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一脚踏进泥淖
从法律上讲，美因公司的股东人数非常少，在这个有2 000多人的公司里，只有5％的人拥有公司的股权。他们被称为合伙人或合作人，他们的地位让人垂涎，因为合伙人不但对所有人有支配权，而且他们赚的钱也最多。“谨慎”是他们最大的特点：他们与国家元首以及其他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打交道；他们都希望请来的顾问能身兼律师和精神治疗医生的职责，遵守严格的纪律和绝对保密的原则；与媒体打交道是被禁止的。因此，美因公司以外的人几乎都没有听说过我们，但他们可能对我们的竞争者非常熟悉，例如亚瑟·D.利特尔（Arthur D.Little）、斯通-韦伯斯特（Stone & Webster）、布朗-路特（Brown & Root）、哈里伯顿公司以及贝泰公司。
“竞争者”这个词语我用得很广泛，因为实际上美因公司本身就是个自成一派的团队。公司的专业人士绝大多数都是工程师，但我们公司从来就没有任何一套设备，也没有承建过任何工程项目，哪怕是一个仓库。虽然许多美因人都是退役军人，但我们没有和国防部或者军队有任何合作项目。我们用来经营公司的设备与其他的公司完全不同，以至于头几个月我真的没法弄清楚我们究竟是做什么的。我只知道我的第一项任务是随一个11人小组到印度尼西亚，为爪哇岛开发电力系统作总体规划。
我知道，艾纳以及所有与我讨论过这个项目的人，都试图说服我：爪哇的经济会突飞猛进。而且我还知道，如果我想脱颖而出成为一个好的预测师（并且因此得到晋升的机会），我得作出他们希望看到的数据分析。
“真是好极了，”艾纳喜欢这样说。他会将自己的手指举起来，再划过头顶，“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将会像鸟儿一样展翅高飞！”
艾纳经常出差，通常每次都是两三天左右。他去哪里、干什么，从来没有人过问。他在办公室的时候，就经常让我去他那里喝咖啡闲聊。他问起了安、我们的新居及那只从厄瓜多尔带回来的猫。对他了解得越多，我的胆子也就越大，也就想更多地了解他，还有我这份工作究竞需要我做些什么。可我从来没有从他那里得到令我满意的答案，每次他都成功地将话题转移，而每次他都会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别担心，”他说，“我们对你有很高的期望。最近我去了一趟华盛顿……”伴着他那高深莫测的笑容，他压低嗓门说：“我们在科威特将有个大项目，到时候你将被派到科威特去，现在离你到印度尼西亚去还有一段时间，我希望你好好利用这段时间来看看有关科威特的资料。波士顿公共图书馆有很多相关的资料，你也可以到麻省理工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图书馆去查阅资料，到时候我们给你弄一个借阅证。”
在那之后，我每天都要在那几个图书馆里泡上几个小时，尤其是办公室附近的波士顿公共图书馆，那里离我在“后滩”的公寓也不远。我熟悉了科威特的情况，还阅读了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世界银行出版的有关经济统计的书籍。我知道自己将被安排去为印度尼西亚和爪哇建造计量经济学模型，我想，最好同时也着手为科威特准备一个。
要成为一名计量经济师，凭借我在波士顿大学所学的商业管理专业课程是远远不够的，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计量经济学，我甚至参加了一些相关的课程培训班。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经过处理的经济数据可以产生不同的结果，甚至是可以完全偏向经济分析师个人喜好的结果。
美因是一个“男人至上”的公司。1971年，那里只有4名专业女员工。可这里却有两百多名女秘书和速记员——每个副总裁和部门经理都配有一名秘书，而速记员则是为其他员工服务的。我已习惯了这里的性别歧视。正因为如此，才使我后来对在波士顿公共图书馆阅览室发生的一幕大吃一惊。
那天，一位美丽的黑发女子走上前来坐在我对面，她穿着深绿色的套装，显得很老练，看起来比我大几岁，我克制自己不要去注意她，于是故作冷漠。过了几分钟，她把一本打开的书向我这边滑过来。上面有一个表格，正是我要查找的有关科威特的内容，还有一张印有她名字的卡片，克罗汀·马丁（Claudine Martin），她的头衔：查斯·T.美因有限公司专业顾问。我抬头看着她那双柔和的绿色眼睛，她向我伸出了手。
