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药调剂的学术源流

中药调剂是以中医药理论为基础，根据医师处方或患者需求，将中药饮片或中成药调配给患者使用的过程，是一项负有法律责任的专业操作技术。中药调剂学包括中药调剂理论、技术操作和相关法律规范三个方面的内容。通过分析中药调剂起源、中药调剂理论形成、技术操作的形成及相关的法律规范的制定，有利于梳理中药调剂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以期在传承的基础上促进当代中药调剂学的发展。

一、中药调剂的起源

在古籍记载中，中药调剂的名称为“合药分剂”“合和”“合剂”。其起源可追溯到传说的三皇五帝时期。《帝王世纪》记载：“（黄）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典主医药，经方、本草、素问之书咸出焉。”调剂是根据处方配置药物，既有“经方之书”问世，则在当时，调剂应已萌芽。

调剂最早的文献记载是《汤液经法》。《汤液经法》为商代宰相伊尹所著，是劳动人民长期采药用药及烹调实践经验的总结。故《史记·殷本纪》记载：“伊尹以滋味说汤。”《针灸甲乙经》的序文中也说：“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汤液即汤剂，汤剂的发明及使用，标志着中药调剂的诞生，推动了中医药的发展。

二、中药调剂理论的形成

春秋战国时期，《黄帝内经》成书，书中总结了有关处方、配伍的理论。《素问·至真要大论》记载：“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非上下三品之谓也。”又说：“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同时记载了简单的方剂13首，在《灵枢·邪客》中有“半夏汤”的记载：“其汤方以流水千里以外者八升，扬之万遍，取其清五升，煮之，炊以苇薪火，沸置秫米一升，治半夏五合，徐炊，令竭为一升半，去其滓，饮汁一小杯，日三稍益，以知为度，故其病新发者，复杯则卧，汗出则已矣。久者，三饮而已也。”《黄帝内经》的出现为中药调剂学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西汉时期，我国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在序中对调剂理论和操作的各个环节做了论述。如“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药有阴阳，配合……有单行者，有相须者……凡此七情，合和时之当用，相须相使者良，勿用相恶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者，不尔，勿合用也”。对剂型做了简要的叙述，“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渍者，宜膏煎者，亦有一物兼宜者。亦有不可入汤酒者。并随药性，不得违越”。对服药时间，序中记载：“病在胸膈以上者，先食后服药。病在心腹以下者，先服药而后食。病在四肢血脉者，宜空腹而在旦。病在骨髓者，宜饱满而在夜。”《神农本草经》为中药调剂提供了理论指导，标志着中药调剂理论的形成。

三、中药调剂技术操作的形成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共收载医方283个，有治癃病方、治牡痔熏蒸方等。如“睢（疽）病，冶白莶（蔹）、黄蓍（耆）、芍乐（药）、桂、姜、椒、朱（茱）臾（萸），凡七物……并以三指大最（撮）一入怀酒中，日五六饮之”。《五十二病方》不仅复方的数量多，而且剂型也多种多样，既有内服的，又有外用的，洗浴、熏蒸、涂擦、外敷、充填诸剂齐备，体现了当时调剂剂型的多样性，为调剂技术操作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东汉时期，医圣张仲景著成《伤寒杂病论》，全书共载方113首，用药84味。其中，汤剂59方，散剂30方，丸剂15方，还有栓剂、酒剂和膏剂等。书中对各种剂型的调剂方法均做了详细的介绍，标志着中药调剂技术操作的形成，详见表1-1。

表1-1　《伤寒杂病论》各种剂型调剂方法表

续表

《伤寒杂病论》中汤剂的调剂方法记载最多，叙述最为详尽，包括了煎药火候、煎药方法、煎药溶媒、服法、服用剂量、用药禁忌等。煎药方法分为先煎、后煎、烊化、兑服等。服法有分服、温服、顿服等，详见表1-2。

表1-2　《伤寒杂病论》汤剂调剂方法举例

梁代陶弘景著成《本草经集注》，书中叙述了中药的产地、采集干燥和功效主治，以及药材鉴别等。“序录上”中“合药分剂”篇详细描述了调剂理论、古今药用度量衡、剂型、服药方法、时间等内容。其中古今药用度量衡规范了中药调剂的称量标准，“古秤唯有铢两，而无分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成一两，十六两为一斤……晋秤始后汉末以来，分一斤为二斤耳，一两为二两耳……凡散药有云刀圭者，十分方寸匕之一，准如梧子大也。方寸匕者，作匕正方一寸，抄散取不落为度。钱五匕者，今五铢钱边五字者以抄之，亦令不落为度。一撮者，四刀圭也。十撮为一勺，十勺为一合。以药升分之者，谓药有虚实轻重，不得用斤两，则以升平之。药升合方寸作，上径一寸，下径六分，深八分”。

