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为现代中国寻求立国之道
辛亥以后民国精英努力推动国家在以下两个面向上取得进展：一是清朝灭亡后留下的政治空间，亟须在国家层面上的政体建构；二是需要以民族国家的身份在国际上获得列强的承认，并在外交上摆脱不平等条约束缚，争取国家完整之主权，成为国际社会平等一员。考察民初留英学人如何对这种挑战作出回应，以及他们的回应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同时代人，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这一群留英学人最大的思想贡献是，从辛亥直到后五四时期，他们从改革内政和进入国际体系的角度为中国提出了一个现代国家发展的现实主义思想规划。这个规划与他们的留英前辈对西力东渐以后巨大变局下的中国民族命运及国家发展方向的思考是一脉相承的。
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发生在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为后盾把中国强行纳入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80]作为走出国门的第一代知识分子，留英学人大力倡导向西方学习，改革内政，以工商立国，建设富强国家；同时呼吁了解外情，研究外交政策，以积极的态度应对西方的挑衅。1874年，王韬仿效英《泰晤士报》创办《循环日报》，亲任主笔，撰写社论，内容多为抨击清廷的官僚主义，呼吁改革内政，传播西学等。正是这些著名的政论确立了王韬改革思想家的地位。王韬属于柯文所言的近代中国第一批“沿海知识分子”[81]，在其思想意识中，已经认识到西方的工业化及其东渐是“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中国的应对之道只能是“尽用泰西之法”，包括科学教育、法律改革、代议制、近代报刊等，他相信走这条道路，不到百年中国即可实现现代化。[82]王韬的变革观中还包含了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看法，他一面倡导“西法”、“西学”，一面也为国人争利权，如提出取消“治外法权”，由政府保护侨商等，设法为中国取得应有的国际地位。这说明，在王韬的变革思想中，“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这一对共生关系已经形成。[83]
郭嵩焘在担任驻英、法公使（1876～1879）时，以沿途见闻和经历记入日记《使西纪程》，盛赞西洋立国，除了宏伟的物质文明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外，背后的政制、法律、学术的发达才是富强的原动力。同时，在外交实践中，他也已经洞悉列强争胜下的国际秩序，大致靠经济上的自由贸易与政治上的霸权均衡来维持；他更知道，列国争胜的局面已不可能改变，面临列强与通商的新世界，中国必须在新格局中求生存、求自强。[84]
在戊戌一代学人当中，严复最为了解英国文化，因为其留学经历，他的改革思想的资源主要取自英国古典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想家，比如斯宾塞、亚当斯密、约翰穆勒等。从这些英国思想家的著述中，严复发现西方社会的个体“浮士德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并且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科学学术的训练、民族主义的教育等方法，被有序地引导到现代国家的集体目标上，从而实现了国家富强。[85]因此，严复对中国内政的改革主张，力倡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用渐进的方法使中国走向国家富强。严复的富强观对清末民初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影响巨大。民国以后，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严复愈加留心国际局势，在洞察世界格局的均势平衡已遭到破坏而两极化的世界格局初见端倪之后，他果断提出中国不应继续保持中立，而应乘势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以为战后提升国家的国际地位及保障国家的安全和发展。[86]