“我是来培训你的。”她说。我真不敢相信这种事情竟发生在我身上。从第二天开始，我就与克罗汀在她位于培根街上的公寓里会面，这儿离美因公司在保诚大厦的总部不远。在我们共处的第一个小时里，她就告诉我，我的职位非比寻常，必须高度保密。她说除了她之外，没人有权给予我具体的工作指示，她的任务就是要将我训练成为一个“经济杀手”。
这个称呼唤醒了我心中那些有关间谍的遥远的梦想。我忍不住笑了出来，那种紧张的笑声让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她微笑着告诉我说，用这个词的原意之一就是它的幽默性。“谁会把它当一回事呢？”她说。
我承认我对经济杀手所扮演的角色一无所知。“并不仅仅就你一个人扮演这种角色，”她笑着说，“我们都属于这个‘珍稀种类’中的一分子，我们参与各种肮脏的交易，你不能让其他任何人知道你的身份、你所做的事情，包括你的妻子在内，”她突然板起脸来，“我坦白告诉你，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会将我所知道的毫无保留教给你。现在你还可以选择是否加入。但一旦你的脚踏了进来，你就一辈子别想逃。”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那时候我还蒙在鼓里）克罗汀从国家安全局档案中看过我的性格特征资料，她事先已经对我的性格弱点了然于心。我并不知道是谁给她提供了那些资料，艾纳，国家安全局，美因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或者另有其人？我只知道她把那些资料利用得淋漓尽致。
她运用的手段是肉体诱惑和语言控制的完美结合，简直是专门为我量身定做的一般，当然，这些手段并没有超出操作程序的标准范畴。从那时开始我就发现，在说服经济杀手执行各种高风险、高压力任务的时候，美因都会采用这种手段。从一开始她就知道我不愿牺牲自己的婚姻和家庭，所以我不可能暴露我们的计划。此外，对于我执行的任务将给其他人或其他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克罗汀绝不会隐瞒。
我不知道谁是她的雇主，虽然我很怀疑是美因公司，正如她名片上所写的那样。那时我太天真、太胆怯也太茫然了，没有开口问这个问题。当然，现在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是不言自明了。克罗汀告诉我，我工作的主要目标有两个：
笫一，我要确保巨额的国际贷款最终能回笼到美因公司和其他美国企业（像贝泰公司、哈里伯顿公司、斯通－韦伯斯特，以及布朗－路特公司等），其途径就是确保这些公司得到贷款国大型工程建筑项目的合同；
笫二，我要努力让那些接受了巨额贷款的国家都背上沉重的债务（如果他们将合同交给美因和其他美国承包商的话，他们就必须要支付巨额的工程款项，而这会让他们倾家荡产），这样他们将永远听从我们的吩咐，当我们有所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向他们提出要求，包括建立军事基地、联合国投票以及在他们国土上开采石油等自然资源。
而我的工作内容是预测在一个国家投资数10亿美元将产生怎样的效应。其中最重要的是，我要炮制出能反映该国在未来20年至25年中的经济增长率的研究报告，而达到这个增长率的唯一方法就是兴建大型工程。举个例子，如果美国打算用10亿美元贷款去“引诱”一个发展中国家，让该国领导人拒绝与前苏联结盟，那么在预测报告中，我就得把投资建造一座发电站、一条新的国家铁路线路以及一个通信系统的可能收益作一个比较；又或者有人告诉我，这个国家具备发展现代化电力设备系统的潜力，这样我的职责就是告诉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现代化的电力系统将促进其国家的经济发展，这样一来就能说服他们，向我们贷款是非常必要的，从而使贷款的理由变得堂而皇之。不管在哪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经济发展程度最重要的指标，如果某项工程能使该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都得到最大增长，那么该项目就会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当然，我还必须提供各种数据证明：如果该国建设这个项目，该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能提高几个百分点，而这正是他们想要的。
