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誓书的源流

誓书，^[117]主要用于战前君主在誓师时发布约束士卒纪律、明确军事赏罚的命令。如《左传·哀公二年》所载“简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斩艾百姓，欲擅晋国而灭其君。寡君恃郑而保焉。今郑为不道，弃君助臣，二三子顺天明，从君命，经德义，除诟耻，在此行也。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志父无罪，君实图之！若其有罪，绞缢以戮，桐棺三寸，不设属辟，素车朴马，无入于兆，下卿之罚也。’”^[118]即是赵简子在攻打范氏、中行氏之前向其属下将士发布的誓师令，由史官按照直记君主口令制度直接书写于载体之上而后留存下来。其中有按将士身份等级制定的赏赐命令，即“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还有对自己犯令的处罚，即“若其有罪，绞缢以戮，桐棺三寸，不设属辟，素车朴马，无入于兆，下卿之罚也”。

誓书作为独立令书文体种类起源甚早，在夏时或已出现。古文《尚书·大禹谟》即有“禹乃会群后，誓于师”^[119]的记载，但其书为伪，难以凭信。目前传世文献中所见最早且较为可信的誓书为今文《尚书》所载的《甘誓》^[120]。此后，誓书作为令书在先秦各个时期都有所创制。今文《尚书》所见比较完整的就有三篇，即西周初期的《牧誓》^[121]《费誓》^[122]，春秋初期的《秦誓》^[123]。另外在其他先秦文献中也有一些誓的零散记录。西周时期之誓书，如《国语·周语》、《左传》所引《太誓》^[124]、《左传·文公十八年》所引“周公之誓”^[125]；春秋时期之誓书，如《史记·秦本纪》所引“秦缪公之誓”^[126]、《国语·晋语三》所引“韩之誓”^[127]等；战国前期之誓书，如《国语·越语上》所引“勾践之誓”^[128]、《左传·哀公二年》所引“赵简子之誓”等。不过目前尚未发现誓书在战国中后期仍有创制的证据。

这一现象的出现，除了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文献散佚，如战乱（战国时的诸侯国混战、秦末汉初的争战）或者王室政令禁毁（秦尽毁七国史记、焚书、挟书律）等可能之外，最有可能是以下两个原因共同导致的。

第一，原本赖以存在的社会政治模式发生变化，致使其制作者减少。从现今发现的战国之前的誓书来看，其制作者主要为当时的某一军事政治集团的最高统治者，如《甘誓》的制作者为夏王启，《汤誓》的制作者为商王汤，《牧誓》的制作者为周王发。等等。这是因为当时国家统治集团的构成仍以血缘部族为主，加上受春秋之前崇尚武士风气的影响^[129]，作为部族长的君王往往会亲自出征，再加上缺乏现成可用的日常军事赏罚制度，所以君王必须发布一些临时性的赏罚令，以申明纪律、鼓舞士气。然而，进入春秋战国之后，由于贵族血缘政治的逐渐崩坏、“文武分工”式官僚体制的发展确立^[130]、文士地位的上升等，君王亲自出征的现象开始明显减少，其就具体战争形势发布的誓令书必然也会随之减少。

第二，其原有文体功能被其他令书文体所取代。从现存众多誓书的原文内容可知，其主要有两方面作用：一是明确赏罚，促使士卒奋勇杀敌，不敢懈怠；二是说明己方正义，揭露敌方恶劣行径，为战争提供理论依据。而这两方面文体功能，在战国时期都有了相应的替代文体，即律令书与檄书。战国中期以后各诸侯国已经基本建立了常备军制度，而“常驻营区的刑罚条令亦应运而生”^[131]，再加上当时各国设立的一些有关军事赏罚的军令已经成为日常制度，如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132]，《睡虎地秦墓竹简·军爵律》云“工隶臣斩首及人为斩首以免者，皆令为工。其不完者，以为隐官工”^[133]，等等，那种临时性的明确纪律、赏进罚退等的规定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所以随着战国时期法家思想在各国的兴盛，誓书的创制活动开始走向消失。誓书的第二个作用则为不断发展的檄书所拥有，刘勰认为“凡檄之大体，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134]。檄书与律令书的迅速发展，对誓书文体功能效力的逐渐吞噬，必然会造成其制作数量的减少，直至消失。

需要说明的是，导致誓书在战国时期走向衰亡的这两方面作用是交织在一起共同发生的，不是截然分开的；这种现象的发生与当时社会的其他变革一样是一个趋向性过程，而非一个骤断式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