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拾乱局

把旅顺建造成北洋海军基地，成为清廷的国家战略级重大工程。在防务危机的逼迫下，在海防理论的引导下，在挽救大厦于将倾的企望下，也是在朝野上下的监督下，工程建设的开场锣鼓敲响了。

雄心勃勃的李鸿章深知，建立一支现代化海军，对于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也深知，建好旅顺海军基地对于壮大北洋海军的重要性。为了承担好关系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大责任，他于光绪八年，即1882年春天，再次来到旅顺。在实地察看了旅顺、金州以及大连湾的地理形势之后，一张战略防御蓝图在李鸿章的胸中绘就，他要为海军搭建展威扬功的舞台，就必须以旅顺为中心，建立起互为犄角、相互照应、进退有度的三个层次的防御体系。

其一，从宏观上构筑旅顺、威海卫、大沽口防御体系，使整个环渤海和渤海海峡，旅顺与威海卫成锁喉之势，旅顺、威海卫与大沽口成犄角之势，这种军事上的优势和功能是无与伦比的。有人说，必须有美人南威之色，方可以论姿容；必须有宝剑龙渊之利，才能够议断割。从宏观上构筑旅顺、威海卫、大沽口三地所形成的大三角防御体系，必能御敌于国门之外，令坚船利炮难以突破，从而拱卫北京的安全。

其二，从中观上构筑旅顺、大连湾、金州防御体系。对于旅顺来说，金州和大连湾是两道关卡，两道门，只要金州和大连湾不被突破，旅顺就能安然无恙。倘若这两道关卡被打开，旅顺就成了孤城、死城。李鸿章和他的幕僚，以及聘请的外国军事专家都看到了这一点，并反复强调，金州和大连湾是旅顺的生命线，在建筑炮台及其他军事设施时，要不惜重金。在军力部署上，要不惜重兵。除此之外，李鸿章还有另外的眼光，把防御阵线延长到庄河花园口和复县（今瓦房店市）的复州城，形成自鸭绿江、花园口、皮子窝到旅顺的长线沿海防御体系，构成花园口、复州城南连旅顺、北接盛京的更大的区域防御格局。

其三，从微观上打造旅顺海陆交融的主体防御体系。这是北洋海军基地的核心，自然要成为李鸿章最为看重，最为关切的部分。他要调动一切资源，竭尽全力把旅顺建造成坚如磐石的雄关。

实际上，旅顺的建港工程并非一帆风顺。由于选人用人不当，致使工程一开始就陷入滞缓的窘境，引来了朝廷内外的非难和指责，不得不频繁走马换将。李鸿章本人也差点在这场换将风波中栽倒。

第一个走进旅顺建港工地的总指挥叫陆尔发，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县令。小县令怎么会有资格和机会到旅顺主持国家级工程呢？因为他是李鸿章的亲信。

李鸿章一代豪杰，心怀天下，但他有一大缺陷，即用人唯亲。选拔北洋海军提督时，很多人认为丁汝昌优柔寡断，才能不佳，远不及一些留洋培训过的将领，恐难成大事。但因他是淮军元老，对李鸿章忠心耿耿，言听计从，硬是被提拔为海军提督。问题的根本在于，北洋海军的重要性，决定了提督一职在李鸿章心中的分量，不用自己人，不足以控制这支队伍。同样，北洋海军建港项目如此重大，也非自己的嫡系不能选派任用。李鸿章把身边的人挑来拣去，最后看中了长期在北洋大臣衙门里办理洋务的陆尔发。虽然这个人对建港修坞一窍不通，但是他有两个得天独厚的优势。第一，他是从合肥走出来，跟随李鸿章打天下的乡勇，自然是李鸿章信得过的人。第二，陆尔发不懂业务却精通英语，德语和法语也略知一二，在李鸿章眼中是难得的人才。那时候，在洋务运动的影响下，建港口、造炮台等等工程也已开始从外国引进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能直接与洋人交流合作的人，当然会被高看一眼。

事实上，早在光绪二年，即公元1876年11月，陆尔发就曾领命来到旅顺。面对即将开展的建造船坞、修筑炮台这样巨大的工程，他眼花缭乱，不知所措，更拿不出像样的工程规划和具体的实施计划，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地零敲碎打。陆尔发不但自己不行，还容不得能人，喜欢摆着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子，到处指手画脚。他还不懂得和洋人之间的合作，对李鸿章派来的洋专家，德国陆军少校汉纳根、英国海军上校柯克等人提出的建议置若罔闻，久而久之，相互之间形成了互不买账的严重对立。如此，使旅顺的建港工程陷入了无休止的扯皮之中。转眼之间，两三年的时间过去了，建港工程却没有多大进展，李鸿章的宏伟蓝图在陆尔发的手上搁浅了。

