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鬼小说”在明代的汇编与传播
明代“鬼小说”创作繁荣带来的第二个问题是作品的流布，即小说是以怎样的方式流传的？流布的一般形式是收录“鬼小说”的小说集编纂完成后出版印刷并在市面流传，“鬼小说”借此被大家所熟知，要想知道一篇作品的流传范围，只需要对收录作品的小说集的流传情况进行考察，问题就可以弄清楚。但是明代收录“鬼小说”的作品集数量众多，每部作品的流传情况各不相同，想要一部部的考察一时无法完全做到。于是对作品流布问题的考察就得通过另外一种途径，即所谓的小说商业环境，具体来说就是明代的笔记野史汇编和刊刻。
明代是文言小说和笔记野史汇编刊刻的重要时期。在这个历史阶段，印刷、造纸技术进一步改进，出版业伴随着阅读人群的发展而不断成熟，书商的商业运作也日渐老练。使得“鬼小说”在明代，以其诡异神秘的情节被书商视为有利可图的商品内容，从而被汇编刊刻成书籍出售。这种特别优越的商业环境是明代之前“鬼小说”所不具有的。
根据陈大康先生在《明代小说史》中的介绍，明代小说汇编的繁荣原因大体有三。其一，由于印刷业在明代长足的发展，书籍的印刷越来越普遍。明初文人还没有享受到印刷业带来的便利，[11]可是随着明代商业的繁荣，印刷业逐渐在书籍流传中占据主要的作用。在读者群成熟的刺激下，明代小说汇编的大量印刷水到渠成。其二，小说市场的形成。明代发达的商业以及世俗文化的发展刚好满足了上述条件，小说得以商品的面目出现在世人的眼前。很多小说汇编都是此种形式的“产物”，例如《国色天香》《燕居笔记》《绣谷春容》等一批通俗类书，其身上带有的商业气息最为浓厚。这些书基本采用上图下文的版式，内容上除去小说之外，还有历史上的杂记野史、诗词曲赋乃至笑话、书籍摘抄等无所不包。编撰者之所以这样编辑，依据的并非其个人喜好，市场需求才是他们考虑的主要因素。其中一些书籍的编撰者本身就是书商，[12]他们是明代小说汇编的一支重要力量。其三，前代类书的影响。明代以前编撰了很多影响巨大的类书，如宋李昉等编撰的《太平广记》，元陶宗仪编撰的《说郛》等，特别是《太平广记》在嘉靖年间的刊刻引起轰动，影响巨大，直接刺激了小说汇编的繁荣。总的来说，明代小说汇编可以分为三个系列。
“虞初系列”源自于明代嘉靖年间出现的小说汇编《虞初志》，编撰者[13]对中国文言小说具有较强的审美力，所收录作品除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一卷外，其他如《莺莺传》《虬髯客传》《霍小玉传》《飞烟传》《高力士传》《南柯记》等作品都是唐宋传奇中的名篇佳作。其把市面上所见到的单篇唐人传奇几乎网罗殆尽，[14]一时间形成了士人间竞相阅读、评点、汇编唐人传奇小说的风尚。《虞初志》高层次的审美思想以及编撰方式还影响到了以后的小说编撰，形成了从万历年间到近代十余种之多的“虞初”系列小说汇编，这也是明代小说汇编的第一个系列。《虞初志》收录有《周秦行纪》《离魂记》《东阳夜怪录》三篇，这些小说都是“鬼小说”发展史中的名篇佳作。
嘉靖年间除去“虞初”系列小说的汇编外，还出现了以王世贞所编的《艳异编》[15]为代表的“艳异”类[16]小说汇编。《艳异编》成书的确切时间已经不可考，大体认为是嘉靖中后期，全书共分十七部，[17]“从表面上看，是以‘异’为主。其实两类（指艳与异）内容基本上是各占一半”。[18]“艳”是指那些香艳的情爱故事，“异”是指奇怪不合常理的故事，多取材于《太平广记》，其中录有多篇“鬼小说”。在《艳异编》的影响之下，形成了一系列“艳异”小说汇编，这是明代小说汇编的第二个系列。主要有万历年间吴大震编《广艳异编》，该书三十五卷，共有二十五部，收录小说六百余篇。相比于《艳异编》重唐宋小说的编撰倾向，《广艳异编》则唐宋元明兼收，视野进一步扩大，其中就收录有《剪灯新话》《剪灯余话》《庚巳编》《语怪编》《高坡异纂》《鸳渚志馀雪窗谈异》等多部小说集中的“鬼小说”。此外还有《古艳异编》和《续艳异编》等书的编撰，具体情况与《广艳异编》类似，不再赘述。
以“艳异”为编撰主旨的小说汇编在明代还出现了一些变化，即突出“艳”而忽视“异”，这与中晚期社会思潮密不可分。由此而出现了专以表现“艳情”为重心的小说汇编，主要有陆树声《宫艳》、梅鼎祚《才鬼记》、冯梦龙《情史》，以及《国色天香》《万锦情林》《绣谷春容》《花阵绮言》《燕居笔记》（三种）、《风流十传》《一见赏心编》等“通俗类书”。这些小说汇编也录有多篇“鬼小说”，但像《才鬼记》通部全记“鬼”故事，在小说汇编中则是不多见的。
如果说“艳异”系列小说汇编所选取的小说以艳异传奇为主的话，那么明代小说汇编的第三个系列“列朝”系列则以志怪为编撰的主体了。这一系列小说汇编受到了以《说郛》为代表的丛书编撰的影响而发展起来。[19]与《广艳异编》等小说汇编一样，“列朝”系列小说于唐宋元明小说皆录，并没有厚古薄今，甚至更加重视当代小说，从顾元庆的《顾氏四十家小说》开始，陆延枝的《烟霞小说》、无名氏的《说部零种》、高鸣凤的《今献汇言》、飞来山人的《古今名贤说海》，直到万历年间的《明人百家小说》《续说郛》等绵延不绝。以《烟霞小说》为例，其中收录的《庚巳编》《纪周文襄公见鬼记》《语怪四编》《高坡异纂》《说听》等作品，其中收录有多篇“鬼小说”。
