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记者生涯

潘梦阳

回顾几十年来的记者生涯，我的第二故乡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历届党政领导、新闻界前辈与同仁、回汉各族父老乡亲对我关爱有加，恩重如山，抚今思昔，感慨万千，略记一二，以表心曲。

宁夏是我梦想成真、至爱结果的热土

人生难得爱至真，岁月怎消心上人。采访写作是我的最爱，是我的梦中情人。而宁夏是我梦想成真、至爱结果的热土。

喜爱读书和写作的我，从1956年十四岁起，在老师、家长和记者、编辑、作家的培育和指引下，给报纸、电台、刊物采写、刊播了五十多篇习作。听到、看到自己笔下流淌出的文字，竟然变成了广播中传出的带有磁性吸引力的美妙声音和报刊上浓墨重彩的丰盛文图，令我惊喜万分。我1960年从太原六中（今进山中学）高中毕业被保送入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前身）新闻系，早就萌发了的当记者、作家的梦想更强烈了。

1964年毕业前，在教室里听到了比我高一届的学姐张梅荣录音讲话说，宁夏急需要人。我志愿报名到了宁夏，1980年在宁夏电台任记者、编辑、农村节目负责人，1981年调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宁夏记者站任记者、副站长、站长至2003年退休。走一线“蹲点”，闯大漠“寻宝”，上穷山访贫，下矿井探秘，一干就是四十多年。退休了，又登上大学讲台。如今，年近八旬也没有停步封笔。

回顾几十年来的风雨历程，是党和人民的信赖给了我坚守支宁初心、坚持理想信念、战胜艰难险阻、抵挡诬蔑攻击的精神动力。我衷心地感恩宁夏，热爱我的第二故乡。正如诗人艾青所写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从当头一棒到受宠若惊

1980年下半年，我从宁夏电台被抽调出来，投入中央电台宁夏记者站的筹建工作，1981年1月15日到京报到，中央台宁夏记者站与一批兄弟记者站几乎同时宣告成立。

创业伊始，举步维艰，记者部吕桂清同志撰文说我们是“背包记者站”，无房无车。工作再艰苦，咬咬牙就闯过去了，最头疼的是采写了稿件，发不出去。

1981年3月，我坐公交、大巴到宁夏北部的石嘴山市采写了《上海两位已退休的幼儿教师到宁夏任教》，编辑认为“意义不大”未用。作为刚建新站的驻宁夏记者，我采写发出的第一篇稿就被“枪毙”了。当头一棒，打得我晕头转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人民培育的受过高等教育、科班出身的第一批广播电视新闻工作者并不多，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在宁夏电台工作的那个时期，各省级电台是中央电台的集体记者。我参加了向中央电台、自治区对台办的供稿工作，篇篇都被采用了，多次得到好评，有的还被《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刊发。我参加过自治区一些重大典型、重大事件的报道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好矿工郝珍》《一曲雄壮的社会主义赞歌——记军民团结战胜黄河凌汛的事迹》等长篇通讯，也交我执笔起草。尽管不署个人姓名，我全身心地投入、认真负责地完成了任务。我废寝忘食地干，老同学说我是“拼命三郎”。而今，竟连一篇消息都写不合格，发不出去了？

我真有点困惑了，在图书馆看到马树勋著的《民族新闻探索》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在我们新闻记者队伍中有人把宁夏说成是无地位、无特点、无典型的‘三无世界’。”

这段话犹如一盆冷水浇头，又想起来新华社宁夏分社从辽宁调来不久的一位记者说的话：“在我们省一弯腰捡起来就是个大新闻，在宁夏掘地三尺也掘不出新闻。”我更加困惑了。

宁夏是一个“老、少、边、穷”地方，面积、人口、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例始终不足1%，在新闻界一直被公认为新闻资源相对比较短缺的地方。在这样一个被称为“被遗忘的角落”的“冰点”地区，连消息都发不出去，我还有什么干头？“四人帮”垮台之后，北京广播学院三次发商调函要调我回母校任教，宁夏坚持不放。我本来已经被列入后备干部，放着顺顺当当的仕途不走，来当这么个“冷冻”式的记者，是不是真像别人说的我“傻得脑子进水了”？

