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型与再平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2020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当今世界，大多数经济体都已经嵌入全球产业链，存在内循环和外循环，只是重心、方向和结构有所不同。中国转向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符合自身经济发展的演化规律，也将有助于缓解全球失衡。新格局供给侧的关键词是科技创新，需求侧的关键词是消费。

双循环格局的一般均衡分析

从国家来看，内外循环互为因果。国民收入账户和斯旺模型是分析内循环和外循环，或者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关系的常用工具。国民收入账户的恒等式关系要求净借款——四部门（家庭、企业、政府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收入减去支出之和必须为零，这是一般均衡理论中的瓦尔拉斯定律的应用。由此可以得出，国民净储蓄（居民储蓄-居民投资）等于资本净流出（对外净投资），后者又与经常账户顺差对应。资本流出等价进口需求，导致内需不足。

净储蓄、净资本流出和经常账户顺差是等价的，这就是内外循环的嵌套和镜像关系。人们习惯纠结其背后的因果关系，然而，恒等关系是比因果关系更强的约束。任何影响国内储蓄与投资关系的政策都会映射到国际收支账户上，任何扩大投资和储蓄剪刀差的政策都会加剧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失衡。从这个意义上讲，几乎所有经济政策甚至包括不健全的《劳动法》和宽松的《环境法》（宽松的环保标准），都会影响一国的经常账户收支状况，因为这相当于对可贸易品部门的隐形补贴，降低了其生产成本，增加了投资和产出，同时又增加了居民的储蓄，降低了消费。

从中美双边贸易来看，2009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的占比一直维持在50%以上。这就是美国将中国作为扭转贸易逆差主要目标国的原因。实际上，由于中国处于价值链的中下游，中国对美国的顺差并不等于中国从美国赚得收入（增加值），在中国对美国出现顺差的同时，中国大陆对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出现了逆差。而且，任何美国扭转失衡的政策都有可能被对冲，既可能是美国其他政策，也可能是其他国家的政策。例如，当前的美元贬值和刺激内需的政策会部分对冲，即使美国国内政策的净效应有助于收窄国际收支赤字，美国也并不一定会出现贸易顺差，收窄国际收支赤字还需要对美盈余国家的协同。

从一般均衡和内外均衡的联动性上来说，只要美国不改变国民储蓄、投资和消费的结构性失衡状况，其国际收支逆差状况就不会改变，对中国的政策只会改变其逆差的对象，即将对中国的逆差转变为对越南、墨西哥等国的逆差。就像1980年代签署《广场协议》之后一样，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在美元汇率贬值和日元升值后确实有所收窄，但20世纪90年代初又开始继续扩大，美国只是将对日本的贸易逆差逐渐转移到了中国，日本也并未因此转向顺差，只是将对美国的顺差逐步转移到了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

特朗普政府认为中国对美国的每一美元贸易盈余，都是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引致的。在主流经济学家圈中，如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提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型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盈余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导致全球储蓄过剩，这些储备大部分回流美国，压低了美国的利率，提高了风险资产价格，加剧了金融不稳定。人们较少关注的是，回流美国的储备并没有被用于投资，而是被用于消费。这是全球化大循环破裂的另一个结构原因。如果这些储蓄被用于投资，形成产能，而不是被消费掉，那全球化的可持续性或许会更强。

双循环格局的变迁：从内循环到双循环2.0

新中国建立以来，双循环格局可被划分为三个阶段，1978年和2008年是两个重要节点。每个新阶段都建立在对旧阶段的反思的基础之上，同时也是对前一阶段中积累的问题的矫正。

1949～1978年我国基本上只有内循环。内循环的特点是分权、分散和孤立。毛泽东观察到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52～1956年）集权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弊端，对中央集权化的经济极不信任。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强调，中央和地方的平衡至关重要。1957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项改革议案，核心在于加强地方政府的权力。地方政府在经济规划、资源分配、财政、税收和人事管理上获得了更多自主权，约88%原属于中央政府各部委的国有企业被地方政府接管。但问题在于，权力过于分散了。生产活动由公社统一管理，在每个公社内部，权力又过于集中，连生产工具也要统一管理。此外，不同公社之间基本处于隔绝状态。所以，这种完全分割的状态致使内循环实际上处于一种空缺状态，难以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

在外循环方面，中国与国外当时只有有限的交往，主要是前期苏联对中国的单边援助，后期中国完成了“脱苏入美”的转变。从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和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开始，到1978年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开始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接触，打开外循环新格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基本方针，推动了双循环良性互动新格局的形成。

