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特殊矿工
1982年的祖国大地，笼罩在拨乱反正、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思想解放氛围中，安徽凤阳小岗村包产到户，从意识形态领域引起了一场空前的大辩论，经历了土改、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农民，“一大二公”、集体所有制的观念已经渗透到血液中，刻印在灵魂深处。所以，推广小岗村经验，实施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我们公社比全县整整晚了一年半的时间，不是上级政策不到位，也不是各级地方政府工作不力，而是老百姓在认识和感情上一时接受不了，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在他们心里比改朝换代还严重，他们宁愿吃不饱肚子受穷一辈子，也要“一大二公”，认为分田到户是资本主义复辟，是倒退。
其实，实行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是顺应国情，符合大多数农民内心深入的意愿。实践证明：以承包经营为主的农村联产责任制全面实施，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首先粮食丰收，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王家堡人再不用卖柿子和用架子车拉煤换粮了，农民出门做买卖也不再受生产队的约束，可以光明正大地致富。我们做煤的生意也告别了人挑、架子车拉的历史，经村委会出具证明，农村信用社贷款，我们可以购买拖拉机，用更省时省力的方式卖煤换粮。加上天公作美，农民的积极性高涨，连续夏秋的粮食大丰收，农民吃不饱肚子的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让亿万农民得到了实惠，也引起了工业体制改革的大调整、大洗牌，各个行业都在探索适应本行业的快速发展之路。我国煤矿开始实行厂长负责制，三年总承包，实现了由国营到国有体制的根本转型，除体制发生变化外，人事用工制度也发生了本质的改变。煤矿招收全民固定工的历史，在1980年的最后一批之后改写，此后除了接班顶替以外，国营煤矿试行招收农民协议工。
农民协议工是一种新型的用工形式，和正式工有本质的区别，国家不用下达招工指标，煤矿根据本身的用工需要，直接和地方政府协商，招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到煤矿下井，不改变农民身份，不转户口，矿上只和地方政府签订集体合同，政府委派一名领导驻矿管理，业务是工资结算、发放，工伤、住院等一切在矿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事情。矿上在协议工出工工资的基础上支付17%给所在政府作为管理费，农民协议工在井下生产过程中发生一切意外事故，涉及的工伤住院、死亡赔偿等，矿上一概不管。
渭北矿务局鳌北煤矿要在我们高街公社招收农民协议工，分配了五十一个名额。消息一传开，符合条件的年轻人争先恐后地报名，尽管不改变农民身份，工伤事故矿上不管，由高街公社处理，而地方政府也没有明确的管理措施，但大伙儿还是挤破头皮争着去，动用一切关系找人，生怕自己被刷下来。
对我来说，懂事以来经历的一件件事情，潜移默化中让我对这个行业有了敬畏和向往，现在有了这么好的机会，能不争取吗？不管是什么工，照样能在煤矿上班，和矿上的工人一起下井，为国家改革开放挖煤做贡献，那是莫大的荣耀。
经过层层筛选，最后从全公社十一个大队挑了一批二十到二十六岁之间的年轻人，有从部队回来的复员军人，有刚参加高考后未被录取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当然还是小学、初中毕业的劳动力占一多半。很幸运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将和这些认识或不认识的同龄人一道，作为煤矿一线生产的主力军，在鳌北煤矿谱写一段将个人命运和国家煤炭事业交相辉映的恢宏篇章。
1983年3月21日，农历二月初七，春分。
在前一年高街公社已经全部实行了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分给了各农户，农民可以按照自己的耕种习惯，自由安排劳动时间，再不用像生产队时期大年初一还在参加生产劳动争先进。春分时节，王家堡子人还陶醉在春节、十五的喜庆氛围中，没有丝毫下地干农活的意思，只有老人对这种游手好闲的坏习惯看不下去，嘴里骂骂咧咧地唠叨个不停，实在闲不住，就开始自己给地里送肥，修剪刚分到手的树苗。
农村人冬季都是吃两顿饭，除非在夏秋农忙季节，有早晚加餐习惯，夏季都是五点下地，八点钟城里人才上班，农村人已经把做好的饭菜送到地头，这顿早餐为副餐，王家堡子人叫吃半早馍，十点和两点的饭为正餐，晚上一直干到九十点钟再吃晚餐，农民把这顿饭叫喝汤，这种补充超体力劳动的就餐，不知道祖祖辈辈延续了多少年。
这天早晨五点，天才麻麻亮，同村和我一起被确定当农民协议工的何振鹏急急慌慌地敲门说，他昨天到公社去了，矿上来车接，自带被褥和碗筷，十点钟在公社院子集合，错过了时间就得自己想办法赶下午四点到鳌北矿劳资科报到，如果四点再赶不到，矿上就不要了。我边开门边答应，等我把门开了，振鹏已经掉头走远。
我匆匆准备之后，按时到了公社。一个看上去有五十岁左右、个头不高、小平头、头发花白、大脸盘黑里透光的人，站在公社院子的中央，旁边停着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卡车上插着栏杆。这人正在和公社书记说话，嗓门很大，辨不出是哪里的方言。办公室前的屋檐下蹲着一位穿着很时髦的年轻人，不断地在抽烟，初春阳光的照射下，擦得光亮的皮鞋非常晃眼。和公社书记拉话的那人介绍说，这是李师傅，车开得非常好。公社书记礼貌地转过身和时髦年轻人打了个招呼。此时，大伙才明白这是接大家的司机师傅，和书记说话的人无疑就是矿上来接我们的领导。他环视了一下，看人到得差不多了，也没有介绍自己，只说了一句，现在开始点名，随之照着手里拿着的一张纸，一遍一遍地点名，每叫到一个人的名字，那双很凶的眼睛都要盯好长一会儿，才把目光转移到纸上，接着点下一个人。点完名又开始骂人，某某狗日的站起来，再这样满不在乎老子就不要了，给老子滚回去。这些前期工作应该由公社书记做，可这个不知趣的领导把自己的位置摆在了前面，书记只好站在一边等待最后的送行，面带勉强的微笑。不巧的是，点了好几遍名了，有个人始终都没到位，矿领导骂得昏天暗地，书记实在沉不住气了，打断话说，今天上级来检查，我们要开会安排陪同下乡的事情，让企管办的张主任在这里陪你吧，迟到那人就交给你处置了。这位矿领导回过头来，右手拿着花名册，用左手象征性地和书记握手说，你忙你的去，不用管，人就交给我了。书记走后，他已经不用看手里的花名册，就基本能叫上每个人的名字了。没来的那个叫安同安，等半天还不见人影。他冲身边站着的那个张主任发火说，你是咋搞的，到底通知到了没有？这人我们不要了，你们公社这么不把我们当回事，以后还合作吗？文质彬彬的张主任听了，脸上也变了颜色，但马上又镇静下来说，昨天下午已经通知到了，路远，应该马上就到了，再稍等会儿。这位矿领导更火了，硬气地说：那我们就不要了。井下是战场，和打仗一样，这么没有时间观念，到井下就得被砸死。这种不守纪律的人死了，矿上还得负责任。这种人少一个无所谓。话音刚落，那个叫安同安的背着被子，手里提了个脸盆，从公社的大门走了进来。
矿领导瞄了一眼进来的安同安，大手一挥：时间到了，不要了。这个举动没有把公社的干部放在眼里，更没有把眼前的安同安当回事儿。这时，大家心里都在嘀咕，这个矿领导这么凶，以后归他管肯定没有好果子吃。估计他这是故意耍威风，让大家都害怕他。安同安被张主任叫到了办公室，好长时间没见出来。
矿领导向公社办公室瞪了一眼，向司机挥手说，走。
大卡车从公社院子启动了，安同安还是没见人影，这时候有人埋怨，说他耽误大家时间不说，还惹矿上领导生气，让公社书记、张主任也丢了面子。还有人说，这下去不成了，可惜不说，白浪费了一个指标。
车开到公社大门口被门卫拦住了，司机说，我们是鳌北矿上来接人的，为啥要拦车？门卫说，矿务局的来电话，让来接新工人的领导接听一下。这位矿领导让司机把车停在公社门前路边，就马上进去接电话了，出来的时候他满脸堆笑，急乎乎地向公社院子走去。大伙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车上有人担心是不是矿上变卦不要我们了，有的猜测是不是哪方面和公社没协调好。让大家没想到的是，过了一会儿，矿领导从公社办公室陪着安同安出来，还亲自给他拎着被子，并安排他在驾驶室里和自己并排坐。
后来大家才知道，安同安的舅舅是矿务局的大领导，之所以鳌北煤矿能在高街公社首次招收农民协议工，除地域因素外，和安同安舅舅的部署有密切关系，矿上的干部对这位大领导的外甥当然不敢怠慢了。
车到矿上以后，我们就被移交给培训科的领导管理，安排在矿办公楼后面的会议室住，面积有三百多平方米，没有暖气，地上打的通铺，偌大的窗户没有窗帘，而且四面漏风，早春的东北风刮过来，带着阵阵沉闷的响声，把不太稳定的玻璃吹得呼啦呼啦地晃荡。好在会议室的窗户安装得比较高，风虽然刮得很大，对我们这些从来都没有住过楼房、有许多人也没有见过楼房是什么样子的农村娃，没有丝毫影响，而且是通铺，五十一人睡两排，新鲜感都享受不完，谁还能把冷当回事。
我们要在这里接受十五天的入井知识专业培训，再参加统一考试，成绩合格了才能上班。上课的老师是矿上的中层领导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级别最高的是矿总工程师肖伟光。肖工程师年龄在四十岁出头，个子约一米七，留着小平头，穿着一身整洁的中山装，方长的脸形，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透过眼镜后面是一双智慧的眼睛，看人的目光温暖而有亲和力。听带班的老师介绍，肖工程师是一所煤炭专业大学的高才生，毕业后分配在相邻产煤大省宁永煤炭工业厅从事领导工作，后来受“文革”的影响，阴差阳错地来到鳌北煤矿管井下建设，因为学的专业是矿井建设，这一干就是十多年，几乎没有回过几次家，至今矿上人也没有见过他的老婆孩子长啥样子。“文革”已经结束了这么多年，他也恢复了名誉，按照政策可以把家属带到矿上落户，其他领导干部都按照政策把家眷带来，分到了专门为知识分子和矿领导盖的四层干部楼，而他始终孤身一人，住单身公寓楼，排队在职工食堂打饭。在业务上，他是名副其实的鳌北煤矿建矿专业一把手，井下的一切事情难不倒他，也离不开他。
协议工培训的第一节课就是肖工程师讲煤矿安全知识，他说：煤炭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最为广泛的稀有资源，因为有了煤炭的存在，人类社会才伴随着火与光明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你们就要从事这项给人类开采光明的伟大的事业，你们和我一样，是神圣和光明的缔造者，是最受人们尊敬的伟大群体。煤炭是几亿年前地壳经过剧烈运动，将整片的森林植被翻覆到地下，隔绝了它们生长所必需的空气，通过长期的挤压及其自身的化学反应，逐渐形成的。我们打破时空的限制，在这样复杂的自然演变环境中开采煤炭，是非常不容易的！这种特殊是任何行业无可比拟的。大家要知道的是，危险是这个行业的不可抗力因素。所以，和战争一样，我们国家也给了我们这个行业一定的死亡指标……他用充沛而真实的感情，和专业而扎实的知识，加深了我们对这个行业的崇敬，也坚定了我们在煤矿井下工作一辈子的决心。
肖总工程师讲煤矿安全时，非常严肃地说，从事任何一种行业都有它内在的规律，按照规章制度作业，不违背客观规律，事故不会主动去找你。我们国家颁布的《煤矿安全规程》每一条都是用矿工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希望大家在今后的工作中严格遵守，为了国家，为了家庭，为了你自己的安危，还有未来的事业，一定要规范作业，不违章蛮干，安全生产，说实际一些就是在上看不到天、下看不到地，四壁都是石头的夹缝里采煤，稍有疏忽，断胳膊断腿是小事，丢性命是常事。对矿上来说，这就是一次事故，根据不同责任，处理上几个人，对死者的赔偿，按照现在标准就是拉一车煤把棺材架在上面，派个工会干部送回老家看着安葬就完事了。有你没你井架上的天轮照样转，二十四小时三班一个轮回的生产秩序不会有丝毫的影响。但是，对你的亲人来说，那就是天塌下来了，是无法挽回的灾难。我们从入井的第一天起就要养成良好的习惯，按章作业，不断学习，顺应规律，在这充满凶险、激情和挑战的行业中，展示自己的才能，体现各自的人生价值。