就在我困惑之际，中央台的《记者通讯》1981年第4期发表了中央台研究室苗荧林同志写的《既已“亡羊”，就须研究“补牢”——为一件本台记者来稿没有被播用而写》（此文收入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编播业务杂谈》，题目改为《这样前无古人的壮举，值得宣传》）。为了补救，我约请站里的同志一起又去采录了录音通讯《浇灌花朵的人——访上海来宁夏的两位退休老教师张洁修、朱樾芳》,5月28日播出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困惑促使我重读《矛盾论》《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认真学习辩证法，想从中寻求破解。变化引起我对“如何报道宁夏”这一问题更深层次的思考，想探索一条新路。

同一个事物，从不同的角度看，会有不同的认识：两位退休老教师发挥余热再任教，这类事情太普通了，要报道，意义不大；两位上海退休老教师甘愿自讨苦吃，不远千里跑到落后的宁夏，培训自治区奇缺的幼儿教师，“老骥‘出’枥”“志在未来”。精神境界“胜过了封建社会的杰出人物”，其意义就成了“前无古人的壮举”！

人生的支点在于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而这种追求因反差的巨大更凸显其意义。我有点豁然开朗了。支宁、支西（部），本身就是值得大力报道的重要事件、时代壮举，前无古人，后启来者。于是，我立即行动，从调查研究入手，在完成日常报道和上面布置选题的基础上，自主选题，花长时间挖掘和研究素材，深入采写了一系列关于“支宁”的新闻报道。

中央台《新闻报摘》节目历来是选择《人民日报》等的新闻报道摘要播出。而我采写的《以祖国的需要为志愿，两万多名大学中专毕业生扎根宁夏》的消息在中央台1981年10月14日《全国联播》播出，15日《新闻报摘》重播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先后转载。《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署名谢广田的评论《切莫“以利为恩”》，强调指出：“笔者高兴地看到（这）一则消息”, “说明只要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辅以必要的措施，类似动员群众建设边疆的难题看来虽难，还是可以解决的，只是必须注意，千万不要再做‘以利为恩’的蠢事”。

一炮打响，我真有点受宠若惊了。这一消息中的人物，就是著名作家张贤亮获奖小说《灵与肉》和著名导演谢晋拍摄的电影《牧马人》中主人翁的人物原型。

从一系列“支宁”稿件的采写播报，我深入思考，认识到：关键在深入挖掘。我打开了精神枷锁，放开了手脚，一步步走上探索、挖潜的新路。

1982年11月7日，宁夏党委第一书记李学智同志表扬了宁夏记者站的工作，说以前中央电台很少广播宁夏，你们建站以后广播宁夏多了。你们记者站对宁夏的工作是出了一些力，做出了一些贡献的。广电部、中央台表彰我们站为先进。

我用半年的时间，采用现场录音报道等形式采录了《宁夏专题》10篇系列报道，1985年4月至6月，中央台《祖国各地》节目连续报道，在自治区内外引起反响。宁夏党政领导纷纷赞扬“向全国介绍了宁夏，为宁夏的开发建设做了件大好事”。不少听众来信赞扬“令人难以忘记的好文章”, “激起我对祖国大西北的热爱”。武汉市硚口区幸福村一号硚房二队何宗凡来信说：“三个孩子听了广播表示，长大了要去宁夏工作。”

通过几年的探索实践，在表面上看来新闻资源不多的宁夏，我发现：大漠黄沙里埋着“金子”，西海固旱塬上“山花”绽放，回族风情特有韵味，西夏深藏千古之谜，贺兰山腹地“乌金”闪光，六盘山深处“龙潭”飞瀑，民众中蕴藏着不少看似平凡实则不平凡的人物，只要深入挖掘，在宁夏山川可以找寻到许多值得向全国和世界报道的“奇珍异宝”……

换个角度看问题，宁夏不是什么“三无世界”，而是待开发的新闻宝库。报道质量上去上不去的关键，在于深入、深入、再深入。

在全国驻宁夏新闻单位联合会上我讲述了自己的上述思考，得到了大家的认同。

在四十多年的宁夏记者生涯中，我深深体会到：辩证法是个宝，时时处处离不了。

记者的责任重如山

一生中最令我难忘的是对宁夏固原山村回族女党支部书记马金花的采访。

1973年8月，党的十大代表马金花从北京回宁夏后接受采访时告诉我：周恩来总理在看望宁夏代表时问：“西海固水还缺不缺？”“人民生活怎么样？”她如实回答：“缺！”“苦焦！”并做了详细汇报。周总理含着眼泪说，西海固还这样穷，我做总理的有责任啊！

我的心灵被震撼了。西海固人民生活还这样苦，难道我这个当记者的没有责任吗？我为什么没有像马金花那样，向党中央、国务院及早汇报？!