1978～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可被视为双循环1.0。这是一个以投资为导向的内循环和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其中内循环逐步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央统筹和分权竞争相结合形成的“县域竞争”模式被认为是本阶段内循环的一个特点。外循环我国逐步确立全球产业链的中心位置，但是仍处于价值链的中下游，附加值较低。

如何打开外循环新格局，反哺国内工业化是改革开放初期的重大课题。在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时任国家主席华国锋就向国外学习，制定了10年规划，包括120个工业项目，如30个大电站、8个煤炭基地、10个油气田等，所有项目都要求最大化利用从国外引进的先进科学技术。但是，该计划明显高估了中国原材料出口收入的潜力，尤其是石油，同时也低估了从国际市场融资的难度，导致整个计划陷入资金困境。1978年启动的22个项目中只有几个完成。虽然计划终止，但是它让决策层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即资本的不足不仅仅是对内的，也是对外的，要进口，必须先出口，赚取外汇。除了出口之外，外商直接投资也能缓解外汇短缺的困境。1978年6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决定选择性利用外资振兴中国经济，并获得了华国锋和邓小平的认可。

美国是中国在外交上打开外循环新格局的支点。香港和台湾地区是我国开放的第一站，香港被认为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中间人”。1978年8月31日，香港商人曾光彪与珠海签订了第一笔投资合同。1980年设立的4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为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更多便利，特区也成为中国在经济上打开外循环新格局的基点。

与对外开放同步进行的是对内的改革，如农村、国企、物价、金融和财税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从中释放的劳动力成为工业生产的后备军；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农村掀起了工业化浪潮，也成为吸收农业劳动力的主力军，是改革开放初期非公有制部门的活跃因子，是民营经济的初始形态。1980年，经营承包责任制被引入工业企业，国有企业自主权不断扩大，有助于逐步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虽然国有企业在原材料、能源和银行信用等多方面仍然享受政策优待，但是不论在生产效率，还是增长上，乡镇企业的表现都更加出色。这是因为一个有能力改变游戏规则的企业，没有提高效率的压力和动力。这被认为是国有企业改革失败和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也成为双循环2.0的历史遗留问题。

1994年前后启动的一篮子金融、财税、物价和汇率等改革措施为理顺市场配置资源的信号机制奠定了基础，之后我国逐渐形成真正的国内大循环。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内外循环被彻底被打通，中国经济进入高光时刻。不过，这一切随着2007年次贷危机的爆发戛然而止。这一年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化黄金时代的转折点，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额占我国GDP的比重已经从峰值的61.5%下降到50%以下，资本流动规模腰斩。始于2018年的贸易摩擦和中美“脱钩”仍在发酵，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或加速全球产业链调整。2007年的次贷危机可被视为双循环2.0形成的起点，劳动力市场和外部环境都出现了转折，双循环1.0中的扭曲在应对危机，防止经济硬着陆的逆周期政策中达到了临界值。

整体而言，在双循环2.0中，供给侧要从要素数量投入为主转变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主，基础研究和自主创新是产业升级的关键；内需将从投资驱动转变为消费驱动，外需则依托于产业升级和品牌建设，巩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核心位置，并逐渐向价值链的上游迁移，提升附加值占比。

历史的巧合之处在于，当前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双循环2.0中内循环的目标结构与建国初期有一定相似之处。在外部环境上，1950年12月3日，美国宣布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不久又宣布禁止一切在美注册的船只驶入中国港口。在美国的拉拢和压力下，1953年春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国家达到数十个。美国还支持和配合对上海、青岛、天津等沿海港口和岛屿进行封锁，阻挠所有国家的商船进入中国港口。在内循环的结构上，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的消费率高达80%，投资率低于20%。

显然，双循环2.0不是退回闭关锁国式的自力更生状态。内循环不可能脱离外循环存在，两者是统一的。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反其道而行之，对内深化改革，矫正体制机制性扭曲，对外扩大开放，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方可突围。

双循环1.0：大转移和大失衡

中国的“双顺差”（经常账户和非储备金融账户）格局始于1999年，结束于2012年，持续14年。随着经常账户顺差的扩大，我国国民储蓄与投资的剪刀差也在扩大。我们认为，储蓄、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是考察内循环2.0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关键问题是：中国的储蓄率为什么这么高，或者消费为什么如此低迷？由于外循环与内循环互为镜像，该问题的答案同样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能够长期保持贸易顺差。进一步的问题就是，未来（中国的）储蓄率还能保持这么高吗？双循环2.0新发展格局中，储蓄、消费和投资的关系会怎么变化？

