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党中央高度重视农业的生态化、绿色化和可持续发展，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和“美丽乡村”的重大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体系（下文简称“两型农业”）发展思路和目标，对于破解农业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具有划时代的积极意义。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农业发展由追求发展速度转向追求发展质量，人民对农产品的需求由产品的丰富多样化逐渐转向对绿色健康农产品的迫切需求。因此，未来农业发展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率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在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着力解决突出的资源环境问题，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构建“两型农业”发展模式是破解中国农业发展面临多重困境的必然选择。

本书共由八章组成，其中，第一章为绪论，第二章至第七章是全书的重点，第八章为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重点章节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如下。

第二章为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该章全面介绍了“两型农业”、技术效率、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两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等基本概念，并进行了对比分析，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梳理了支撑“两型农业”建设的生态文明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循环经济理论、低碳经济理论等理论基石，探讨了“两型农业”生产体系构建的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等经济学理论基础，并进一步综述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方法体系，最后详细阐述了本书的分析框架。

第三章为“两型农业”生产中资源与环境双重约束的定量评估。全面了解和掌握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资源利用和环境污染情况是对“两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研究的一个基本前提。本章首先对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资源利用情况进行简单统计性描述。然后重点测度了农业生产过程中由于不合理的农药和化肥的使用、畜禽粪便排放、农田废弃物处置以及耕作措施等对环境产生的水体污染（即农业面源污染）和大气污染（即农业碳排放），并深入分析了农业面源污染和农业碳排放的时序特征和区域特征。在此基础上，分别对农业面源污染和农业碳排放的脱钩效应进行了探讨。这将为后续实证研究打下基础。本章的主要观点为：（1）中国农业面源污染排放总量整体呈现稳步上升态势，而中国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强度则整体呈现下降态势；（2）中国农业面源污染排放总量在区域层面呈现“中高西低”的格局，而中国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强度在区域层面则呈现“西高东低”的格局；（3）考察期内中国农业碳排放总量呈现波动上升态势，而中国农业碳排放强度则呈现稳定下降态势；（4）中国农业碳排放总量在区域层面呈现“中高东低”的格局，而中国农业碳排放强度在区域层面则呈现“西高东低”的格局。

第四章为“两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评价。本书同时将农业面源污染和农业碳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指标纳入“两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投入和产出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本章首先利用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L生产率指数对“两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并通过与传统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对比分析，探讨了农业环境因素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一步，利用基于SBM距离函数的ML生产率指数对“两型农业”技术效率以及“两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总体特征、区域时空特征和省域时空特征进行了深入研究。本章的主要观点为：（1）不考虑环境约束时，可能会高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2）农业技术进步是推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力；（3）“两型农业”技术效率整体呈现波动下降趋势；（4）“两型农业”技术效率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四种状态；（5）整体来看，东中西部地区“两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两型农业”技术进步呈现增长态势，而“两型农业”技术效率呈现恶化态势；（6）东中西部地区“两型农业”SBM_ML指数的动态变化特征明显；（7）省域“两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四种增长模式。

第五章为考虑技术差距的“两型农业”技术效率及全要素生产率评价。由于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资源禀赋存在明显差异，因此位于不同地区的省份所处的生产前沿不同，所能达到的潜在最优生产技术也不可能相同。如果不考虑不同地区之间的技术差距，则最终的测度结果可能会出现偏误。鉴于此，本章充分考虑区域技术差距，基于GSBM模型和MSBM模型计算群组前沿和共同前沿下的中国各省份“两型农业”技术效率，在此基础上从管理和技术两个维度对中国各省份“两型农业”技术效率损失进行了深入分析。另外，本章利用MML生产率指数方法对中国各省份考虑技术差距的“两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并将其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指数、技术进步指数和技术缺口比率变化指数。进一步分别从全国视角、区域视角和省域视角对考虑技术差距的“两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进行了深入探讨。本章的主要观点为：（1）东中西部地区具有显著的技术异质性；（2）对于全国范围来说，“两型农业”技术效率损失同时来源于管理无效率和技术差距无效率，但是技术差距无效率所占比例略高于管理无效率；（3）从区域层面来看，东部地区各省份代表了全国潜在最优生产技术，东部地区的“两型农业”技术无效率完全由管理无效率导致。而中西部地区的“两型农业”技术无效率则同时来源于管理无效率与技术差距无效率；（4）考虑技术差距的全国“两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在“十一五”期间增长最快，而东中西部地区的“两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在各时期的增长则发生分异。

第六章为“两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区域差异及收敛分析。鉴于Dagum基尼系数的优良特性，本章采用 Dagum 基尼系数方法对中国“两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总体差异、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异以及“两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差异来源及其贡献率进行了测度。为进一步探究“两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区域差异随着时间推移的动态变化趋势，还对“两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进行了实证检验。本章的主要观点为：（1）考察期内中国“两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基尼系数以及东中西部地区的区域内基尼系数均总体呈现波动上升态势；（2）东中西部地区“两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间基尼系数整体呈现波动上升态势；（3）中国“两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以及超变密度；（4）考察期内无论是全国范围还是东中西部地区的“两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不存在σ收敛和绝对β收敛，却存在显著的条件β收敛。

第七章为“两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驱动机制分析。为探讨“两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驱动机制，本章通过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对“两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驱动因素进行多维度的实证检验，以期发现影响“两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内在机理。本章的主要观点为：（1）“两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较强的惯性，当期的增长情况依赖于前期的增长水平；（2）农业经济增长水平对“两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受灾率对“两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4）种植业结构对“两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但影响效应不显著；（5）城镇人口比重的增加，一方面，会扩大农产品需求，提升农产品价格，促进农民生产积极性，最终改善“两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也会增加城市生活垃圾的排放，扩大生活垃圾向农村地区转移的风险，从而破坏农村地区生态环境，影响农业生产。另外，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优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也是阻碍“两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不容忽视的因素。可见，这正反两种力量此消彼长，并综合作用于“两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6）工业化水平对“两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但影响效应不显著；（7）财政支农力度对“两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主要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我国财政支农效率低下，支出结构不合理。支农财政资金主要用于化肥、农药以及农业机械设备的购置和补贴，而忽视了从根本上制约“两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农业制度条件的完善；（8）农业信息化对“两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程度受到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制约，农村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农业信息化对“两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