1967年，作为会议记录者，我到北京参加了中央解决宁夏问题的会议。在长达近半年的时间里，我当面聆听周总理一心一意为人民着想而发出的铿锵话语，目睹周总理面临种种干扰力挽狂澜的艰难作为。那一幕幕深受感动的情景又历历浮现在脑海里。

1969年夏，我下到煤矿井下“掌子面”采访舍己救人的好矿工郝珍的事迹。突然，别处采煤的“炮”响了，地动山摇，石渣纷落，我被震倒了。前后两位矿工奋不顾身地扑到我的身上，那一瞬间，我被深深地感动了。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生死关头最能考验人。满脸煤黑、满身汗味的矿工兄弟，像炭块一样黑黝黝的，却有一颗比金子更贵重万倍的心！我要写不好新闻报道，怎么对得起这么好的好弟兄！这一惊险经历刻骨铭心，常常在我的眼前浮现。

震撼和联想使我更加意识到：记者的责任重如山！记者的责任就在于将上下沟通。记者的角色是瞭望者。党和人民需要记者，就因为记者不担心头上的乌纱帽，不受限于当事者的利益链，能够探真相、报真情、说真话！记者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深入到第一线——新闻事件发生的现场、新闻源头涌动的基层、矛盾冲突激烈的焦点，身入心更入地，认真调查研究，多角度、多方位地探察、挖掘。

俗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登上缝隙中冒着浓烟的矿山，深入煤矿井下巷道，我才写得出《贺兰山乌金自燃，地下火龙猖獗》《宁夏大量存煤运不出去》的内参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好矿工郝珍》《何时缚住地下火龙》等报道；走了一山又一山，访了一村又一村，问了一户又一户，我才写得出《中国农村女童教育问题亟待解决》和《宁夏西吉农村燃料奇缺》等内参和《少数民族地区最急需“点金术”》等公开呼吁；多次迎着风沙深入大漠，先后采访过许多治沙的科学研究工作者、林场工人、沙区农民和给水部队指战员以及来自世界治沙科研第一线的外国专家，我才写得出《流沙上创造的世界奇迹》《防治荒漠化刻不容缓》《黑风暴的警告》《从对比中看防治荒漠化》《沙漠找水情谊深》等报道。

1988年3月1日，中央台《全国联播》播出了我采写的记者来信《鼠、虫、病三害威胁“三北”防护林》，文中说：“林业专家希望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出紧急呼吁，像扑灭大兴安岭森林火灾一样刻不容缓地紧急动员起来，除三害，保（绿色）长城！”播出后，林业部门反映：“中央台的呼吁还真见效！”

1994年，宁夏西海固又遭大旱。我翻山越岭，沿羊肠小道走进大山里的一户窑洞人家，只见光溜溜的炕席上，一床五颜六色的布块拼成的破被下，围坐着几个衣衫褴褛的小孩和一个白发老大娘，炕上再无他物。冰冷的灶台上支了一口缺角的铁锅，水缸里只有一点浑浊的黄水。墙角堆着一点点土豆——那就是全家的口粮了。我震惊了，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把身上带的所有的钱全给了老大娘……又走访了几处，我含泪写了内参《宁夏西海固干旱严重灾民生活困难》，引起了中央重视，很快拨来救济款。

1997年，宁夏汝箕沟煤矿遭特大洪水袭击，我闻讯赶往洪灾第一线采访。中央台在全国媒体中第一时间报道了《被困井下9天10夜的8名民工得救生还》的消息，国际台也发了录音报道，《宁夏日报·西部周末》发表了我在现场采写的特写《被困井下九天十夜》。