基于储蓄、消费和投资的关系，可以将双循环1.0划分为两个阶段。1978～2000年，消费率水平波动，1978年为61.9%，2000年为63.9%，低点出现在1993年（58.5%）。与之相对应，储蓄率和投资率呈水平波动态势，而且走势一致。储蓄率的波动性略低，均值37.2%。储蓄率并未持续地高于或低于投资率，所以经常账户也并未出现连续的顺差或逆差。所以，2000年以前我国并未出现消费需求不足和滑坡的现象。

2001中国加入WTO之后，消费滑坡，投资加速，经常账户盈余同步增加，至2008年出现拐点。消费率的低点和投资率（资本形成率）的高点都出现在2010年，前者为49.3%（2008年为50%），后者为47%。2019年底，我国消费率已经上升到55.4%，投资率下降到43%，储蓄率下降到44.6%。

高储蓄率、低消费率被认为是“亚洲模式”的一个特点。与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与新加坡的储蓄率偏高，峰值超过50%。韩国的峰值为41%（1988年），中国台湾40%（1986年），印度38%（2008年），日本34%（1991年）。儒家文化被认为是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文化因素既不能解释亚洲国家与西方国家储蓄率差异的主体部分，也不能解释亚洲国家内部的差异。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与其说是文化，不如说是一系列强制储蓄、压抑消费和“劫贫济富”的分配政策和体制导致了高储蓄率。

就中国而言，次贷危机后的10年可被看作双循环1.0的结构调整期。目前，外循环已基本平衡——经常账户收支占GDP的比重3%以内，但贸易结构需要调整，内需中的消费和投资的结构需要进一步调整。结合消费的趋势和亚洲其他经济体的经验看，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每年还将以0.5到1个百分点的比重提升。

双循环1.0中的结构性扭曲和失衡在2008年达到了临界点。2001年中国入世是重要节点，但若忽略内因就不能抓住主要矛盾。从投资驱动的角度看，我国消费始终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储蓄也带有强制性色彩。在双循环1.0阶段，内循环的结构和分配特征是收入从非贸易部门和农业部门转移到贸易部门和工业部门，社会总产出大大多于国内消费，剪刀差对应高储蓄率，为高投资增速提供了支撑。金融抑制政策降低了资本成本，连同高储蓄率形成了投资为主的内需结构。所以，这是一个非贸易部门补贴贸易部门、劳动补贴资本和内需补贴外需的结构。

消费不足的直接原因是居民收入增速较慢和贫富分化加剧，与之相关的解释如下。第一，劳动力市场结构。2004年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前，中国农村劳动力都是过剩的，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在供过于求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中，工资涨幅低于GDP增速和劳动生产率增速，导致劳动报酬份额不断下行。第二，虽然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广和1985年强制征购农产品计划的废除，使得农民获得一定的经济自主权，但是仍存在大量制度性壁垒加剧城乡分化。直到1992年，国家补贴城市居民消费的政策才逐步取消，但始于1958年的户籍制度仍然限制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城乡劳动力报酬的收敛。第三，金融抑制的本质是将工业化和出口的成本转移给居民部门。第四，所有形式的贸易干预措施都有财富转移效应，所有鼓励出口、增加进口成本的政策都相当于加征消费税，压抑消费需求。第五，2005年“721汇改”之前，人民币汇率被显著低估，相当于对进口征税，对出口补贴，对内征收消费税。人民币低估的财富转移效应是将财富从消费者转移到制造商，以及在海外拥有净资产的富裕阶层。无论从税收效应还是从财富转移效应来看，人民币汇率低估都会压抑消费。直到2015年，IMF的评估报告才称人民币不再被低估。

除此之外，双循环1.0中压抑消费的制度安排还可以列一个很长的清单，如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宽松的环境保护环境、增强劳动者谈判权力的工会制度的缺失、不合理的农村土地征收价格等，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压抑了居民消费。所有出口导向的政策都有压抑居民消费的效应，也等价于强制储蓄，增加可贷资金，从而降低投资成本。中国的比较优势除了廉价的劳动力，还有廉价的资本。劳动力是很便宜，但资本像是免费的甚至是负的。

加入WTO拓宽了中国市场的边界，加速了国内的工业化进程，扭转了GDP增速下行的态势，但同时也加剧了内循环结构的失衡。2008年之后我国的调整是外生冲击引起的，虽然目前外部失衡状况有所缓解，但国内的政策应对放缓了内需结构调整的速度，最终消费占比仍然偏低。政策之所以强调要“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其说是在用时间换空间，不如说是时间抢空间，因为美国和欧元区也都在建立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

