个人的特征，而是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而存在。如何应对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破”与“立”的冲突，如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辐射来聚合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性与包容性，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意义上，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问题，并探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内核的价值观教育是否合理、可行，既需要理论知识来指导论证，也需要实践过程的检验和校正。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并客观地加以总结和升华，形成理论飞跃，有助于为深化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价值观教育提供可资借鉴的鲜活案例。
（二）现实意义
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问题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一个重大现实命题。2011年2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加强社会管理法律、体制、能力建设，维护人民群众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良好秩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1]目前总数约1亿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相关数据显示，其市民化率为50.23%，属半城市化水平。[2]一段时间以来频发的“民工荒”、新生代农民工“罢工”、“13连跳”、“集体散步”、新生代农民工违法犯罪等问题，暴露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问题不仅是个体问题，更是新生代农民工对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制度变迁进行能动反映的理论命题和现实课题，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休戚相关。
2010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采取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一个社会现象起初阶段表现为“个人的困扰”，但随着“个人的困扰”的逐步增加，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学者的介入和政府的确认，表明这一现象可以被正式界定为社会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面临的工作、学习、生活等问题，不仅是其自身问题，还在相当程度上对社会管理产生了重要影响。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大部分制造业工厂的主体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建筑、家政服务、餐饮服务等行业从业人员的90%是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对我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贡献很大。美国《时代》周刊把2009年年度人物的第三名授予了中国产业工人。但目前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享受到产业工人的待遇。他们作为有着“城市梦”的一代，迫切想融入城镇，但又很难逾越制度、文化之墙。他们在心理上处于一种尴尬境地，相对剥夺感和不满情绪强烈、过客心态和抵触情绪蔓延、自卑心理和孤独情绪明显……。由此产生的问题和现象促使我们不得不去思考：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社会反响及其机制是否体现了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真正经验。本文从唯物史观出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结合实证资料，在较深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现状成因的基础上，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思想关节点，提出要消除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通过政策维权、组织赋权、文化增权，推动建立一种以人为本的社会支持网络，激发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性，推动其顺利实现市民化。这些将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产生影响。
二 研究现状综述
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庞大，已成为一个与国家发展大局密切相关的、非常特殊的群体。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一个身份认同和自我定位的转型期，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直至性格及特点最终成型的过渡期。他们的变化趋势直接决定了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农民工的属性、特征和境遇状况。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不仅引起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成了国内外许多理论工作者视野内的热点问题。
（一）国外关于农民工人口迁移、移民价值观冲突协调问题的研究
1.近年国外学者对包括我国农民工在内的人口迁移现象的研究简介
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W.Authur Lewis）于1954年发表了《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首次提出，后来又多次修改完善，形成了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的理论。托达罗（M.P.Todaro）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国内迁移人口的特征、迁移过程以及迁移原因，建立了著名的托达罗模型。以上几位发展经济学家分析研究的目的是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很少涉及迁移对人们价值观与行为方式的影响。
2.20世纪西方关于国际移民价值观矛盾协调问题的著述
这些论著涉及人口构成、社会传统、地理环境、心理素质、价值取向等多重因素。在国际移民的价值观协调方面，新加坡的“共同价值观”，美国的“熔炉论”“同化论”“多元文化论”等推进了对外来移民价值观适应问题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E.帕克（Robert E.Park）提出了“文化同化”理论。他认为，移民对新环境的“社会距离”是由于自己在心理上迫切地想融入其中，但文化上的隔离等原因导致很多人陷入“边缘人”的尴尬境地而形成的。边缘人必须学会如何在一座城市中生活，最终实现同化。帕克将这样的同化视为“一个互相渗透和融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人和集团得到了其他集团的记忆、情感与态度。同时，他们的经历和历史也被其他人分享，由此他们汇入一种共同的文化生活”。[3]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将适应分解为人在社会中定位及社会这棵大树在个人心中生根两个方面。他认为，人的生活需要一定的本体安全感和信任感，而这种本体安全感和信任感得以实现的机制是我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惯例。惯例通过对实践的重复产生一种指导人们行为举止的意识，这种意识能够对行为起制约作用。[4]
3.对影响员工流动的价值观问题的论述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勒温（Lewin）提出了“场”论。他认为，个人对环境往往无能为力。为了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改变的方法只能是离开这个环境，转到一个更适宜的环境中去工作，这就是员工流动。日本学者中松义郎的“目标一致”理论较好地解释了员工流动的成因和必然性，即当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完全一致时，个人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当二者不一致时，个人的潜能受到抑制。所以农民工是否流动主要取决于自身的价值取向，要引导他们的个人目标向组织目标靠拢，引导他们的志向和兴趣向组织和群体方向转移，并努力趋于一致。[5]
4.对人的现代化的经典论述