综上所述，明代小说汇编大体分为这三种系列，每个系列依照不尽相同的汇编标准选取“鬼小说”。也正因为选取标准不一，这些小说汇编质量参差不齐，所选小说鱼目混珠、子史兼收的情况时有出现，使得“鬼小说”与野史异闻、事物考证、典章制度混杂一处。从整体看小说汇编无法突显“鬼小说”的特殊性，但它们在市面上受到追捧和流传却对“鬼小说”的流布具有不言而喻的作用。
这是因为，首先小说汇编的流布扩大了“鬼小说”的受众面。前文说过，“鬼小说”的作者属于士大夫阶层，与市民阶层相比这个阶层品位高雅，但所接触的社会空间相对狭窄。明代士大夫把“鬼小说”收录在自己编写的小说集中，这些小说集的流传范围大体也与士大夫阶层相当，无形中限制了“鬼小说”的流传范围。但是小说汇编不同，它是由书坊主编撰，编撰目的也是以商业盈利为核心，编撰的受众面更不局限于士大夫阶层，范围更广的市民阶层也被书坊主纳入出版视野。所以小说汇编的流行带来的后果就是一部分符合市场需求的“鬼小说”为更多的读者熟知，这无疑对“鬼小说”的流传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次，小说汇编的流布刺激了“鬼小说”的创作。与“鬼小说”受众面扩大引起的作用一样，小说汇编市场的繁荣会进一步刺激更多的书坊主加大对小说汇编行业的投入。在这个过程中，书坊主为了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会依照市场的需求进行小说汇编。这就使市场的需求成为了小说编纂的标准，符合市场需求的小说作品成为“抢手货”。为了获得更多符合要求的作品，书坊主会加大搜寻力度，而这必然影响到小说家的创作，于是市场的需求通过书坊主传递给小说作者。面对市场的需求，“鬼小说”的创作也不可能是士大夫躲进书斋里的冥想，世俗的因素伴随着小说汇编的需求渗透到“鬼小说”的创作中，并最终影响“鬼小说”的形态。
再次，小说汇编为“鬼小说”提供了创作材料。明代小说汇编并不是只取当代的小说作品，它录取作品的范围往往以古代为重心。特别是一些广受欢迎的小说汇编，其收录的作品都是前代的名篇。这些名篇在明代的流传使更多的人接触到了前代优秀的“鬼小说”作品，也为众多小说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料和模板。可以说，前代优秀的“鬼小说”作品为明代作家确立了一个典范，它引导着明代作家去揣摩、去模拟。这样“鬼小说”中的传统特征也随着模拟进入明代“鬼小说”创作，随着这些传统特征发生的变化，为“鬼小说”创作带来了新的特性。
另外，小说汇编收录的“鬼小说”风格多样，显示出多元的审美趣味。如上文所说，明代有专门收录“艳情鬼小说”的小说汇编，也有专门收录那些描写简练、突出“奇异”的“鬼小说”汇编，当然还有收录带有劝善教化思想的“鬼小说”汇编。从整体看明代小说汇编收录明代“鬼小说”的比例不高，但是从小说审美风格来看，却基本涵盖了明代所有的“鬼小说”。可以说明代“鬼小说”创作与时代审美趣味贴合比较紧密，这说明小说家并没有脱离时代，闭门造车。他们对时代始终保持着一种敏锐，对社会始终保持着积极的态度。因此明代“鬼小说”才与前代“鬼小说”有着本质的不同，它是时代的产物。
一般在考察小说汇编时，人们只是注意到了它的文献学意义，即一些重要的“鬼小说”作品经由小说汇编而保存下来。而忽视了小说汇编之于“鬼小说”的流传，促进小说阅读和创作方面的重要作用。小说汇编与“鬼小说”创作是一个双向的影响过程，两者相互影响，相互刺激。对小说汇编所收录的作品进行考察可以看出“鬼小说”的创作热点，对认识明代“鬼小说”有着重要的补充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明代小说汇编所收录的“鬼小说”大多可以看到单行本或原本，本书只就其对于“鬼小说”流布问题做出整体性的说明，至于汇编收录的具体作品分析则留待后文，所依据的文本也以单行本或原本为准，如无特殊标明，本书均不以小说汇编收录作品为分析对象。
[1]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29页。
[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
[3]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二酉缀遗》卷36，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页。
[4] 段成式：《酉阳杂俎序》，《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57页。
[5] 李剑国：《宋代志怪传奇叙录·前言》，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6] 李剑国：《唐稗思考录》，《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27页。
[7] 张世南：《游宦纪闻》卷4，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页。
[8] 详见陈国军《明代志怪传奇小说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0—49页；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6—89页。