肖伟光工程师的第一天授课，对这些文化层次参差不齐的农村青年来说，就像吃了块压缩饼干，嚼着有味，但一时很难消化，大伙似懂非懂地发出不同的议论。安同安说，老师讲的井下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对你们这些人有用，我是应个名来的，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学习结束就到地面上轻松的单位上班了，你们可要好好听，深刻领会啊，不然到井下就没命了，连媳妇的面儿都没有见，白来这个世上了。此话引起大家的强烈愤恨，身强力壮的姚大勇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一个箭步上去抓着安同安的领口，对着脸就是左右两个巴掌，还说，让你再放屁，就是不下井，今天你爷也要在这儿揍死你，你信不信。安同安脸上留下两个大手印子，在众人一片谴责的拉架中，灰溜溜地离开了现场。
姚大勇三十岁，是我们协议工中年龄最大的，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其父亲是相邻白寿县一家大型企业的党委书记兼厂长，听说后来提拔到市人大还是政协任职了，在方圆百里都知道他有水平，威信高，非常喜欢为乡亲们办事，自己的日子也过得相对富裕，特别是三个孩子都很本分，做事情很仗义，为人也谦和，从不以父亲是领导就自觉高人一等，所以他们家在我们高街公社名声很好。姚大勇是他的大儿子，在农村经常因抱打不平引起不少的“麻烦”。家里条件这么好，又这么大岁数了，还来干协议工，许多人都不理解，估计是他父亲看他老在农村“惹事”，让他到煤矿换个环境，改一改野性子吧。他的身份、年龄和为人，自然带来一些影响力，于是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我们五十一名农民协议工的中心，特别是今天的慷慨还击，让熟悉和不熟悉的人亲眼见识了他的豪气和正义感，都纷纷竖起了大拇指。不少人暗自高兴，有这样的大哥在前面撑着，今后谁也不敢小瞧我们。
我们当中年龄最小的，叫常孝忠，距离十八岁还差几个月，是通过父亲在大队当主任的关系，走后门进来的。他初中只读了一学期就辍学，在生产队挣半个（劳动力）工分，对老师讲的几乎理解不了几句，他不缺吃不缺穿，没有挣钱养家的概念，所以在他心里，什么安全不安全，事业不事业，与我毫不相干，只要离开家里，不干那些琐碎的农活，能逛能玩儿就好。
周绪东就不一样了，他是高中学历，高考未被录取才回到乡里，在生产队当记工员，有耐心，又尊重长辈，把群众的工分、账目做得明明白白，不管谁遇到不清楚的地方，他都能解释得头头是道。从大队到公社的领导，都认为他是个当干部的好苗子。自从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土地分到农户，生产队这一级失去了原有的功能，没有会计，计工员自动消失，周绪东只好经营自家的责任田。他个子矮，根本吃不消这种繁重的农活，恰巧煤矿招收农民协议工，凭计工分在干部群众中的好印象，他成为五十一个名额中第一个被公社推荐批准的人选。所以，他来煤矿的目的就是跳出农门，利用这个平台展示才华，和考上大学的同学一比高低。他心里想，是正式还是协议工，外面的人谁知道，人人皆知的是，在国家大型煤矿上班，本身就是一种荣耀，至于井下有多艰苦，他根本就没有往这方面想，他相信以他的聪明和对事、对人认真的态度，很快就能适应井下工作，加上自己有短暂的当农村干部的经历，只要肯不懈地努力，还怕以后当不上矿长吗？他心里是这样想的，在行动上也是这样做的，他非常注意细节，在任何时候都能和大家打成一片，在这个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群体里，处处表现出一个知识青年的素养。
王选怀是退伍军人，赶上那年国家百万大裁军回到了农村，个头不算高，充其量一米六八，体重有六十公斤就不错了，还有些驼背，但受过军营的熏陶，人非常精干、结实，尤其走起路来，简直就像一阵风，说起话来像竹竿倒核桃，叽里呱啦谁也插不上一句。王选怀说，他当兵的目的就是想跳出农门，在部队谋个一官半职，他当的兵种是地质勘探，在大凉山里找黄金，当然野外作业，风餐露宿的辛苦程度就不用提了，四年下来终于到了代理排长的位置，就差一步转正了，赶上了国家大裁军，干部不分军龄长短全部转业，部队销号，士兵退役回原籍。用王选怀的话说：他就像一个纸鸢，飞上天空画了一个不规则的圆，又一下子掉头落回原地，心里说不上有多沮丧了。在农村干了一年，正好赶上煤矿招收农民协议工，凭他在部队的历练，再加上干勘探，有一定的地质方面的知识，还有能说会道的一张好嘴，很快搞定了来公社招工的郑庆东。由郑庆东出面在公社旁边的合作社食堂摆了一桌酒菜，邀请大队、公社干部参加，王选怀买单。大队、公社两级干部酒足饭饱之后，又有招工的干部极力推荐，这样的顺水推舟，自然不难成事。从王选怀自吹自擂的言语中，我们才知道来公社接大伙的那个矿领导就是郑庆东，是矿劳资科管井下工人调配的干部，选怀还说他和郑科长已经到了称兄道弟的地步，这两天人家还约他去家里吃饭呢。尽管真假难以辨别，但也着实让我们这些从农村出来，没有见过世面的农民娃羡慕不已，人家当过兵，见识广，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和矿上的领导拉上关系，这是本事。
至于入井培训，王选怀根本就不屑一顾，上课时动不动就打断老师，提一些和井下毫无联系的问题，课后更是嚣张得找不着北：什么老师，什么肖工程师，他们的水平根本不如我，不是自吹，我在矿区走一圈，就能知道哪里是煤，哪里有水，什么仪器之类的高科技，根本就用不着。以后都听我的，保证让你们不出力，挣大钱。我们都没有下过井，也没见过煤是咋挖出来的，老师讲的那些东西，受文化层次的限制，都似懂非懂，经王选怀这样一吹，大家更是摸不着头脑，露出惊讶的表情，就连姚大勇也给他投去既藐视又羡慕的目光。
王志胜从小学到高中，学习成绩一直排在全年级前十名，尤其是在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之后，他的成绩更是出类拔萃，然而这样一个学霸，作为家中独子，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主动放弃了高考，回生产队参加劳动。他人品好，有文化，又能吃苦，什么困难都难不住他，遇事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一年之后理所当然地被社员推选为生产队队长。一次公社干部来队里检查水土保持工作，王志胜从本地的年降雨量说起，到黄土层的含水量，以及当地农作物种植季节的影响因素，说得头头是道，推翻了前面许多不切合实际的盲目决策，得到了公社党委书记的高度赞赏，第二年就被任命为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负责农村科学种田工作。
正当志胜准备在农村的广阔天地大展宏图的时候，大队书记神秘地对他说，煤矿来公社招收工人，名额有限，咱大队只分配了两个，我首先考虑到你，整天在这土地上刨来刨去，有啥出息，你有文化，以后的路还长着呢，到了矿上，凭你的为人和知识水平，肯定能干成大事。我这一来没有文化，二来年龄大了，人家不要了，要去的人都争得抓破头皮。咱在一起共事，当然先推你了。
王志胜犹豫了好长时间才说，我家里有老人，不愿出去，要出去我考大学早走了，况且煤矿是很危险的职业，我父母这一关肯定过不去，你的好心好意我领了，指标还是让给最需要的人吧。
书记说，咱们在一起工作虽然时间很短，但你的工作能力我是佩服得没啥说的。你的层次大家都看在眼里，但凡稍微有点能耐的，你看谁愿意一辈子待在农村？二队那个魁娃，初中都没念完，仗着他三姨夫在县上干事，在村里没待几天就安排到公社当电话员，没干到一年就招工到煤矿当工人了，你看魁娃现在回来穿的是啥叶子（当地人把好衣服叫叶子），抽的啥烟，村里人哪个能跟人家比。难道你就情愿一辈子在农村和黄土地打交道吗？
志胜一时间无言以对。书记继续说，这是国营大矿，难得有这机会，凭你的能力，一定能干出个样来，我也跟着沾光。再说了，那个矿离咱村只有几里地，整天和在家一样，老人的工作我去做，现在挖煤不比过去，国营大矿都是机器出煤，安全着哩。
书记推心置腹的一席话，确实让王志胜非常感动，也觉得很有道理，仔细一想，农村埋没了多少能人啊，现在土地已经分田到户了，中央政策说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再怎么解放，还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没黑没明地围着土地打转转哩？王志胜想通了，他和书记一起做通了父母的工作，就这样成了我们这批协议工中仅有的三名高中生之一。
王志胜后来听人说，公社已经研究让他接替当大队书记，不知道谁走漏了风声，书记借招协议工的机会，先斩后奏，把他合情合理地排挤到了煤矿，保住了自己书记的位置。王志胜对于这些流言蜚语已经毫无兴趣了，他说，我离开了大队干部领导的岗位，就不考虑那边的事情了，既然选择了煤矿，就要一门心思干好工作，把全部的精力放在鳌北煤矿。
志胜对入矿培训是另一种体会，尤其是肖伟光总工程师的讲课，仿佛给他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他没想到看似简单的挖煤包含了这么多的学问。不管大队书记是不是别有用心，也不管挖煤是不是就低人一等，他把这些都排斥在九霄云外，只觉得自己的工作是那么的崇高和光荣。
已经三十岁出头，没有娶上媳妇的韩正群一直想改变家庭贫困面貌，抱着吃饱肚子的想法，在生产队干部的同情下，也当上了农民协议工。他知道煤矿井下危险，搞不好把命都搭进去了，他母亲也知道儿子到煤矿下井意味着什么，但家里的光景不允许老人家有任何留恋的余地。韩正群的大舅就是在六十年代一次煤矿特大瓦斯爆炸事故中丧生的。听他母亲说那年他大舅二十六岁，结婚不到一年时间，媳妇才怀上孩子。大舅出事之后，大家一直瞒着外婆没让她知道。媳妇有一天出门，走之前对外婆说，我到矿上你儿子那儿待一段时间就回来，你不用牵挂。打那天出门，媳妇就再没回来。直到大舅下葬一年之后，外婆才知道儿子没有了，儿媳妇已经打掉孩子改嫁了。外婆每天都去地里哭坟，双重打击之下，眼睛都哭瞎了，身体也已崩坏，一年之后就走了。
韩正群听他母亲说，当时是矿上来人把大舅的噩耗先告诉了大队干部，大队书记跟她说了实情，她和他爸跟着去到离矿三十公里以外的通君县办善后，总共给了二百块钱，矿上的大卡车拉了半车煤，棺材放在煤上，在大队干部的“周到”安排下，安葬了大舅。母亲说，从头到尾她都没有见到大舅的遗体，下葬的那天自家屋里人想打开棺材看上一眼，都被矿上的人和大队干部阻止了，而且棺材已经封死，根本就打不开。母亲说，那次瓦斯爆炸矿上死了一百多号人，光她娘家公社就死了二十四个。
现在韩正群又要到矿上去下井，老人比谁都清楚可能会丢命，但是，家里只有三间柴房，年久失修好多年了，父亲三年前去世了，韩正群为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中间只差两岁，家里的口粮勉强能吃十个月，三个孩子都过了娶妻生子的年龄，想说个媳妇，人家一听这条件，连回话都没有了，所以在母亲心里，煤矿再苦再危险，也是条活路，现在就剩这一条路了。韩正群说，母亲把他送出家门只说了一句话，去吧，就看你的命了，煤矿最起码能先吃饱肚子。对于入井培训课，还有大家对下井的各种说法，韩正群不想表达任何观点，他来这里的意义，就是等下井发工资了，给母亲送回去，帮助家里挨过缺吃少穿的饥荒。
原海峰家庭条件相对比较好，高挑的个子，性格内向，总是只身独影、沉默寡言，外表看上去很斯文，但很少和大家接触，所以谁都没搞清楚他到底是一个啥样的人。
陈忠启是五十一名协议工中年龄最小的两人之一，虚岁只够上十八岁，初中刚毕业，被重钱轻学的父亲从学校叫回来报了名。父亲是生产大队的会计，在矿上也有不少的熟人，所以通融一下就过去了。忠启本想继续读书，父亲对他说：念书的最终目的还不是挣钱，煤矿工资高，这样的机会难得，等你上完学哪还有这样的好机遇啊。父亲还给忠启举了身边的例子：你大姑1960年没有考上完小，小学毕业，回到屋里正好国家招应届小学毕业没有考上学校的，那些考上完小的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现在都在农村种地，而你姑在省城吃商品粮，干大事，你说机遇重不重要？忠启听了父亲的话，放弃了学业，到鳌北煤矿当了农民协议工。别看他年纪小，灵巧的身躯很讨大家的喜欢，而且他非常有礼貌，每天早上第一个起来，将大通铺的卫生打扫一遍，提两个大铝壶，去三百米以外的职工食堂把开水打回来，给每个人的保温壶里灌上，得来回打三趟水才够灌。老师上课他也是第一个到教室，将黑板擦干净，给老师把保温壶的水灌满，所以他在短暂的十五天培训里，给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肖总工程师有一次还专门把忠启叫到他矿部院的单身宿舍，让忠启给自己门前小片的菜地施肥、耕种，并承诺等分到采煤队后，会通过关系让忠启给井下运材料，只上中班。
王民录属于协议工中年龄比较大的，在生产队当了十年的保管员，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后，保管员的岗位就自动消失了，不过在岗位上的时候，他利用手中的权力讨好了不少的上级领导，再加上多年没有干过农活的情况，大队领导是清楚的，所以看在以前在一起干事的分儿上，照顾了他一个名额来到矿上。也许是习惯了被别人巴结，他养成了暴躁的坏脾气，两只眼睛总是发出逼人的光芒，直勾勾地盯你好长时间也不移开。他脸上常常堆满笑容，乍一接触给人一种憨厚、朴素、真诚的感觉，但说起话来却从不留情面，有啥说啥，根本不考虑别人的感情。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听课非常认真，是唯一一个没有缺过课的人，受到了老师的表扬。
