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中华民国的“爱丁堡评论”
上面几节对《甲寅》杂志和《太平洋》杂志的作者群体做了比较，已经明确留英学人事实上在《甲寅》杂志上开始聚集，到《太平洋》杂志时期已经形成同仁的圈子。下面将从他们思想特点的角度继续阐述二者的联系。
一 英国同仁杂志的中国反响
1917年，曾经游学英法的吴稚晖在《太平洋》上叙述19世纪英国同仁杂志的兴起，他说：
杂志与日刊，皆为近世文学界之新产物。最早之杂志刊于1731，厥《名都人士杂志》（Gentlemen’s Magazine）。嗣是而定期出版，旋即停刊者，亘十八纪之后期，不胜悉数。至1802，而《蔼丁堡杂志》（The Edinburgh Review）发刊，杂志在言论界始放一大光明，至今尚有杂志界大王之号。当时有柏乐罕之政谈，有乔佛来之文学。发挥民党（Whigs）宗旨，论辩锐利无当。殆1825，有名之大文豪麦柯来，亦加入而为特约之投稿人。一时脍炙人口之著作，传诵于麦氏文集者，直至于今。最近时代，足与《蔼丁堡杂志》抗手者，则有1866发刊之《论世杂志》（Contemporary Review）、1877发刊之《十九纪杂志》（The Nineteenth Century）。论世杂志之著名记者诺来斯（Knowles），甚有延名流之能力，当时发稿之人，如大政治家格兰斯敦、大文豪勒斯庚、大诗人邓尼孙，大著作家赫胥黎、穆雷等，皆被诺氏所招致。其后与社长史倬罕有违言，史氏自兼《论世杂志》编辑主任，而诺氏即另创《十九纪杂志》。第一期发刊词，邓尼孙为作短歌，其歌在邓氏诗集中，为有数名作，复约格兰斯敦、赫胥黎诸氏常常投稿，其宗旨专以不偏不倚之议论，解决公众利益之大问题，各著名字于所为之文，以负其责。故今日英国图书馆之杂志室，常以《蔼丁堡杂志》、《论世杂志》、《十九纪杂志》同列一桌，视为一时言论界得失之林。[100]
吴稚晖这段文字可谓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于英国同仁杂志及其特点较为全面的认识。吴稚晖将维新时期康、梁较早创办的《强学报》和《时务报》视为中国最初的杂志，犹如英国的最早杂志《名都人士杂志》。因为19世纪中国新闻事业并不发达，当时“报”与“刊”尚未有明显分工，吴稚晖将《强学报》、《时务报》视为政论杂志亦无不可。而1731年出版的Gentlemen’s Magazine（今一般译为《绅士杂志》），确实是英国人最早的杂志。该刊内容包含小品、诗、论文和其他各式各样体裁的文章，可说是包罗万象，应有尽有，与杂志一词的本意名词相符。[101]但18世纪英国的杂志最初的作用在于介绍和评论（reviewing）新出版的文学类和学术类书籍，使读者非常经济又及时地了解到最新的文艺思想和各个学科领域的学术进展，这类著名的杂志有1749年问世的Monthly Review（笔者译为《评论月刊》）、1756年出版的Critical Review（笔者译为《批评杂志》）等。[102]1802年问世的《爱丁堡评论》（The Edinburgh Review）杂志，如吴稚晖说的“在言论界始放一大光明”。
考察《爱丁堡评论》超越之前的评论杂志的原因：一是它精心订立编辑方针，以所信奉的核心理念，作为编辑和刊登文章的指针，不受商业利益的驱动；虽是季刊，《爱丁堡评论》第一期就只刊登29篇评论，不到其他月刊杂志的一半，却因为它的精挑细选和独立的批判性观点，而大受欢迎。而且杂志还设立了编读互动的栏目，读者可以向作者发去批评信，反驳具体的观点，而编辑和作者则耐心地回答他们的质问，从而维持着广泛的通信联系。