德国人韦伯（M.Weber）认为，包括现代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等在内的全部社会现象都是个人行动的产物。西方国家的历史趋势是人的行动越来越多地具有目的理性的色彩，并由人的行动理性化促进了社会生活的全面理性化，从而导致了我们今天所称的“现代化”这样一场根本的社会变迁。[6]结构功能主义大师帕森斯（T.Parsons）认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别在于社会价值体系的不同，不同的社会价值体系主要表现在五组模式变量上，即情感性与情感中立性，扩散性与专一性，特殊性与普遍性，先赋性与自致性，集体与个人，这五组变量的不同组合决定了社会体系的不同类型。[7]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A.Inkels）的理论认为，所谓的“现代人”应该具有以下一些特征：乐于接受新经验，准备接受社会变革；具有提供和坚持意见的能力；具有民主倾向；时间性和计划性强；对自己的能力较有信心；普遍的信任感；接受现代教育和技能训练；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信奉平等待人的普遍主义原则；对生活较为乐观。[8]这些社会学理论虽然并无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直接论述，但其从宏观角度阐述了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结构转型，其中也嵌入了农民向现代市民的转变。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我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群体，要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市民，他们的价值观也必然要具有西方现代社会学理论中的市民或现代人的一些特征。因此，这些论述有助于我们界定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的现代内涵。
（二）国内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现状
1.新生代农民工的代际划分问题
理论界对农民工的代际划分有多种观点。主要有：
邓大才把外出时间作为农民工代际划分的重要标准。他把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分田到户后外出的打工者称为第一代打工者，20世纪90年代外出的打工者称为第二代打工者，2000年以后外出打工者称为第三代打工者。[9]韩长赋将第一代到第三代农民工界定为：（1）第一代农民工是20世纪80年代农村政策放活以后出来打工的农民。时至今日，这一代农民工早已人过中年，除了少部分具有技术专长或管理能力的人成为企业经营者，大部分人已回到农村。（2）第二代农民工大多是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农民，这部分农民工的城镇化走向是不同的：一部分有技能、有管理能力的人成为企业生产骨干，留了下来；还有一部分有文化的女工也留了下来，不少嫁给了城里人；但仍有很大一部分人随着年龄增长，挣了一些钱而选择回乡。（3）第三代农民工是20世纪90年代后出生的农民工，当然模糊一点也包含80年代末出生的，他们基本是进城打工，估计有4000万人左右。[10]简新华、黄锟以初次外出打工时间为标准，将20世纪80年代初次外出的农民工作为第一代，90年代初次外出的作为第二代。[11]王春光采用动态划分方法，将80年代初次外出的农村流动人口看做第一代，把年龄在25岁以下，于20世纪90年代及以后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算作第二代即“新生代农民工”。[12]
2.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研究现状
2003年以来，随着科学发展观的大力推行和以人为本、城乡统筹等基本政策的发展与深入，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成为党和政府关注的重要议题。同时，“民工潮中的民工荒”的持续爆发，使社会各界开始关注农民工的代际转换，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及相关问题。
（1）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发展观念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况与发展特点引起一些具体部门的关注。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一些具体部门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来得出结论。如全国总工会于2010年3月至5月，赴辽宁、广东、福建、山东、四川等省的10余个城市调查所形成的《全国总工会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总结出新生代农民工的四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于2007年选取北京、唐山、山东、成都的建筑业、采掘业、制造业和服务业青年进行调查所形成的《新生代——当代中国青年农民工研究报告》，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四个基本视角，即新生性、时代性、农民性和工人性。在学术界，学者们有的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弱势群体特征（王思斌，2002；刘传江，2004；陈安民，2005；李强，2004），有的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边缘化问题（张敦福，2000；李强，2004），有的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意识问题（王春光，2001；于扬，2005；钱正武，2006；陈占江、李长健，2006；刘传江、程建林，2008；卞桂、张朝霞、焦晶，2010；王晓莉、黄牧乾，2010），有一部分学者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婚恋观（风笑天，2006；吴红宇，2006；李树茁，2007；刘淑华，2008），有一部分学者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孟红莉，2005；王毅杰、倪云鸽，2005；谢建社，2007；米庆成，2004；史柏华，2005；魏晨，2007；陈光金，1998），有一部分学者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现代性问题（姚上海，2008；韩雪松，2009），有一部分学者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意识问题（何燕东，2008；高洪贵，2010），有一部分学者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困境及解决策略（李志凯，2009；韩雪松，2009），有一部分学者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教育问题（谢建社，2008；高友端，2010），有一部分学者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认同问题（鲜开林、刘晓亮，2011；陈占江，2011），有一部分学者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价值取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生代农民工价值取向研究”课题组，2011；郭建平，2011），等等。
（2）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变迁研究。一般对于价值观的研究，西方学者习惯采用目的性和工具性或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抽象两分法。1994年，中国学者黄希庭将价值观分为政治、道德、审美、宗教、职业、人际、婚恋、自我、人生、幸福等10类。[13]1997年，孙嘉明将价值观分解为职业劳动价值观、生活消费价值观、婚恋社交价值观和社会文化价值观等。但对价值观的具体分类中国学者并没有达成共识。目前对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的研究并没有固定的分类，一般都是根据研究目的和路径进行具体调整，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代际更替与农民工价值观变迁的概括性研究。如郑风田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十个关键性问题的研判，提出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与利益诉求出现重大分化，需要引起关注和研究。[14]许叶萍、石秀印通过与老一代农民工的对比，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取向、城市取向和家庭取向等都在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发展取向和个人取向的增强。[15]长子中对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的积极、消极方面进行了描述。[16]艾鹤、李德对农民工的人生观、道德观、婚恋观、法律意识、竞争意识、合作意识、创新意识等价值取向的变化进行描述并提出了引导和促进农民工价值观发展的对策分析。[17]何瑞鑫、傅瑞芳通过对传统型农民、旧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在价值主体、价值目标和价值观念上的对比，总结了新生代农民工在价值观上的阶段性特征及其成因，并对其发展提出了前瞻性的预测和评价。[18]
二是对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的实证性研究。主要涉及价值观的文化层面，如侯西安、孙伟以福州、厦门、泉州农民工为例，通过对农民工文化价值观市民化现状及其实现途径的考察提出了农民工价值观念市民化的命题。[19]还有青年农民工生育观的研究，龚红莲以深圳“姚圩街”青年农民工生育价值观的调查为依据对新时期青年农民工生育价值观现状进行分析与思考，提出了加强青年农民工价值观引导教育的重要性。[20]申端锋、苑素梅通过对湖北、江西等地80后农民工婚恋观、生活观、发展观的考察，提出城乡统筹发展的政策建议。[21]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生代农民工价值取向研究课题组”通过对全国2571位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价值取向，研究主要影响因素，并提出了加快建立城乡一体的户籍制度、加强初次就业指导和创业服务、营造良好的社会和企业环境、强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科学价值观教育培训等政策主张。[22]