赵治民一米六的个头，来自世袭工匠家庭。爷爷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木匠，在当地声誉很高，父亲自然子承父业，跟着他爷爷走村串户吃百家饭，做百家活，日子过得还比较富裕。他们有一技之长，相信传承，对读书上学并不看重，所以治民很小就辍学跟着学手艺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治民越发排斥那种严苛苦闷的学艺生活，于是放弃了以后也吃这口饭的想法，自己报名到煤矿当了协议工。不过，多年的耳濡目染，匠人家庭宽厚待人、勤俭持家的好家风，治民还是继承到了，在外人看来，治民懂礼貌，有教养，是个难得的好孩子。
李永安本来不是跟我们一起来的协议工，也不和我们一个县，他家在陕南最困苦的白河县。培训结束正式下井前，有六个人因为怕苦不干了，矿上得从我们公社再挑六个人来轮换。永安的表哥在掘进二队担任副队长，而且是矿上的劳动模范，得知有协议工轮换的机会，就找到矿劳资科说，他们那地方太穷了，山大沟深，希望能把他表弟李永安招到矿上下井。矿上看在永安表哥是骨干的分儿上，让永安破例顶我们公社的名额来到采五队。他也确实没有辜负表哥的厚望，秉承了山里人吃苦耐劳的品质，干活很卖力，大家都很欣赏他。
单宝平和田宝琪也是后轮换来的，他们俩分别来自我们公社最远的两个生产大队，相互都不熟悉，听说一个是高中毕业，一个高中即将毕业，学生气非常浓，跟我们感觉没什么共同语言，加上不是同期参加的培训，所以接触就很少。听说培训结束的考试，他俩的成绩是最好的。
我是既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当上了协议工，担忧的是合同上清楚地写着农民身份不变，一期五年时间，最多续一届，工伤乃至死亡的一切善后工作矿上不管，从工资总额中提取17%交给公社，由公社全权处理后事。这是明显推脱责任的不平等条约，只管给矿上干活，矿工应有的待遇享受不到，而且在井下那种恶劣的环境中干上十年，即使不发生大小事故，身体也会透支，回去以后农村的重体力活也难以承受，还没有退休工资养老，一生就这样废了。我是抱着一种干几年挣点钱，把家里的老房子翻修一下，最好能娶个媳妇的临时观念当的协议工，所以对老师讲的课，根本就没往心里去。
跟我同一批的还有原长运、刘振琦、贾正平、何玉龙，轮换来的李怀玉等，随着他们的逐个出场，他们的形象自然会跃然纸上，这里不一一介绍。
高街公社五十一名农民协议工，是当时国营煤矿用工制度改革的缩影，种种的成功与失败、人性的复杂与演变，都承载于这些人的经历里，变成一个个口口相传的故事，写入了中国煤炭工业发展史册。
我们所在的这个鳌北煤矿，始建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国家“一五”期间一百五十六个重点工程之一，也是我国西部唯一的煤矿重点工程。由苏联专家勘探设计，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撤走后，留下的半截子工程，由我国煤建工人自行建造完成。鳌北煤矿的建成投产，展示了中国煤矿工人的建矿水平，对缓解国民经济起步阶段的煤炭紧张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里，曾经涌现出无数个省部级和国家劳动模范、人大代表，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眼下正处于青年时期的鳌北煤矿年生产煤炭七十五万吨，矿井设计生产能力一百二十万吨，职工家属三万人，是渭北矿务局十三对矿井中的骨干矿井之一，每年的中国煤矿文工团下煤矿慰问，到西山省第一站就是鳌北煤矿，逢年过节煤炭部、省市领导下井体现生活、慰问矿工必选鳌北煤矿。鳌北人走在大街上，不管是休探还是请假，都愿意自豪地说，我是鳌北的人，可见当时的鳌北煤矿不仅在整个西部，在全国都有很高的知名度。
去鳌北煤矿，从煤城渭北市乘车出发，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山道，慢坡上下爬行约半个小时后，车绕到一个山梁上，隐隐约约地就能看见矿区生活区全貌，家属区层层叠叠，占据了整个山头，夜幕降临时满山灯火，远看仿佛一座座高楼大厦。从建筑学的角度鸟瞰生活区，像一个歪歪斜斜的英文字母“X”，错落有致，和谐而雄伟，被称为“渭北市的布达拉宫”。
鳌北人习惯性地把他们煤矿按照地域分为“山上”“山下”“东山”“西山”“南山”“北山”，生活区大部分建在山上，办公楼、选煤楼、坑木场、井口都在山底下，人们分别称之为“山上”和“山下”。由于这里的地势并不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用东西南北划分不科学，零散的住户，其他辅助设施，还有和当地农民混住的地盘，统称“东山”“西山”“南山”“北山”。好多事情，因为习惯，也就约定俗成了。鳌北人说，除了这几块片区的划分，还有一个马车店也是一片生活区，渭北矿务局第三人民医院就建在那里，医院旁边也是生活区。当年建设鳌北煤矿的工人，根据自己的生活水平，找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一个窑洞或者一间简陋的工棚就安了家。鳌北煤矿还有两个区别于其他煤矿的标志性工程，显得十分独特。一个是从生活区上山通往生产区的绞车道，用钢绳连接车厢，一辆上去，一辆下来，互相交错，方便了工人上下班。另一个标志就是这里曾经有一棵古树，有上千年的历史，巍然屹立于南山的顶端，任凭岁月风雨洗礼，仍然坚守着脚下的土地。鳌北所处的行政区域归属鳌北人民公社管辖，后改为乡政府，因煤矿正南方向的鳌背山而得名。整个矿区以一条从生活区穿行而过的公路贯通，路的一端连着渭北市，一端通往金石山煤矿、红旗镇、张家沟煤矿、豁口和陈坡煤矿，然后连接国道出省界。原来绞车道上边还有一条矿区专用公路，也是从渭北市直通鳌北煤矿西山。西山是重要的生活区和商业区，矿上的一个小学、两所中学，加起来三千多名在校学生，就在西山。这里本来是一片山地，六十年代建设者们用洋镐、镢头、铁锨把山开挖成平地，盖成了学校。
鳌北煤矿除了地域优越，建设起点高，在国内外有名气外，发展前景非常美好。放下锄头换上工装的农民，有不少人是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见识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现代工业区。不管是什么工，端着碗一样可以在二十四小时营业的职工食堂吃饭，一样可以在能容纳一千多人的电影院每星期看两场免费电影，能过上这样的生活，每个人都从心里流露出从来没有过的自豪。随着入矿培训的深入，大家对煤炭行业的认识，从最初的一知半解、害怕，慢慢转变为期待和向往，都感到能在煤矿工作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事情，许多人还不断表决心，一定要在井下干一辈子。
培训结束后的第一天是入井参观。这是一个明媚的早春，湛蓝的天空，飘着朵朵白云，通往井口的下山道路上，拉煤的大卡车排成长队，看不到尽头。一列装煤的火车正从选煤楼下缓缓地前行，发出呼呼的喘气声，喷发着一条一条的白色长龙，驶向远方。从工业广场通往上广场生活区的有轨电车，两旁挤满了刚下夜班的工人，下来的电车载着上早班的工人和到下广场菜市场买菜的职工家属。电车一上一下四分钟，不停地循环运转，每一个四节车厢，人都坐得满满的。由苏联专家设计的高大宽敞的大办公楼前，机关干部穿着整洁的工服排队做操，办公楼后边的三十米高的井架，两对一米四的天轮交叉着飞速运转，将下夜班的工人用罐笼从八百米深的井下运上来，又将上早班的工人稳稳地运往井下，这种习以为常的交替，开启了新的一天。
我们一大早在供应科领了工作衣、矿靴、矿帽和灯牌，由一名矿安检科长带队，到更衣房换衣服。更衣房有上课的两个教室那么大，每隔两米就摆放着一排有一人半高的柜子，每个柜子有两个隔断，上下两层，每个隔断有白漆喷上去的阿拉伯数字编号，我的编号是2828。大概有三千个号，说明在鳌北煤矿井下工作的有三千人。带队的干部三十岁出头，姓权，矿上的人见了都面带笑容地打招呼，叫他权科长，至于哪个科的，我们不知道。权科长人非常和气，他说，你们都找自己的号，这个号就是你在鳌北煤矿唯一的工号，工牌、灯牌、自救器、更衣箱都是这一个号，可不能忘了。
大家按照各自的工号找到自己的更衣箱，我旁边的更衣箱下正好蹲着一个露着眼睛、白牙、满脸黢黑的矿工，他屁股坐在反过来的安全帽上，浑身上下脱个精光，肩膀上搭着一条变黄发黑的白毛巾，右手边放着一个肥皂盒，左手中指夹着一支香烟，深吸一口后吐着烟圈，下面的东西毫无遮盖地耷拉在外面，而他没有一点儿害羞的表情。他半睁着眼看了我一下，继续眯着眼睛过他的烟瘾。我换衣服扎好腰带，矿灯插在头顶的安全帽上，从他面前走过时，他哎了一声说：小伙子，新来的吧？把灯从安全帽子上取下来拿在手上，你又不是领导下井检查工作。看来你和我一球样，没办法才来下井挖煤。灯挂在帽子上的那是工作面干活的，走在大巷赶人车的必须拿在手上。你放在帽子上灯绳三挂两挂，把你小子拉在车轱辘底下，连小命都没有了。我先是愣了一下，马上就反应过来了，我说，谢谢您师傅，以后还要多指点。他看也不看我一眼，继续抽着烟说，指点个球，自己看着办。
等大家都换好工作衣，戴好安全帽和矿灯，两名矿安检员一前一后地把我们带到井口，早班下井的工人已经全部入井，夜班工人大部分开始升井，剩下晚点的工人三三两两升井，他们拖着疲倦的身体，身上还背着不同形状的铁工具，艰难地向澡堂方向走去。此时正是早班给井下运材料的繁忙时段，各区队根据井下不同工种的需要，有沙子水泥、道木荆笆、板皮，还有电机油包等等许多叫不上名的井下材料，材料统一装在轨道矿车上，早班工人排成长队在井口等候罐笼，争先恐后地抢着让自己的材料先下井，各自都忙各自的工作，没有人关心那些晚升井的工人是谁，更没有人关心下井的是谁。井下发出的铛铛的电铃信号和绞车启动时强大的惯性电流，夹杂着初春东北风的呼啸，形成一股人与自然交错烦扰的震撼的冲击力。这时，带队的权科长走在最前面，到了井口旁他扭过头来说，他叫权吉忠，是安检科科长，今天由他带领大家参观井下，明天大家就正式分到区队上班，从现在入井的这一刻起，就要严格按照学习班培训讲的安全大于天的要求去做，否则就要出事故。
鳌北煤矿的井口是用水泥架起来的十多米高的东西通道，中间用四根钢轨焊接，两根钢轨和四根很粗的钢丝绳竖起的井架有三十米高，上面架设煤矿的标志性象征——天轮，和小孩胳膊一般粗的钢丝绳从斜拉的绞车房电机的滚筒上通到天轮，直接连接到罐笼。这就是矿井的心脏，所有工人及领导干部下井都是乘坐循环罐笼。每罐乘坐二十个人，五分钟一个循环。从井口通往东西方向有两条铁轨，一头停放着等待给井下送料的矿车，另一头是从井下运上来的石头，直接通过轨道翻到了矸石山。煤矿把下人和送料的井口统称为副井。等三个班工人上下班高峰期过后，各区队的运料工再将各种井下需要的材料通过罐笼送下去。运输材料是井下作业的一个重要的工序，运料工是在大巷里工作，不用到工作面采煤，比较安全，一般都是有关系的人干。
下井的第一道关口是安检，安全员搜身，看你是否将烟和打火机带到井下，烟火是安全规程明令禁止携带的，再一个查你的工牌和人是否一致，防止顶替下井。罐笼分上下两层，每层能装二十多人。虽然上课时老师已经讲过入井常识和安全措施，但真的要下井了，大家还是抑制不住产生了害怕和担心，每个人都沉着气，谁也不敢说一句话。我和姚大勇、王志胜、赵治民第一批入罐笼下井，把罐员清点了人数，确认没有差错后，唰一声放下罐笼上的铁链子，关闭铁栏杆，按动按钮，大功率绞车启动。罐笼以失重的感觉进入地下，大家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接着是哗哗的流水，像雨一样打在罐笼和安全帽上。罐笼与两边铁轨的摩擦造成的摆动，更增加了我们的恐惧感。六十年代建设的煤矿，尽管国家提出先生产后生活的建矿思路，优先满足生产和安全需要，但不可否认技术还是相对落后的。
我们出罐笼只有一盏罩着铁丝网的电灯（煤矿叫防爆灯），挂在罐笼左边的一处灰暗的砖墙上方，从墙上开着的那个很小的窗口往里看，里面摆放着一张发黑的破旧桌子，前面坐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人，正在和门口的一个人说话，借着灰暗的灯光，隐约地看这个人满脸的蛮横，我们站在窗口前，他仍然和那人没完没了地说话，看也不看我们一眼。权科长是乘坐最后一趟罐笼下井的，他看到大伙都站在这里，说，这是井下考勤室，大家把各自的工牌交给里面的田工，升井的时候再从这里拿，否则考不上勤，这一班就白干了。我们将工牌递进去时，田工用不屑一顾的眼神，打量这些穿着新工服的人，说，哪一部分的？下井参观吧？权科长急忙上前解释：新招的农民协议工，第一天下井。这位田姓考勤员不耐烦地问，我问你是哪个队的，牌子往哪放。权科长赶紧笑眯眯地说，今天是参观，明天才往区队分，牌子单独放，考勤表月底报安检科就行了。这是到井下的第一道关，从考勤员的言行和科长的态度看，井下考勤室绝对是一个权力机构，这个工作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上的。
