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20世纪20年代的认识深化
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于1917年出版以后，中国左翼知识界开始有意无意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分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现实，出现了一系列研究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专著，早期的代表性著作有徐之圭的《列强在中国之经济侵略》（1918）、漆南薰的《经济侵略下之中国》（1925）、邓定人的《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中国史略》（1927）。几乎与中国左翼知识界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认识深化同时进行的，是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不断激进化、彻底化的过程。20世纪20年代对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问题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发展，随后又经历了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洗礼，最终由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进行了全面总结与升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判断、关于帝国主义列强与国内反动军阀的盘剥性质的理论认识以及由此推导出的必须由中国共产党与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路线最终得以确立。20世纪20年代中国左翼知识界对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理论分析以及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之一。
徐之圭出版于1918年的《列强在中国之经济侵略》，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研究帝国主义经济侵略问题的专著，具有开创性意义。著作梳理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近八十年的列强侵略史，将叙述重心更多地放在列强侵略中国时彼此之间发生的利益纠葛与博弈竞争之上，然而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内在运行逻辑把握并不深刻，对经济侵略的具体手段的总结也不细致，仅仅以“列强对于中国之政策，系混合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为一团之政策也，即列强为欲榨取中国之‘甜蜜的利权汁’起见，盖出其所不必要之制品，而买入其所必要之原料品与食品”一语带过。[18]因而，这部名为“经济侵略”的著作实质上乃是一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政治史”。十年之后，另外一部名为《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的专著沿着这种经济侵略“政治史”的思路，对该著作进行了材料的补充与扩写。[19]这说明知识界起初对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专门研究还停留在经济侵略的政治外围，尚未深入内部研究经济侵略的具体方法、机制、特点。尽管由于当时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还不发达，故而作者在整理历史材料时仅仅凭借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思想的局部性、直觉性的把握，但依旧为后续研究积累了大量历史经验材料，做了铺垫性的工作。
该著作关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方式两次由势力范围政策转为经济侵略政策的分析较为重要。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伊始，都争相在中国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在势力范围之内只允许本国资本与商品流通，禁绝他国资本与商品，即采取一种极端保护主义的政策。随着列强各自势力范围的急速扩张，由满洲而南下中原的俄国与占据朝鲜与扬子江流域的日本和英国爆发了利益冲突，最终爆发了日俄战争。俄国惨败的结局给试图独自吞并中国利权的诸列强一个警告，即为抢夺殖民地利益而卷入战争的冒险做法是不明智的。因此，列强由相互争斗转而联合起来，成立了四国银行团，采取共同协商、“和平侵略”的方式，势力范围政策第一次转为经济侵略政策。列强在中国的矛盾虽然暂时得以缓解，但是随即又在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使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名存实亡。1920年，以保护日本在满蒙的势力特权为条件，美英法日新四国银行团成立，旨在破除各国势力范围，允许资本自由横行竞争；美国门户开放之提议得以切实实行，势力范围政策再次且正式转为经济侵略政策。对于势力范围政策两次转为经济侵略政策的分析，即著者对于经济侵略本身发生的历史背景的分析。两次转变都是因为势力范围政策引发了战争，而战争是不利于列强侵夺殖民地利权的，因而采取更为“经济”、“和平”、有效的经济侵略方式。当然，这些意思还隐藏在文字背后，并未直接表明；即使直接表明，也是将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原因落脚于一时的国际政治时局形势，而非将其作为帝国主义自身运行逻辑的必然结果。漆南薰与邓定人等人的后续著作都直接点明了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出于自身固有危机而不得不如此的必然性。