[103]二是采取同仁杂志的形式，刊物的核心成员是若干志同道合的年轻知识分子，上引吴稚晖即提到了其中乔佛来（Francis Jeffrey）和柏乐罕（Henry Brougham）两位主笔，其他著名的评论家包括Horner，Sydney Smith，J.A. Murray，Thomas Brown，他们都曾是大学文学社团的成员，创办杂志前经常就科学调查、法律改革、书籍评论等问题进行讨论，并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文学倾向，如全力支持辉格党，并反对湖畔派诗人的浪漫主义观点。[104]三是杂志的内容发生极大转变，18世纪的杂志大量篇幅是用于摘抄书籍内容而不作深度分析，一小部分版面处理时事、政策方面的讨论，诸如历史学家麦考莱（Macaulay）的长篇原创性政论文是不可能在此类杂志上出现的。[105]《爱丁堡评论》采取文学与政治两条腿走路，既在重大问题上形成政治舆论，又通过评论和筛选新书并确定文学典范。[106]因此，《爱丁堡评论》自创刊以后，就迅速取得“公共舆论之王”的称号，如论者指出的，“它使辉格主义的观点更受大众欢迎，它向社会陋习挑战，它满足了公众期盼启蒙和道德指引的需要，最重要的是，它帮助读者养成对他们自己观点的尊重，易言之，在大众中间培养起公共舆论的观念”。[107]
1809年创刊的《评论季刊》（The Quarterly Review）是以《爱丁堡评论》的反对者面目出现的，其第一任主编是William Gifford，在政治和外交事务上则全力支持托利党的自由保守主义政策。[108]1823年，代表当时英国第三种文化倾向边沁主义的《威斯敏斯特评论》（The Westminster Review）诞生了，创办者就是英国功利主义之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在政治立场上他自称是中产阶级中激进派和改革派的代言人，赞成把最大幸福原则运用于英国政治、法律和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109]
这三份同仁杂志在19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英国公共舆论界三足鼎立，同仁杂志及其所团结的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各拥护大致相同的原则和信念，利用这些能够表达其独立观点的“论坛”，塑造公众舆论。可以说，正是这些杂志帮助英国新一代中产阶级读者形成了共同的意识形态、政治及审美上的偏好，并强有力地刺激了19世纪英国激进的社会、司法和选举等改革思潮。[110]有学者称之为19世纪英国的“评论季刊现象”，但到40年代初期，这种以政治和文学结合的评论季刊的社会政治影响力已经风光不再，因为随着时效性更强的自由报纸逐渐占据舆论中心，季刊的政治作用日渐式微。[111]
19世纪中叶以后，英国报纸取得了所谓的新闻自由权，其标志性事件，是《泰晤士报》在1834年12月26日发表的一篇措辞严厉的声明，宣布从此不再接受政府预先公布的任何信息，因为这与“本报的尊严和独立”相违背，而且首次态度严正地向公众表明“本报自己收集的信息更为快捷和可靠”。[112]《泰晤士报》的独立性，使人们相信这类报纸提供的意见真实性较政府或党派机关报强，进而可以反映真实的舆论，帮助他们进行准确的判断。有人甚至断言：“英国人民靠阅读《泰晤士报》参加对自己国家的管理。”[113]它巨大的发行量，使其在政府、同仁及读者群体中拥有极高的声望，被称作“欧洲的首要日报，而且也许是世界最大的当代舆论的工具”。[114]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泰晤士报》因其权威性、影响力和独立性为英国报刊赢得了“第四等级”的称誉，主编约翰·德兰（John Thadeus Delane）于1952年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两篇关于报刊功用和记者职责的文章被公认为是关于报刊独立地位的经典性认识。[115]
