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现有文献的评述

第一，国外学者对工业化内涵的理解经历了由点到面的演变过程，从单纯考虑工业内部结构的变化到考虑整个经济社会的结构性质变。从经济学意义上说，工业化的内涵至少包含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工业结构、就业结构、空间结构等五个方面。以库兹涅茨、钱纳里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揭示了工业化过程中结构演变的一般趋势，为欠发达区域提供了结构转变的一般范式。但在工业化的内涵和进程衡量上，国内学者则采取二分法。具体说，在工业化的内涵上，国内学者与国外学者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特别地把体制转型作为工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工业化的进程的衡量上，受计划经济时期重工业优先发展和城乡二元管理体制的影响，在相当长时间内，社会结构主要表现为工业行业内部的自循环，作为解释现实的结构指标。国内学者更多地采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两个指标来衡量工业化的进程。对就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忽略实际上是城市和乡村经济反馈功能无效的反映，不仅导致城市发展滞后，而且也阻碍了农业的规模经营与现代化的实现。而对工业结构的忽视实际上是放弃了在动态发展中提高经济效率的可能，这种片面追求数量的动力机制最终使区域的产业结构层次由采矿业向资源型制造业再向“落脚自由”型制造业梯次演化，而这三类性质产业主导的工业化进程的数量顺序与质量顺序倒置。原因之一在于各自吸纳就业人口的差异，而吸纳就业人口数量正是工业化质量的重要体现。^[10]最终，从现实出发的中国学者完成了工业化与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分离，造成“三化”之间在理论上的不协调。而中原经济区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全国层面率先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发展，把三者纳入标准的工业化进程之内。而目前对传统农区工业化进程进行全面的度量的研究还很缺乏，本书试图在这方面进行努力。

第二，工业化理论与区位理论都不能有效解释传统农区工业化首先在没有区位、资本、技术以及政策倾斜的区域产生，原因在于工业化理论以及区位理论都建立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成功经验的分析基础之上，沿用的是主流经济学的边际分析和均衡分析，注重资源的配置效率而忽视资源的配置方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分工等市场化条件进行了充分的论述，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美发达国家最终得以确立，由于这些国家的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单纯依靠市场化条件的改善并不能进一步解释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现实情况，因此建立在边际概念基础上的微观经济学体系之内找不到企业家的影子（鲁传一、李子奈，2000；宋丙涛，2007a），市场化条件被当作一个既定的前提条件而存在。不管是以库兹涅茨、钱纳里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还是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家，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之内都找不到企业家以及企业家发挥作用的市场经济条件的位置。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忽视企业家与市场机制的作用并不影响对以欧美为代表的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现实情况的解释，但若将这种理论移植到处于经济转型过程的欠发达区域时，问题就会出现（宋丙涛，2007a）。问题之一，大大低估了企业家对市场化改革的作用。传统农区是带有明显计划经济烙印的不完全竞争经济体，没有启动工业生产可供利用的自然资源，也没有交易成本优势的区位支撑，工业化的启动只能依靠市场化的企业家的创业行为和创新行为。具体来说，依靠企业家对市场机会的识别能力发现可供利用的市场机会，依靠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为发现的市场机会提供产品和服务，依靠企业家勇于承担风险的精神支撑市场化交易和分工的顺利进行，等等。可见，对传统农区来说，企业家以及企业家发挥作用的市场化环境不是不需要了，而是非常需要。问题之二，强化政府主导的发展机制，在现实层面上就是“唯GDP论”。只有企业家主导的中小企业丛生的模式，才能尽可能多地吸纳就业人口，产业结构的层次才能更偏向于“落脚自由”型。而忽视市场机制的建设将压缩企业家的活动空间，促使企业家精神向非生产性方向配置，长期来看对地区经济环境造成制度性破坏。问题之三，企业家精神的缺失进一步造成区域缺乏“落脚自由”型产业生存的土壤，而“落脚自由”型产业正是沿海地区外向型工业化的重要驱动力（文玫，2004），国内外发展经验无一不在证明企业家精神与“落脚自由”型产业的成长呈正相关关系，且企业家精神越普遍，“落脚自由”型产业的本地化效应越明显。本书试图将与市场化条件有关的内生能力纳入传统农区工业化的分析框架中，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理论的不足，增强了对现实的解释力。