权科长让大家排成一队，一个跟一个走。巷道没有灯光，矿灯是唯一的照明工具，透过矿灯微弱的光往里看，这是在石头里开拓出来的一条巷道，四周全是凹一块、凸一块，龇牙咧嘴的石头茬子，只有破碎的地方用木头支撑起来，感觉非常坚固。中间架设两条电车线，脚下除了电机车的轨道外，就是巷道两边的排水沟。水沟虽用水泥盖板盖着，但盖板有许多缺块，有的地方和没有盖板也差不多，工人踩着盖板走，稍不留神脚就会踩到水沟里，好在水沟不深，矿工下井穿的是防水胶靴，不会出什么事。往里面越走越深，伸手不见五指，只有运输材料的电机车开动时和直流电线摩擦产生的弧光，瞬间把十几米范围内的巷道照得通亮，借机可以看到巷道两边架设的各种管道和指示牌。随着电机车的来回穿梭，不停地有上下班的矿工扒矿车，老师培训时讲，这是严重的违章，事故率很高。矿车在不规则的轨道上高速运转，后面的矿车咣当咣当地发出碰撞声，矿车左右摇摆，看上去马上就会翻车似的，距离人行道最窄的地方，勉强能过一人，扒车的人得冒着掉道被甩下来的风险，一旦夹在了中间，即使不死，也得缺胳膊缺腿。煤矿六成以上的事故是运输事故，运输事故中九成是违章扒车造成的，老师是这样讲的，现在看确实危险。
大约走了三个钟头，到了一个拐弯的地方，权科长停下脚步说，大家稍歇一会儿，准备上山。他说，我们刚才走的这段路是井下最宽敞的运输大巷，共3.2公里，这就是给你们上课讲的井下一水平，也叫辅助材料运输和人行大巷，以一水平巷道为分界线，下面为下山，上面为上山。我们矿经过这么多年的开采，下山的煤已经采得不多了，剩下的都是边角料，没有多少开采的价值，而且条件非常糟糕，所以，就放弃不采了。现在采上山的煤，上山开采因为地质的原因，条件相对复杂，光这坡就有三百米长、六十五度，爬上去就非常不容易。从现在开始，走到最近的工作面也得四十分钟，好些地方人爬着才能过去，路上还要不断躲避下料运输的矿车，可见在工作面干活有多苦，这来回路上五个多小时就够你出几身汗的哩。所以说，吃挖煤这碗饭不是那么简单，我让我儿子讨饭也不叫他下井担惊受怕吃这份苦。科长的话让一部分人有了畏惧情绪，听说前面的路更难走，有两个人提出不干了，要回去。科长说再不干也得等到从工作面出来升井，现在回去把你丢了成我们的责任了，你不干了就趁早回去，免得出事故扣全矿的奖金。煤矿特殊的环境，养成了煤矿人说话难听、直率的脾性。
从一水平大巷到工作面上的这段绞车坡比权科长说的不知道艰难多少倍，本来就很窄，并排勉强能容下四个人，脚下还有两根铁轨，轨道中间还有一股黑水向下流，人行道除了深一脚浅一脚的灰尘外，有些光滑的地方站立都很困难，大家只好拽着悬挂的电缆线前行，三百米长的距离，大家整整走了四十分钟。有一个名叫何成龙的协议工，坐在半道上大声地哭起来了，盯工作面的安检员只好推着他走到坡顶。到坡顶说啥也一步不走了。无奈之下，权科长让安检员带着他原路返回，提前升井。我们在坡顶上稍休息了一会儿，开始向工作面走，前面所走的水平大巷和上山绞车坡、巷道都是在石头里开拓出来的，这下不同了，虽然是平巷，两边和顶部用密密麻麻的木柱支护，而且全是煤。走了有三十米，一道坚固的木门把大家隔在了外面，权科长用力地拉开，让人把着，又进去推开了另一道木门，顿时，一股强气流冲过来，吹得人晕头转向，等大家都通过了两道门槛时，权科长说，这就是安全规程上所说的风门，是井下煤矿“一通三防”的核心、煤矿的咽喉。大家能感觉到，风门外面是从地面送下来的新鲜风流，里面是工作面生产期间产生的混合气体，对人体有危害，必须尽快通过新鲜风流循环带出去。权科长说前面就是煤溜子头，工作面出来的煤通过溜子拉出来从溜煤眼倒到煤仓，从煤仓装矿车，通过大巷运到地面，溜子巷低，溜子头更低，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此时，我们已感觉到浑身热乎乎的，空气的温度在不断升高，能听到哗哗的机械转动声。
这是一个只有两平方米的三角区，煤像水一样通过溜子滚筒往下泻，飘落的煤尘遮住了视线，隐约看见有人在溜煤眼旁，抡着大锤砸煤块，大家弯着腰从溜子头的电机上爬过去，走到了顺槽大巷。巷道总共只有一米五高，溜子还拉着堆得老高的煤运行，我们只能顺着煤帮，弯着腰向里走，三部溜子每部一百米，到工作面时大家汗流浃背，每个人的心脏怦怦直跳，几乎都提到了嗓子眼。工作面分上下两个采煤面，两部溜子对开，把放炮炸下来的煤从工作面拉到中间巷的溜子上，再到溜煤眼，电机车在溜煤眼底下装车，拉到井下车场翻罐笼，再通过主井绞车提升到选煤楼，装火（汽）车，发往全国各地。
这就是煤由源头开采变成商品的全过程。
井下采煤工作面到底是啥样子呢？大伙拿矿灯顺机头往里照，看见的是一排一排的铁柱子，一排竖着三根为一组，每组柱子上顶着一根钢梁，横着把三根柱子连在一起，每根柱子间距一米，每组相距六十厘米左右，一头伸向溜子边的煤壁，一头保护着采空区防止石头坠落。工作面就是由这些铁柱子支撑，形成一个篮球场大的空间，保护着工人在这个有限的范围内采煤，采一帮煤回一次柱梁，依次循环。
到工作面时接近下午一点钟，早班放炮工刚放完炮，在溜子头缺口等待生产班工人开始分工种陆续进入工作面。先进去的开始用镐清理顶板上松动的碎石、刷煤壁，一部分清理过道的煤。溜子开动了，两个工人拿着和簸箕一样大的铁铲子，两边拴着钢丝绳，尽头套着一根木棍，他们站在溜子道沿的煤堆上，一个将铲子插在煤堆里，一个手扶铲把，一个手抓着顶板上的铁梁，一只脚使劲儿踩着铲子，前面的人将木棒插在溜子刮板上，借溜子运行的力，一铲子一铲子往煤溜子上翻煤，三十米长的煤堆就是通过这种半原始的机械动力，把煤倒在溜子上，再经过多个环节运送到地面。
权科长带领大家从机头走到机尾，走马观花地见识了工人在井下是怎样采煤的，熟悉了工作流程，然后从机尾的回风巷出来，通过人行巷道升井。我们洗澡后已经是下午的四点多了，上午十点下井，参观一趟就得六个多小时，平时要在里面干活，辛苦程度可想而知。
回到宿舍后，大家累得躺在床上没一个人说话，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今天第一次下井，没走到工作面之前，就已经领悟古人说的上天容易入地难的真正含义，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巷道里，凭着一丝微弱的矿灯光引路，假如一个人走在大巷突然关闭矿灯，那种恐惧感应该不亚于一下入了鬼门关。而到工作面后看见工人干活那热火朝天的劲儿，夹杂着机械发出轰鸣的声音，我的担心恐惧随之一扫而光，那种创造人间奇迹的振奋，坚定了我在煤矿干下去的决心和意志。
第二天起床，一多半人的腿抬不起来了，其中六人坚决不干了，主管干部郑庆东不管是利诱恐吓，还是反复劝导，都毫无结果，那六人连被褥都不要就跑回家了。
今天我们要分到区队了，郑庆东宣布：五十一人除跑了的六个，剩余四十五个全部分到采煤队，一个是采煤二队，一个是我们昨天下井参观的采煤五队，每个区队二十三人，采二队二十二人，我和姚大勇、王志胜、王选怀、赵治民、常孝忠、韩正群等二十二人分到采煤五队。
鳌北煤矿七个采煤队分采一、采二、采三、采四、采五、采六和预备队，其中预备队是应急采煤队，哪里出现险情，哪里有难啃的硬骨头，预备队就冲上去了，八个掘进队分掘一、掘二、掘三、掘四、掘五和红旗、七一队。其中红旗和七一队是打巷道的，煤矿叫掘开拓巷道，其余是掘进煤巷，为采煤队准备工作面。采煤和掘进被称为井下一线。一线是煤矿生产的心脏，最苦最危险，同时也是最出彩的地方，最被人小瞧的地方，矿上谁犯错误了，最狠的处罚就是发配到采掘队去。还有通风队、运输队和机电队，因工作相对轻松，有技术含量，被称为井下二线，有一定社会关系和内招老工人的孩子，都安排在二线，相比一线安全一些。而我们这些农民协议工那肯定在最艰苦最危险的采煤队了。
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分到了采煤五队，采五队是矿上的王牌队，老师上课讲，鳌北煤矿有光荣历史，采煤五队是矿上的功勋队，也是国家的功勋队，在我国需要大量煤炭支撑工业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诞生了采煤五队这个英雄的战斗群体。从1981年国家将采五队装备为高档普采工作面开始，采煤五队连续三次荣获全国高档普采冠军，连续七年跨入全国高档普采甲级队，先后被原煤炭部、全国煤矿地质工会授予“煤炭工业双文明红旗单位”称号。
来劳资科接我们的是采五队办事员王建发。采五队的办公室在矿综合办公楼三层，能坐二百人的样子，两个陈旧的办公桌，周围摆着用木条做的连椅，窗户用纸糊着，纸上印着“渭北矿工报”的字样，屋内设施虽然简陋，但墙上挂满了各种奖牌、锦旗，一下烘托出了它的荣光。
王建发把大伙领到办公室后到隔壁的房间去了，一会儿进来两个人，个子都在一米八以上，一个三十多岁，一个约四十岁，两人一前一后坐在了会议室。王建发介绍，这是党支部书记侯文江，这位是队长田定军，大家欢迎。现在请田队长讲话。
田队长笑着点了个头，说，大家好，我叫田定军，现在咱们就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我姓的田就是田地的田，也是种地的田，不是挣钱的钱。我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在生产队时开磨面机，1973年鳌北煤矿在我们公社招收农民轮换工时来到矿上，当时和大家一样，都是农民身份，名字叫得怪好听，三线战士，实际就是农民，和你们有所不同的是，我们来时背着馍，肩上扛着镢和锨，说是支援一段时间三线建设就回去了，结果一直干到了现在。对于咱们农村人来说，干这活儿最适合，首先能吃饱，每月五十六斤粮，饿不了肚子，收入还高，一个月八十一块钱工资，你到哪儿挣这么多的钱？通过十年时间我娶媳妇生娃，家里还盖了房，我的体会是这活儿能干，管它什么协议工、合同工、固定工，到井下，都一个球样，把活儿干好，钱装在口袋里，说话才硬气。我看你们大部分都是二十来岁，没媳妇，有媳妇了不会干这活儿，农村娶个媳妇也不少彩礼。你们好好给我挖煤，媳妇就在煤墙里面，如果不缺班，一年下来刨过吃喝，挣个媳妇不成问题。跟着我干，不会亏待大家。不过，井下确实是三疙瘩石头加一块肉，你们昨天下去亲眼所见，那是比较好的工作面，实际要比这危险艰苦得多，井下干活儿你们给我把眼睛睁大点，石头可不认人，把你砸死了可不要说我没提前给你们打招呼。
轮到书记讲话了，侯文江说，田队长已经说得不少了，我再补充几句，除了照顾好自己和周围人的安全外，要卖力气给我把活儿干好，谁耍奸溜滑、偷懒，我可饶球不了你。你们来的目的也很清楚，煤矿是干什么的，煤矿就是挖煤，挖煤不单纯是危险还非常辛苦，这活儿现在的正式工没有人愿意干，才招收你们这些协议工，因为农村人能吃苦，才招你们来，协议工不能调动，能保持采煤队人员稳定。还有挖煤工资高，农村家里普遍穷，富裕的不会来冒这个险，对你们来说就是一心一意地上好班，多挣钱是根本。谁挖煤卖力、干活儿多，我们就表扬，多发奖金。要说明的一点，你们来到采五队，大家就成一家人了，不分正式与协议工，只要肯出力，多出煤就是英雄，每月谁干得多，我请谁喝酒。
庄重简短的欢迎仪式，说准确一些就是动员令。结束后，我们从与王建发非正式的交流中，知道我们队编制三百五十个人，每班八十人，分甲乙丙三个生产班和运料、机修大班，生产班里分打眼放炮、采煤和放顶三个工种，连年被局矿评为先进。我被分配到乙班，班长梁永忠，副班长杜唉根，带我的师傅叫李治富，陕北米脂人，个子一米八朝上，长得眉清目秀，说话多半是方言，勉强能听懂一半。他说，我是1968年招工到矿上，一直在乙班，咱班长梁永忠和我一个村，我们同时招工来的。你是我带的第六个徒弟，前面的徒弟有的当了队长，有的考学出去了，有的调离煤矿，还有一个在井下事故中死了。我没念过书，没有文化，一直在井下干，至今已经三十好几了还是光棍，在矿上找婆姨，人家看不上，陕北老家介绍一个吹一个，人家女娃一听说下井就不干了，害怕成了寡妇。李师傅叹息了一下，也不抬头看我一眼继续说，井下这个活儿确实危险，不过干顺了感觉还可以，没有多少技术含量，能吃苦就行，可要千万小心，事故随时都会发生，我下了这么多年没有受过大小工伤，全靠自个儿和运气。井下讲运气，我那个徒弟就是运气不好，刚上了四个班，下班走在大巷里一堆人，上面掉下来石头，没有砸到别人，就砸他了，当场就没救了，这就是命。要么说自己一定要注意，别人都靠不住。咱今天是上零点班，你回宿舍好好睡觉，要干一晚上，到时间我去叫你，以后你掌握时间我就不叫了。
这是我走向社会，来到煤矿遇到的第一个师傅——李治富，他的这番话看似很平淡无味，但却是他多年煤矿经验的总结，他要把他内心的苦衷和担心都告诉我，让我珍惜这份工作，但一定要注意安全，都是肺腑之言。我在之后的人生道路上，也曾遇到伯乐、引路人，但都没有像李师傅一样给我留下深刻烙印。他这几句话，直来直去的，我不知道是有水平还是没水平，但是让我听后默默地低下了头，回到宿舍我本想蒙头就睡，却久久无法入眠，满脑子都是回忆，想起我家在农村因为穷，自从记事起，别人看我家、看我都是一种歧视的眼光，农民朴实、豁达、单纯的本性在我的身上没有得到一丁点的体现，我感觉到的都是自卑、没有底气，生怕被人瞧不起。到了采五队听了这些非同一般的话，我就仿佛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那么自信和有干劲儿的人，田队长和侯书记的话是对大家说的，而李师傅却是对我一个人说的啊！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挖煤这个行业和这个行业人的那种别样的崇高。