该著作除了对外资博弈的分析极为精彩之外，还敏锐地捕捉到“银行团”这个中心点。帝国主义既然由相互敌对的势力范围政策转为相互妥协的经济侵略政策，便需要一个总机关协调各国对华投资，而银行团便是履行这一和平分赃使命的总机关，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大脑中枢。著作详细梳理了银行团的历史，从旧四国银行团到六国银行团，从五国银行团到新四国银行团。银行团的出现，既是外资在华相互竞争博弈的产物，也是相互妥协的产物。银行团包括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的垄断性质。首先，是一国之银行融合为国家银行团；其次，是数国之银行团融合为国际银行团。为了更好地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列强纷纷摒弃自由主义政策，以行政力量将各自在华的银行组织为国家银行团。政府予以特权援助，将该国对华投资的任务全权授予国家银行团，因而诞生了俄国道胜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英国中英公司、美国银行团。列强各国认识到协商投资之必要性，于是又将国家银行团组织为国际银行团。从银行团形成的历史中可以看出，列强在华的金融资本有从自由主义到垄断主义、从自由竞争到融合垄断的趋势。国际银行团所代表的融合程度最高的金融资本排挤未能加入国际银行团的小金融资本，而国家银行团所代表的金融资本又排挤未能加入国家银行团的小金融资本。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史、外资相互博弈史，也是一部浓缩了的从产业资本、银行资本到金融资本的资本主义发展史。它表明，“自由”“平等”“竞争”并非资本主义的实质，垄断、剥夺、寄生才是资本主义的实质。
在徐之圭的《列强在中国之经济侵略》这本具有开创意义的小册子出版七年之后，漆南薰完成了他的《经济侵略下之中国》。这七年之间，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已经在中国开始酝酿、发芽，反帝反封建的群众革命运动也逐渐推向高潮。仅1925～1927年，便发生了多起帝国主义勾结反动军阀残酷镇压革命群众的惨案，如“五卅惨案”（1925.5.30）、“汉口惨案”（1925.6.11）、“九江冲突”（1925.6.13）、“六·二三惨案”（1925.6.23）、“重庆惨案”（1925.7.2）、“南京惨案”（1925.7.31）、“九五惨案”（1926.9.5）、“一三惨案”（1927.1.3）、“三·二四惨案”（1927.3.24）、“四三惨案”（1927.4.3）。一系列惨案是帝国主义列强、反动军阀与中国民众矛盾激化的表现，也暴露了列强与军阀的真实嘴脸，成为左翼知识界研究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重要契机。郭沫若和漆南薰都分别在序言和自序当中提到这一系列惨案，说明“适于此时脱稿，不可不谓勉应时世之需要也”。[20]
《经济侵略下之中国》是研究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第一本系统性专著。漆南薰曾留学日本，攻读经济学，受教于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回国后陆续担任上海法政大学教授、重庆《新蜀报》主笔、国民党二十军向时俊师的政治部主任，最终因写作《经济侵略下之中国》等反帝反军阀的文章，并且积极投身群众革命运动而被四川反动军阀杀害。[21]他写作《经济侵略下之中国》时，明确表明，此书是“以学理应用于解决我国之经济问题”，而学理“就是马克思派，因为世界上除了马克思派，实无人能将资本帝国主义的真象暴露于外”。[22]如果说徐之圭著作当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色彩尚不很重的话，那么漆南薰的著作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中国化的一座里程碑，尤其是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问题上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因而，漆氏著作的意义在于首次明确以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基本原理为纲，分析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具体问题。
该书自序指出经济侵略乃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核心，“工业革命，实可划为一新时期，自兹以后数世纪，列强之一切之军事、外交、政治、经济诸设施，无不以投资地与市场为中心，而极其纵横捭阖之能事”。[23]著作在结论中再次谈到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本质，即在于通过开辟海外殖民地市场、输出过剩商品与资本、剥夺殖民地劳动力与资源、榨取剩余价值，从而达到增殖资本、缓解国内矛盾的目的。该著作表明以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而且在写作中确实做到了将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核心逻辑贯穿于对中国种种复杂事实的解释之中，做到了以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统摄复杂的中国现实。例如，该著作对于商埠、关税、交通权、军阀等具体问题的分析都是从“投资地与市场”这一逻辑起点开始的。由于当时可供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海外市场所剩无几，中国作为尚未开辟的“一块肥肉”自然吸引着列强资本蜂拥而至。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当作倾销商品与转移资本的新市场，所以强迫中国开放商埠；为方便商品与资本流通，因而强迫中国交出交通权；为更好地控制中国，实行经济侵略，因此要在中国寻找代理人，扶持军阀。这一清晰的逻辑脉络在著作中是一以贯之的。