尽管报纸在19世纪中期已经成长为英国社会的舆论机关，但报纸和杂志毕竟不同，杂志的作用仍不能忽视。朱东润在英国留学期间曾用“朱世溱”的笔名为上海的《申报》编译《欧西报业史》，其中一章即论报纸和杂志的区别，他指出：“取报章与杂志较其材料，则报章所重在于新闻，以消息灵通纪载正确为事；若在杂志，则于新闻多略之而不载，即载之亦必原始要终，详述其本末而研究其得失，非如报章之编比罗列，苟然而已也。若自言论一部论之，则日报性质在能发布舆论，务取民意所向而阐明之，在杂志则不然，凡国民所不知者则教诲之、指导之，无形之中，国民为其学说所中，不期然而主张其议论，故其事成为造成舆论而负有国民导师之任矣。”[116]而就影响力而言，日报出版周期非常短促，而杂志的出版周期较长，“夫时促则鲁莽灭裂之病在所不免，时豫则思虑周详而后出之，必然之理也。且有识之学者，妙思之作家，其文必不屑以载之日报，……而杂志之中其文多出学者作家，崇论鸿议，磅礴一时，所以能收教育国民之效者”。[117]所以，同样是制造舆论的机关，日报能够直接反映舆论，杂志不一定是舆论所在，但对读者的影响却是持久且深刻的，“故日报者，号为舆论之表面，杂志者，实为舆论之里。一隐一现，两者势力，有攸分矣”。[118]
实际上，上述三份同仁评论杂志依然发挥着重要的舆论作用，直到20世纪初，仍如吴稚晖所言是“一时言论界得失之林”。而且从19世纪60年代起，英国的杂志界的声望似乎又复兴了，出现了几份影响力甚大的周刊、月刊形式的评论杂志。在月刊方面，即如吴稚晖提到的两份杂志：1866年发刊的《论世杂志》（Contemporary Review）和1877年发刊的《十九纪杂志》（The Nineteenth Century）。
同时，19世纪下半期，周刊介于日报和月刊或季刊杂志之间，其舆论影响力也在逐渐增强。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观察家》（The Spectator）周刊。《观察家》本是一份18世纪初即已诞生的日刊报纸，朱东润介绍说：“各国中读英国杂志者，好称司佩铁特（Spectator），以义释之，犹云旁观报也。初出现于1710年，当时文豪艾狄生主之颇为一时传诵。”[119]哈贝马斯曾将艾狄生参与主撰的《闲话报》（Tatler）、《观察家》（The Spectator）、《监督者》（Guardian）等报刊视为18世纪英国社会公共领域结构转型的重要机制之一。[120]该报于1714年年底停刊，但其轻松的谈话形式的散文，在当时的阅读大众中产生了深刻影响。1828年，同名的《观察家》周刊诞生，以激烈支持英国议会改革法案（Reform Act，1832）著称。1861年以后，该周刊又由大记者Meredith Townsend和神学家Richard holt Hutton共同出资购买，朱东润将此二人名译为“汤山”和“赫敦”，指出“汤氏主政治事，赫氏主文学事，于宗教方面一方面尤所偏至，此之论者至谓斯报之于神学德学实为英国学者大师，与其于政治上社会上所占之位置同也”。[121]《观察家》杂志在19世纪后半期对英国政府的内外政策持续不断地批评，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由此可见，19世纪的英国报刊已将两种传统发展至成熟：一种是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的传统，一种是独立政论（Political Review）的传统。前者以《泰晤士报》等报纸为代表，后者以《爱丁堡评论》等同仁杂志为代表。晚清的留英学人对于这两种报刊传统，均有所引介；而民国以后，国人渐渐区分出报纸和杂志的功能，对于同仁杂志的呼唤才愈加热切，如吴稚晖就将维新派的《强学报》、《时务报》都列为杂志，他说：“我国杂志萌芽于康长素之《强学报》，而梁任公之《时务报》继之，椎轮大辂，斯其英国《名都人士杂志》之时代欤。后数年而定期出版，旋即停刊者，亦以二三十数，至今记忆于吾人脑影中者，以所谓《新民丛报》者，所谓《民报》者，所谓《甲寅》者称最。”[122]下面就英国报刊的自由主义传统在留英学人中的反响再详加论述。