三是对价值观演变原因的分析，主要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价值取向的社会因素进行研究，[23]其余的散见各类价值观综述性文章。主要观点如下：第一，社会结构变迁和经济体制转轨是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变迁的主要原因，市场经济自身的盲目性与利益、等价原则等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农民工的价值观。第二，城市化进程与城市文化的碰撞重塑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第三，价值主体自身的原因也是导致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矛盾的重要原因。
四是价值观引导分析，主要是从深化制度改革、加强思想引导方面提出建议。侯西安、孙伟认为，政府、社会，包括农民工自身应通过共同努力提供一个制度环境和模式，给予农民工理性的文化导向，在其市民化过程中从精神文化方面建构其和谐发展的路径。并提出在目前中国，农民工价值观引导的主体只能是政府。[24]钱正武通过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诉求，提出政府和社会各界要确立社会公正理念、进一步推进制度改革、改革城市管理体制、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社会。[25]胡银华从思想政治教育角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引导提出建议，就是要从指导思想上认识到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要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问题相结合的原则，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将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政治教育与科学管理结合起来，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势，对农民工给予人文关怀，努力提高他们的自我发展能力等等。[26]刘建民从社会工作个案探讨优势视角理论模式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服务方面的应用。认为，要挖掘新生代农民工潜力，使他们改变自我认知，重新建构自我与外界的关系，达到自我行为改变和与外界良性互动的目的。[27]
3.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1）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谢建社对农民工融入性教育进行研究，他认为，农民工是中国城镇化的产物却难以融入城镇，不仅有制度上的原因还有农民工自身素质的原因。要使农民工提高自身教育素质和能力素质，必须对他们进行融入性教育。他设计了农民工的教育模式，就是一种根据农民工流动特点和工作性质，通过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途径，采取多渠道的办学方针、多层次的教学体制、多学科的专业门类、多形式的学时学制结构，融思想教育、文化教育、常识教育与技术教育为一体的教育模式，来解决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28]王春光从社会学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程及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上面临着三大难以化解的张力：政策的碎步化调整与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强烈的城市化渴望和要求之间的张力；他们对城市化的向往与他们实现城市化的能力之间的张力；中央城市化政策与地方落实城市化措施之间的张力。这些张力如果不能得到及时化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就会受阻于“半城市化”的状态。他提出应该全面改革城乡体制，建构一个基于公平机会之上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管理制度，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29]
（2）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考察。学者们认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最根本出路在于农民工的市民化。王桂新、陈冠春、魏星以上海为例，从微观角度考察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市民化特征，认为目前中国城市农民工总体上已达到54%的市民化水平，尤其是其社会关系、心理认同等非物质维度的市民化已达到接近60%的较高水平。[30]刘传江、徐建玲等对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进行研究，他们认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需要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以及城市融合这三个环节着手。他们设计了农民工市民化指标体系，利用调查数据进行测算，结果表明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率为50.23%，属于中市民化进程。第一代农民工市民化率为31.30%，属于低市民化进程。他们认为，现有的制度障碍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最主要障碍，需要推进三大制度创新：构建农民工退出农业、农村的新型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打造面向农民工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31]
（3）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建议。简新华、黄锟等认为，目前农民工市民化主要面临两大障碍，即制度障碍和成本障碍，并提出了克服困难的途径，包括深化改革、创新制度、转变发展模式、优化经济社会结构、合理推进城镇化、加快城镇建设、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农民工素质、筹集更多农民工市民化资金等。[32]刘传江、程建林对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面临的障碍进行分析，提出了促进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安排及其创新，就是要加大教育力度，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规范土地流转，实行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就业制度，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剥离户籍的附加功能，建立符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权益维护力度，体现社会公正。[33]刘小年通过对来自中部某省进城农民的深度访谈，得出了一个农民工市民化的三元诠释模型，即起主导作用的农民工主体素质、辅助作用的农民工社会关系及门卫作用的农民工政策制度，提出了适应性市民化的路径，就是立足市民化中农民工主体作用的发挥，利用市场利益机制，发挥中央集中财力较大的优势，开展提升农民工市民化素质工程，分类分步骤实现农民工市民化。[3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通过大量的实地调研，系统研究了农民工市民化的理论和政策问题。他们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对农民工市民化与统筹城乡发展的关系、农民工市民化与合理人口布局的关系及农民工市民化涉及的公共服务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制度、财税制度、土地制度及户籍制度等进行综合研究，提出了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整体性政策框架和主要政策建议。[35]
（三）对目前研究现状的小结
梳理以上综述，可以发现，21世纪以来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数量非常多，且呈现出多层次、多维度、多视角的总体特征。既有微观行为的表面关注，也有宏观结构的深层分析，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及其价值观问题的理论模式、条件、过程、障碍、成本、对策、前景等诸多内容进行了相当丰富的研究。研究路径主要依赖文献研究与社会调查的结合，理论研究层次不断提高，研究触角日渐深入，呈现问题日益深刻。这些研究本着不同的理论视野和理性关怀形成各自的理论逻辑和侧重点，对本书进一步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问题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帮助和方法论启示，但尚存一些不足和欠缺之处。
1.目前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研究尚缺乏系统性的专题探讨
目前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涉及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另一类指向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倾向较集中地体现在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的分析视角。这一类研究认为在结构与行动的逻辑关系中，行动者往往较为被动。在当前城乡二元结构未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地位较低。因此，必须全面改革城乡二元制度。上述理论倾向从实践上把握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要在社会结构的潜在逻辑中发挥行动的作用，还需要制度性的社会支持。而对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的解读一般都围绕与第一代农民工的代际分化，提出了“三高一低”的总体概括，即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同时对新生代农民工价值归属也取得了一定的共识，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双重边缘人”的尴尬境地，其自身的价值定位模糊，并出现“内卷化”倾向。上述研究多侧重调查描述和对宏观政策的探讨，侧重从社会身份制度视角研究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的自我认同，从而得出模糊与游离的价值观定位。而从主体视角把握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现状，探究其生成、冲突、建构的研究则鲜有涉及，更缺少系统性的专题探讨。
