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用哲学的方法阐释平安文化现象

说到平安文化现象，人们首先要问，什么是平安文化？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法，结论也不尽一样。哲学追问的是事物内在本质、规律以及目的、意义和价值等问题，它是人们认识世界最基本的、最根本的方法，也是最能深入到事物本质当中去的方法。哲学的根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平安文化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在平安层面的升华和凝练，它自然属于意识形态层面。用哲学的方法解释平安文化，除了这一根本问题的视角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角度和层面。

从发生与发展论角度看，传统的平安文化是百姓追求平安幸福生活自发形成的，融入在群众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的是在宗族社会管理中自然生成，通过“族规”这一独特的文化载体来维护本宗族乃至一个地区的社会稳定；有的是在宗教祭祀和节庆活动中自然生成；还有的是在生产劳动中自然生成。在生产劳动中，为了保平安逐步形成许多观念、习俗、行为习惯和独特的方式，代代相传，就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平安文化是指人们在追求、建设平安幸福生活过程中形成的相似的生存心态、共同的哲学观念和行为方式、风俗习惯、经验智慧及文学艺术作品、文学艺术活动。平安文化不仅是自我防范的文化，还是从善保平安的文化，也是不为恶、不影响他人平安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不会是一个静态的物质集合，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集合。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平安文化的价值理念、表现形式也不断地在发展变化之中，企业安全文化、平安科技文化等新型平安文化形式应运而生。

从功能与价值论角度看，传统的平安文化具有很强的心理慰藉和自我精神调节功能。一些烧香拜佛等传统的平安文化行为并不能带来平安的后果，除了能让人增强战胜危难的信心之外，只能是一种心理自慰和精神寄托。那些强调加强自我修炼保平安的价值理念，对于引导人们向善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相比之下，我们当前建设的平安文化，主要目的是通过平安知识的宣传、平安理念的灌输、平安行为的养成、平安民俗的培育，最终形成社会各界都重视平安、创造平安、守护平安、共享平安的生动局面。其最终目标是要实现人的和谐这一核心价值，即实现个人自身内心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个人与社会和自然及法律制度之间的和谐。同时，通过实现人的和谐，达到社会的和谐。通过新型的平安文化建设，推动人们由“经历”式向“沉思”式转变，让公民从过往历史、他人的经历中体悟并升华自己的平安观、平安行为，引导公众主动规避不必要的痛苦历程而能享受平安幸福；引导公众反思保平安的责任和方式，从过去的依赖“神仙大佛”到全部指望警察给自己保平安，再到更多地依靠自己良好的心态、行为习惯、健全的心智保平安，从而实现平安祈求和境界的升华，即不仅追求个人外在的平安，还要重视个人心灵的平安；不仅关注自身的平安，还要不为恶、不影响他人的平安。寻求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最合适的相处模式，追求客观的有序和主观的诉求最完满的契合。

从本质与结构论角度看，平安文化是一种生存态度、生存方式，本质上是人的一种生存之道。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现象是事物的外部联系和表面特征，本质是事物的根本性质或组成事物基本要素的内在联系。现象离不开本质，本质也不可能离开现象而单独存在。因此，人们认识事物总是通过对现象的分析研究才能了解到事物的本质。这个分析研究的过程常常被概括为“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在开展平安文化建设过程中，我们之所以有少数人对平安文化存在认识偏差，就是因为他们只看到了平安文化的表面现象，而对深藏于内的本质却不了解，往往只凭自己的感性认识作判断。因此，我们要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从平安文化的现象出发，来揭示平安文化的内涵与本质。平安文化所蕴含的生存之道发端于对生命存续的需求和对死亡的憎恶，涵盖了平安的哲学观和心理、对平安意义的认识、对平安在生活中位置的定位、对平安知识的认知、对平安行为的价值取向、对公共平安的评价、对正常平安行为的道德评判等。概而言之，平安文化大体上包含平安知识、平安观念、平安行为制度、平安文学艺术、平安历史记忆、平安理论等几个层面。

从本源与认识论角度看，平安文化是人们应对各种灾难、祈求平安的思维活动及其表现，是客观现实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属于上层建筑层面的东西。传统的平安文化由于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人们较早就认识到平安是暂时的、相对的和可以转化的。同时，在大多数人的观念里，平安与否往往与人的德性挂钩。发生了不平安的事，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以往做什么坏事的报应，是对一个人比较坏的“心思”的警诫等。这种文化观念虽然有引导人们加强自律、遵守社会公德的好处，但也造成了人们不注重防范技能的学习和探索，导致听天由命的思想盛行。许多人在明知有很大安全风险的情况下，抱着“我平时没有做什么坏事，所以不会遭到报应”的侥幸心理继续违法驾车、违规施工等。虽然在国人中这种思想影响深远，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知识的普及，传统的平安道德观念明显有所淡化。