上海、山东等省市的报、台又通过电话录音采访了我

作为驻地记者，对当地也要进行舆论监督，该批评的也要毫不留情地批评，不能搞地方保护主义，这实质是对当地真正的爱护和帮助。《银川菜市见闻录》连续报道（除首篇自采外，其余6篇是和宁夏日报记者合作的，1990年6至9月《宁夏日报》刊登）批评了银川蔬菜生产、供应、销售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多角度地探讨了解决问题的途径。首篇发表后，银川市市长立即责成蔬菜局配合有关部门就反映的问题予以解决。随着连续报道的不断发表，菜市逐步好转。读者来信赞扬这是“一组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好报道”“特别是第一篇……这些活脱脱的现场镜头，是银川市民天天都能见到的事实，真实感强，十分令人信服”“我们的新闻记者就是要有这种为老百姓讲话的正义感，只有把新闻记者的心贴近老百姓的心，才能与群众心连心，写出读者爱读、听众爱听、观众爱看的好报道来”。银川市市长张位正说：“这组报道抓得好，活血化瘀，推动了我们的工作。”

边塞小草也发芽

从中学当“小记者”，大学专攻新闻，在中国的西北角当了四十多年新闻记者，退休了又进入大学讲新闻，走了一条采写实践、专业研究、教学相长三结合的路，我一辈子痴迷新闻。山外有山，峰上有峰，对新闻的迷恋推动着我不断攀登新高峰！而宁夏就是我学步的阶梯。

新闻传播学，是一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学问，也是一门高深的艺术。在当今物欲横流、世态百变的现实环境下，有理想、有抱负的新闻记者如何坚持人格操守，为祖国和人民做出应有的贡献？新闻传播如何在新的时代、新的形势下，扬独家之优势，除天下之病患，为世界的未来和人类的命运做出应有的贡献？有不少问题值得探讨。

我始终以敬爱的周总理的教诲“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作为座右铭，把每一次采访都当作一次新的学习，把每一位采访对象都当作自己的人生老师，先当小学生，更做有心人。

我先后采写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好矿工郝珍，回族女杰马金花、阎翠梅，刻苦自学、反复试验培育成功小麦良种、从“知青”到专家的裘志新，扎根大漠、献身治沙伟业的归国华侨石庆辉，女英雄白春兰、李玉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邮件接发员李毅，离休后进荒漠植树造林的老干部刘寅夏，十五次临危不惧、舍己救人的汽车司机王吉宗，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的带头人王进录，把青春献给边疆的女建筑师张光壁，为祖国争光的女神枪手祁春霞，落榜不失志、山村育英才的教师王建林，破解千古之谜的西夏学专家李范文，一心为儿童作曲的音乐家潘振声，忠诚坦荡绘人生的回族老干部马思忠，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大阿訇洪维宗，全国少数民族优秀企业家徐祟源……展示了宁夏英模的光辉灿烂，也从英模身上学到了人生的真谛。

1985年采制的录音报道《我愿做一盏小小的路灯》，介绍了一天学校都没有进过的残疾女青年刘岳华刻苦自学成为作家的故事，中央台播出后收到四百多封听众来信。有的听众把她作为“人生的榜样”。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锦涛同志专程到她家探望并题词：“向刘岳华同志学习，任何困难也挡不住你前进的道路，你的事业是常青的。”1995年，我又采写了后续报道《生命的光华》，获中国残疾人事业好新闻奖。

1999年冬至2000年初，我采写了宁夏同心县预旺镇广播电视站站长金占林的先进事迹，中央台2000年2月10日《新闻报摘》播出了人物通讯《广播战线的好榜样——金占林》，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党组2月14日下达文件，号召全国广电系统职工“向金占林同志学习”。《中国广播报》2月15日一、四版打通，刊登了我采写的长篇通讯《广播电视工作者的榜样金占林》（此文收入《2000年中国广播电视年鉴》）。我执笔，主动约请人民日报记者、新华社记者合作的通讯《我是“公家人”——记全国广播电视系统优秀共产党员金占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报摘》节目播出，《人民日报》3月24日头版刊登，新华社发了通稿。我采写了这一典型，年终总结时受到台长和记者中心主任的表扬。

我只是做了一名记者应当做的小小的工作，党和人民却给了我巨大的鼓励，先后被评为中央台（1982）、宁夏回族自治区、（1990）林业部（1992）先进工作者，首届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1990），宁夏十佳记者（两届，1996、1999），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97）和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8）。退休都六年了，2008年被自治区授予“突出贡献专家”荣誉证书。