与清末一样，民初在政体问题和建国构想上的最重要意见，亦来自留英学人。论者指出，从英国学成归国的章士钊对民初政治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政体设计上，“其有关国会‘院制’设计、政党与政党内阁建设、‘通立法行政之邮’、政治宽容的制度规范等贯穿了西方近代政制思想内在逻辑的主张，以及他所界定的诸如‘共和’、‘民主’、‘内阁’、‘政党’及‘革命党’等政治概念，对辛亥前后亟于建设现代国家却时常感到无所适从的国人，作了良好的思想启蒙。其担任主笔的《甲寅》杂志，成为民初重要的宣传民主共和思想的舆论阵地；而章本人，也受到众多国人追捧，被视为民初言论界之‘宗盟’”。[87]我们同样看到，在《太平洋》杂志上的留英学人基本上接续了《甲寅》的改革政治的思路。陈子展说：“稍后一点，李剑农、杨端六、周览（鲠生）诸人在《太平洋》杂志里做的文章都还如此。”[88]
上面对前辈留英学人探索立国之道的历程作了简要回顾，有助于理解本书所考察的民初留英学人的特点。论者曾指出近代留英学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学术而轻政治”。[89]如果这里的“政治”指的是政治行动，那么这个概括是符合实际的。孙中山曾批评留英学生说：“他们多半误解，以为英国人民不管政治。因为受了这种影响，在留学期间或者回国以后，也就以为参预政治是不必要的。”[90]但如果从政论角度看，从王韬、严复到章士钊，留英学人在政治思想上的持续贡献和作用确实不可替代。任剑涛也指出：“就留学英国的精英人物来讲，对于中国建国的思路，实在是具有绵延长久、影响深远的特点。”[91]
论者指出：“留学生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其留学背景。”[92]换句话说，留学生在现代中国的角色呈现与其留学背景是有着深层的思想关联的。英国是世界近代化的先驱，是西方议会民主制的策源地，从19世纪中期开始，英国出现了从国家层面的议会制度、两党制、内阁制到地方政府的全面的“改革时代”。在社会精神方面，英国人崇尚保守，各种政治党派政策中和政治思潮中洋溢着浓重的和平渐进的、以功利主义为价值取向的改良精神。这样的政治社会背景无疑对前来求学的中国学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此外，彼时英国大学涌现出一批著名的政治学家和宪法学家，如斯宾塞、戴雪、白芝浩、哈蒲浩、蒲徕士等，他们对英国宪政的理论阐释及思想方法，也深深地影响了留英学子。目前已知，19世纪英国著名思想家斯宾塞、约翰·穆勒等人的学说对严复的思想影响最大，而一些不甚知名的英国近代学者，如剑桥大学近代史钦定讲座教授约翰·西莱，对严复的政论也有较深的影响。[93]章士钊、李剑农等学人在政治、宪法学说方面的思想资源远多于严复，他们的政论涉猎范围不仅包括英国本土学者的学说，还包括欧陆和美国政治学者的学说。之所以如此，除了留学时代不同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严复以海军生的身份进入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属于一种专门教育，其涉猎政治学和社会学，基本是自学成才，而不是专门训练。[94]
因此可以说，章士钊及其后的留英学人还有一个特点，与前辈留英学人比较，他们更娴熟于一种科学化的训练，更多地展示出学院派的行事风格。[95]章士钊任《甲寅》杂志主编时对学院派的文章尤其欢迎，曾向读者介绍杨端六说：“作者方留英，精研政学，是篇随意参考之作、亦大可为吾人进学益智之资，固不仅以远道寄来，为一杂志光宠已也。”[96]吴稚晖曾经在日报上介绍新近从英国回国的李剑农，说：“兹有李君剑农者留欧数载精研政法各学，归国后雅不愿插足政界，思本所学以供输于国家。”[97]本书所考察的人物，是在英国接受了正式的大学或者研究院的教育和学术训练以后，立志以所学报效国家的这群人，他们或以任职大学，或加入科研机构作为后盾，通过报刊发言，走上了“文人论政”[98]的道路。
留英学人探索立国之道的眼光绝不是内向的，他们同前辈学人一样，关注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国际空间。五四时期中国所处的“国际空间”，如学者所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可谓积贫积弱的中国脱胎换骨的天赐良机。一是大战爆发，使欧洲列强无暇他顾，给身居边缘及不完全独立的中国，在外交上提供了回旋的余地；二是国际主义兴起，尤其是美国威尔逊总统提出的民族自决、公平外交的“十四点”和平计划以及公理战胜强权等观点，给中国争取打破枷锁、走向国际社会，提供了法理依据。[99]