唐孙思邈所著的《备急千金要方·论合和》中对中药调剂做了专门的描述。“合和”篇中不仅总结了前人有关调剂的相关内容，而且记载了调剂所需工具，如秤、刀、斗、升、合、铁臼、玉槌、磁钵、绢纱马尾的罗筛等。宋代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共记载方剂788首，不仅记载了方剂的药物组成和主治病证，而且详细说明了处方的配制方法。如“小柴胡汤……上为粗末。每服三大钱，水一盏半，生姜五片，枣一个，擘破，同煎至七分，去滓，稍热服，不拘时。小儿分作二服，量大小加减”书中“论合和篇”记载：“凡合和汤药，务在精专，甄别新陈，辨明州土，修制合度，分两无差，用得其宜，病无不愈。”说明了调剂规范化对治病的重要性。明代的《本草蒙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药调剂的发展，较为详尽地论述了出产择土地（产地）、收采按时月（采收季节）、藏留防耗坏（贮存）、贸易辨真假（真伪鉴别）、咀片分根梢（加工）、制造资水火（炮制）、治疗用气味、药剂别君臣（配伍禁忌）及服饵先后（服药方法）等。

四、中药调剂法律规范的制定

中药调剂成熟的最主要标志是《新修本草》的撰写和《唐律》关于调剂的规定。《新修本草》是我国第一部药典性本草，也是世界上公开颁布的最早的药典。

《新修本草》不仅对唐以前的中药调剂知识进行了汇总，而且在全国范围内规范了调剂方法，极大地促进了中药调剂的发展。

《唐律》是我国古代最为完备的法律，在《唐律》中也对中药调剂做了规定。《唐律》第一百零二条强调了调剂药品应与处方吻合。而第三百九十五条律令则规定了医生合药有误受处罚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误不如本方”，二是“杀人者”才会受到处罚。同时，本条还区分了“故意”和“过失”，如果是故意不如本方造成患者死亡，则按故意杀人罪论处。根据《唐律》，故意杀人罪通常处以斩刑。详见表1-3。

表1-3　《唐律》中与调剂相关的刑罚

唐以后的各朝代对调剂的规定虽有繁有简，但关于调剂的法律规范大致沿袭《唐本草》和《唐律》的规定。《元律》中也记载了“合和御药，误不如本方，及封题误”属于“大不敬”的罪名。《明律》和《清律》中《礼律·仪制》中也对“合和御药”做了规定：“凡合和御药误不依，本方及封题错误，医人杖一百……”

五、现代中药调剂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医药事业快速发展，对中药调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工业化、电子化的社会迫切地要求中药调剂实现规范化。所以，借鉴历代中药调剂的管理办法，国家和各省市颁布了一系列的药品管理规范。如每五年都重新修订1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中药炮制规范》《药品标准》《处方管理办法》等。根据这些药政管理法规，制订了中药调剂的管理制度，如处方管理制度、调剂工作制度、汤剂制备制作规程、特殊中药的调剂和管理等。详见表1-4。

表1-4　中药调剂管理法规表

在中药调剂人才培养方面，各中医药院校都设有中药调剂课，学习中药调剂相关的理论知识和法律规范，并在实习期间锻炼其调剂技能。同时，参考古文献对中药调剂的记载，结合现代社会发展的现状，调剂行业的专家编写了适合当前应用的一系列的中药调剂书籍，如《中药调剂与养护学》《实用中药临床调剂技术》《中药调剂员》《中药处方与调剂规范》《中药调剂入门》等。在科研方面，众多科研人员在传承中药调剂的基础上，应用现代的科学理论和技术手段丰富调剂的相关内容。如根据不同采收时间药材化学成分的变化判断最佳采收时间，探究药物先煎、后下的作用机理等。

在运用方面，由于电子化、信息化的社会大发展，中药调剂结合现代科学技术也有了阶段性的提高。例如，条形码技术、智能调配技术及全自动药品单剂量分包机等，不仅提高了配方的准确率，确保了用药安全，同时提高了药师的工作效率，使药师的工作重点从简单繁重的机械性工作转到患者用药指导等药学服务。杨樟卫等基于调剂自动化和合理用药开发了临床药物配制系统，此系统不仅具有自动配方发药的功能，而且开发了临床医嘱审核、合理用药审查和不合理用药的历史查询等功能，包括在药袋说明上突出调剂的用药时间、方法和次数等内容。为了监督中药调剂是否规范合理地进行，方便患者治病服药，医疗机构设立了临床中药学服务机构，指导监督中药的保管、配制、使用的合理性，并向患者提供用药咨询等。

综上所述，在科技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今天，只有不断提高中药调剂水平和服务质量，才能更好地为人民的健康服务。而提高中药调剂的整体水平，必须在继承中药调剂理论的基础上，规范中药调剂技术操作，遵循中药调剂管理法规，按规定进行规范化的中药调剂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