党和人民的信赖是对记者最高的奖赏。阳光照耀下的一滴水，汇入不竭的江河，才会激荡奔腾；大漠绿洲上的一棵草，紧紧地与伙伴拥抱在一起，才能固沙染绿。

一位热心听众（宁夏中学教师）写了这样一首诗：

他不懂生活的时尚，很落伍；

他把握时代的脉搏，很前卫；

他衣着模糊又黯淡，很保守；

他文章精致而深邃，很引人；

晤面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叫什么，

传向海内外的电波时常响起这样一个名字

——潘梦阳

其实，宁夏的听众注意到的是驻宁夏的记者，其他各省、市、自治区的听众注意到的就是驻那个地方的记者。不是我们记者个人怎么样，而是党和人民信赖我们这些为党和人民工作的记者，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喇叭响、影响大！

我两次参加了中央台组织的全国“两会”报道和《中华英模》《回首改革路》、“纪念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四十周年活动”等重大报道，并同中央台编辑一道采录了《大西北的脚步》《扶贫开发看“三西”》《面对落水女孩》《通向共同富裕的金桥》等有影响的报道。这一系列稿件的采写过程是我思想和业务学习、锻炼、提高的课堂和熔炉。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采用了我采写录制的《尼日尔总统访宁夏》《泰国斯琳通公主访宁夏》《让山区农民走出贫困——记宁夏扶贫扬黄灌溉工程》等新闻报道，我的报道有的还被一些国家的媒体用英、日、阿拉伯等文字转载。1985年4月，国际台用多种语言播出了我采录的录音报道《为了增进同世界穆斯林的友谊和合作——访即将出国访问的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穆斯林友好代表团团长黑伯理》，在伊斯兰国家引起强烈反响。沙特阿拉伯在代表团访问途中就发出特别邀请，代表团经请示批准，黑伯理即率团顺道去访问，一举打开了当时尚未建交的我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友谊通道，意义非凡。黑伯理率团回宁后，特别请我转达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感谢。

几十年来，我的足迹踏遍了宁夏山川，采写的各类体裁的作品几千篇，达六百多万字，上百篇获全国和部、台、自治区新闻、广播电视、文学、社会科学奖，先后出版了七本书，约一百四十多万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两本书《应用广播新闻学》（获宁夏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心弦的和鸣——潘梦阳新闻作品选》都收入《中外广播电视百科全书》。

编著的《伊斯兰和穆斯林》和主编的《爱我中华爱我宁夏》均被列入“宁夏爱国主义教育百部图书”之中。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的《宁夏旅游指南》，被作为宁夏三十大庆的礼品书赠送外来宾客。《宁夏揽胜——散文小品集》被评为宁夏四十大庆优秀出版物。

退休后，我撰写的散文《花棒》，赞扬了被誉为“沙漠姑娘”的沙生植物花棒的顽强生命力，以此为喻，记述了在流沙上创造世界治沙奇迹的我国科技人员和工农群众的业绩和风貌，《求是》2004年18期刊登，获“西部放歌”散文征文唯一的一等奖。

《求是》杂志编辑孙珉同志在题为“花棒的精神光芒”的评述文章中写道：“作者是为千千万万这样的花棒们树碑立传，为理想的人生树碑立传。这不正是西部的精魂吗？”

实际上，正是“千千万万”的“花棒们”——宁夏回汉各族人民群众用行动创造了历史，作为记者的我只是记录了点点滴滴。而且，这些成绩都是媒体许多人员一起参与、共同努力完成的，并非我一个人孤军奋战得来的。

我衷心感谢自治区党政各级领导、新闻界前辈和列位同仁、宁夏父老乡亲的无微不至的关怀支持。我要牢记穆青老前辈在我采访他时的深情叮嘱：“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人民。只要你心里装着人民，你就具有了感天动地的人格力量。”在有生之年，踏踏实实地为党和人民有一分热，发一分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在他百年之后，还能以他所创造的一切，去为人民服务。

最后，以一首言志小诗结束此文：

边塞小草也发芽，飞花点翠傲风沙。

绿染荒漠苦亦乐，甘作灰泥沃中华。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驻地方记者站成立45周年出版的纪念文集《光辉岁月》刊载的文章改写，2018年11月修改于银川）

作者简介：潘梦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驻宁夏记者站首任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