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经济周期

约瑟夫·基钦（Joseph Kitchin）1923年在MIT的《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上发表《经济因素中的周期与趋势》（Cycles and Trends in Economic Factors），提出基钦周期理论。基钦根据美国和英国1890年到1922年的利率、物价、生产和就业等统计资料，研究厂商存货波动的周期性特征，发现了这种在40个月中出现的、有规则的、上下波动的短周期。他从厂商生产过剩时就会形成存货、从而减少生产的现象出发，把这种短期调整称为“存货周期”。基钦周期通常为40～59个月，被认为是代表厂商存货波动的周期。

基钦周期基于新古典主义对于市场均衡的定义，由于信息的传递具有时滞，而厂商基于具有时滞的信息而做出决定。厂商根据市场状况改进而增加投资和劳动力雇佣，从而增加产出。结果是，在一定时期内，市场被逐渐过剩的商品所充斥。需求下降，价格下滑，生产出来的商品则充斥库存，这些信息反过来又促使厂商减少投资和产出。然而由于信息存在一定的时滞，因此供给超过需求的信息需要一定时间才能传递到厂商那里。而且，企业家也需要一定时间核实信息并据此做出减产决定，甚至企业家有时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执行这一决定。因此，时滞的存在，产生基钦周期。另一种时滞，存在于实现上述的决定和库存实际下降之间。当库存开始下降，新一轮的需求、价格和产出增长的周期才开始启动。

如果说基钦周期仍然是经济学家基于对微观主体厂商的行为而提出的周期理论，那么首先提出宏现经济周期理论的则是法国医生、经济学家克里门特·朱格拉（Clement Juglar）。他于1862年出版《论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商业危机以及发生周期》一书，首次论述经济周期的原因在于经济体系内在的不稳定现象。朱格拉在研究人口、结婚、出生、死亡等统计时注意到经济事物存在着有规律的波动现象。他认为，危机或恐慌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现象，而是社会经济运动的三个阶段——繁荣、危机与萧条，反复出现的结果。周期波动是经济内在不稳定的现象，与人们的行为、储蓄习惯以及他们对可利用的资本与信用的运用方式有直接联系。危机好似疫病，是发达工商业的一种社会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周期波动是可以被预见或采取某种措施缓和的，但并不可能完全消失。

朱格拉周期首先是由投资和创新因素决定的，因此相较于基钦周期，朱格拉周期又多了一重时滞。在周期的初始上升时期，过度需求甚至无法通过现存固定资产的充分就业来得以满足，因此有必要通过增加固定资产投资促使固定资产存量规模的扩张来满足。当就业和固定资产增长促进产出增加时，需求的下降对产出的影响就会存在一定时滞。如果产出的增加主要通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来实现，那么下降的需求对产出影响的时滞则更为显著，因为要终止一项在建工程的进展，比减少现有固定资产的使用率更加困难。从另一个方面来说，通过增加现有厂房的产能利用率要比新建厂房快得多。因此，朱格拉周期比基钦周期更长，通常9～10年为一个周期，而朱格拉周期的识别，一般通过设备投资占GDP的比例变动来观测。

1930年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出版《生产和价格的长期波动》（Secular Movements in Production and Prices—Their Nature and Their Bearing upon Cyclical Fluctuations），基于对美国房地产市场周期的研究，提出经济增长具有一个中等长度的16.5～18年的周期性规律。他将人口增长、移民以及建筑密度的变化和经济周期相联系，探讨经济周期性规律，因此将经济周期定义为人口周期或者建筑周期，也有人将之定义为基建投资周期。库兹涅茨“由于对经济增长的实证解释引致对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及增长进程的崭新而深入的见解”获得197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Dimitrievich Kondratiev）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行为，认为，经济以极低频率振荡发展，其波长超过50年。1926年康德拉季耶夫在德国《社会经济学文献》上发表研究成果，通过对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100多年的批发价格水平、利率、工资、对外贸易等36个时间序列进行分析，发现其中很多时间序列显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与周期理论相符，其时，资本主义已经经过三个长波。

第一个长波周期始于包括蒸汽机等技术发明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个长波周期始于1843年铁路业的繁荣时期，终结于1869年杰伊·古尔德（Jay Gould）做空袭击的“黑色星期五”。第三个长波周期始于1893年电厂建造，其后受到自动化、钢铁、玻璃、公路以及纺织业发展的推波助澜，而1926年这个周期已经接近高潮。在50年左右的周期中，最初15年是衰退期，接着20年是大量再投资期，在此期间新技术不断采用，经济增长加速进入繁荣期，其后10年是过度建设导致的混乱期，并且孕育了下一次大衰退的出现。

康德拉季耶夫虽然认为，经济长波的存在与技术发明和技术进步有关，但是新的发明并不是经济上升的唯一驱动力，实际上是一个触发器。资本过度投入是导致经济波动的罪魁祸首，过度投资会造成市场供给过多，然后便是衰退，直到有新的技术发明最终带来新一轮投资的增长。点燃经济繁荣引擎的要素主要有，高储蓄倾向、低利率水平上的相对大规模流动性借贷资本供给、累积的资本掌握在有能力的企业家与金融集团手中，以及较低的价格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