具体地讲，中国平安文化体现出这样几个层面的认识：一是宿命论。其主体主要是一些群众，基于听天由命的心态，认为人间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注定的，由上天预先安排，是人无法改变的。他们在痛苦经历中认命，文化表现形式乃是传统的被动型。“宿命”的影响，一方面可以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对于神灵保佑的坚信使人在行动时可以增加勇气，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面对未知的前途和挑战，从而克服恐惧的心理；另一方面，对于行动决心不足的人，“宿命”的影响则为其安于现状、无所作为提供了借口，完全将自身和家人的平安交于神灵保佑。二是经验论。即基于传统经验而形成的平安文化，主体以一些企业单位为主，认为凭经验办事不会错，在痛苦经历中积累经验，属于事后补救型。在传统农业社会，人们的安全管理都是靠祖祖辈辈积累的经验过活；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急剧变化，政府也好、企业也好，安全管理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来不及形成完备的管理体系，即使有一些理念或体系，由于形势变化太快，来不及落地，或虽落地也多来不及生根，情况就已发生变化。同时，也由于在建设的初始阶段，生存和发展是第一位的，其他一切只能“跟着感觉走”，任凭传统的经验发挥作用。三是系统论。它是基于建立系统的预防和处置制度而形成的平安文化，主体以政府为主，认为平安建设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侧重于制度、技术、物质层面，属于防范型。党委、政府把安全工作作为一项系统的工程来抓，通过平安创建这一有效载体，量化考核，并跟随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新情况不断充实和调整内容，在加大技防建设力度的同时，加强环境安全、食品安全、生产安全的管理，建立了日渐成熟的平安考核管理体系、安全生产监管体系、治安安全和食品安全、环保安全监管体系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体系，在县级以上城市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技防监控体系等，并初步形成了平安建设的系统理论，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四是本质论。其基于以人为本的理念而形成，主体以先知先觉的先行者为主，认为平安建设要以人为本，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制度、人与人、人与自己的内心要和谐，属于和谐型。从表象上看，平安建设是为了社会安定，建设的方式是用系统的方法开展综合治理，但在本质上其目的则是为了人的安全，其核心还是要解决人的问题，解决人的平安理念、行为习惯和方式，因而归根到底是解决一个“和”字。近几年来，一些地方的政府、企业、学校开展安全文化、平安文化建设，成为本质论的先知先觉和先行者。

从形态与方法论角度看，平安文化散落在社会生产、生活及其相关文化当中，没有自成体系的理论、行为规范和器物、仪式及表现载体，呈现出非系统性的鲜明特征。它一开始就融于各阶层的日常生活，与生产劳动、婚丧喜事、节庆、人的生老病死以及宗教迷信和祭祀相融合。虽然其他文化在各阶层也有相互交融的现象，但很少有像平安文化这样具有如此高度的共生性，成为各阶层共有的文化，并具有强烈的超阶级性，呈现出自发性、包容性、多元性和交融性、互补性及开放性等明显特征。传统的平安文化行为方式基本上都与其他文化融合在一起，表现形态主要有图腾文化、寺庙文化、封神文化、祭祀文化、节日文化、禁忌文化、习俗文化、风水文化和占卜文化等。把平安完全寄托于虚无缥缈的“神仙大佛”或自己内在的“德性”，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方法论。现代平安文化的表现形态是与一个时期内国家治理理念和模式分不开的。我们把当前中国平安文化的形态概括为群防群治文化、法治文化、专项整治文化、综合治理文化、企业安全文化和平安科技文化等几个方面，体现出政府主导、民间滞后，传统与现代混杂，纵向向上叠加式递进发展的特点。更多的是一种具体问题具体解决、什么问题突出解决什么问题的方法论。

从体用与实践论角度看，平安文化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在平安层面的升华和凝练。在中国哲学中，“体”“用”范畴跟“道”“器”范畴是同义词。“道”“器”往往在抽象的层次上使用，“体”“用”往往在具象的层次上展开。“道”“器”或“体”“用”构筑了中国本体论哲学的基本思辨特征，也是2000多年来中国哲学新范畴的生长点，被用来作为说理的工具。运用这些对立范畴旨在表述本体与功能之间的关系。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平安”是“体”，“文化”是“用”。平安文化建设是平安建设在文化层面的实践和探索，是用文化的元素、文化的形态、文化的方式在更高层次上对平安创建的推进和深化，是更好地组织、宣传和动员群众共创、共守、共享平安的有效载体，是政府社会管理创新、增强工作辐射力和影响力的有力抓手，也是增强增进公众认同的重要途径。其目的是为了引导社会成员遵守共同的安全规范，培养共同的和良好的安全行为习惯和价值理念，促进经济社会和谐有序发展。推动先进的平安价值理念深入社会、深入家庭、深入人心，使社会成员远离事故、远离灾害，遵纪守法，树立健康向上的道德规范，努力营造全体成员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氛围。平安文化建设是来源于社会实践需要，同时需要在社会实践中进一步检验的新生事物。它也是人们在平安建设实践中形成的新认识，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求证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