二 留英学人自由主义政论传统的形成
晚清国人对英国报刊多有了解，尤其对《泰晤士报》更是推崇备至，在王韬、康有为、严复、英敛之等人的论述中，时常可以见到对该报的赞美之词，并在实际办报过程中，将《泰晤士报》作为标杆，对其经营理念、体制规划等方面进行学习及借鉴。[123]
较早体验到英伦报刊自由主义传统，并躬身实践作政论文章的当自清季的王韬开始。1874年（同治十二年）2月4日，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推崇《泰晤士报》“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的公共舆论的立场，首开华人论政的政论报纸的先河。[124]尤其是他关心晚清中国的政局和国家的前途，促进中国富强的强烈愿望，遂在每日头版上亲自作“论说一篇”，“取西制之合于我者，讽清廷以改革”。[125]其中，他所撰写的《变法》、《变法自强》、《重民》等政论文都是传诵一时的名篇。对于英国报刊主持政论的主笔的舆论地位，他说：“西国之为日报主笔者，必精其选，非绝伦超群者，不得预其列。今日云蒸霞蔚，持论蜂起，无一不为庶人之清议。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如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126]
王韬这一从英国取经而来的报章政论思想对后来的维新派政论家的影响颇巨。甲午战争后在救亡图存的危机意识刺激下，士人创办报刊，发表要求变法图强的意见，渐成风潮。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曾为留英学子的严复，他接连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数篇政论文，猛烈抨击君主专制政体，宣传民权思想，鼓吹变法自强，提出了一整套政治改良主张，在当时思想界产生很大影响。1897年，严复又与王修植、夏曾祐等自筹创《国闻报》，也提议“略依英国《泰晤士报》之例”作为办报的态度，并宣言“国不自私其治，则取各国之政教为一国之政教，而吾之国强”。[127]这种思想取向不能不说是承自王韬政论思想的思绪。
民国以后，留英的中国学生陆续归国，成为引入和实践英国自由主义报刊理念的生力军。章士钊在清末曾经作过《民报》式的革命政论，后留学日本、英国，接受西方正规学院式的法政教育之后，政治思想由激进转向温和。1910年前后他回国，在北京的《帝国日报》上开始了新的政论生涯。他通过介绍西方各派的政治学说和评论国内的政治改革问题，密切关注晚清的立宪运动。民国建立后，章士钊又出任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的主笔，秉持独立论政的原则，发表言论，评论共和国政事。1912年9月，他自己创办《独立周报》，公开声称是以英伦艾迪生主办的著名周报《司佩铁特》（Spectator）为榜样，并每以艾迪生自况，秉持一贯不偏不倚的超然态度，从学理上谈中国的政治问题。
1914年在反袁斗争中，他创办了月刊杂志《甲寅》，将“不偏不倚”、“不囿于党见”、“条陈时弊，朴实说理”[128]的英伦自由报章的宗旨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一系列政论报刊的问世，使章士钊成为清末民初十年间“政论文发达时期”当之无愧的政论大家。章士钊创立《甲寅》杂志时，开宗明义宣示其办刊的宗旨如下：