这期间，告发陆尔发混日子、不作为的奏折不断飞往北京，李鸿章因此而成为众矢之的，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郁闷无奈之余，他一纸命令，撤换了不争气的陆尔发，并从此不许他再踏入北洋总理衙门。

接替陆尔发的人是黄瑞兰。此人比陆尔发更有来头，他不仅是李鸿章的合肥同乡，淮系老人，而且与李鸿章的私人交情非同一般，在淮军圈子里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黄瑞兰十四岁从军，一直跟在李鸿章身边，鞍前马后，东征西战，共同走过了刀刃上舔血的岁月，深得李鸿章信任，并不断地给予提拔，一直提到了总兵的位置。同治年间，他跟随李鸿章的淮军围剿捻军的时候，正值盛夏，由于战况不利，加上酷暑难耐，李鸿章患上了湿热症，背后长出了毒疮，吃药也不见效，医生也不敢开刀治疗，李鸿章病倒了，生命受到威胁。是黄瑞兰贴身照顾，按照医生的嘱咐，用嘴帮李鸿章吸出毒液，每天数次。这样坚持了半个多月，毒疮竟然好了，这令李鸿章大为感动。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那么，救命之恩当如何报答呢？李鸿章对黄瑞兰表示，日后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相负，你我二人同甘共苦。

报答的机会来了。在撤掉陆尔发之后，李鸿章很快就决定在旅顺口设立营务工程局，全权负责旅顺海军基地的建设事宜，并委派黄瑞兰任工程局总办，即工程总指挥。光绪四年，即1878年底，黄瑞兰走马上任。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黄瑞兰也是一摊糊不上墙的烂泥，不但工作能力差，而且是个利令智昏的无耻小人。他对旅顺海防工程的所有作为都堪称伤天害理。工程局主管着整个旅顺基地大大小小的工程项目，自然是个流着油的肥缺，为了捞到更多的外快，黄瑞兰在每个具体工程部门都安插了“自己人”，整个工程局被他的亲信垄断了。为了满足私欲，黄瑞兰还胆大包天地在工程账目上弄虚作假，就算是在拦海大坝这样重大的工程上，他也敢以假乱真，以次充好，致使大坝险些毁于一旦。黄瑞兰还擅长拉帮结派，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任用亲信人员，导致工程局超编了三四倍。汉纳根、柯克等洋人专家有着西方的道德伦理和处事标准，他们对黄瑞兰的诸多行径深恶痛绝，发生了多次激烈的争吵，建港工程被迫陷于停顿。

这种荒谬的现状，很快就在京城里传得沸沸扬扬。朝廷要求李鸿章尽快调查，予以严办。无奈的李鸿章只好出来打圆场说，“该员貌似质直，而举动任性，办事糊涂，文武将吏皆不愿与其共事”“似有心佯者，臣不敢任徇庇同乡之咎，是以撤去差使”，并评价其人“实不堪任用”。他的这套说辞，不痛不痒，将黄瑞兰的品行问题说成有心理障碍，性格古怪，不能与人共事。谁都看得出来，这其实是在“捂盖子”，是在袒护自己的大恩人。可是，黄瑞兰在旅顺捅出的天大的窟窿，不是凭李鸿章的几句话就能搪塞的。

其实，李鸿章对黄瑞兰其人还是了解不够，因此，对于满朝文武的指责、痛骂，对于黄瑞兰顽劣、贪腐的指责，一直有些将信将疑。空穴真能来风吗？他决定亲自到旅顺考证一番。光绪十年，即1884年5月，李鸿章到旅顺考察军港建设进度，黄瑞兰安排得周到细致，从表面上看不出任何破绽。当李鸿章来到弹药库视察，并问及弹药数量是否充足时，黄瑞兰拍着胸脯打包票说，中堂大人尽管放心，弹药数量充足，已经妥善保管四五年了，如有战事，可随时投入战斗。他甚至做出了北洋海军战则必胜这样的保证。李鸿章随手打开几个炮弹箱子，发现炮弹果然保存完好，非常高兴。但当他准备离开之时，突然转回身来，走向了远处摆放的一排排崭新的炮弹箱，并命黄瑞兰把这些箱子全部打开。检查的结果是，这些箱子里装的并不是炮弹，而是一块块乌黑的石头，并没有一发炮弹存放。李鸿章用气得哆嗦的手指着黄瑞兰大发雷霆，黄瑞兰也吓得瘫坐在地，不得不承认贪污军港建设费用，私吞购买炮弹银两的事实。原来，那些石头都是他为了应付检查而紧急调来充数的。