留英学人及时表达了这一诉求。上文提及已是暮年的严复仍关注时势，撰文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意义重大，“时机一失，不可复追者也”。[100]“故吾人当此千年仅有之时机，中国出死求生之运会”。[101]强烈的思想主动性和对外部世界的参与意识已经是呼之欲出了。章士钊在《民立报》时便已有意设立“国外大事”栏目以研究外情，他说：“政体改革，吾民不可以无世界智识，欲富世界智识，不可不知世界情事，故本报自四月一日起，增加国外大事。”[102]在《甲寅》杂志上，章士钊发表“调和立国论”，仅是对国内政局的衡量和立论，杨端六对此不满足，他在议论日本学者的外交政策研究时指出：“彼盖深明世界大局而能发言论为一国之指针者也。”他希望中国学人也能够在外情上做扎实的研究，以供政府参考，他说：“返观我国，蚩蚩者氓，固方酣歌恒舞享燕雀之乐，有心国事者，则发为激论，几欲执干戈以灭此而朝食。鼓舞民气振起国魂，亦未必非救危之一策。吾人决无反对之理，但空言既非可以奏效，盲动更非所以图功，不明世界大势而欲立国于今日难矣。”[103]
李剑农主编的《太平洋》杂志第1期发表了时在伦敦游学的汪精卫信函，信中说：“数十年来，中国所以不亡，初非有自存之道，列强维持均势，实使之然，此人人所知者，然此欧战以前则然耳。欧战以后列强形势既有所变动，于是对于中国之均势亦不能不有所变动，而数十年来藉以苟存之条件，几于不可复得。中国乃无日不陷于息息忧亡之境，或者谓均势之变动，其原因在于列强，而不在于中国，中国既不能有所左右，则亦何容心者？吾则以为中国而坐以待亡则已，不然，则不可不穷列强现在之形势，与将来之变化，而审吾国之所以自处者。人恒有言：弱国无外交。夫强国或可以无外交，弱国则必不可以无外交，自暴自弃，即所以自亡也。而当今之时，欲穷列强现在之形势，与将来之变化，而审吾国之所以自处者，留学于外之诸君子，不可不任其责，意者撰述诸君子，当亦深念及此，而有以诏我国人乎，是尤不佞所日夜望之者也。”[104]汪精卫鼓励留英学子研究国际政治和外交政策，为争取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贡献绵薄之力。李剑农完全同意汪氏的观点，同样表示对于外交应抱以孜孜以求的决心，说：“今辱惠书，曲赐诱导，同人虽凡驽，自当奋志，求副海内之望”，又说：“吾国所处地位，已在祸福莫测之间，党群间倾轧不容之风，犹复时有所闻。盖能捐弃私利，平心静气，以穷列强现在之形势，与将来之变化，而审吾国之所以自处者，实不可多睹其人也。先生不以同人等为不肖，以是督促，同人等自当相互振扬，以尽其所能任。”[105]
从上述留英学人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他们也意识到，中国自身羸弱不堪，内政紊乱，“成立了一个括弧内的‘民国’”（瞿秋白语），在以欧洲国家为主宰的全球民族国家体系中，居于边缘地位，还不具备成为日益扩张中的国际社会的合格成员。[106]但这些事实，并不能妨碍他们强调“不明世界大势而欲立国于今日难矣”，坚定地主张中国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机，一方面整理内政，一方面加强研究内外情势，采取积极主动的外交措施，参与国际事务，追求平等的国际地位。
在形式上，留英学人从一开始就在自己的刊物上开辟了当时国内报刊上少见的“海外大事评林”，作为关注和评骘世界事务的一个窗口。罗家伦曾比较了几十份刊物，由衷地赞美《太平洋》杂志中的海外大事评论是很难得的。[107]后来他们又专门组织“万国联盟专号”，联络各方学者共同讨论国际联盟的问题。还有其他不少外交事件的评论文章，都使《太平洋》杂志与外部世界和思潮紧密联系起来。从这些讨论中，可获知他们对中国外交行动的主张，已经勇敢地迈出干预和卷入世界事务的第一步，如提出“参战论”和“修约论”，然后是“调和英美之国交”、“亲俄外交”等一系列的积极主动的外交策略。可以说，正是这种学人意识，加上当时北京政府的主动外交的行动，成就了后世学者所赞誉的“北洋外交”，是“以难以置信的弱国地位，而赢得令人瞩目的成就”。[108]徐国琦也指出：广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1911～1919）是中国民族国家建构和迈向国际化的重要阶段，具体地说，“在近代史上，中国从没有像这个阶段那样，通过动员公共舆论、社会和思想资源，来引导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方向，及寻求民族认同；近代中国也从没有像这个阶段那样，显示出对世界事务的极大兴趣，并采取主动的新政策，革新国家，预备进入世界舞台”。[109]
综上所述，民初留英学人的政治思想里面有两个面向，一个是内向的政体改革规划，从关注中央层面的内阁制、国会等，到呼吁地方层面的改革，研究地方制度，推动联省自治运动；另一个是外向的走向世界的规划，在外交上摆脱不平等条约束缚，争取国家完整之主权，成为国际社会平等一员。这两个面向的追求，既是民初留英学人的思想世界的动力，也是晚清以降的留英学人为现代中国寻找立国之道的一贯追求。由于时代的不同，后一辈的留英学人的规划在理论和实践上，更具有现实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