本志以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为主旨，欲下论断，先事考求，与曰主张，宁言商榷，既乏架空之论，尤为无偏党之怀，惟以己之心，证天下人之心，确见心同理同，即本以立说，故本志一面为社会写实，一面为社会陈情而已。[129]
在此宗旨影响下，《甲寅》杂志上的政论，多以法律为依据，以西方的形式逻辑为论证手段，论据充足，逻辑严密，使用的语言是古文和欧式中文的混合物，独具一格。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曾称赞说，章士钊是1905～1915年政论文章发达时期的代表作家，他的政论文有章炳麟的谨严与修饰，而没有他的古癖；条理可比梁启超，而没有他的堆砌；与严复最接近，但不用典故；有点倾向“欧化”的古文，使古文能够直接传达繁复的西方法政知识和思想。[130]罗家伦更是认为政论文学发展到《甲寅》那里，已经算是清末以来的政论文的集大成者了，他说：“政论的文章，到那个时候，趋于最完备的境界。即以文体而论，则其论调既无‘华夷文学’的自大心，又无‘策士文学’的浮泛气；而且文字的组织上又无形中受了西洋文法的影响，所以格外觉得精密。”[131]陈子展也指出：“迨章士钊的《独立周报》、《甲寅》杂志先后出世，时时和梁启超论难，和一般谈政治的人论难，还时时批评当时政治的现象，谨严的论政文，因之发展至于成熟了。”[132]可见民初的政论发展到《甲寅》阶段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并且在章士钊的影响下，产生了一个重要文派——“《甲寅》派”[133]，这一派的健将包括黄远庸、张东荪、高一涵、李大钊、李剑农等人，“都朝着这个趋向做去，大家不知不觉的造成一种修饰的、谨严的、逻辑的，有时不免掉书袋的政论文学”。[134]
常乃悳对《甲寅》派政论文在当时之影响的描述至为生动，他说：“《甲寅》也是谈政治的刊物，但是他的谈政治和当时一般的刊物不同，他是有一贯的主张，而且是理想的主张，而且是用严格的理性态度去鼓吹的。这种态度确是当时的一付救时良药。在当时举国人心沉溺于现实问题的时候，举国人心悲观烦闷到无以复加的时候，忽然有人拿新的理想来号召国民，使人豁然憬悟现实之外尚复别有天地，这就是《甲寅》对于当时的贡献。”[135]
但在袁世凯称帝以后，民初热闹一时的政论沉寂下来了，许多政论机关也烟消云散，《甲寅》1915年年底停刊。胡适描述说：“民国五年以后，国中几乎没有一个政论机关，也没有一个政论家；连那些日报上的时评也都退到纸角上去了，或者竟完全取消了。这种政论文字的忽然消失，我至今还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136]这实则是由于袁世凯的政治高压造成了政论家的无力感。
《甲寅》停刊时，陈独秀的《青年杂志》（即后来的《新青年》）已在上海树立起来了。但陈独秀为《青年杂志》定下的宗旨是：“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137]与原《甲寅》杂志在思想脉络上联系不大。故最初几期《青年杂志》的文章多为一些勉励青年的普通文字，并没有什么特色，不过因为其作者有不少是在《甲寅》上做过文章的人，《甲寅》式的通信又早已引起青年自由讨论的兴趣，因此《青年杂志》出版不久就得到人们的注意。[138]一位自称因《甲寅》停刊而感觉“饷源中绝，饥饿特甚”的读者写信给陈独秀说：“今幸大志出版，而前之爱读《甲寅》者，忽有久旱甘露之快感，谓大志实代《甲寅》而作。”[139]又一读者余元叡同样认为，《新青年》当为《甲寅》之后起者：“前秋桐先生之《甲寅》出版，仆尝购而读之，奉为圭臬，以为中华民国之言论界中首当为屈一指。不谓出仅十册，而秋桐先生遽以国事故，不克分身及此，仆当时为不欢者累月，然不料继《甲寅》而起者，乃有先生之《新青年》，仆于今岁始得而读之，乃知为《青年杂志》之改名。”[140]可见从读者的实际体验的角度言，《青年》杂志与《甲寅》杂志有一定关联。