一旦认识到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丑恶本质，揭露出国内封建军阀作为帝国主义列强代理人的卖国者身份，认清了同时遭受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压迫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那么反帝反军阀[24]的政治纲领便呼之欲出了。至于将这一政治纲领现实化的物质力量，漆氏主张对外联合世界无产阶级与弱小民族，共同对抗帝国主义列强；对内则实行革命，反帝反军阀，抵御列强经济侵略，富国强兵，以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漆氏著作的出版无疑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民族意识、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漆南薰本人也勇敢地投身国内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使理论发挥出巨大的现实能量。他本人在著作出版后两年便被残酷杀害的事实证明了左翼知识界对于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现实革命运动的发展。
《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不仅将具体问题串联于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基本原理之中，还对几乎所有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涉及的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因此它作为第一部研究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问题的系统性著作，给知识界描绘了一幅结构坚实而又细节清晰的图景。从文本结构来看，该著作采取的是剥丝抽茧、由外而内、由政治而经济、由现象而本质的研究路径，从作为“分赃条约”“一个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晶体”的不平等条约史开始，经由商埠、租界等帝国主义资本的现实落脚点，最后触及这一“结晶体”赖以形成的关税侵略与投资侵略的根本性问题。下文依次对不平等条约、商埠、租界三个专门问题，总结和评述该著作的研究成果。
关于不平等条约，该著作梳理了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起八十余年间中国签署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整理出一部不平等条约史。如果说不平等条约是“一个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晶体”，那么研究“结晶体”渐次堆叠的历史就是主体自身发展的历史。一些重要的不平等条约也就成为划分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历史阶段的重要节点，例如将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作为晚清锁国主义破产、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起点，将中俄《加西尼条约》[25]作为各帝国主义角逐利权之始。漆南薰从作为“结晶体”的不平等条约的历史入手，对作为主体的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历史做了分期，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第二阶段，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到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第三阶段，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到1925年著作出版。漆氏受徐之圭影响，也观察到了帝国主义侵略性质从第一期的领土分割政策向第二期的经济侵略政策的转变，从独占的、排他的、竞争的转变为合作的、妥协的，但其进步之处在于分析了这一转变背后的三个原因——国内爱国主义运动高涨，帝国主义相互斗争，美国介入并提议门户开放、机会均等。该著作从一部不平等条约史中读出了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方式的变更史，指出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方式不断依据国际形势与中国形势而发生变动。此前帝国主义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埋头于战争，暂时无暇顾及中国，然而现在帝国主义列强已经无内部战争掣肘，很快将发动对中国变本加厉的经济侵略，因此作者指出中国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危急与反帝运动的急迫。中国必须在认清国内外形势下，及时认清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本质，未雨绸缪，方能自救。
除了梳理不平等条约史，该著作还深入分析了政治条约、社会条约、经济条约等若干种类的不平等条约，其中特别就经济条约中的通商条约加以研究，因为此类条约与中国所签不平等条约最为相关，正是这些通商条约将国家主权以通商航海自由、住居营业旅行自由、逃避纳税及其他义务的权利、关税优惠、最惠国约款等种种利权形式出卖给列强。漆南薰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和立场，得以看清资产阶级政权的虚伪本质；又以彼之矛攻彼之盾，揭露出资产阶级法理学、国际法学说与资本主义国家强迫他国签订的通商条约之间的名实不符。第一，资产阶级自然权利、自然法学说强调国家形式乃是自由人所签订的契约，国家意志应代表多数公民的意志；然而中国所签署的通商条约并非缔约双方大多数国民合意行为之结果，其中媾和条约乃以强暴弱之产物自不必说，即使如平时条约，也非双方大多数国民合意行为之结果。帝国主义政府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傀儡，不能代表他国国民意志；清政府昏庸，无经济常识，妄自决定，亦不能代表中国国民意志。故而即使从资产阶级法理学的角度来看，帝国主义列强逼迫中国签署的通商条约也是不能成立的。第二，按国际法规定，私法关系等非两国政府之间订立的条约，不应受政府干涉；然而我国的公法私法关系却一律受洋人钳制。第三，出于双方自由意志而订立契约需要双方共同担负权利与义务，然而在现有通商条约下，外人享有治外法权，肆意干涉我国行政司法，享有绝对权利，而我国则担负绝对义务。漆南薰对于不平等条约的详细研究为后续出版的专门著作做了不少有益的前期工作，如周鲠生的《不平等条约十讲》，对不平等条约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26]