2.至今罕有从唯物史观视角把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问题置于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践的宏大背景下进行的研究
目前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解决方法大多强调“政策+制度”的作用，较少研究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的新特征，所以也难以解释中国社会转型期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层面所发生的深刻变革及对其市民化的影响。在笔者看来，在目前约1亿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在城”和农村新增劳动力继续“进城”已是不可逆转的现实情况下，在我国各级政府对待新生代农民工的政策已趋向接纳，与之相关的城乡二元结构也不断消融的趋势下，我们既要不断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创新，也要积极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发挥自身优势，自觉融入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使他们自身的物质状态和精神状态与当下的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完成自身的现代化转型。这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特殊理论和实践课题，也是各国意识形态发展史上未经历过的社会问题。我们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去研究如何有针对性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去引导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厘清他们的价值取向，统一他们的价值目标，开拓与中国未来社会相适应的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实践之路。
三 概念辨析
（一）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代际分化的一个群体，是第一代农民工问题在新阶段的延续、体现和发展。不读懂农民工的形成和发展也就不可能真正读懂新生代农民工。所以，在概念解读上需要以农民工这个概念为起点，循序渐进，进而对新生代农民工作比较明晰的解读。
农民工是代表一个群体的词。农民工的词义组合是“农民”和“工人”。这其中产生了一个矛盾，同一个人怎么可能既是工人又是农民？人们对农民工这个群体还有许多其他的称呼，如打工妹、打工仔、打工者、民工、进城务工农民、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甚至是流行一时的轻蔑称呼——“盲流”。农民工这一称谓，198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张雨林教授在《社会学研究通讯》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后被大量引用，成为社会对这个亦工亦农群体的通用称谓。
而对于农民工群体的解读，公认比较权威的是陆学艺提出来的，他的定义是：常年或大部分时间在国有或集体等企事业单位里，从事第二、三产业劳动，但户籍在农村，家中还有承包田，不吃国家供应的平价粮，不享受城镇居民的各种补贴，不享受公费医疗等劳保待遇。[36]此外，李强从社会分层角度认为，“农民工就是在城市里较长时间地居住、生活和工作，但是无论他们自己还是整个社会并不认为他们是归属于城市的，而是认为他们是归属于农村的社会群体。常被称为城市中的边缘人。另一方面，他们与农民有根本的区别，他们受到城市文化的熏陶，接受了城市的不少文化和观念，使得他们很难再复原到农村原来的生活轨道上。”[37]孙立平主张，农民工这个词表明的是一种社会身份与职业的结合。其中，“农民”表明的是他们的社会身份，“工”表明的是他们的职业，“农民工”就是“农民”这种身份与“工”这种职业的一种独特的结合，反映的是一种极为矛盾的现实。只有用“边缘人”这个概念才能较为准确地描述出这个社会群体的基本特征。[38]2006年3月27日，《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指出：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出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他们户籍仍在农村，主要从事非农产业。有的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亦工亦农，流动性强。有的长期在城市就业，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39]
本书认为，农民工是指具有农村户籍，拥有农村少量土地经营权，长期在城镇就业的新产业工人。从职业看，他们主要从事非农产业，具体分农闲时外出打工与长期在城市打工两种情况；从生产资料占有情况看，他们一般不占有生产资料，在农村拥有少量的土地经营权。而那种积累相当资本后购买生产资料在城镇开展经营活动的农民不列入本书农民工之列；从身份看，他们亦工亦农，是具有“农民”身份的新产业工人；从收入看，他们的工资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从思想状况看，他们在城镇打工，受到城市文明的熏陶，具有一定的文明意识和阶级觉悟，日益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新生代农民工
随着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农民工在数量剧增的同时产生了分化。学术界主要从两个层面对农民工群体内部分化进行研究：一是基于经济地位、社会声望等方面的垂直分化；二是基于年龄的代际分化。为区别第一代农民工，理论界对与之相对的另一个内部分化的群体有许多提法。如第二代农民工、80后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民工等。各种称谓多采用社会学“年龄+身份+职业”的定义，有不同的侧重点。如“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最早是由中国社科院社会所教授王春光提出的。他基于对杭州、温州、深圳等地农村流动人口的调查与研究，认为农民工群体已经再次分化。年轻的农村流动人口跟年纪大的，不论在观念上还是在行为上都有着明显的差别。他提出了“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概念，并且将其界定为：一是年龄在25岁以下，于20世纪90年代外出务工经商，他们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在社会阅历上有着明显的差别；二是他们不是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因为他们毕竟不是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在外出过程中出生和长大起来的，而是介于第一代与第二代之间过渡性的农村流动人口。[40]刘传江、徐建玲则从后一群体在人格特征上与第一代农民工相区分的角度出发，认为采用“第二代农民工”的说法会更为严谨，并且将“第二代农民工”界定为1980年以后出生的、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41]许传新、许若兰对农民工进行分层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群体中的“精英”，特指年龄在28岁以下的农民工，是介于第一代与第二代之间的过渡性农村流动人口。[42]唐踔从父母身份出发，提出新生代农民工是指户籍在农村但没有在农村生活（或仅在原籍农村短暂生活），而跟随父母长期在城市生活或打工，年龄在16～25周岁的年轻一代。[43]
201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该文件统一了学术界多年来对这一群体的称谓。2010年2月1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唐仁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对新生代农民工给予界定。他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后、90后农民工，这批人目前在外出打工的1.5亿农民工中占到60%，大约1亿人。一方面，他们出生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不是很熟悉。另一方面，他们又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享受现代城市文明。[44]综合以上，笔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不仅含有年龄上“代”的概念，还包括“农民工”这一阶层的限定性。新生代农民工包括了年龄、职业、社会身份三者的规定性。一是在年龄上，他们是1980年以后出生的，年龄16周岁以上的青年农民。二是在职业上，他们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他们是一般打工者，是在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从事低技能要求的体力、半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三是在社会身份上，他们是农民，他们的父辈是农民或农民工。
（三）新生代农民工特征