但《甲寅》式的以政论解决政治问题的方式，也并不因《甲寅》停刊而不再尝试。实际上，《甲寅》在1915年10月停刊的同时，张东荪的《新中华》杂志即应运而生，他亦约集小部分《甲寅》成员如汪馥炎、李剑农、杨端六等继续讨论政治问题，尤其通过对联邦制、国体论等问题的讨论，与袁世凯的专制论、帝制论等针锋相对。张东荪为杂志立下如下宗旨：
同人等窃不自揣以为中国政治非根本改革无由救亡，又以国家组织不良则政治亦无由改善，特详究中国最适宜之制度并及政策，期与国人共相质证，不涉一党偏私之见，不为一时苟且之谋。[141]
这显示了张东荪、李剑农等人在继续着《甲寅》式政论救国的尝试。后来吴稚晖称赞李剑农等人：“年来足下数同志与章秋桐、张圣心（笔者按：张东荪）诸贤哲，始能综学而言政术。大志所刊，不惟论断翔允，几有纯粹谈学之倾向，所以治政学者固甚表欢迎，即望治非政学者亦极满意。此则非足下之所料也，故驰书报之。”[142]
可见，读者认为《新青年》与《甲寅》类似，多半基于它的主编陈独秀及一部分作者来自于《甲寅》，而不是因为办刊宗旨和政治主张这些方面的因素。前一位读者甚至完全赞同陈独秀为《新青年》定下的宗旨，要求《新青年》只要“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即可，“盖现政府之不可谏不足责久矣。乃必欲哓哓不已，不唯无益，徒买祸耳”。[143]而事实上，章士钊主持《甲寅》的意愿并非如此，就算因议政而“买祸”，他仍不改政论救国的初衷。《甲寅》最后一期登载了黄远庸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劝告章士钊在改良政治之前，发动一场如西欧那般的“文艺复兴”运动，说：“至根本救济，远意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综之，当使吾辈思潮如何能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而促其猛省。而其要义须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须以浅近文艺普遍四周。”但章士钊的回答却是：“提倡新文学，自是根本救济之法，然其必其国政治差良，其度不在水平线下，而后有社会之事可言。文艺其一端也，欧洲文事之兴，无不与政事并进。”[144]由这样两封通信可以看出当时的两条路：一条是发动所谓“文艺复兴”来解决中国政治问题，以新文学启蒙普罗大众；一条是继续走戊戌以来政论文字的老路，以为政治改良好了，其他如社会的、文艺的所有问题自然能够得到改善。
章士钊表示他仍然要走政论文字的老路，坚持政治是所有问题的根本，所以对于陈独秀等人的文学救国的路子，深不以为然。不过，他本人却又于1916年参与了反袁政治斗争，政论报刊的事业也就中断了，而前述张东荪的《新中华》接踵而上，但不到一年，仅出版6号，亦告停刊。及至1917年1月底，章士钊才又邀请李大钊、高一涵等人在北京创办《甲寅日刊》，以日刊的形式（后改为周刊），着重评论北京时政，“日刊一号，八开六版”，[145]虽为政治评论，但在文章风格上、效果上与前《甲寅》很不相同，且存在的时间比较短，张勋复辟事发时即停刊。但1917年3月《太平洋》于上海问世，标志着《甲寅》式的政论的重张旗鼓。
《太平洋》和《甲寅》杂志的“发刊宗旨”，在思想上同样脉络贯通。《甲寅》声言要从政治之根本精神着手，“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以学术的态度来讨论政治。李剑农创刊《太平洋》以后，即尊称章士钊为“吾邦论坛先导”[146]，并有意继续《甲寅》的政论传统，发布“本志宣告”，说明发刊的宗旨：
