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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6岁：三元关系里的冲突与竞争

让我们想象一下，孩子在经过了前三年的成长挑战以后所达到的平均发育水平：他们的行动能力飞速发展，可以沿着直线走或者跑，也能够双脚离地在地板上跳。他们开始使用复杂的句子进行交流，并开始理解言语背后的意图。他们的自我意识基本确立，性别概念基本明晰，社会教化渐趋展开，如厕训练尚在进行。

他们的幻想蓬勃发展，情绪日渐复杂；随着新的世界在他们的面前展开，攻击意识随之出现，新的恐惧也随之而来。他们的客体恒定感基本建立，这为他们与母亲的进一步分离，并进入幼儿园做好了准备。他们开始发展同伴关系，也可能会有弟弟妹妹出生，这意味着他们需要面临分享、竞争、探索边界等各项议题……

三岁之后到上小学之前的学龄前期，对于孩子而言，更新更复杂的发展任务在他们的面前交织呈现：随着身体、运动技能、语言、认知等方面的发展，孩子的力量逐渐增长，性意识渐趋萌芽，他们的攻击性在父母的管教下会导向不同的方向，他们的道德感慢慢发展，同理心也渐趋出现。

他们将逐渐从幻想世界进入现实世界，他们不得不面对成人世界里的“禁忌”，也不得不面对从“独占之爱”到“三元之爱”的自恋受挫。他们正在经历弗洛伊德所说的――“俄狄浦斯期”。

▲“弑父”情结与独占之爱

虽然乱伦与家族中的谋杀性竞争，是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较普遍的主题，但对4~6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而言，他们真的想要杀掉同性父母，并和异性父母永远在一起吗？这实在匪夷所思！虽然有些孩子会有手淫行为，但对于很多孩子来说，他们对于父母晚上在床上究竟干了什么，知晓得并不真切，更多的只是内心的幻想。

而从人类社会的乱伦禁忌来说，即便孩子有指向异性父母的性愿望，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某些极端案例除外）。于是，对孩子而言，有一点比较明确，那就是：对于父母的性活动，自己是被排除在外的。

再延伸一步来说，就是父母之间有着更私密而亲近的关系，而自己被排除到了父母的“二元关系”之外。这从孩子的情感需求来说，无疑是一种严重的自恋受挫，但又是成长过程中的必经之路。

我们在前文谈到过一对父子的故事，那位父亲把2岁的儿子称作“世界冠军”，那是一种“整个世界都被我踩在脚下”的“全能自恋感”。但他毕竟不是世界冠军！不仅如此，随着孩子的运动技能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广阔的世界在他的面前铺展开来，他也将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渺小，新的恐惧随之而来，新的挫折应运而生。

受挫的表现不仅仅在能力上，还在关系中。如果说，在正常情况下，始于婴儿诞生之初的母婴依恋是一种排他性的二元关系，母亲随时在他的身边满足其各种需要，那么随着孩子的慢慢长大，独立性渐渐增强，母亲也要将自己作为孩子“辅助性自我”的那部分功能一点点撤回，并恢复属于自己的主体性。

这对于孩子的“主观全能感”而言，是一种非常痛苦但却具有很重要的建设性意义的打击。因为孩子会发现，自己并不是全知全能地想要什么，就会有什么“飞”到他的跟前，满足他的需要。这些都是独立于自己之外的另一个人提供的，对方会受自己影响，但不会完全被自己所控制。

成长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全能的幻想”与“现实的砖墙”相互碰撞的过程，这种碰撞势必伴随着“挫败感”与“自恋受损”，但只要挫折是“非创伤性”的，这种挫折就会帮助孩子从不切实际的夸大自体，慢慢回落到更现实的自尊。

俄狄浦斯情境中的三元关系，不论是爸爸—妈妈—自己，还是妈妈—弟/妹—自己，对于正处在这一发展阶段的孩子来说，都意味着他需要经受自恋受挫的打击，但又不至于被完全击垮，意味着他需要从排他性的“二元之爱”发展为分享性的“三元之爱”。用精神分析师克里斯汀·格斯腾菲尔德（Christine Gerstenfeld）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人爱着某人，并容许和接受那个人和另外一个人（即第三方）有着重要并独立的关系”。