还在半睡半醒的感慨与回忆中，宿舍外传来操着很浓陕北口音的叫声：小王、王彬，新来的叫王彬的新工住哪个宿舍？李师傅从走进院子的大门就开始喊我的名字，由远到近，我听得清清楚楚。我急忙起床，正要开门，李师傅已经推开了宿舍的门。他没有进宿舍，而是在门外等了我一会儿，我俩一同去了职工食堂。李师傅让我坐在桌子前不要动，他到窗口，打了两份肉菜，拿了六个馒头，还让我去窗口端炊事员已经盛好的两碗稀饭。当我拿出饭票时，窗口服务员说，端走，前面那个人已经给了。我回到桌子前，李师傅看着我犹豫的表情说，赶紧吃饭，时间快赶不上了。我说饭票，师傅说，哪有这么多事，以后路长着呢，谁让我是你师傅，井下活儿重，多吃些，不然撑不到点。灶上的馒头比较小，我一连吃了三个，李师傅两个还没有吃完，他又转身从窗口买了两个回来，最终我吃了五个。李师傅说，看来饭量比我大，这是好事，井下活儿能扛得住。
到了区队会议室例行每天下井前的班前会，协议工在乙班分了四个，韩正群、王志胜、赵治民和我，总共有二十人左右。班长梁永忠说，今天工作面的情况不太好，机尾后三节槽子的断层处出现了小冒顶，上一班到现在还没有处理好，咱们下去也不一定能处理完，即使顶背上了，煤墙里还不知道啥情况，放炮搞不好还要冒，景兴堂、焦永林、刘发孝，你们给我顶着，放小炮，提前挂梁，千万不能让冒下来，冒顶工作量就大了。还有分来的四个新同志，队上已经指定了老工人一带一，你们多招呼一下安全，谁带的出了问题，按照矿上和队上的规定，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假如让新工人出了重大安全事故，你就不要上班了，卷铺盖走人。你们都清楚，我就不多说了。你们四个带新工人的在断层前面，条件比较好一些，每茬二十三节槽子，几时干完几时升井。
我们换了衣服，领矿灯、自救器到井下，那些老工人看都不看路，一溜烟走得无踪无影了，师傅们也想赶路走在前头，我们跟不上，他们走一阵子还要回过头来等我们一会儿。等我们四个到了顺槽溜子机头工具房领工具，好使的工具已经被前面先到的老工人领走了，我们只好领有各种毛病的工具。所谓的工具房就是在煤里掏个洞，里面放着干活用的各种工具，有锨、洋镐、榔头、水平楔子和叫不上名字的铁具。工具房没有专人看工具，是开溜子的那个人，代招呼工具，李师傅让我领锤、锹、洋镐，他前后背着二十个水平楔子，每个楔子一公斤半，有的地方人根本就站不起来，要蹲着走，艰难地走到工作面缺口处。梁班长说，机尾冒顶已经处理好了，开始放炮，只见从工作面钻出来一个人往外拉放炮线，身上背着放炮器，坐在我们身边把线接在放炮器说，把耳朵都给我捂着，开始放炮了。话音刚落，就利索地拧动放炮器钥匙，咚、咚、咚！沉闷的声音震得缺口铁顶梁在颤抖，顶板小石渣和煤尘哗哗地往下掉，打在安全帽上，我们新工人已经胆战心惊，而老工人他们像在地面上打赌开玩笑一样，毫无感觉，嘴里还讲着某某人回家见老婆的黄段子，旁边人听得津津有味，不断有人提更深、更黄的问题，当事人骂骂咧咧地说上几句，大家开怀大笑。放炮员不知道从工作面钻出来钻进去地连线放炮多少个来回，最后一趟出来说，快进去维修挂梁，顶板快要冒下来了。黄段子还在继续，爽朗的笑声在这八百米深处回荡，使新工人忘记了这是在煤矿最危险、最艰苦的工作面，而感受到煤矿除了恐怖和紧张外，还有激情，有笑声，有乐趣，是一片纯情的黑色世界，置身其中，心里充满了阳光。
直到梁班长从工作面出来，一边骂着狗日的脏话，一边顺手抓了一把煤，迎面砸过了来，大家才打住了带色的话题，像老鼠一样，纷纷进入工作面去到各自的岗位上。
工作面一百六十米长，爆破下来的煤像一条长龙，躺在了煤墙边，煤溜子上压着放炮崩过来的煤在艰难地滚动，看不见溜槽，看不见刮板，只见煤流像巨浪一样在缓慢地涌动。李师傅一只脚站在松动的煤堆上，一只脚蹬在溜子沿上，左手举着一根铁梁，右手穿连接楔子的同时，一个垫步让另一只脚移到煤堆，用力举起钢梁，喊我将挂在柱子上的水平楔子穿在两个钢梁的交接处，一个手迅速从腰间抽出榔头，向水平楔子砸去固定好，就这样十几个循环的挂梁，稳住了顶板。李师傅用洋镐这儿敲敲，那儿挖挖，进行全面检查，尤其是对顶板和煤墙上松动的煤，全部处理掉，自己感觉万无一失时，才放心了，然后从老空的浮煤下找到大锨。他右手握着大锨，左手把着头顶上的钢梁，让我拿着一根有一米长的木棍，木棍十厘米处套着一条钢丝绳连着大锨，木棍插在滚动溜槽的刮板上，身体随着溜子的传动，带动那头师傅大锨一前一后地将煤墙的煤倒在溜子上。
师傅跟我说，拉大锨不难，关键要掌握要领，两个人和溜子配合好，棍一定要插牢，即使断了也不能松手，一松手反弹打在后边拉大锨的人脸上，破相是轻的，打瞎眼睛就毁了人一辈子，一定要记住。我们配合得还算可以，二十节槽子的煤半个小时拉完了，然后师傅让我清煤墙遗留的浮煤，他打戗柱，移溜子。浮煤我还没有清完，师傅用顶溜器已经把溜子移到煤墙根了，还有高低不平的地方师傅再用洋镐刨，出煤的工序就算基本完成了。接着进入第二道工序打柱子（支撑顶梁），师傅叫我把锨、洋镐背出去放在机头，将升柱器拿进来，再从老塘里将预留的铁柱子抱出来紧贴溜槽边，松开柱锁扒出来卡在顶板的钢梁。他一手拿榔头锁住，一手将升柱器卡在柱锁上，敲开柱锁，然后转动手把，待柱子将钢梁与顶板挤压得发出叭叭的响声，就证明吃力到位了，然后锁上柱锁，取下升柱器，再来下一个，整个工作程序就完成了。
王志胜和我分到同一个班，一个班也分三个工序，打眼放炮工要提前两个小时下井，等生产班的人到了工作面，一帮煤的眼要打好，放炮工即将装过一半的药。等生产班人一到工作面就开始放炮，放炮震倒柱子，或者顶板有松动，及时喊生产班进来维修，打眼放炮工一般都选择身体灵巧、有眼色的人干，因为上一班留下工作面是啥情况，一切都是未知数，打眼放炮工是第一个进工作面，要具备在复杂情况下，即时处理问题的应变能力。第三个工序是放顶回柱工的活儿，他们要比生产班晚下井三四个小时，在生产班把煤出完，一帮柱子全部打好，他们才进入工作面，将老空最后边的那一排柱子回出来。采煤工作面的支架是见四回一，预留得多，顶板的压力都集中到了支护区和煤墙上，毁灭性的大型冒顶事故就是在驾驭不了自然规律的情况下发生的，老顶预留少，顶板石头垮落到工作面，威胁到矿工的生命安全，这些都是血的教训总结出来的，写进了《煤矿安全规程》。放顶回柱工是采煤工序中比较单纯的一项工作，不需要像生产班出煤需要那么多工具，只需要一把钢钎和榔头，把最后一排柱子回收出来，让顶板自然垮落，压力释放在老空里。这项工作危险系数高，必须年轻力气大，手脚麻利，在敲开柱锁的瞬间，顶板垮落前，把六十公斤的柱子和四十公斤的钢梁回收出来，这不是一般人能干得动的，稍有疏忽就有生命危险。
我与王志胜是在出完煤升井走在顺槽溜子上碰头的。给他带头的那个人二十来岁，方方正正的脸盘，眼睛里透出逼人的光芒，脖子上围着白毛巾，矿灯搭在肩膀上，衣服袖子挽在了小胳膊上，一手拿着一根一米多长的钢钎，一手拿着榔头，猫着腰，往工作面冲，嘴里还不断地喊：“跟上，快点。”王志胜紧跟在后面，有一种战场上遇见敌情，冲锋陷阵的感觉。
当我们收工走出溜子巷，下了绞车坡走在与大巷的交会处，一列运煤车咣当、咣当地从身后开了过来，直流电线与机车摩擦出的弧光，把巷道照得通明，车行驶到绞车坡的三岔口时并没有减速，此时，从绞车坡急忙跑下来几个不知道是哪队的下班工人，争先恐后地爬上了煤车，从我们旁边驶向井口方向。李师傅说，千万不要扒车，这是严重违章，被安检员抓住最少罚款十元，送学习班学习半个月。要是倒霉遇上车掉道，轻的也得断胳膊断腿，要是翻车压到车底下或者挤在煤帮上，命就没有了。
我问李师傅，这么危险他们为啥还要扒车呢？师傅说，这些人都是些不要命的，冒这个危险就为了早一会儿升井，没啥意思。我再问李师傅，你扒过车吗？师傅说，我手脚不利索，也不敢，违章罚款划不来。
当我们脱了工服，拿着毛巾肥皂到澡堂子洗澡时，王志胜他们已经泡在澡堂里洗得差不多了，李师傅用陕北话对放顶班长说，今还顺畅，跑到我们前头了。放顶班长也姓刘，陕北人，和师傅是老乡，他说，今天顶板没有压力，不到二十分钟就结束战斗了，正好遇上煤车就顺便扒上去拉出来了，赶在你们上罐的前面。正说着，对面池子里有人喊，狗日的谁在看澡堂，我日你妈，水都臭成这样了还不换。这人连续骂了好几遍也没有人来。此时，这个骂人的赤身裸体地从池子跑出来，拿拖鞋砸在值班室的门上，这时值班室才发出声音，不要砸也不要骂了，从昨天早班到现在水管都没有水，我也没办法，要骂你骂矿长，要日你日矿长他妈去吧。
我说怎么在门口就闻到一股怪味呢，原来如此。澡堂子的四壁几乎和煤一个颜色，中间吊着一盏灰暗的电灯。两个池子有三十平方米，水脏得撩起来能掉线。我们生长在大西北干旱缺水的地方，洗澡对农民来说，简直就是奢侈，在我二十三年的记忆中，洗澡是有数的，就每年夏天在村东头被当地人叫涝池（我们叫动水）的塘子里洗澡，这个池塘蓄的是雨水，供生产队牲畜喝，和村里人洗衣服用，下去出来身上全是泥，那也比这强，起码没有臭味，水也没这么黑。现在说是洗澡，其实就是简单地走个形式，把身上的煤灰冲一下，能洗个什么程度可想而知。到更衣房时，放顶回柱的人已经穿好了衣服，打眼一看，除了脸蛋以外，眼眶和身体有凹进去的地方全是黑的。
王志胜等我穿好衣服一起出了综合楼，往宿舍方向走。我问志胜感觉咋样，他笑眯眯地说，没问题，这活儿不在话下，比起咱在农村拉架子车换粮轻松多了，那是没黑没白地赶路，顺利的话一趟才挣二十块钱。这一个班我六点下井，现在才不到十一点，满打满算连路上五个小时，能挣差不多三十块钱，还有八毛钱的入坑费，到哪儿找挣钱这么快的工作啊，我知足了。谈到扒煤车和放顶回柱的危险性时，志胜说，这算个啥啊！还记得当年咱卖柿子把架子车抬到火车上那场景吗？跟那比，扒煤车就是小菜一碟，放顶再危险，最多就是两个小时，能危险到哪去。
我俩边走边说回到宿舍时，李师傅已经坐在了我的床上，房间唯一的一张桌子上放满碗筷，中间摆了一盘花生米、一盘猪头肉和两瓶标贴发黄的柳林春酒。吃饭时，师傅说了许多工作方面的事情，我俩除了感激还是感激，话不太会说，就拿着茶缸大口大口地跟师傅喝。我和志胜也是第一次喝这么好的酒，我俩都醉了，师傅后来说的啥，咋走的，我俩都不知道。
这是我到鳌北煤矿正式下井干活儿的第一天，以后每每回忆起来，种种情景历历在目，那个中滋味真是无以言表。
这一天，揭开了我们这批农民协议工走向社会的第一页。
姚大勇和常孝忠分到甲班，王选怀分到丙班。丙班接的是我们乙班，甲班接的是丙班。在那个条件艰苦、生活设施差、完全靠苦力出煤挣钱的年代，虽然物质匮乏，但煤矿工人的精神世界非常充实，工作热情十分高涨，三个班你追我赶，争先抢优，感人的故事层出不穷。区队与区队之间、班与班之间的劳动竞赛激发着矿工们为国家多出煤、出好煤的朝天干劲儿。我记得每次劳动竞赛开始时，矿宣传部广播站都开设竞赛专题节目，为了能上广播，梁班长二十四小时不升井，为了多出煤，饿了啃几个冷馒头，渴了拧开水管喝几口凉水，在别的班出煤期间，他抽空倒在回风巷里睡一会儿，硬是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创下了全矿班组月产最高纪录。丙班班长王浩发探亲期间，为了听到他们班刷新全矿日产最高纪录的广播，提前两天回到了矿上。
采煤五队的口号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宁愿身上掉肉，不让任务欠两。其实干多干少没有物质刺激，只有精神奖励。这月全队创高产任务完成，矿工会组织有关部门敲锣打鼓，送张用大红纸写的慰问信，全队上下就激动得热泪盈眶。全矿是队与队之间竞争，区队是班与班之间竞争，哪个班打破月纪录，每人发一件长袖衬衫，第二名发的是短袖衬衫，最后一名发的是没有袖子的背心。为了争取长袖衬衫，不知道有多少人放弃了休假，有多少人在井下二十四小时作业，苦点儿累点儿不算什么，有的同志甚至献出了生命。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缺煤的特殊环境，激发了我们献身煤炭事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历练出在任何困难面前不畏惧的坚强意志。
我们上班第三个月，工作面出现了一次冒顶。那天早上八点，早班到工作面接夜班生产，出煤非常顺利，不到十点钟，煤墙和老空的煤已经攉完了，最后一道工序移溜子，这道工序是前后段相互配合的技术活，移溜子前必须把顶板柱子全面检查一遍，担心溜子移过去空顶大，跟在我们后面的那段老工人陈峻民和新工人刘忙锁做移溜子前的支护检查工作，当他们把绞接顶梁升到接近顶板时，老陈担心顶梁上背的荆笆接顶不实，就试着用锤敲了两下，瞬间顶板上有成百吨的石头掉落了下来。老陈还没有反应过来，顶板又二次来压，只听见哗啦一声，有桌面大的一块石头，直接压在了老陈身上，老陈发出了一声尖叫。梁班长一看问题严重，让我跑到溜煤眼处调度室打电话，我当时吓得腿直发软，走都走不动，费了好大劲才打通了电话。老陈长时间在石头底下呻吟，说明人还活着，但靠人工去扒，显然是来不及了。为了救人，减少救援时间，班长一声令下，开溜子，凭着机械的力量，溜子向前转动了四五米，大家才从石头堆里把老陈抱了出来，人出来后意识还清醒，但总是说腰疼，救护队、矿医院大夫及时赶到现场抢救，升井送往矿务局医院治疗了半年多时间，虽然保住了性命，但由于中枢神经被压断，下肢截瘫，再也站不起来了。
血淋淋的事故触目惊心，煤矿工人在八百米深处和大自然做斗争，除了水、火、瓦斯、煤尘、顶板五大灾害外，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在考验着矿工的毅力，惨痛的事实告诉我们，人在大自然面前，是多么的渺小和不堪一击。