然而，所有这些工程项目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不可告人的秘密：他们都能为大承包商牟取暴利，让债务国中一小撮有权有势的富裕家族满心欢喜，这就保证了这些国家在经济上长期依赖美国，在政治上效忠美国。贷款的数目越大越好。不过，债务国里那些数十年来被剥夺了医疗、教育和其他社会保障服务的国民，本已不堪重负的肩上又背上了累累债务，然而经济发展预测并没有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
克罗汀和我公开地讨论国民生产总值的骗人本质。打个比方，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最终只是让少部分人，比如拥有一家公共设施公司的人受益，而其他的民众则会背上沉重的债务。的确，这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提高了，财富也确实增长了，但是财富只会聚集到少数人手里，富人愈富，穷人愈穷。然而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增长。
和普通的美国公民一样，美因的员工都深信：我们建造发电站、高速公路和港口，实际上是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学校教育和媒体不断宣扬，我们美国这种所谓的“利他主义”。最近几年，我常常听到这样的话，“既然他们还要到美国领事馆门前游行示威，焚烧美国国旗，我们为什么还要帮助他们发展经济，为什么不从他们的国家撤走，让他们永远待在贫穷的地狱中呢？”
说出这种话的人，通常都是受过良好教育、怀里揣着高学历证明的人。可这些人却不知道，我们在世界各国设立领事馆是为了给自己谋福利，在20世纪后50年，那就意味着将美利坚合众国变成全球帝国。无论他们拥有怎样的学历资格，实际上都与18世纪的殖民者一样粗野无知——将为保卫自己土地而奋战的印第安人看做是“魔鬼的仆人”。
几个月之内，我就要被派遣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这个当时全球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印度尼西亚是一个蕴藏丰富石油资源的穆斯林国家，同时共产主义运动在这里也非常活跃。
“这是紧跟越南之后的下一块多米诺骨牌。”克罗汀是这样形容爪哇的，“我们必须把印度尼西亚争取过来。如果他们站在了共产主义那边，好……”她把一根手指在喉咙上一横，甜甜地笑了一下，“让我们这样说吧，你必须为爪哇经济发展作出乐观的预测，阐明在新的发电站建成和输电网络铺好之后这里的经济将是何等的繁荣。那样，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国际银行就会认可他们的贷款。当然，你也将得到不菲的报酬，你还可以继续到边远的地区跟进其他项目，整个地球都是你的购物车。”接着她告诫我，“这活儿也不是那么简单的，银行的专家们都会盯着你，他们的职责就是寻找你预测中的漏洞。”
有一天，我提醒克罗汀，美因公司派往爪哇的团队除了我还有其他10个人。我问她是不是这些人也接受过和我一样的培训，她断然否定。“他们是工程师，”她说，“他们设计发电站、输电线路和配电站，建设便于输送燃料的海港和公路，而你才是预测爪哇未来的人。你的预测决定了他们建造的这一切是否重要，当然也决定了贷款的数目。你明白了吧，你才是关键。”
每次当我离开克罗汀的住所时，我都会想我所做的究竞对不对，但在内心探处，我想我是错的。每当想到这些，从前所遭受的挫折感就萦绕心头。而美因公司似乎给了我以前不可企及的一切，可我不断问自己，汤姆·潘恩会不会赞成我的做法。最后，我说服了自己，因为只有我亲身经历了才能了解得越多，才能在以后揭露真相时越清楚。
我和克罗汀讨论了这个问题，她满脸疑惑地看了我一眼，“别傻了，你以为你踏进这道门槛后，还能走出去？”我明白她的意思，但还是让我吃了一惊。离开她的寓所后，我从联邦大道晃荡着走到达特茅斯街，不断地对自己说：我会是一个例外。