本志主旨，在考证学理，斟酌国情，以求真是真非；于财政经济各问题，尤多论列；不为何种政团张其党势，亦不自立门户，别成一新政团之机关。[147]
两份刊物同样声明自己不关心以派系之争为中心的所谓“时政”，而要从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的高度来为中国探寻出路。这些地方明显地表现着《太平洋》政论色彩与《甲寅》的传承关系。陈子展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同意胡适“《甲寅》派的政论文”的说法，并补充说：“稍后一点，李剑农、杨端六、周览（鲠生）诸人在《太平洋》杂志里做的文章都还如此。”[148]不仅文学史家如此认为，近代中国第一部留学史的作者舒新城也指出：“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文体注重理论，注重文法，在政论中，别开生面，且影响于当时以至于现在作者不少。章固留学生，其同派高一涵、李大钊、李剑农等也是留学生。”[149]
前引吴稚晖旅英、法多年，与章士钊、李剑农等留英学界素有交往，认为李剑农的《太平洋》与章士钊的《甲寅》杂志是有人事和思想上的联系的，而且他希望《甲寅》复刊以后，与《太平洋》一起，成为民国的英伦式自由主义评论报刊的两大重镇。他说：
惟《甲寅》短时后，即谋继续，比诸《论世杂志》，而公等今所发刊之《太平洋》杂志，以比《十九纪杂志》，庶行迹亦微有合。盖《太平洋》之记者，皆即《甲寅》一部有名之记者。虽其离《甲寅》而独立，止以《甲寅》继续有待，非与《十九纪杂志》记者之诺氏有违言，与《论世杂志》之社长者同。然《甲寅》主旨，可谓无所偏倚矣，而闻《太平洋》主事之诸公，尤愿陈述学理，于无所偏倚上严重注意。是未始无《十九纪杂志》出版时之特别意向也。故有《十九纪杂志》与《论世杂志》之分离。一时英国图书馆遂增一名刊。吾于《太平洋》之与《甲寅》亦云然。[150]
再从当时读者体验的角度看，《太平洋》所宣示的宗旨与《甲寅》也是一致的。有读者说：“自帝制发生以来，吾国之舆论销沉极矣。《甲寅》、《大中华》相继停刊，国人想望，与日俱殷。贵杂志产生，与《甲寅》取同一之态度，注重通讯一门。无愧为全国舆论代表，而所持论，尤极纯正，皆厘然有当于人心，后来居上，吾于贵杂志之前途，有无穷之望矣。”[151]李泰棻从李大钊处读了《太平洋》后，写信给李剑农说：“记者足下：往者秋桐先生，主撰《甲寅》，征引名著，朴实说理，发刊十期，仆尝百读不厌，至今都门发售，其志虽旧，价犹不减，社会欢迎，于兹可见。天祸吾华，袁氏叛国，秋桐襄赞机务。《甲寅》停刊，续出之议，迄未实行，求之不得，中心怅怅。顷于友人李守常处获读尊志，欣喜之余，尤深钦佩，盖《甲寅》不出，而能得一与《甲寅》主张相同之杂志，此则仆所欣喜者也。丁兹时会，人人醉心政界，尊志诸公，独能洁身在野，匡导国人，此则仆所钦佩者也。”[152]可见在时人眼中，后于《甲寅》一年半出版的《太平洋》，与《甲寅》在刊物宗旨、言论姿态和议论主题方面均有承续关系。
当然，最重要的是，留英学人对于自己创办的杂志，确实如吴稚晖评论的，有着效仿英伦同仁杂志的思想动因。李剑农曾说：“Edinburgh Review者，英月刊杂志中之价值甚高者也，其编辑主任Hanald Cox于前年十月揭一文于该志中，题曰《内阁政府》，痛论英内阁组织不适时宜之弊，并陈改革之方，仅及一载，竟尔实现。不期吾邦论坛中，今亦有此同一之主张，而为此主张者，又为吾邦论坛先导之章君秋桐，其平昔政论之价值，持与《蔼丁堡杂志》主纂柯克氏所为者相较量，亦复难于伯仲。”[153]李剑农对章士钊及其杂志的这番期许，正可说明以《爱丁堡评论》为代表的英伦自由主义评论传统已通过留英中国学人的引入和实践，成为民初知识分子创办同仁杂志的极为重要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