将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不仅要从历史逻辑关注他们“代”的分化，还要从结构逻辑审视他们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而新生代农民工的本质属性，是一种类的规定性和群体规定性，是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影响下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社会属性，是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社会结构属性。[45]笔者认为，要认识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就要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把新生代农民工放在一定的时间（历史）和空间（地理）的纵横坐标中来加以把握。在时间维度上，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过渡性群体；在空间维度上，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城镇化中的边缘性群体；在未来走向上，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1.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过渡性群体，客观上要求市民化
（1）身份归属的过渡性。在中国社会，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市民”首先是个身份概念。计划经济体制下产生的户籍制度将社会成员分成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国家为后者提供就业、劳动保险、教育、住房等方面的一系列优越待遇和特权，并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这使得“农民”和“市民”实际上成为两个地位差异悬殊且相对封闭的身份群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镇户口背后附带的经济利益逐步弱化，但由于种种原因，城乡户籍之间的鸿沟仍然难以逾越。绝大多数农民工虽然常年生活在城市，却仍然无法获得市民身份及权利，无法成为城市社会的正式成员。在当前国家统筹城乡发展的政策背景下，可以预见，新生代农民工的这个身份问题将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完成而得到解决。
（2）未来走向的过渡性。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特殊的社会群体将随着我国城乡差距的缩小而逐步消失。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城乡经济基本处于一种非均衡的发展态势，这种不均衡为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打下了基础。目前，我国人均GDP突破4200美元，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城乡差距以及农村内部的差距有逐步缩小的趋势。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把“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提到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基本要求的高度，强调要着力提高城乡中低收入居民收入，要增加政府支出中用于改善民生和社会事业的比重，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逐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综合国力的增强，国家富民政策的实施，城乡一体化的现代社会目标必将实现，那时的农民与工人将仅仅是职业上的差别，而没有身份地位的高低差异，“农民工”这个概念将不复存在。
2.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城镇化中的边缘性群体，市民化面临着障碍
（1）受教育的边缘化。随着第一代农民工逐渐退出城市劳务市场返回农村，新生代农民工登上城市舞台，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规模巨大。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2010年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其中16～30岁的新生代农民工占61.6%。2010年对福州1000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情况呈现双重性特征：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相对高于农村劳动力整体水平，他们比第一代农民工在掌握新技能、接受新事物、进入新行业和新工作领域等方面具有优势；但是与同龄城市青年相比，虽然两者名义上都是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并使用大体相同的课本，但实际教育效果有重大差别。据相关数据，城乡中小学人均教育经费差距在1993～2002年呈持续扩大趋势，小学和中学人均教育经费的城乡之比由1993年的1.40倍和1.42倍扩大到2002年的1.60倍左右，这意味着城市中小学生人均教育经费要高于农村60%左右。这种受教育的边缘化导致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青年相比整体文化素质不高，竞争力较弱，他们仍将重蹈他们父辈的就业之路。
（2）社会地位的边缘化。一般而言，职业转换与身份转换具有一致性。一个人从事某种职业，他也就随之获得了相应的社会身份。而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他们的职业身份和社会身份是错位的。他们虽然实现了职业的改变，但相应的社会身份未被城市社会认可，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地位极低的状况。他们一般在次属劳动力市场实现非正规就业，大多从事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作条件差、技术含量低、收入不高、福利少的工作，与城市工人相比是同工不同时不同权不同酬，和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之间隔着难以逾越的鸿沟。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国家目前的就业政策，并没有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找不到工作作为“失业”来对待，没有为他们提供相应的失业、再就业政策和待遇；二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虽然获得了就业权和机会，但没有获得相应的职业福利；三是他们虽然参与了一些社会保障，但由于社会保障的“碎片化”，他们无法享受到真正的方便和保障；四是城市还没有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与城镇居民同等的住房安全保障，不但城市廉租房、经济适用房政策没有覆盖到新生代农民工，并且城市的拆迁政策等也根本没有考虑新生代农民工居住的稳定利益问题。[46]新生代农民工纵向社会流动凝固，社会地位提升的可能性不大，要想融入主流社会需要付出异常艰辛的努力。
（3）社会心态的边缘化。新生代农民工不喜务农，崇尚城市生活，对未来的心理预期高于父辈，现实耐受能力却低于父辈，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同时，由于受城乡二元结构限制与自身文化、技能制约，面临着制度障碍、经济障碍、素质障碍等，他们很难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他们在城乡两端都处于某种边缘化状态，这种边缘化状态使他们在地理、职业层面勉强融入了城市，但在精神文化层面上还无法融入，面临着游民心态与社区参与意识的矛盾，不稳定的心理预期与城市归属渴望的矛盾，传统农民美德的继承发扬与现代市民美德要求的矛盾等，造成诸多心理问题和思想观念障碍，使他们无法对自己的社会身份进行确切定位，并找到完整的感觉。
3.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备市民化条件
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代表先进生产力，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有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的彻底性。我们以此阶级定位来看待新生代农民工。首先，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工作，就融入到社会化大生产之中。特别是进入制造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同工人阶级一样，直接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逐渐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其次，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会化大生产后，既会受到机器大工业生产规则和社会化大生产秩序的约束，又会受到工业文明与城市文明的熏陶，逐步增强他们在一些重要产业中的“进入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些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本质上已具有工人阶级的基本特征。