双循环2.0：大转型与再平衡

双循环2.0是由经济发展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决定的，前者是无通胀条件下的充分就业，后者既包含经济中的一些趋势性力量，也包括大国关系等。约束条件决定目标函数的可行集，政策即在可行集内部进行权衡，确定方向和基点。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几个重要约束条件在2008年前后均出现了结构性转变，形成了新的趋势性力量，在中长期内仍将影响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空间。

第一，就供给侧而言，人口红利渐渐消失，资本回报率趋势性下降，资本压抑劳动的模式难以为继。从要素数量投入（资本深化和人均劳动时间的提高）转向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和人力资本的提升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也几乎是唯一可选的道路。这需要加强国家的创新能力和体系建设，这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包括基础科研、教育、资本市场、私募股权基金等方方面面，关键在于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和分工，在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于认识自身不足，包容多样性和不确定性。

辜朝明将经济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阶段。这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刘易斯拐点尚未出现，劳动力供给弹性接近无穷。在该阶段，劳动力市场是典型的买方市场，资本所有者获得绝大部分剩余价值，工资增长慢于GDP增长。由于资本所有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收入更多地用于储蓄和投资，所以这个阶段的一个特征就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深化。对于一个资本短缺的经济体，资本深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供给侧力量。与之相对应，由于工资较低且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我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不断下行。与此同时，在资本积累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推进。

一旦越过刘易斯拐点，经济发展就进入第二阶段，即成熟经济（或新古典发展阶段、黄金时代）。农村劳动力由过剩转为短缺，劳动力市场开始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工资涨幅或将超过GDP增幅，非熟练劳动力的涨幅更大，不利于劳动所有者的分配方式得到扭转，贫富差距收窄或不再进一步扩大。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工资和消费占GDP的比重也会随之上涨。整体产能出现过剩，但劳动替代性、消费导向性和推动产业升级的投资继续扩张。贸易结构与第一阶段显著不同，出口产品复杂度和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地位逐步提升。城市化和工业化仍在推进，但速度明显放缓。经济增速下台阶，从高速转为中高速。

第三阶段为被追赶阶段。刘易斯拐点叠加老龄化，劳动力短缺状况更加严峻，但是工资上升遇到瓶颈，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要么外迁，要么用资本投入替代劳动投入。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完成，可投资的机会变得稀缺，资本回报率不断下降。在该阶段，供给侧而不是需求侧是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并且只能靠新产业革命才能扭转经济增长停滞的状况。如果仅仅从速度和质量这两个维度来划分，前两个阶段的共同特点是高速发展，第三阶段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其中第二阶段也可以被理解为从高速向高质量发展的过渡阶段。

人口因素是不同阶段的划分依据，既包括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也包括人口的年龄结构，它们都对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有直接的影响，从而决定工资水平和劳动和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对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和进出口也有直接影响。对于任何国家，人口结构的转变及其决定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都是不可扭转的力量。实证研究也证明，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亚洲经济体，都符合三阶段演化范式。以劳动力工资和城市化率的变化为依据，美国、英国和德国等主要西方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从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跨入第三阶段。在亚洲部分经济体中，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和90年代末分别进入第二和第三阶段，韩国的阶段性拐点为21世纪初。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两大结构拐点都已经出现。蔡昉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在2004年已经出现，2018年亚洲生产力组织（APO）测算得到的时间区间为2005～2010年，从劳动与资本要素的相对成本来看，2008年是重要转折点。当然，这不仅仅是由刘易斯拐点带来的，还由于人口老龄化。2010年，我国劳动力占比的峰值和人口抚养比的底部都已经出现，工资开始上涨，说明中国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相比其他亚洲经济体，人口因素对中国经济的挑战更大。日本和韩国从出现刘易斯拐点到出现老龄化拐点都有一定的时间间隔，这也是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刘易斯拐点后仍能保持20～30年中速（或中高速）增长的原因。但中国这两个拐点几乎同时出现，正因为如此，中国的黄金增长窗口期会明显收缩。

人口结构的转变不仅改变了劳动与资本要素的分配格局，还限制了资本深化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因为经济最优状态总是与最优资本有机构成相对应，而劳动力相对短缺状况的加剧自然会降低资本的边际报酬。将总产出从供给侧分解为资本深化、人均劳动力投入、人力资本积累和TFP，人力资本积累和TFP是仅存的两个选项。