第三，农业区位论和工业区位论认为经济活动选择的区位应该是运输成本最低点，而中心地理论与市场区位论认为应该选择利润最大点，这与本书关注的“长垣现象”有明显不同。在当时情况下，工业企业选择在长垣这些区域的原因肯定不是运输费用最低，也不是靠近市场，而是在当时制度环境下的制度成本最低。另外，克鲁格曼把影响产业初始形成的因素归结为历史的偶然，但如果把一次次历史的偶然联系起来，就会发现克鲁格曼所说的偶然指的是历史事件本身，也就是特定的事件在这里而没有在其他地方产生。但是，几乎每个地方都有类似的历史的偶然，为什么有的地方能发展成我们所熟知的专业化的产业区，而有的地方只能在历史的足迹中寻找？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家虽然把空间因素和规模报酬递增融入了主流经济学，但其分析并没有克服主流经济学本身的弊端。新经济地理学假定区域之间的资源禀赋是一致的，排除了自然资源地理分布不均对各地区产业分布的影响，但是现实情况确是不同地区的自然与社会资源禀赋有很大差异。这就造成克鲁格曼关心的同一产业由于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所引起的规模报酬递增形成的“中心—外围”与不同性质的产业在区域之间由于某些因素的推动形成的“中心—外围”并存。可见，依靠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所引起的规模报酬递增只能是产业集聚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本书将对区位理论没有充分解释这一现象进行尝试性的回答。

[1] 工业三角区位论模型假定在某一均质的地域范围内，在一定的自然、社会经济条件下，某个企业的原料来自两个地区，它的产品销售到一个市场，那么这个企业的选址就在一个市场地和两个原料地之间构成了一个区位三角形。

[2] 区域性因素用来解释企业是如何布局在指定的某一地点或若干地点，而不是在其他地点，集聚因素则用来解释在一定工业区域内厂商为什么会选择集中。

[3] 微观区位论是论述具体生产部门或经济设施分布地点优化选择的理论，而宏观区位论是关于一国或一地区经济活动综合布局的优化选择理论。

[4] 向心力受市场准入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影响，而离心力受市场挤出效应影响。

[5] 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都是为了分析向心力而提出的。其中前向联系指的是降低了生活成本，有助于劳动力在此区域的集聚；而后向联系指的是区域人口越多则市场越大，市场越大越有助于厂商在此选址，提高市场准入标准。

[6] 温州鹿城制鞋的历史可追溯到明朝嘉靖年间将鞋作为贡品进贡朝廷，宁波服装的历史可追溯到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永康五金机械的历史可追溯到“黄帝铸鼎”时期。

[7] 我国学术界把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形成的集群看成通过外部资源进入带动起来的嵌入型集群，而把浙江省一些地区根据传统生产积累形成的集群看成内生型集群，具体请见金祥荣、朱希伟（2002）。

[8] “某种国际分工模式也许是因为历史上的偶然事件或者这个国家的最初的经济特点所形成的，然后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形成优势的积累使这一国际分工模式得以固定下来。”详见保罗·克鲁格曼（2001）。

[9] 货币外部性是指生产者彼此之间通过市场所产生的外部性，技术外部性是指纯粹由技术或其他方面的关系而不是由市场机制所产生的外部性。

[10] 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一份调查资料，在发展中国家（其中大多数为工业生产大国）的工业化过程中，有2/3以上的国家的工业就业人数增加速度超过生产率增长，而生产率增长速度超过就业人数增加的国家不足抽样调查对象的1/3。也就是说，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把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看得比工业生产率的提高更为重要，从而推行了以增加就业为主的工业化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