同时，我们也看到，自20世纪80年代末规模大、距离长、流动时间和方向集中的农民工跨地区流动的“民工潮”到21世纪初的“民工荒”，农民工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巨大贡献日益凸显。据国务院《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在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占68%，在建筑业从业人员中占80%。城市建筑、环保、家政、餐饮服务人员的90%都是农民工。[47]目前总数1亿左右的新生代农民工正从农民中分离出来，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在中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种重要作用类似于16～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前期和日本工业革命前期从土地变迁中转移出来的农民工人。
（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广泛分布于第二、第三产业。国家统计局2009年数据表明，外出农民工中从事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的比重分别为39.1%、25.5%和17.3%；51.2%的农民工从事目前工作达到2年以上，就业基本稳定，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市政环卫工人、技术工人、建筑工人和管理人员从事目前工作5年以上的均超过60%。[48]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年，全国总工会《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的报告将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概括为“六个转变”：外出就业动机从“改善生活”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转变；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从单纯要求实现基本劳动权益向追求体面劳动和发展机会转变；对职业角色的认同由农民向工人转变，对职业发展的定位由亦工亦农向非农就业转变；对务工城市的心态，从过客心理向期盼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转变；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维权方式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对外出生活的追求，从忽略向期盼精神、情感生活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转变。[49]新生代农民工发展为非农产业工人的市民化趋势不可阻挡。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如何“化”？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作为一个过程，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他们的身份户籍问题，也不是学习一门甚至几门职业技能就能达成目标。他们不仅需要来自国家政策制度的支持，也需要自身主体性的成长，去适应城市居民的行为方式和日常生活方式，并内化城市的文化价值观念，在心理上获得认同，在情感上找到归宿。笔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的特征，可以考虑以“新生代农民非农化+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三步转移理论”阐释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非农化是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转换”，即他们的职业由农民工转换为非农产业工人；城市化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转换”，有质与量两方面的规定性。从质的规定性看，主要是指新生代农民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居住方式的城镇化过程，也是他们的现代化过程。而从量的规定性看，主要是指新生代农民工不断进入城镇，从而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减少，半城镇化人口不断增加的一种自然、历史的过程；市民化是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转换”，指在非农化、城市化之后新生代农民工获得城市的身份并享有市民权利的过程。这几者有着密切的联系。非农化是市民化的前提，而城市化提供了市民化的基础与保证。新生代农民工在非农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实现市民化。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指新生代农民工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过程中，借助政府的政策维权、社会的组织赋权和各类组织的文化增权，逐步获得主体性，最终实现职业、生活和身份上转换的过程。
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要优化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教育培训制度等，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制度保障；要构建社会主体支持网络，发挥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性，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寻求主体支撑；要加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内核的价值观引导，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提供主体精神资源。
（五）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
目前学界对价值观的定义不完全相同。李德顺、马俊峰认为“价值观是人们对基本价值的看法或对价值问题的基本看法”。[50]袁贵仁认为“价值观是一定社会群体中的人们所共同具有的对于区分好与坏、正确与错误、符合与违背人们愿望的观念，是人们基于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要对于什么是好的或是不好的根本看法，对于某类事物是否具有价值以及具有何种价值的根本看法，是人所特有的应该希望什么和应该避免什么的规范性见解，表示主体对客体的一种态度”。[51]黄希庭、郑涌认为“价值观是人区分好坏、美丑、益损、正确与错误，符合或违背自己意愿等的观念系统，它通常是充满情感的，并为人的正当行为提供充分的意愿”。[52]价值观对人的作用带有自发性质，表现为“不言而喻”“集体无意识”。价值观对人们的行为具有明显的导向和驱动作用，它促使人们去追求、去行动、去满足自己的需要。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构成了他们实践活动的自觉动力，是新生代农民工对特定价值关系的反映，是他们的情感、态度和追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行为选择无不渗透着价值观并打上价值观的烙印。
1.价值观的形成
人的价值观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在个体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个体通过价值理解、价值认知、价值选择、价值整合等价值过程，不断建构自己的价值观体系。价值观形成过程，包括人对认知对象“是什么”“是怎样”“为什么”等事实性的认识，还包括人对与认知对象之间关系、人的需要与所需要对象之间关系、人的情感与所感受对象之间关系、人的意志与所追求对象之间关系的认识。主要包括五个环节：一是对对象“是什么”的认识；二是对认识对象与自身的关系“是怎样”的认识；三是对这种关系“值不值得”的判断；四是形成自身行为“应当怎样”的认识；五是经过多次的评价、比较和选择，最后形成“最好怎样”的价值性意向和行为取向。考察价值观的形成环节，价值观的形成意味着某种行为将要开始，而决定如何行动时，什么事值得做，什么事不值得做，沿着这个方向去行动还是沿着那个方向去行动，以这样方式去行动还是以那样方式去行动，这就是所谓的“价值取向”。
新生代农民工从乡村到城市、从少年到青年、从校园到社会、从封闭落后的生活环境到现代开放的城市社会，其生活时空的变化引起其价值观的变化，致使其价值理解、价值认知、价值选择出现矛盾冲突，推动他们在价值整合中不断扬弃原有的价值观，形成新的价值观。
2.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类型
价值观是一个复杂的、多层面的系统，它的分类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本书主要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角度出发，对所涉及的价值观类型进行阐释。
（1）核心价值观、非核心价值观
核心价值观，也称主导价值观，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统治者所倡导的对社会文化体系和个体行为起决定和支配作用的价值观，对社会所有人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一般说来，一种价值观确立主导地位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这种价值观本身要具有合理性，其二是有广泛的个体理解、接受并实践这种价值观。[53]
非核心价值观，相对于核心价值观而言，是在社会文化体系中处于非主导地位的价值观。非核心价值观在坚持核心价值观的主导支配地位的前提下，承认多元价值观的存在，在秩序范围内是核心价值观的有益补充。
（2）经济价值观、政治价值观、社会价值观、文化价值观
经济价值观是关于经济问题的社会价值观体系，是人们对所从事的经济活动中的经济制度、经济意识、经济关系以及经济行为等一系列经济现象的价值判断和评价。[54]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价值观是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观、流动观、就业心理、创业观、消费观、权益观等的综合体现。
