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周策纵先生在他的经典之作《五四运动史》中指出：“五四运动”是一个复杂现象，“它不是一个单纯不变，组织严密的运动，而是许多思想纷歧的活动汇合而成，可是其间并非没有主流”。^[1]这是一个符合历史事实的见解。对于“主流”，即《新青年》及其同仁的活动，学者已经再三致意，相关研究成果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也不为过。但是对五四时期的核心材料、领导性的社团的过度诠释也已经形成一些学者所诟病的无所不包的“五四运动史”历史叙述的架构。^[2]在这种架构下，对于其他“思想纷歧的活动”，迄今学者的研究虽然不少，但是整体上仍为《新青年》的强势话语所遮蔽。“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3]成为这种强势话语的重要概括，被认为是五四知识分子探索国家出路的一个最佳现代性方案。但问题是，对思想、伦理、道德问题的重视并非五四知识分子言论的全部内容，即使是在思想文化最为“活跃”的五四时期，依然存在着从政治法律、财政经济、社会问题以及国际政治与外交等方面来思考中国问题的思想言说。

本书则以民初留学英伦、五四前后归国的一个学人社群为对象，探索他们在二次革命失败到五四运动后的思想发展轨迹，一方面依据《甲寅》、《太平洋》等留英学人主持的同仁杂志，重建这一社群聚拢的历史过程，梳理其在内政改革与走向世界两个面向上的思想规划；一方面将留英学人的思想世界与“五四运动史”对话，希望能更丰富多元地理解五四时期的思想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