几个月后的一天下午，克罗汀和我坐在她家窗边的长椅上，看着大雪飘落在培根街上。“做我们这一行的人少而精。”她说，“我们得到了钱，很多的钱，因为我们从那些国家里骗取了不计其数的钱。大致上你的工作就是去说服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将他们国家纳入到美国的产业利益发展网络之中，为美国的利益服务——为了满足我们的政治、经济或者军事需要，将这些领导人骗入到无尽的侦务中，使他们不得不对美国‘效忠’。我们可以随时利诱他们，来满足我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需要。同时，他们也因为能给其国家的人民带来工业园、发电站和机场而巩固其政治地位。美国的工程建筑公司的所有者也因为承接了这些工程项目而赚得盆满钵满。”
窗外大雪纷飞，在克罗汀布置得简约而舒服的家中，我们从容地倚在窗边，也就是在那天下午我才知道了“经济杀手”这个称谓的由来。克罗汀告诉我，自人类社会有历史记载以来，绝大多数的帝国都是建筑在强大的军事实力及其威慑力上的。然而“二战”结束后，由于前苏联的核武器对美国造成的威胁，使得诉诸于军事对抗的方法太过冒险。
1951年，关键时刻来临，伊朗挺身反抗掠夺本国自然资源和剥削其国民的英国石油公司［那家公司是现在的英国石油（British Petroleum，BP）的前身］。作为反剥削所采取的行动则是由民主选举产生且探得民心的伊朗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德（Mohammed Mossadegh，1951年《时代周刊》杂志评出的年度人物）将伊朗所有的石油资产国有化。恼羞成怒的英国立刻向其“二战”盟友的美国求救。然而，两国都担心军事报复可能会导致前苏联站在伊朗一边并且采取行动干涉。
于是美国决定不派遣海军出战，而是派出了中央情报局的间谍克米特·罗斯福（Kermit Roosevelt，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孙子）。他表现得很出色，成功地利用贿赂和恐吓拉拢了一帮人，接着唆使这些人组织了一系列的街头暴乱和暴力游行，制造出摩萨德不受爱戴、治国无方的假象。最后，摩萨德下台了，并终生被软禁。亲美的伊朗国王穆罕默德·雷扎·巴拉维（Mohammad Reza Pahlavi）则成了无可匹敌的独裁者。克米特开创了一种新兴的职业，而我现在就加入其中了。
罗斯福的旗开得胜，改写了中东的历史，而这也说明了采取军事行动来建立帝国的策略已经跟不上形势了。那时候也恰好遇上了很多国家倡议的“限制核武器军事行动”运动，该运动最后导致美国在朝鲜和越南蒙受耻辱。到了1968年，也就是我接受国家安全局面试的那一年，美国清楚地知道，如果想要实现全球帝国的梦想（正如总统约翰逊和尼克松等人预想的那样），美国就必须采用克米特·罗斯福在伊朗取胜的那种策略。这是唯一能躲过核灾难，不流一滴血就能战胜前苏联的方式。
可是，克米特·罗斯福是中央情报局的成员，一且他被逮住，后果将不堪设想。而美国将会有更多类似的任务要执行，寻找一个避免让中央情报局直接介入的方法就显得非常重要。
那些战略策划者非常幸运，因为国际形势的巨变让他们找到了灵感。20世纪60年代，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改变，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美国和其在欧洲的姐妹帝国建造者共同出资建立）在国际上的地位已经突显出来，政府、企业和国际组织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就此确立。
大约是我进入波士顿大学商学院的那一年，避免中央情报局直接介入的方法已经出台并开始试行。美国情报机关（包括国家安全局）开始物色具备潜力的经济杀手，由国际企业负责聘用他们，政府是永远不会给经济杀手们发工资的，他们得到的一切报酬都来自于私人企业。这样一来，就算他们的肮脏行为被揭穿，也是归咎于私人企业，而与政府阴谋扯不上任何关系。另外，雇佣经济杀手的企业，尽管也是由政府部门和他们的跨国银行伙伴出钱兴办的（用的是纳税人的钱），他们却能成功地逃过国会监督和公众审查，被一系列不断增长的合法提案，包括商标、国际贸易和《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掩盖起来。
“这样你明白了吧，”克罗汀说，“我们不过是接班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