政治价值观是人们对政治世界的根本看法及价值评价，在认识评价社会生活、确立社会行为方面起主导作用，反映了人们对政治对象、政治行为、政治关系的作用及意义的根本观点和看法。[55]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价值观是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意愿、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知及公民意识、法治意识等的集中体现。
社会价值观是社会经济体制、各种政治关系和文化结构的集中反映，体现在人们多种多样的行为方式和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56]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价值观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价值选择，改进和完善自己在社会关系中的价值取向的出发点。
文化价值观是一个国家、社会长期实践所形成的，指导、影响人们行为的思想意识、价值判断、生活习惯和行为规范。它对民族国家的行为和期望具有强烈的影响。[57]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价值观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对精神利益和科学精神追求的体现，具体体现在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行为和教育意识中。
3.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变化规律
（1）价值观的破与立的结合
价值观的形成和对价值观的把握都离不开社会个体的行动。人的行为可能是一种习惯使然，也可能是环境影响或理性筹划的结果，但都受到人的价值观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归根到底取决于其社会存在。其原有的非市民化价值观，如保守、缺乏竞争意识、依赖血缘地缘关系、人情重于契约等仍具有强大的内聚力和路径依赖。在其市民化中，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价值观的重构。这些并不是简单的换位，而是从缭绕、碰撞、渗透到逐步生成市民化价值观，如遵纪守法、依法办事的法制观念、诚实精神、现代契约精神和组织意识等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破与立的结合大致通过三种方式表现出来：以破开始，破中蕴涵着立；以破为主，立在其中；以立为主，立中交织着破。这三种方式造就了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认知和价值选择上的困惑，也造成了价值判断与价值整合上的矛盾，其内外结合制约着农民工市民化效果。
（2）核心价值观与边沿价值观的互动
价值体系与科学体系在结构上有一些类似的地方。根据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的说法，科学体系是由“硬核”和“保护带”构成的。硬核是一个科学体系得以确立的核心理论，如经典力学中的牛顿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而保护带是建立在核心理论基础上的其他理论。[58]从结构上看，核心价值体系与科学体系一样具有内核、层次和边沿。在价值体系中，居核心位置的就是核心价值观，它的层次由里到外分为经济价值观、政治价值观、社会价值观等，边沿是最基本的文化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内核，位于最里面的第一个圆圈，它由里向外扩散，占据着核心的地位，约束着外围价值观，为外围的价值观念提供方向和根据，维护价值体系的稳定和统一。经济价值观、政治价值观、文化价值观、社会价值观受制于核心价值观。文化价值观位于最外围，它包括一些具体的价值意识。在这个体系中，核心价值观最稳固、最持久，也最具渗透性，它通过融合、引导、规范等作用来影响、支配其他层次的价值观。而位于其他层次中的价值观也以不同的方式体现着核心价值观。
实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内核的价值观引导，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其他层次中的价值观，在对各种价值取向进行比较的基础上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家园寻找一条融入社会主流价值的道路。就是通过政策导向、舆论引导、情感认同、信念引导和践行强化等机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辐射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最终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使之保留传统价值观中的合理因素，吸收核心价值观成分，提升自身的价值观，使其价值目标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达成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在此过程中，核心价值观不断改变并辐射边沿价值观，边沿价值观也给核心价值观一定的影响，使其内容更加丰富。
4.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冲突与引导
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冲突是在我国加速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时期，伴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在思想观念层面所产生问题的统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可以说兼具了农村社会的传统伦理价值观和改革开放后深受西方影响的大众文化价值观，直接表现为新生代农民工在旧有的价值观和新感受到的价值观碰撞中形成的矛盾冲突心理，如“经济人”与“道德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社会人”与“个体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等。这些价值冲突所具有的工具性取向和目的性，以及它们指向的后果，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市民化中价值观形成与发展的伴生物。价值观产生冲突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从宏观看，主要表现为市场经济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西方文化价值观、计划经济价值观的冲突；从微观看，主要表现为功利性与非功利性价值观、个体与集体价值观、社会主导与非主导价值观、目的性与手段性价值观、解释性与操作性价值观等的冲突。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冲突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是与一定利益关系、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相联系的。而利益关系的调整、文化传统的变迁以及社会制度的更替往往需要在社会转型中才能完成，这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冲突的消解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引导是指通过制度变革和组织引导，使新生代农民工自觉摒弃他们价值观中的负面因素，重新铸就一种新的文化性格，从而加速他们自身的市民化进程。正确认识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冲突的直接表现，因类施教，因势利导，避免价值观冲突的负功能和消极意义，发挥其正功能和积极意义，对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具有重要意义。
四 研究框架与基本内容
（一）研究框架
要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问题，首先必须了解农民工市民化的演变过程及其必然性，研判其具体进程。其次必须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总体状况，透视价值观形成的制度因素、环境因素、主体因素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为支撑，搭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引导框架。从主体、环境禀赋、制度层面等方面入手，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健全社会支持体系、实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内核的价值观引导等具体措施增强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市民化的外部和内在能力，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加快实现市民化。基于以上分析，本书从六个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引导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框架如图1-1所示。
图1-1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问题研究框架
（二）基本内容
基本内容包括绪论和五个章节。绪论主要说明本书的选题意义、研究现状、概念辨析、整体框架、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第一章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价值观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二章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演变过程进行回顾，并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必然性。第三章从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价值观、政治价值观、社会价值观、文化价值观现状进行总体考察，归纳出主要特征。第四章从制度、环境、主体等因素方面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现状的成因。第五章阐述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引导目标、引导条件、引导主体及路径，并从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内核的价值观引导等方面具体论述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引导策略。