不同的心理发展阶段都有其特定的“敏感期”，如果度过了，某些新的人格品性便会发展出来；如果没有度过，则会在成年以后遇到相应的情境时被触发出来。

同样的俄狄浦斯情境，也有可能会发生在成年父母身上。譬如，孩子可能会阶段性地和父母中的一方走得特别近，而另一方则被排除在了这个紧密的二元关系之外。如果这个被排除在外的父亲或母亲，没有处理好自己的俄狄浦斯情结，其自尊就会大受打击，心生嫉妒之情。他可能会想办法把他们拆开，或者对他们横加指责，或者一定要让自己成为家庭中最被需要和爱的核心才能消停。

▲严厉的超我与“阉割焦虑”

当弗洛伊德受《俄狄浦斯王》启发，发展出了“俄狄浦斯情结”的概念时，他更多只是撷取了故事的后半段，但故事的前半段，也许更加发人深省。因为俄狄浦斯之所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弑父娶母，是因为他的亲生父亲拉伊奥斯被诅咒亲生儿子会杀了他。

为了改变命运，他在儿子出生以后刺穿了他的脚踝，并将他扔在荒郊野外等死。牧羊人将其救下，并带到邻国，才有了后来的故事。

相较于年幼的儿子会将父亲“取而代之”，更常见的情况可能反而是，父亲担心孩子战胜并超越自己，所以先将孩子“阉割”掉，让他无力反抗。

当然就“阉割”的具象意涵来说，因为孩子对性的好奇及手淫的出现，而性的禁忌和羞耻化已经构筑进了成人的潜意识中，所以对于孩子与性相关的行为，家长很容易以“阉割”作为恐吓。而从“阉割”抽象的含义来说，从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攻击性”被阉割，“自信心”被阉割。

我们谈到，小孩子的成长过程就是身心力量在不断发展的过程，就是从依赖到独立个体化的过程，而父母在孩子心中的位置，也会随着这一过程不断变化。在小孩子心中，父母就像是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能够搞定一切；在他们的游戏世界里，往往充满了超现实的幻想。

但随着自己渐渐长大，他们也许会很失望地发现：原来父母并不能从帽子里变出自己最想要的超人服；原来自己并不高明的谎言也能将父母蒙骗。随着认知水平与体能的逐渐增长，独立与反抗意识的逐渐增加，父母在他们心中地位的跌落，他们可能会越来越多地想要和父母“对着干”，以彰显自己的存在。

这对于父母而言，会是重大的考验，尤其是对于他们的自尊心。之所以说“父母”，而不仅仅只是“父亲”，是因为“父亲”更多是一种象征，象征更权威的、更高阶层的、更有力量的存在。而“儿子”也不仅仅只是男孩儿，在现今这个更开放、更自主的个性化时代里，不论男女，都需要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独立性”。所以，如果父母只能待在被理想化和被无限崇拜的高位，无法承受孩子成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攻击性”，反而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打压、贬低孩子，这就可能造成人为的“阉割焦虑”。

就俄狄浦斯期孩子可能会出现的向异性父母靠近，排斥同性父母的情况，自体心理学家海因兹·科胡特认为，“阉割焦虑”是父母不恰当回应的产物。因为对异性父母非色欲性的情感和对同性父母的竞争性，是孩子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自然呈现，如果异性父母的回应中带有性欲诱惑，而同性父母对此怀有嫉妒和敌意，那么孩子健康的发展就会崩解为性欲的碎片和破坏性的敌意，也会恐惧弱小的自己会被强大的同性父母“阉割”。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正处于幻想和现实的过渡阶段，他们对于性、性别差异、性别身份认同、攻击性、道德感等都在探索和发展中。他们往往也并不真正清楚，“（男孩）想跟妈妈结婚”“（女孩）想要嫁给爸爸”究竟意味着什么，很多时候只是想要和父母的一方建立更紧密的连接，而把另一方排除在这种二元关系之外的表达。

如果父母之间的亲密感并没有因此而破坏，并能够以接纳的态度面对孩子的成长，异性父母对孩子以“非性化”的方式亲近，同性父母也不迁怒于孩子，则能够促进孩子的成长。

▲“俄狄浦斯情结”的破除之道

弗洛伊德在《自我与本我》中论及“俄狄浦斯情结”的解除时，谈到了男孩儿或者女孩儿因为各自身上男性、女性性倾向的强度，而或多或少地认同父亲或母亲。当谈到孩子性别和性意识的萌芽和探索时，我们很容易一分为二地切割成“男性”或“女性”，并将不同的性别赋予不同的标准，例如阳刚之男性与阴柔之女性。但事实上，可能每个人都是一定程度的“雌雄同体”。