这个就发生在身边的真实案例，直接影响到了协议工的情绪，大家想到之前签的那个合同，规定协议工受工伤后得自己掏腰包看病，老陈得亏是正式工，要是他受工伤后自己负担医疗费，肯定早就没命了，还有工伤后的护理、生活费问题，协议工的合同上连写都没写。
当时这种不健全的用工制度，不仅没有给予农民协议工切身的利益保障，甚至在他们的尊严和情感受到伤害的时候，都不能提供公正的道义上的支持。有一天，采煤二队协议工刘军峰领到工资下班回家，被矿区几个无业青年围攻，身上的钱被搜光后，他的那辆半新的自行车还被抢走了。告到保卫科，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还遭到了那几个人的报复，再一次把他围在路上，打得死去活来。从此刘军峰跑回家，再也不敢来矿上班了。
还有老实憨厚的原长运，力气大，能吃苦，井下的活儿没有能难倒他的，他非常热爱这份工作，分到区队后，半年没有休过班，被采二队称为协议工中的铁人、难不倒的标兵。正是由于憨厚老实，在农村没有见过矿上这样的花花世界，被矿区一帮无业女青年盯上了，每到开工资的那几天，他身边就围满了穿着打扮花里胡哨的女人，东一个原哥，西一个原哥，把他叫得不知道自己是谁，就这样工资被骗光，经常借钱买饭票。我们一起来的多次劝他不要和这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来往，他像着了魔一样，根本听不进去，还说我们是眼红他的好事。最后一次，他领了工资还没拿回宿舍，就在半路上被这几个女的哄骗到矿区十公里以外的铁路桥下面，被哄得脱光了衣服，鞋扔在了铁路上，钱一分不剩。同宿舍的乡党上班没见着他人，下班后把他找回来时，他面无表情，两眼痴呆，浑身僵硬，像丢了魂一样，被乡党送回家后再没在矿区出现。
后来听人传，那些女人一开始骗他说，只要你把工资交给我们花，我们之中你看上哪个，哪个一年之后就跟你结婚，给你当媳妇，让你尝尝“仙桃”的滋味儿。长运没读过几天书，长这么大只去过一次县城，还是跟着生产队的马车送甜萝卜，又赶晚上路过，县城是啥模样都没看清，再加上屋里穷，人老实，在农村说媳妇都困难，哪见过这种场面，经得起这种诱惑啊！在他心里，这就是天上掉馅饼，所以他每时每刻都在暗暗自喜，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他反而感到自豪，别人劝他说，这是骗你钱，不能信，他反而认为人家是嫉妒。就这样，没有任何心理防线，越陷越深。为了这桩没有任何把握的好事，他拼命地干活，把半年没有休班挣的工资全都交给了这三个女人，得到的回报只是其中一个女人让他摸了一次手，在他腿上坐过两次，而“仙桃”长啥样儿他是见都没见过。慢慢地，他也产生了胆怯心理，感觉被骗了，一发工资就有意躲避。这些不劳而获的女人哪能让到嘴边的肥肉跑掉啊！等他发了工资，便又换着花样哄骗他，说到铁路桥下就兑现承诺，刀下见菜，只要把工资交出来，马上就让他见世面。单纯的他信以为真，跟着她们到桥下，刚迫不及待地脱了裤子，就被三个女人抓住下身，说他是流氓，若不给钱就报案，说有人强奸她们。老实巴交的长运哪能经得起这样的恐吓，只好把工资全部拿出来。这还没完，她们又把他的衣服撕得东一块西一块，把他的鞋扔到铁路上，才哈哈笑着扬长而去。长运回到农村后，就精神失常了，别人一说起鳌北煤矿，他就浑身打冷战，大喊大叫。
这就是农民协议工初到煤矿后，在他们所理解的崭新而又充满机遇的世界里，交上“桃花运”的悲惨结局，环境与身份的突然转换，让认知有限的他们晕头转向，不期然地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然而，他们要面临的更加残酷的考验，是更加无法预料的生与死的较量。
那是一年后的清明的前一天，采煤二队发生了一起在建矿史上罕见的多人事故。我们所采的430工作面在回采到二十米以后，顶板没有丝毫的垮落迹象，老空如同一个大足球场。鳌北煤矿总工程师肖伟光带领生产、地质、通风、安监等生产职能科室和队长、技术员组成技术攻关领导小组，轮流在井下二十四小时观察顶板变化，现场制定措施。他们采用的方法是常规打眼放炮强制放顶、打信号柱预报，防止突然周期来压，给工作面造成毁灭性的破坏。但是，顶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以往的经验在如此的环境下，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明知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安全事故随时都会发生，从矿上到区队，从矿领导、肖总工程师到队长再到每一个矿工，还是往最好的角度想，加上矿务局一天几个电话，不停地催产量要煤，电厂发电用煤告急，不能因为老顶放不下来，工作面就不出煤了，所以大家祈祷着这次的凶险能够顺利渡过。
不敢想象的事情还是发生了，4月3日早七点三十分，零点班出煤接近尾声，本应该下班，为了防止周期来压，调度室安排再加工作量，给人行道的柱子隔一根加固一根戗柱。八点打眼放炮工已经从机尾开始打眼装药，电钻发出嗡嗡的声音，装药工坐在回风巷的三岔处做引药，夜班的放顶回柱工已经到了工作面，这是罕见的一个班三个不同工序同时干活儿的场景，也是工作面人数最多的情况。放顶工先从回风巷到机头走了一遍，看到如此大的空顶，没有任何动静，心里有些胆怯，人人手心都捏着一把汗，当班长刘永生试探地用榔头轻轻地敲了其中一根斜戗的柱子时，哗的一声，顶板垮落的冲击力卷起滚滚煤尘，巷道梁上的背板被震得脱落，里边发出惨叫、号哭和呼救声。肖总工程师他们刚走到溜煤眼的风门处，巨大的冲击波冲开了风门，他浑身打了个冷战，说坏了，出大事故了，一边紧急安排人给地面调度室打电话汇报，一边急忙跑去工作面救人。
一百二十米的工作面被全部推倒了，煤墙、柱子和顶梁东倒西歪一片狼藉，老空里还不断发出尖锐的求救声。肖伟光一下瘫倒在地上，有气无力地说，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好在他毕竟身经百战，在煤矿井下险恶的环境中经历过无数次事故，他立即镇静自己，组织抢险。工作面有多少人？跟班技术员溪西民回答，大概十五个人。肖总问溪西民，你盯面在哪儿？我看煤出完了刚走在溜子巷，就……你咋不到里边送死去？！还从来没见过肖总这个风度儒雅的知识分子发火，他举起手，左右两巴掌将溪技术员打倒在地上，用哭丧的声音说，这是严重失职，你知不知道啊！战民，你在哪里？同战民是副班长，眼泪已经流到下巴上，说肖总，我在这里给打眼工点溜子开偏帮煤，眼看着大顶推过来了，放顶工瞬间被压住了，我不知道该咋办。肖伟光用颤抖的声音说，快，从机尾回风巷进去看后面的情况咋样，给工作面喊话，问各人的位置在哪里，救护队下来了吗。
放顶工当时有两人在回风巷解大手，两人在机尾三岔处老空里打信号柱，只是不同程度地受了轻伤，但班长刘永生被卡在两个柱子的中间动不了，不停地发出求救。正在机尾装药的农民协议工何玉龙看到闪烁的矿灯光，听到“妈呀、妈呀”的叫声，奋不顾身地从煤墙的夹角扒开石头，爬进去拉人，刚把卡住刘永生两条腿的钢梁扒开，顶板哗一声二次来压，何玉龙也被埋在里面。
在肖总和田队长、侯书记的指挥下，抢救整整持续了十二个小时，才把何玉龙、刘永生和两个打眼工从石头堆里抱出来。救护队立即将伤员送到矿医务所，两个打眼工、班长刘永生因伤势过重，又转送矿务局医院，何玉龙头部裂开了血口子，脸上手上全是血，右腿裤子从大腿根处撕开，躺在矿医务所的床上呻吟，看不到还剩什么好的地方……赶来的协议工大声追问，为什么不赶紧包扎抢救一起转院呢？人命关天啊！一个穿着白大褂、四十来岁、人称聂大夫的医生，慢条斯理地说，他是协议工，不在公费的医疗范围，给你公社带队干部打电话，让他拿钱接人转院。赶来的协议工还有队领导异口同声地问，那你就这样见死不救吗？回头再给你算账不行吗？先救人，救人要紧啊！聂大夫话说得很坚决，不行，协议工是临时的，政策规定先交钱挂号办手续，我先给他治疗，完了屁股一拍跑了咋办？
在激烈交涉无果的情况下，姚大勇从矿上的亲戚家借了一百八十元，再加上大家凑的八十元，在矿医务所极差的医疗条件下，何玉龙住了一个多月的院，伤还没有痊愈，实在交不起医疗费，被父亲用架子车拉回去，从此右腿落下了终身的残疾。
刘振琦、贾正平来矿之前同在一个大队，由于家里穷，别人看不起，从小就形成自卑不爱说话的内向性格，也没有养成好习惯，穿衣打扮、言行举止都叫人讨厌。他们也想好好干，利用这个机会改变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可分到丙班后，处处遭人欺负，工作干得好了班长龙军说看到你俩恓惶，照顾到条件好的地方，必须请他吃饭喝酒，一个班能挣三块钱，一顿请客最少得八元钱，几天的井算白下了。活儿干不好拖了全班的后腿，班长没有罚款的权力，咋办？请客吃饭喝酒，八块钱又没有了，几天又白干了。还有那些正式工在井下不愿干活，都把任务推到他们身上，要是不服从，不单被辱骂还得挨打，一次两次还罢了，长期受欺负，麻雀急了也会报复。一个叫刘永春的矿工子弟分到保卫科因打架斗殴处分到丙班改造，这样的人哪是干活儿的料啊！下井交个工牌就升井了，班长也惹不起，睁一只眼不如闭一只眼，于是把活儿压在刘振琦和贾正平身上。然而他俩是出力不讨好，工作面出现严重冒顶，影响到三个生产班没有出煤，矿上和区队两级派人追查时，班长龙军把全部责任推给了刘振琦和贾正平，说是他俩没有完成任务，拖了全班的后腿。田队长、侯书记在事故追查会上大骂他们不要脸，不争气，给采五队丢尽了脸，甚至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说国家现在正缺煤，我们队是全局的典型、鳌北煤矿的重点，你们不完成任务，就是破坏生产，必须从严、从重处理。
在强压攻势面前，本来就内向自卑、说不出话的刘振琦、贾正平两次想张嘴诉说自己的委屈，都被班长龙军给打断了。被逼急了的贾正平一个晚上都没有睡觉，那种难以言说的委屈和对严厉处罚的害怕，变成了鱼死网破式的仇恨。班长，班长，是班长这瞎一直在欺负我俩，你欺负，我也叫你活不成。他叫醒刘振琦，操起床板底下那把不知道啥时候捡回来的已经锈迹斑斑的菜刀，趁天还没亮就向对面楼上班长龙军的宿舍冲去。龙军的宿舍放了三张床，舍友一个正在井下上夜班，一个叫张清柱的老工人是早班打眼工，要提前下井，他刚起来端着盆出门打洗脸水，就迎面碰上了平时寡言少语、老实巴交的刘振琦和贾正平，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贾正平举起菜刀向龙军的床上砍去，由于张清柱的遮挡，菜刀砍在了床头，待第二刀举起时，睡熟的龙军被惊起，坐在了床的另一头，再加上张清柱扔掉脸盆的奋力阻拦，菜刀没有砍伤龙军，而划破了刘振琦的胳膊。
矿公安科第一时间赶到抓人，而这两人早已经逃之夭夭，一年多都没有见面，事情只有不了了之，不过在矿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协议工不好管，从制度层面上看问题比较多，假如是正式工，逃到哪儿也得追回来，他是矿上人，户口在矿上，协议工不属于矿上的人，逃了就逃了，矿上没有办法制约。
当时尚不健全的用工制度造成协议工是煤矿最底层没有地位的劳动者，造成一些人对协议工的偏见，再加上协议工本身素质的参差不齐、内部的矛盾重重，导致他们的生存环境更加严峻。
姚大勇和安同安天生就是一对冤家，自到矿学习培训期间就相互攻击，安同安仗着自己在渭北矿务局有关系，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再加上从小娇生惯养，对谁说话都是趾高气昂。而姚大勇也是干部家庭，一身正气，眼里容不下沙子。安同安自以为在协议工中称王称霸，不服气姚大勇，而姚大勇更看不上安同安的蛮横和目中无人。真是冤家路窄，两个人不仅都分到了采煤五队，而且还都在丙班。他们俩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实际有些话题与他们毫无干系。安同安说，今天甲班煤肯定没有出完，姚大勇说，你咋知道？肯定出完了，要不现在还没有来电话。你是希望甲班出不完，你想偷懒少攉老空吗？谁想偷懒，你说清楚，咱打赌下去看，出完了咋样，出不完咋样……争执到开班前会王浩发班长制止才暂时罢休。然后从换衣服一直顶牛到下班，嘴就始终没有停过，除非其中一人休班才有消停的时候。
有一天在上下交接班时段，区队值班室打来电话跟班长说，罐笼发生了故障，放顶回柱工下不了井，罐笼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修好，这班工作量不大，你们晚上来一会儿，把顶放了，不影响下一班生产，月底算加班。大家累了一个班，虽然都不愿意，但又能说什么啊，人都有头疼脑热的时候，何况机械，这个道理老工人都懂。这时姚大勇说话了，待着也是待着，干吧，就这么点儿活儿，不要难为班长，就算到井底，罐笼坏着也上不去，到那儿干等还不如干点儿活儿。安同安接上话茬说，大勇就你日你妈的皮干，你先进，要干你自己干，我不干。还没等安同安最后一个字走字落音，姚大勇举起一根钢梁朝着安同安的方向就砸了过去，钢梁一头碰在柱子上，楔子弹起来砸到了安同安的头，顿时，鲜血顺头往下流……
侥幸的是钢梁没有直接砸着他，只是顺头擦了一道口子，没过多少天就愈合了。矿上给姚大勇记过处分，罚款十五元，赔偿安同安全部的医疗费和误班工资。