五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一）研究方法
1.文献搜集与理论分析
文献搜集主要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而理论分析则做出“应该是什么”的价值判断，有利于揭示事物的本质和内涵。本文采用文献搜集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一是通过文献搜集，进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历史研究，形成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科学认识和判断。二是通过理论分析，深层次掌握有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问题的理论材料，有助于打破传统思维，有深度有依据地聚集核心论题。
2.田野调查与深度调研
田野调查与深度调研是本书获取第一手资料的主要工具，也是本书理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价值观问题的经验佐证。
笔者因为工作关系，2006年开始接触农民工这个群体。2007年笔者参与组织了在福州召开的全国进城务工青年工作推进会。2009年开始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展开较有规模的调研。主要有以下步骤：一是长期调研与短期调研相结合。根据需要，笔者平时保持与各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交往，有一些如聊天、下棋之类的互动。另外，为保证调查的有效性和连续性，笔者利用节假日深入新生代农民工集聚组织，组建新新人类QQ群与百名新生代农民工保持经常性联系，进行深入交谈，了解其思想脉络。二是整体调研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整体调研主要是在调查对象所在地停留较长时间进行全方位的调研。笔者于2010年在福州五城区开展了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问题调研。共发放1000份调查问卷，做了50场以上的访谈。基于新生代农民工样本庞大、流动性大的现实，全部采取这种调研方式获取资料的成本与时间难以承受，因此本书还借鉴前辈们已经取得的调查数据以及权威媒体的网络资料，以期获得理论研究的源泉和灵感。另外，在本书撰写过程中，笔者还经常带着问题到新生代农民工中去，通过“个案研究”方式，解析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方式和价值取向。
3.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
本书在田野调查与深度调研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和分析，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问题进行了连贯与流畅的描述与解释，掌握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现状，并将其置于不断变迁的社会环境中去发现更多的规律性成果。据此，笔者在福州乃至全国各地深度访谈新生代农民工、市民、企业主达50多人次，从与各个层面群体的交流中掌握第一手资料。
（二）主要创新
1.本书将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问题置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这一学界较少研究的视角进行专题探讨，突破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的视野与深度
目前对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的解读一般围绕着他们与第一代农民工的代际分化，侧重于从社会身份的制度视角得出模糊与游离的价值观定位。而缺乏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具体实践来探讨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问题的系统性专题研究。本书把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问题置于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践的宏大背景下，运用多种研究方法，从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辅相成的论证中提出系统分析框架，并在实证调查基础上全方位描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现状，概括出其矛盾多样性、潜在冲突性、过程可塑性等主要特征，并从发挥新生代农民工主体性的视角提出了引导对策。
2.本书主张以人为本，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全面发展的角度来讨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引导，改变了以往对新生代农民工偏重教育、帮扶的思路，具有现实可操作性
本书提供了一个包括引导目标、引导条件、引导原则、引导主体及路径、引导策略在内的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引导体系。提出要发挥政府、社区、企业、大众传媒、工会、共青团、农民工NGO组织等的作用，从政策维权、组织赋权、文化增权等方面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的“地缘”“业缘”“人缘”和“事缘”，激发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性，提升其市民化能力，构建“制度层面—环境禀赋—主体素质”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价值观引导的实践框架。这既符合当前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要求，又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半市民化”生存状态下的价值观引导的努力方向，具有明显的可操作性。
3.本书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内核的价值观引导的合理性、可行性以及实践路径进行了详尽论证，着眼于对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教育的理论升华，有助于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丰富和创新提供可资借鉴的案例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问题是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而存在的。如何应对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破”与“立”的冲突，如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辐射来聚合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性与宽容性，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本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进行多元审视，提出要构建“价值观认知的内化—价值观功能的融入—价值观失范的监测”的价值观引导实践框架，通过舆论引导机制、情感认同机制，实现价值观教育的内化；通过信念引导机制、践行强化机制，实现价值观教育的功能提升；通过正确的分析预测机制、疏通引导机制，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底线意识。这有助于为我国深化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提供可资借鉴的鲜活案例。
（三）研究难点
一是从时间维度上，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问题既是现实问题，需要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又涉及个体行为选择，需要对个体行为形成的原因和条件进行考察和反思，涉及面广，涉及多学科研究。笔者的研究视野及学术水平有限，对这一问题的整体驾驭难以周全。二是从空间维度上，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问题既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又受他们职业转变、地域转移、生存现状转变等方面的影响，呈现出多元矛盾性。而价值观是一个十分抽象的东西，如何把握具体的标准，并评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价值观的主要特征，牵涉面广，综合性强，限于笔者的知识面和理论基础，研究中会有一定的偏差。三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问题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广阔的课题，涉及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人口学等多种学科，研究中难以周全，特别是行文中如何才能做到自成体系，符合学科的要求，是笔者遇到的另一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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