“商埠为我国困民穷之源。”[27]如果说不平等条约是侵略者与被侵略者共同达成的侵略规则与妥协结果，那么商埠与租界则是帝国主义实行经济侵略的支点、根据地。由不平等条约强行开辟出来的商埠和租界，其本身乃是一个极端矛盾的政治经济体，是帝国主义丑恶的殖民活动与封建主义软弱的妥协政策相结合而成的一个病态的“连体婴”。商埠根据政治势力构成的不同，又分为一般商埠、专管租界、公共租界。在一般商埠内，我国统治权与他国统治权是相互并行的，我国保有司法权、行政权，洋人则享有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一方面，洋人利用此等特权，屡屡干涉我国主权的正常行使，为其私利谋方便；另一方面，又以我国司法不健全为理由，论证其在商埠租界内享有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的合理性。漆南薰一针见血地指出，此等特权的本质乃是保持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相较我国国民的优越的政治地位，进而维护其特殊的经济利益的法律上层建筑，揭穿了帝国主义的虚伪性。然而，这种揭露帝国主义嘴脸的工作，清政府没有能力去做。为保护一部分主权，清政府只是被迫在70处他开商埠之外又建立了27处自开商埠。这完全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自开尚能保留一部分主权，若信由他开，则主权便被完全侵害。如果说帝国主义列强依靠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在商埠和租界内作威作福，是清朝封建统治者昏聩软弱的后果。那么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是如何处理前清遗留下的商埠租界问题的呢？“至外国人之地位又是如何？原来彼等在我国享有治外法权，在前清时代，固算是出于昏愚，向彼等曾未为课税之提议；而转入民国，初亦尝见及此，且与彼等屡作交涉，无如彼等始终恃治外法权以盾我，故此问题，至今仍未解决……”[28]清政府解决不了的问题，民国依然解决不了，缘故只能在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对外妥协性。漆南薰对商埠租界的批判一石三鸟，同时击中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民族资产阶级的痛处。
一般商埠如此，专管租界和公共租界则更为黑暗。与一般商埠的我国主权与他国主权并行、各自管制其国人不同，在专管租界中，均由他国主权进行统治，在公共租界中，则由数国主权同时进行统治。二者的区别仅在于骑在人民头上的列强的数量不同。生活在该地界之上的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可见一斑。漆南薰以司法权行使为例，揭露了列强特权的滥用。专管租界规定，我国犯人若在他国公民空间内，则由他国逮捕后“引渡”给我国；我国犯人若不在他国公民空间内，则由我国逮捕。列强利用这一规定，大肆包庇各种政治犯、民事犯、刑事犯，“不过使我成为一长久循环式之内乱，以达其侵略之目的”。[29]且在专管租界内，我国公民被禁止参政。漆南薰认为，按近代国家之进步思想，公民既负担纳税之义务，便有参政之权利。然而帝国主义为维护其资产阶级在专管租界内的特殊利益，却断然剥夺了我国公民的参政权利，言权利义务相辅相成之名，行压迫、排挤、歧视之实。像此前批判通商条约的手法一样，漆南薰在分析帝国主义的具体侵略手法时，经常以彼之矛攻彼之盾，揭示出帝国主义自身的深刻矛盾，即形式自由、形式民主、形式平等与实质不自由、实质不民主、实质不平等之间的矛盾。并在当前的有限条件下，在我国有限能力下，根据双方已经订立的形式条约，在法理上咬文嚼字、反复论证，以求为我国公民尽力争取可能多的利益。漆南薰对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该问题本身，触及对现代国家名实不符的内在虚伪性的批判：“然而为其侵略之手段，则不外始以政治的手段，扶植其优越之势力于他国，然后以经济的方法，吸收他国之资金。前者即治外法权之设定是，由是他们便于他国，成一种贵族之阶级了；后者即关税权之束缚是。由是他们货物，遂得大批之输入，而愈成有产之阶级了。不过助成此种手段之实现者，则在于以商业政策，因为他们利用此种政策，对己则取独占主义，如见他人有货物来时，则用保护关税以制之……呜呼，此岂非列国之矛盾行动吗？然非矛盾也，为资本家阶级之生存，有不得已。呜呼，此即近代国家之真象，余欲无言。”[30]
距漆南薰完稿不到两年，邓定人的《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中国史略》出版。这本著作可以看作漆氏著作的再扩展，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运用更为明确。该著作由李达作序，明确借用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理论分析中国时局，“我们知道世界资本主义已发达登峰造极的地位了，临死的时候了，可是他——帝国主义——虽到了末日，然而，他始终想延长其残喘，于是就拼命的向经济落伍的中国——次殖民地去掠夺，剜次殖民地之肉以医已腐之疮”。[31]邓定人在自序中亦开宗明义，其时中国病于诸多因素，但帝国主义侵略乃是中国之“病原”，革命必须以反帝为核心，其他反动势力如军阀、官僚、土豪、买办阶级等都是附着于帝国主义之上的；在帝国主义侵略之中，经济侵略又是其核心，其他领域的侵略如政治、军事、外交、文化都是为经济侵略服务的。