坏事里面往往有好事，这次恶性斗殴改变了安同安的命运。在公社教育系统工作的父亲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本打算让大儿子在煤矿先过渡一段时间，再利用自己在渭北矿务局的师生关系，给他调到地面工作，然后让二儿子接班，自己退休就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自从安同安进矿那一天起，他就找人做工作，上下工作都做了，找了不少的人，也没调动成功，原因是他的学生官还没有坐到说一不二的位置，再加上协议工保留农民身份是全国性的统一政策，要改变身份，涉及对政策的违背，谁也不敢去碰这个高压线。本来想着那就再缓一缓，现在看到大儿子眼前的这一幕，父亲二话没说将他接回去，不到一个月就办理了接班手续，安同安自此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
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自然淘汰，两年时间内，从高街公社招来的五十一名农民协议工，除了在学习期间跑回去的六人外，现在只剩下了二十三人，他们在鳌北煤矿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影响到全省，惊动了主管工业的副省长，还触动了上级对农民协议工用工制度的调整。
事情还是由井下事故引起的。
采煤二队乙班协议工陈忠启的师傅贾正科，是1963年从陕北某革命老区贫困县招工到鳌北煤矿的国家正式工，和他一起招工来矿的二十个老乡利用老区得天独厚的人脉资源优势，不少都通过考学、提干，调回地方工作，剩下的也几乎都离开了采煤一线，只有贾正科二十年如一日地在采二队生产班当工人，二十年只回过两次家，几乎没有休过班。贾师傅不是没有关系调离井下到地面上工作，听他老乡说，关系比他们都硬，只是贾师傅人很老实，没有好好去利用。红军长征两万五千里到达陕北后的当天晚上，有个大官就住在贾正科家的窑洞里，三天后，红军继续北上，贾正科的爷爷就跟着红军的部队去了，从此再也没有了音信，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把他爷爷的烈士证送到家里时，一家人才知道爷爷是打日本鬼子战死在疆场上，事情就这样过去了。直到1963年鳌北煤矿在他们县招下井工人，招工的人专门找到贾正科家里了解情况，说是有个上级领导记着他爷爷的名字，让我们打听到了，了解一下家里的情况，看有什么困难需要组织帮助。那时候贾正科的奶奶已经七十多岁了，双目失明，母亲在前几年因感冒延误治疗引起脱水，也撒手人寰，父亲五十来岁因拉扯三个孩子还要照顾老母亲，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二十多岁，每年生产队分的粮食再加上烈军属照顾粮只能保证十个月，剩下两个月的饥荒咋样度过？贾正科拉着两个妹妹逃荒要饭维持生计，日子简直就没法再过下去了。有人惦记还主动找上门来招工，这简直是天大的喜讯。上级点名，烈属家庭，公社手续很快就办妥了，后来听别人说，在贾正科家里住过的红军干部其中一个已经成了省煤炭系统的大领导了，后来这位领导视察工作还专门到鳌北煤矿问到贾正科的情况，但是因为正科没有读过一天书，考虑问题简单，只能挖煤，领导再也没有说什么就转移了话题。
贾正科自当上陈忠启的师傅以后，好像变了一个人，因为忠启初中毕业有文化，人也非常活泛，在入矿培训时就给大家和老师留下了好印象，没有文化的贾师傅能带这么个徒弟，那是多荣幸啊！再加上陈忠启人实在、勤快，对贾师傅毕恭毕敬，一来二去，贾正科也把这个徒弟当成了自己人掏心窝子说话的人，有些话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也说，就连他老婆和别人好，不让他上床睡觉的事情也一五一十地道了出来。师徒两人形影不离，老婆在医院检查妇科也要徒弟跟上。可笑的是矿医务所聂大夫问贾正科老婆咋哩，回答：逼疼（阴道发炎）。大夫让老婆取尿样化验，他装了满满的一罐头瓶子拿来了。聂大夫说，不能同房。啥？不能同房。啥？聂大夫提高了嗓门大声说，不能靠逼（同房）。这下懂了。还有一次上夜班，师傅腿部被垮帮煤擦破了皮，忠启送师傅回家，结果打开窑洞门一看，床上还睡着另外一个男人……
这是一个非常时期，陈忠启和师傅所在的工作面连续过断层，断层下面大量涌水，采出来的多一半是石头少一半煤，煤还是从水里捞出来的，再加上断层下面的地板松软，经过水泡，溜子失去了平衡，一会儿高一会儿低，溜槽严重磨损，链子开着就漂到顶板上了。工程技术人员现场分析，他们从暴露出来的断层走向长度预计在三十米以上，按照正常循环，最少得采一个月才能推过去，这只是预计，实际情况怎样，只能边过边看，再采取应急措施，断层包在石头和煤里边，谁也难以预料。断层的出现，加大了工作面的维修量，推进非常缓慢，导致老空的压力都集中到了煤墙，对过断层极为不利，安全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这么复杂的地质构造在鳌北煤矿开采历程中十分罕见，为了使采二队能安全地度过困难期，矿党政高度重视，召开专门生产调度会，研究如何安全过断层，明确指出，必须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生产任务不能受影响。矿生产、地测、安检科从技术的角度，做过断层的补充规程。矿上还专门成立了采二队过断层领导小组，矿长刘东春任组长，总工程师肖伟光、安监处长杨健任副组长，各生产科室、采二队长为过断层领导小组成员，实行跟班盯面和责任追究制度。
措施到位，就必须按照规程严格操作，实际上断层过得相当艰难，三个班推进不了一帮煤，老空压力都集中到了工作面，这时距离新年还有一个月时间。这天陈忠启和师傅上零点班，师徒俩到班前会，看队长李润民就拉着脸，一根一根地抽着闷烟，恼火地说，从今天早班到现在没有出来一帮煤，机尾的水越来越大，压力全集中到煤墙，顶板被切下来十厘米，预留的柱子全部打到了煤墙，就这还控制不住顶板继续下沉，多处漏顶石头把溜子压住，到现在都转不起来，你们这一班下去，就是有天大的困难，都要让溜子转起来，把这帮煤推过去。队长讲完话，全班的气氛非常低落，其中有几个人感觉到危险，开完班前会已经到了时间更衣服不干回去了，造成工作面人手更加紧张。陈忠启和师傅贾正科知道了形势的严峻，师徒俩从换衣服到工作面，没有说一句话，班长分工把他俩分到机头后第四节槽子的断层下面。忠启从不到一米高的溜子上爬过断层，再翻过身向上看，傻眼了，断层处的顶板冒了有十多米高的洞，龇牙咧嘴的石头碴子还不断地往下掉。看到这种惨状，师傅贾正科一把将忠启拉了出来说，你真不要命了，那石头掉下来可不长眼。师徒俩先将靠煤墙的殿柱打上，确保周围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再在断层处挂梁背顶，只要放炮不会崩倒柱子，冒顶就能控制。由于压力都集中到了煤墙，顶板破碎得难以形容，形象地比喻，被豆腐渣工程还严重。所以，炮放得十分艰难，每放一炮都要维护好长时间，等炮放到忠启和师傅的工作区域，已经是凌晨四点钟了，这时是人最困乏的时候，也是事故发生的高峰期，后面三个茬从一点钟就进工作面配合放炮员维护顶板，有时放一炮得维修半个多小时，顶板压力把煤壁压得吱吱响，小石头像雨点一样打在安全帽上，再加上长时间的作业，人困马乏，许多人躺在煤帮上睡着了，溜子还被煤和石头死死地压着，按动开关，正反打都启动不起来，电机艰难地发出嗡嗡的声音，烫得手都不敢摸，连接的减速箱还不时地冒火花……
眼看天亮了，一帮煤都没出来，溜子一点儿也没动，班长急了：你们狗日的一个一个都给我往死了睡，听不见溜子压死了，启动不起来，都是死人……班长从机尾骂到机头，将半睡半醒的人都用脚踢起来，一个一个叫醒进工作面清溜子上的煤，只要溜子能转起来，把放炮的落地煤拉走，人能站起来，维护就好出手了，机头煤已经快挨住顶板了，人都进不去，何谈干活儿。当陈忠启和师傅把溜子上的石头搬到老空，煤清了一大半的时候，溜子开始吃力地转动，但没有转几圈又被卡死了，原来是机尾那几个茬没有来得及将煤墙冒落的石头搬出来，被溜子拉在断层最低处卡住了，再加上溜槽和链子、刮板分离，下面的煤越堆越多，溜槽链子已经飘到顶板上了。忠启和师傅只好一块一块地将石头搬出来，用钢钎将链子别到溜槽里面，待溜子转动起来再站在刮板上，将铁锹卡在刮板上，借用溜子转动的动力，将里面的压煤一点一点刮出来，这些笨办法虽然没有写进安全规程，也有很大的危险性，却是唯一的办法。一场生别死离的惨重事故，就是在这个环节上发生的。
随着全班的齐心协力净煤，再经过反复打反正转的启动，溜子艰难地转动起来了。当陈忠启正站在溜子上用脚踩着铁锹刮煤时，刮板突然弹出了溜槽，链子飘在空中，陈忠启的右腿卡在了刮板下面，此时，转动的溜子距离机头不到六米，一旦链子从机头进槽子转下去，四十千瓦功率的电机就会像粉碎机一样，后果可想而知。师傅贾正科一边慌声地喊叫，快停溜子，夹住人了，夹住人了！一手用力拉徒弟陈忠启，谁知，在这人命关天的节骨眼上，溜子工在打盹睡觉，正科的喊声他一点儿都没听见。溜子在艰难地缓慢运行，刮板已经将陈忠启的腿卡进溜子里，失去了任何的自救能力，师傅贾正科跟在后边，一把将徒弟忠启拉得撂在了老空里，而他自己的双腿，却被卷在了溜槽里面……等从溜子下面拉出来时，师傅贾正科全身上下血肉模糊，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12月2日5点36分这一刻。
为了吃饱肚子，摆脱贫困，这个从陕北农村招工到煤矿的农民娃，老革命家的后代，自分到鳌北煤矿采煤二区丙班二十年七千三百个日日夜夜里，几乎没有休过班，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惊人的业绩，就连每年一度的先进个人也没有得过，这样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矿工，在灾难来临之际，在徒弟生命遇到危机的紧要关头，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毫无畏惧地抢救徒弟，献出了生命。贾正科师傅就这样壮烈地走了，徒弟陈忠启陷入昏迷，在紧锣密鼓的抢救中。
“12·2”伤亡事故在全省煤炭系统引起了震动，渭北矿务局要求鳌北煤矿严格追查，从严从重处理，以达到吸取教训的目的，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由矿务局牵头成立了“12·2”事故追查领导小组，结论很快出来了，是贾正科“违反操作规程”严重违章，导致“12·2”伤亡事故的发生，鉴于当事人在事故中死亡，不予追究；陈忠启负次要责任，鉴于在事故中受伤，又是农民协议工，给予严重警告处分；矿长刘东春负有领导不力的责任，给予记过处分；总工程师肖伟光负主要的领导责任，给予降职处理；相关的职能科室和区队干部做了不同程度的惩处。
鳌北人说，这是自建矿以来处罚最重的一次责任事故，往常一个人事故是矿上处理，只涉及区队长这一级，轮不到处理矿级领导，这次事故正赶上全局已经完成上年度安全奋斗目标，新一年度第一季度安全生产动员会才开过不到一星期，鳌北煤矿来了个“开门红”，给全局脸上抹了黑，所以事故追查权限升级到矿务局，直接处理到矿长。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从上到下开始尊重生命了。另一个方面，人死了，责任都由他背上，死人不能说话，也不能争辩了，给活着的人减轻责任，这是煤矿的一贯的做法。煤矿从来没有英雄，也没有牺牲二字，烈士这种荣誉称号更不可能安在煤矿工人的身上。
在处理贾正科后事时，由于他的父母亲年龄大，路途遥远，没有通知，只叫来个表哥全权代理。表哥也没有文化，一问三不知，再加上方言很重，说的话让人几乎都听不明白，他说自己不懂，在他家曾经住过的红军爷爷已经是大领导，得回去打听到了再让他爷爷来处理。
矿上给了二百元，买好回家的车票，表哥就再也没有音讯。最终，家属领了四千元的抚恤金，媳妇安排明年招工到充电房发矿灯，一切后续事情按照程序化处理谈妥了，给钉了口松木棺材，安葬在矿区东北的山坡上。贾师傅时年三十八岁，平凡而艰难的一生就此画上了终止符。
陈忠启被送到医院经过七天七夜的抢救，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永远失去了左腿。他听说师傅为了抢救自己已经不在了的噩耗时，当场又昏迷过去，待抢救醒过来时，不顾医护人员的阻拦，硬从床上滚到地上，要去见师傅。
“12·2”重大伤亡事故涉及两条人命，渭北矿务局要求医院不惜一切代价，把忠启抢救过来，否则煤炭部要通报。上级重视，抢救及时，陈忠启保住了性命，局、矿两级组织才松了一口气。
人脱离了危险，治疗的情况就变了。先是矿务局医院催矿医务所结账，而医务所查没有陈忠启的账号，协议工没有医疗账户。矿上说协议工没有享受公费医疗的政策，让采二队和家属找他们公社带队的领导解决，公社带队的开始蛮不讲理地狡辩说，人是给你矿上干活儿受的伤，公社为什么要承担医疗费？而且伤得这么重，公社从哪儿弄这么多钱？人在你们矿务局医院，你们看着办吧。索性一推了之，好像和自己没有丝毫关系。