第二，需求侧。从总量上来说，净出口和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趋势性下行是确定的，结构优化是避免其拖累GDP增长和集聚金融风险的必然选择。反之，提升消费是顺势而为，但消费潜力的释放取决于制度性壁垒能否消除，以及政策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以贸易和资本流动规模代表的全球化进程已经逆转。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是建立在失衡和不均基础上的，以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中国为代表的亚洲经济体和德国等都是盈余方，美国和欧洲边缘国家是赤字方，前者同时也是债权国，后者是债务国，任何债务型增长都有边界，即使是美国也不例外。如果说2008年金融危机是全球失衡的结果，那么欧债危机就是区域失衡的结果，目前仍处在再平衡的过程中。2008年开始，全球失衡的状况开始调整，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和净资本流入规模都在缩小，中国“双顺差”时代也早在2012年结束，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值）已经从2008年的约10%降至2019年底的0.36%。

中美竞争引发的不确定性和产业链的断层将导致产业链重构，新冠疫情加速了这个过程。美国银行全球研究的一份报告表明，产业链正在迁出中国，北美地区所有全球性行业中有一半行业中的企业正在建立回流试行方案。新冠疫情使得全球性行业中80%的企业遭遇了供应链中断危机，企业的管理者正在重新审视他们的供应链。该报告预计未来将出现一种“中国+”的结构——“在中国为中国”，以及“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世界工厂将会分散在世界各地，以更加贴近消费市场。

按照美国的数据，2019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占比高达60%，相比2018年已经下降了12个百分点。这个缺口必须得到弥补，美国才能避免逆差。在华外国企业的出口大约相当于中国GDP的7%，产业链的外迁影响的不仅是出口，还有工作岗位的流失。类似的故事在美国也发生过。即使产业链不迁出，生产规模也会收缩。产能、市场和就业的流失必须靠重建双循环格局来弥补。

在投资需求方面，中国当然还有投资需求的潜力和需要，如深度城市化和新基建，但无可否认的是，与改革开放初期或者与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相比，空间都小了许多。2009～2010年的四万亿计划与2012～2013年和2015～2017年的房地产投资，使中国的宏观杠杆率（M2/GDP）和实体部门杠杆率陡升。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位于世界前列，居民部门杠杆率已连续11年快速上涨，从2008年的17.9%升至2019年的55.5%，房地产企业的杠杆也位于行业前列。债务已经成为投资的紧约束，而且传统制造业产能过剩，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需求的峰值也已经分别在2013年和2016年出现。深度城市化和新基建不足以弥补缺口。

投资需求的下降既符合中国经济的现实，也是经济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在不爆发毁灭性战争的前提下，任何经济体大概率只会经历一次工业化历程，也只会经历一次与工业化配套的投资热潮。中国的改革开放40年浓缩了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200多年三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工业革命以来的经验显示，任何国家有且仅有一次维持超长时间、超高增长的机会，也只有超高速的增长能够维持超高速的投资。即使正在发生的工业革命4.0会催生新的投资机会，但能否超过工业革命2.0的影响范围还是未知数，不过至少工业革命3.0——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的影响力远弱于工业革命2.0，即使在美国，也仅仅在1996～2004年出现了生产率增速的显著提升，年均增速大致与第一次相当，但显著弱于第二次。

所以，释放消费需求的潜力是唯一选择。虽然消费不能转变为长期产能，但是与投资对应的是债务。所有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都会有两个约束：一是债务；二是国际收支平衡。任何一个约束的收紧都会限制该模式的可持续性。显然，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这两个约束条件都在收紧。债务方面，除了宏观杠杆偏高之外，杠杆结构的不平衡隐忧更大。国际收支平衡方面，中国能够保持贸易盈余的前提条件是其他国家有能力、有意愿吸收中国的出口商品。显然，无论是能力还是意愿，都有消退。当然，增强国家金融能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可以释放一定的空间，但这都非一朝一夕之功，至少目前我国还没有打开这个空间。

双循环2.0新发展格局的内涵就是：供给侧从要素数量的投入转变为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的提升；需求侧以提振最终消费为主体，同时降低对进口中间品和外部市场的依赖，优化贸易结构增加附加值，推动城市群建设形成规模报酬，提升投资效率。能否实现双循环格局的转换，取决于能否将各项改革政策落到实处，取决于能否打赢“卡脖子”技术攻坚战，取决于能否纠正双循环1.0中压抑劳动和强制储蓄的制度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