李鸿章怒不可遏。他当然清楚，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建港工程已经拖延了四五年了，无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难逃自己用人不当的干系。为了摆脱眼前的险境，逃避朝廷的追究，李鸿章只能弃卒保车，除掉黄瑞兰。对于李鸿章来说，黄瑞兰带来的伤害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来自下属的欺骗，一个是遭遇友人的背叛。于是，就在这个弹药库里，李鸿章流着眼泪，斩杀了这个他承诺“永不相负”的黄瑞兰。但是，李鸿章给予了黄瑞兰以最后的优待，安排下属将他的尸体运回老家合肥，予以立碑、厚葬。

到此时为止，旅顺海军基地的修建工程，已经成了烂摊子。

有罪过的人撤的撤，杀的杀，而旅顺军港建设不能停。为了挽回损失，保住面子，李鸿章要任用有能力、有操守的人来收拾眼下的乱局。他痛改往日陋习，不再瞄准淮系圈子选人用人，在圈外起用了两个有才华，有担当，能干会干的人，一是任用袁保龄为旅顺海军基地工程局总办，一是任用贵族军人世家出身的德国海防专家汉纳根，让他作为袁保龄的助手，全面负责建造炮台。

袁保龄原籍河南项城，出身官宦之家，是咸丰、同治年间的钦差大臣和漕运总督袁甲三的第三子，也是袁世凯的叔父。袁保龄在同治元年，即公元1862年考中举人。光绪三年，即公元1877年因编纂《穆宗毅皇帝实录》有功，赏戴花翎，并升四品。翌年因赈灾有功，擢升道员，加三品衔。袁保龄曾随其父镇压过捻军，可谓文武双全。李鸿章认为他“谙习戎机，博通经济，才具勤敏”，向朝廷奏请将其调任天津，委办北洋海防营务。在此期间，袁保龄就曾经考察了北洋各海口，其中包括大沽、烟台、登州、威海卫、大连湾和旅顺等地，之后给李鸿章递交了一份考察报告，分析认为，上述诸口都有缺点，唯有旅顺最优：

为北洋第一险隘，可战可守。前有老铁山，与南北城隍庙最近，然亦有四十余里海面，若水师得力，此两山炮台、水雷足以助势，敌舟无敢轻过。

通筹形势无以易旅顺者，跨金州半岛突出大洋，水深不冻，山列屏障。口门五十余丈，口内两澳，四山围拱，形胜天然，诚海军之澳区也。于此浚浅滩，展口门，创建船坞，分筑炮台，广造库厂，设防于大连湾，屯坚垒于南关岭，与威海卫各岛遥为声援，远驭朝鲜，近蔽辽沈，实足握东亚海权，匪第北洋要塞也。

这份调查报告，言简意赅，颇有文采。尤其是对旅顺在北洋海防上的优势和重要性，提出了深刻而独到的见解。正是凭借这份报告，李鸿章对袁保龄刮目相看，并在关键时刻委以重任。

接替黄瑞兰到任旅顺的袁保龄，非常清醒地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之重，更明白旅顺海军基地建设所面临的艰难处境。对于他来说，不懂海防水土工程，不是李鸿章的嫡系，这两条重要的先天不足，都会随时葬送自己的前程，更可能会搭上性命。但是，袁保龄确实没有辜负李鸿章的期望和重托，在上任之初，面对巨大的阻力和困难，他以霹雳手段，推行了三个举措。

第一，向李鸿章要人，他强烈要求指派刘含芳和周馥两位要员来到旅顺，一同主持工程，并且势在必得。袁保龄为什么指名道姓地非要这两个人不可呢？因为这两个人都是李鸿章的亲信，深谙官场规则的袁保龄，要为自己寻找支撑和同盟，否则，纵有天大的本事，恐怕也将一事无成。这个请求得到了李鸿章的支持，很快就把刘含芳和周馥派到了旅顺，充当袁保龄的副手。不仅如此，在此后的工程建设过程中，李鸿章也对袁保龄多有维护，对一些反对、上告的情况，屡屡装聋作哑，不予理睬。第二，袁保龄顶住压力，锐意改组了原有的工程局，把前任黄瑞兰滥用的四百多名贪鄙无能的官员全部裁撤，调整了一批明显过高的薪水，起用了很多熟谙技术和管理的人才。第三，袁保龄能够妥善处理与外国专家的关系。聘请外国专家，原本是为了采用西方先进的技术建港修坞，但他的两个前任在这方面都没做好，更谈不上尊重专家的意见，用好他们的资源。因此，摆在袁保龄面前的重大难题就是，如何处理好与他们的关系，充分发挥好他们的作用。他提出了“充分尊重、大胆使用、合理薪酬、共担责任”的十六字方针，并彻头彻尾地贯彻落实，与外国专家友好共事，充分协作的难题迎刃而解。

袁保龄在大刀阔斧地做好这些具有基础性、根本性的工作后，以大手笔、大气魄依次展开了旅顺海军基地建设的三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