因此，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是一切问题的核心：“八十余年来的中外交涉史，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压迫宰割中国的史，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用军事、政治、文化、宗教、外交等威吓诱胁的手段，以向中国厉行其经济侵略使中国社会经济人民生计日沦于艰难破产的史。”[32]帝国主义的本质被揭露以后，反动军阀的卖国本质也就一览无遗。军阀乃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经济侵略的代理人，军阀混战的本质是帝国主义在中国争权夺利：“骤视之，自然是由于国内频年战火，军阀官僚，横征暴敛，抢夺豪取，使政治步上轨道；细察之，实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八十年来经济势力侵略的结果……中国军阀势力之互相消长，恣睢暴戾的，亦无不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欲利用他们——军阀——以图其在华发展经济势力。”[33]
邓定人不仅明确运用马克思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经济思想，而且还可贵地比较了“大国家主义军事掠夺”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区别，从比较中看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之本质。前者仅限于军事掠夺，“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其掠夺盘剥是暂时性、表面性、简单性、粗暴性的，不具有后者的永久性、深刻性、隐蔽性、复杂性。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其本质乃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历史阶段，过剩资本与商品必须倾销到其他海外市场，掠夺海外市场的廉价生产原料与劳动力，占有剩余价值以增殖资本。侵略一开始是零碎的、不自觉的，经济侵略与武力侵略的结合也是偶然的，后来演变为自觉的、不断的、有计划的，经济侵略与武力征服结合得愈加紧密。“这种经济的侵略，真是‘杀人不见血’的唯一手段。”[34]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正好成为帝国主义解决自身危机的希望。邓定人对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相较于单纯武力征服的变化乃至帝国主义经济侵略自身变化的分析十分透彻；其将帝国主义经济侵略行为看作帝国主义自身发展逻辑与内在危机必然导致的结果，尤为可贵。
此外，该著作关于经济侵略的具体实现方式的研究相比前人来说更为细致。以关税侵略为例，邓定人总结出关税侵略的三个具体实现方式。第一，关税由双方协定，中国便已经丧失了关税自主权。第二，关税固定、混一、偏低，税表粗糙。“固定”是指列强只许每十年修改一次税率，因此中国无法依据时时变动的平均物价修改税率，随着物价飞涨，实际关税收入越来越少。“混一”是说对所有种类的外国商品课以同样税率的关税，因而“不能自由利用之以调节出入口商品”；且对价格差距很大的商品征同样的税，高价商品相对就征得少了。“偏低”是说对洋货每百两抽取7.5两（5两关税+2.5两子口税）的税，对土货每百两却要抽取27两的税，导致税收本应是国家用来自主调节出入口商品的工具，现在成为培植外资、打压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具。第三，中国与列强共同组成海关管理委员会，在上海设立总税务司，且由英人操管总税务司，从而使列强操纵了中国的海关管理权，任意支配中国财政（如发行公债、借外债、整理公债），且全部关税进款都以总税务司的名义，存入帝国主义列强的银行，本该归属中国的相关利权亦全部丢失。
邓定人的研究建立在吸收前人成果之上，其对帝国主义侵略史的梳理，尤其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博弈及给中国带来的苦难，继承了徐之圭的遗产；对于商埠、租界的研究，则延续了漆南薰的思路。与此同时，该著作依旧保持了强烈的论战性与政治宣言的独特风格，表露着中国对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理论认识马上要现实化为革命物质力量的冲动。例如，该著作从几十年间鸦片贸易的变化入手，揭露出令国人惊痛的国家尊严沦丧的事实。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在《南京条约》中尚保留着一丝虚伪面孔，条约对鸦片贸易不涉一字。然而，《天津条约》及随后的《上海商约》便公然将鸦片列入税表，鸦片成为合法进口商品，条件是赋予华商以运输贩卖的特准权，且任由中国政府自由征税。时至1885年，中英续订《通商条约》，英国为了给作为其殖民地同时也是鸦片原料产地的印度所产鸦片开辟市场，在条约中规定印度鸦片除了交关税以外，免除运入内地的一切通过税，从而压倒中国的土产鸦片。邓定人对于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本质的揭露，势必导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立场；然而由于该著作完稿于1927年2月，恰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北伐战争还在进行，其时的左翼知识界对国民政府还抱有幻想，因此同漆南薰一样，邓定人诉诸的革命主体仍然是混沌不清的。虽然同样看出了民族资产阶级与民国政府的软弱性、妥协性、不彻底性，也只是对国民党改组、工人运动持同情态度，即使最后诉诸与殖民地弱小民族联合的国际主义，也未能明确表示中国的希望在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无产阶级。这便是20世纪20年代左翼知识界的历史局限性了，其研究成果随后经过30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洗礼，以更高级、更完备的理论形态保留在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之中。[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