渭北矿务局医院以未缴医疗费为由，停止对陈忠启的治疗。区队书记、队长多次找矿领导，都以你们自己和家属、公社驻矿干部协商解决搪塞。出了这么大的事故，队长和书记都在等待事故处理的最后处分，是否能继续干下去还是个未知数，他们知道这是一个涉及政策性的问题，不是矿上的权限能解决的事。无奈之下，只好发动全队干部职工为陈忠启捐款，另一方面大伙和家属将公社驻矿干部张全勇堵在了矿劳资科。看到这么多人围攻，而且在矿劳资科，张全勇的话变了，以另一种方式推脱责任，他说，现在农村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了，公社已经改为乡了，我们这些拿工分的社管干部已经解散，事情我知道，都是身边的孩子，当然很同情，可我从哪儿弄这么多钱啊！等乡政府班子理顺了，谁分管这一块让人家处理，我无能为力了。
驻矿干部的“合理”拒绝，队长书记的爱莫能助，激起了以姚大勇为首的协议工的强烈不满。采二队、采五队协议工集体罢工，一起和家属找新来的乡长解决问题，乡长答应和鳌北煤矿协调处理，结果协调了半个多月没有任何回音，家属借遍了所有能借到的钱，高街二十三名在矿的协议工每人拿出五天的工资捐款，仍然不够支付每天高额的治疗费。
绝处逢生，鳌北煤矿年度吸取教训的安全会就要在矿俱乐部召开了，在绝望中的高街公社二十三名农民协议工，还有其他乡镇的农民协议工再忍受不下去了，贾正科和陈忠启的悲惨结局，说不定哪天就轮到自己头上。他们在1月23日集合三十四名协议工来到渭北矿务局医院西北的墙角上，将埋在那里的陈忠启那条血肉模糊的左腿挖出来，用白布包住，抱着冲进了会场。
这是严重扰乱社会治安的违法行为，公安科强大的警力将协议工当场抓捕，这个事件在全矿务局引起了很大的震惊，渭北矿务局连夜在鳌北煤矿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如何处理这次的群体事件。局长范能源亲自到会，严厉指出：鳌北煤矿竟然闹出这么大的事件，不能单纯地以群体冲击事件对待，这是一起严重脱离群众，拿矿工生命当儿戏的违法事件，是让我们矿工流血又流泪的严重渎职案件，一死一伤，给全局造成这么大的影响，事故还没有处理终结，就这样对待伤者，这是造孽，你们还是人吗？还有一点儿同情心吗？假如伤者陈忠启是你们矿领导谁的兄弟，咋办？是你儿子咋办？我们都是党培养出来的干部，大部分人是从煤堆里钻出来的，你们有良心吗？你们给党把脸都丢尽了，让我咋样说你们好，问问自己的良心去吧。
范局长越说越气愤：你们要知道，国家推行农民协议工政策一方面是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让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建设转移，让农民尽快富起来，另一方面补充我们煤矿井下一线严重缺员的问题。试问，让你们的兄弟、孩子去一线挖煤，你们让去吗？肯定不让。我敢说，你们中间没有一个谁的孩子在一线挖煤！我们要有同情心啊！矿务局采煤一线农民协议工已经占到了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离开了协议工我们就要停产，你们知道不知道啊同志们？！
局长范能源的震怒，让鳌北煤矿每个领导的脸上都没有了光，尤其是矿长刘东春、书记李高明更是无地自容。矿长刘东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犯了严重的脱离实际的错误，给矿务局造成严重的政治影响，给伤者及家属在经济和心灵上带来难以弥补的创伤，我检讨，我请求组织给我撤职处分。但是，还请求范局长等我把陈忠启的治疗费落到实处，就是从我家里拿钱也不能让矿工流血再流泪，我要给组织、给局长、给全矿的协议工和忠启本人及其家属一个圆满的交代。
书记李高明说，因我工作的一时疏忽，发生了这么严重的本不该发生的事情，我有一定的责任……局长范能源打断说：这是疏忽吗？这是严重的失职，你还“有一定的责任”，责任全在你身上！一个上万人大矿的堂堂党委书记，制定政策管干部，竟然管成这个样子，应该感到羞耻，还谈一时疏忽。李高明低下头说，我负全部责任，我对这个问题在认识上存在误区，对农民协议工的用工制度理解得不够全面，总以为协议工是农民身份，和矿上只是雇佣关系，后续的问题应该由地方处理，所以没能履行监管职能，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情感和人性，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我检讨……
会议形成决议，由局长范能源任组长，鳌北煤矿书记李高明、矿长刘东春任副组长，联合各职能部门，组成“1·23”事件调查领导小组，用一个月时间，妥善处理好这起事件造成的恶劣后果，将陈忠启的医疗费落到实处，让伤者及其家属放心。矿党政除了接受对事故本身的调查处理外，针对工作失职情况，写出深刻检查，在局常务扩大会议上检讨，以儆效尤。
鳌北煤矿采二队溜子事故虽然性质非常严重，但按照煤矿事故处理等级划分标准，三人以上才算重大事故，两人事故就由矿务局处理了。而鳌北煤矿这起事故引发的“1·23”事件，其严重程度超出了事故本身，超出了局长范能源的预料。就在事件发生的第五天，《国家能源报》在三版右下角做了相关报道，标题是粗大的黑体字：“鳌北煤矿安全会议上的血腥事件”。不看内容，仅标题就让人触目惊心。文章这样描述：
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急需煤炭的大环境下，记者紧跟政策引导，深入我省大型煤炭企业鳌北煤矿进行采访，正好赶上这个矿召开年度安全事故教训总结会，而蹊跷的是会议正在进行期间，该矿工人集体冲进会场，竟然把在井下受伤矿工的残腿抱到会场。记者通过采访当事人了解，断腿的矿工叫陈忠启，是煤炭系统用工制度改革后，从农村招收的第一批农民协议工，在井下事故中失去了一条腿，抢救治疗期间，医疗费一直得不到解决，无奈和愤慨之下，该矿三十四名协议工和受伤者家属将残肢抱进会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促使问题尽快解决。据了解，此事已经引起渭北矿务局的高度重视，定性为“1·23”事件，该局主要领导组织召开“1·23”事件专题会议，成立调查领导小组，从严查办失职人员，做严肃处理。事件处理情况，本报将持续关注。
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西山省主管工业的副省长季双葵看到后，在第一时间批示，问题性质十分严重，煤炭厅组成工作组立即调查，尽快拿出处理结果，消除社会影响，使受伤矿工得到有效的治疗。
调查结论：陈忠启医疗费得不到落实是按照协议工合同，矿上每月从协议工工资总额中提取17%打到公社账户，工伤事故所产生的医疗费、护理费、返乡安置费由公社承担……而陈忠启因医疗费得不到落实，延误了转院治疗的最佳时机，才失去了一条腿，这个悲剧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地方政府行政变更，公社处于向乡镇过渡的调整期，对派出协议工的管理工作交接不及时，安排不妥善，导致前期公社驻矿干部张全勇有机可乘，利用漏洞，欺上瞒下，不仅克扣协议工工资，还伙同鳌北煤矿劳资科干部郑庆东、高街公社原党委书记田金贵，采取报假账、虚假购置办公用品等手段，将提取协议工17%的工伤医疗费中饱私囊。最后，郑庆东以贪污罪被矿上开除，田金贵经过县纪委调查取证，以收受贿赂罪被降为一般干部调离岗位，张全勇退回截留虚报的所有款项，被乡党委给予严重警告处分，解除聘用合同。陈忠启的医疗费用最终得到了解决。
《国家能源报》对这一处理结果，也写得非常详细：
经调查，导致“1·23”恶性事件发生的原因是鳌北煤矿和签订合同的原高街公社（现为高街乡）在履行合同期间，公社行政体制改为乡，造成双方财务管理出现空档，财务监管形同虚设，原高街公社主要领导勾结鳌北煤矿个别干部，截留并贪污协议工工伤医疗费。鳌北煤矿明知问题严重，却未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延误了工伤治疗最佳时间，导致受伤矿工终身残疾。事后鳌北煤矿向渭北矿务局做出深刻检查，对双方当事人做了严肃处理，渭北矿务局认真吸取事故教训，在全局范围内开展了“心系矿工，服务一线”的大讨论活动，防止和杜绝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1·23”事件反映出煤炭系统用工体制改革上的滞后，东区三个矿务局同样遇到农民协议工管理不到位，甚至出现空档的问题，若不能有效地填补体制的漏洞，必然出现比“1·23”更严重的事件。协议工不改变农民身份，让他们普遍认为，干得再好，还是农民，干好干坏一个样，因而出现消极怠工的现象。虽然这个制度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村温饱问题，但从长远来看，如果这个制度的缺陷不能随着形势的变化，做出及时、适当的调整，农民协议工可能会出现大批返乡，其时必将严重影响我省煤矿事业的长足发展。
此稿引起了省政府的高度重视，立即责令煤炭厅做深入调查，提出可行性的解决方案。煤炭厅提供详尽的调查报告后，副省长季双葵带领人事厅、财政厅、煤炭厅在鳌北煤矿召开煤矿井下用工制度改革现场会，听取了各方面的情况汇报。季省长说：农民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最重要的骨干力量，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耕耘劳作，为我们生产粮食，是最伟大、最值得尊敬的人。煤矿是最艰苦的高危行业，当其他人都嫌弃艰苦不愿下井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农民，无可非议，农民能吃苦，他们穷需要钱，积极地调动农村剩余劳动力，一方面可以缓解井下缺员的燃眉之急，一方面也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是两全其美的大好事。但是，我们在政策的制定上缺乏最基本的人性化，由于制度缺陷，同工不能享受相同的待遇，加之我们的个别干部利欲熏心，管理上失职，才导致鳌北煤矿“1·23”事件的发生。希望煤矿的各级领导干部，举一反三，认真思考，深刻吸取教训，设身处地站在矿工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样就不会走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党的各项事业才能有更好的发展。今天我们召开这个现场会，就是要解决和处理好协议工与正式工的差别问题，在适当的范围内实现同工同酬，消除不合理的条款，从制度上保证农民协议工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公平地享受到发展的红利。
这场规模大、规格高的专题现场会，意义非同一般，推动相关政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农民协议工由以前的公社和煤矿双方管理，改为由煤矿直接和农民协议工签订合同，身份不变，和全民所有制工人享受同等的工伤待遇，协议工按照每年15%的比例转为正式工。
此项政策的出台，缩小了协议工与正式工的身份差别，是用工制度的一大进步，解除了协议工的后顾之忧，尤其是每年从优秀农民协议工中转正15%的政策，调动了全省两万名农民协议工的积极性，稳定了采煤一线这个脏、累、险的特殊行业、特殊岗位的职工队伍，为全国煤炭系统用工体制的改革起到了示范作用，对改革开放走向深入，煤炭结构体制深层次的改革，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陈忠启治疗痊愈后装上了假肢，回到农村享受到和正式工一样的待遇，娶妻生子，经营着自己的责任田，虽然成了残废，但在这个祖祖辈辈靠天吃饭、以农为生的偏僻农村，日子过得还算有滋有味。但是，当他每次想起师傅贾正科为抢救他而献出了生命，总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每年清明都要到坟地给师傅扫墓，三十多年来从未间断。陈忠启说：“和师傅在一起生活了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师徒俩形影不离，师傅吃什么我吃什么，农忙季节师傅步行二十公里的路程，帮我家收割麦子干农活。那时的农村条件极差，晚上和我睡在麦场上，看着星星说着他那很难听懂的陕北话，村上人羡慕地说，煤矿上的人就是实在，地里干活比谁都卖力，能有这样的师傅陈忠启烧高香了。”陈忠启说，师傅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是无法用语言说清楚的，我到煤矿能遇上这样的好人是我的福气。但万万没有想到师傅为了救我他却走了，从此阴阳相隔。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每当想起师傅我内心的愧疚无法形容，师傅那和蔼亲切的面孔浮现在眼前，我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大声呼喊：贾师傅，我想你啊！我曾经有好几次都想随你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