[9] 详见陈国军《明代志怪传奇小说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8—93页。
[10] 有关南方文化环境与文学的论述，详见李显卿《中国南北文化地理与南北文学》，《辽宁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11] 宋濂《送东阳马生·序》作于洪武十一年（1378），从“序”中回忆自己借书抄书的经历来看，明初的印刷业并没有普及，书籍的流传还是以手抄为主。陈大康先生分析了明初印刷力量以及抑商政策等因素对印刷业的制约，认为明初印刷工匠极度缺乏，以商人为主体的读者群在明初又受到沉重的打击，使得当时的印刷业低迷，并且没有涉及小说领域，详见陈大康《明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3—165页。
[12] 《万锦情林》《国色天香》《绣谷春容》《燕居笔记》的编撰者分别为余象斗、吴敬所、赤心子、何大伦，都为明代书坊主。
[13] 《虞初志》编撰者有李泌、吴仲虚、陆采三说，李泌见孙殿起《贩贩书偶记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吴仲虚见叶德均《虞初志的编者》，《戏曲小说从考》，中华书局1979年版；陆采见程毅中《中国小说大百科全书·虞初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三说中以陆采说最为可信，详见陈国军著《明代志怪传奇小说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66页。
[14] 陈国军说：“嘉靖十九年高儒《百川书志》、嘉靖年间晁瑮《宝文堂书目》均著录了大量的单篇唐人传奇，如果将这些传奇名录与《虞初志》所收小说作品比较，我们发现，陆采《虞初志》所收的全部传奇作品，没有一篇是溢出两书所著录的单篇传奇之外的。”见陈国军《明代志怪传奇小说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69页。
[15] 关于《艳异编》的作者，徐朔方先生认为是王世贞，并且说王世贞因为其《艺苑卮言》评论当代诗文遭到非议，便诿过于人，不承认其为己作。而《艳异编》是小说家言，除了给最相知的徐中行的信外，绝口不再提及。加上“按照当时礼制，居丧期间不宜有此类闲情之作（包括编印）。以后他飞黄腾达，官做到侍郎、尚书，声望日隆，公认为文坛的领袖人物，更不会说到这部少作了”。因为作者身份日重而怕非议造成了《艳异编》作者不明的问题。详见徐朔方《艳异编·前言》，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陈国军对此有过清晰的论述，大体为：明清两代的文人均认为是王世贞，至近代孙楷第、王重民才将王世贞著作权模糊化，但从王世贞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写给徐中行的信和胡应麟为祭奠王世贞而写的诗中判定《艳异编》作者为王世贞。而对王世贞不提少作的问题则认为从书前“汤序”中的“戊午岁”（1558）及王世贞写给徐中行的信的时间来看，前后时间都与王世贞“守制”时间不相吻合。王世贞不提的原因是因为《艳异编》选编形式和性质，书中并未署原书作者或出处，与《虞初志》标注原书作者相比有剽窃之嫌。所以王在编撰成书之后，将书馈赠友人，后来又将书索回，并绝口不再提及此书。详见陈国军《明代志怪传奇小说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72—276页。
[16] 秦川把这类小说选编称为“艳情专题的文言小说总集”，以“艳情”统摄此类小说编撰。陈国军则认为“艳”与“异”是王世贞对中国古代小说在题材上所作的分类，并以此为编撰原则，故称其为“艳异”类小说汇编，这也是明代小说汇编的第二个系列。两相比较，陈国军说更加符合事实，从陈国军说。以上详见秦川《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2—67页；陈国军：《明代志怪传奇小说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79—280页。
[17] 《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研究》说《艳异编》共16部，是根据息庵居士序四十五卷本《艳异编》，而17部则根据汤显祖序四十卷本《艳异编》。这 17部分别为：星部、神部、水神部、龙神部、仙部、宫掖部、戚里部、幽期部、冥感部、梦游部、义侠部、徂异部、幻术部、妓女部、男宠部、妖怪部、鬼部。
[18] 秦川：《中国文言小说总集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
[19] 详见昌彼得《说郛考》，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版，第39—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