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会阶段性地靠近父母中的一方，尝试吸收和认同其性格特点，并内化成自己的一部分。但认同什么，还受到孩子天性的影响。譬如说，一个先天男子气比较足的女孩儿，可能会更多地靠近父亲，并发展出独立果敢的品性来。但也未必男性的一面一定对父亲认同，女性的一面一定对母亲认同。譬如说，一个有点儿阴柔的男孩子，就认同父亲身上温柔体贴的部分，而这部分是更偏女性化的特质。

当然，除了与性别身份相关的认同以外，还有更广泛层面的认同。打个比方，一个自卑的母亲生了一个活泼好动的女儿，这个女儿在外人面前的调皮让妈妈特别担心别人会评价自己“教子无方”，所以经常呵斥女儿要乖、要听话、不准乱动，否则别人会笑话；而她自己和人相处时，也总是小心翼翼、看人脸色。长此以往，孩子天性中的自在被羞耻覆盖，而内摄了母亲的低自尊，变成了非真实的她自己的、一个像母亲一样的人。

又比如，一个小女孩儿得意扬扬地从母亲手里“抢”走了父亲，让父亲给她讲故事，搂着她入睡，而母亲并没有伤心和嫉妒，而是允许了“分享”的存在，并仍然以原有的方式去爱她。慢慢地，当女儿长大成为母亲以后，她再遇到类似的情境时，往往也能够保持安然与平静。

在认同的过程中，势必存在着两种形式：被允许的和被禁止的，弗洛伊德将其分别称为自我和超我。这里并不仅仅局限于作为成人和孩子在能做和不能做上的异同，还包括了我们人格中道德和良知的部分，这也是孩子道德萌芽和发展的重要时期。

此时，就不仅仅是认同，更有管教了。譬如，一个孩子因为与另一个更小的孩子闹矛盾，便伸手打了她。他打她只是觉得自己想要打她，但并不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只有父母的言传身教和在理解孩子的前提下对孩子行为的设限，才能慢慢地帮助孩子内化道德感，并发展出同理心。

当我们认同父母双方的时候，其实也在内化并认同父母的关系模式，而这也往往成为我们成年以后亲密关系最原初的模板。当然，就像认同父母身上的其他部分一样，这也是与孩子的先天气质和更早期养育中的人格基础交织在一起的。

比方说，一个强势的妻子经常指责、贬低懦弱无能的丈夫，并在女儿面前诉说丈夫的种种不是和自己的种种委屈，女儿认同了母亲所建构的意象，便也对父亲冷眼相待，妻子因为女儿和她“统一战线”而觉得满意。

但是，对于女儿来说，她心中最早最重要的男性形象便是非常糟糕的，于是她和男性的沟通模式要么争吵，要么冷战，因为这是她最熟悉的亲密关系模式，除此之外不会其他。当她成年后，自己建立伴侣关系时，本应相爱的情场便也成了相杀的战场。

又或者，一个暴力的丈夫经常醉酒后殴打妻子，愤怒的儿子暗暗发誓，自己长大以后绝不喝酒，也绝不以这样的方式对待女人。于是，等到他结婚以后，当双方发生冲突，他怒不可遏时，他便半夜开车到高速公路上去飙车。虽然他不喝酒不打人，但他也并不懂得如何化解关系中的矛盾，他以“不认同”的方式“认同”了父亲。

当然，认同并不是一一对应的，也不是除了父母以外就没有其他人，我们的生活中会出现不同的照料者和重要他人，也会在旧有模式的基础之上出现新的发展，而不只是被动地“强迫性重复”。那些早年家庭环境不好，但成年以后自己走了出来，并建立幸福的家庭，或者找的伴侣特别具有“疗愈性”，从而帮助其修复的事情并不少见。

无论如何，“俄狄浦斯期”作为我们成长过程中的重要阶段，“俄狄浦斯情结”的顺利度过与否，对于我们人格发展的很多面向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