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民族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空间维度分析

民族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主要分为城乡空间一体化、城乡经济一体化、城乡社会一体化、城乡环境一体化四个维度。

2.1.1　民族地区城乡空间一体化

现实的区域存在城镇和乡村的分野，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启动了经济增长的引擎，使得亿万人摆脱了物质匮乏，也推动着亿万农村人口涌进城镇。2017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8.52%，早在2011年城镇人口就超过了农村人口，到2017年我国31个省（区、市）（不包括港、澳、台）中仅有6个省区城镇化率未超过50%，包括广西、贵州、云南、西藏、甘肃、新疆，除甘肃外均为民族省区，甘肃也聚居着大量少数民族居民，其中西藏城镇化率仅为30.86%。2017年，内蒙古、青海和宁夏城镇化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62%、53.01%和57.92%。如图2-1所示。

分析全国各省（区、市）城镇化率和主要公路干线、主要铁路干线的分布情况，显著的趋势是城镇化率越高，交通通达性越好。北部的新疆、青海、内蒙古部分地区和中部的西藏交通干线布局稀疏，南部的云南、贵州、广西交通通达性更好，其中，贵州近年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城乡通达性大为提高。随着西藏墨脱县开通公路，全国所有县均实现通公路。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力度较大，城乡通达性逐年递增，调研中发现城乡交通通达性的问题集中在“最后一公里”，即一些村还未通公路，或者公路仅通到村组所在地。

随着城镇化发展，农村通达性、农村信息化程度大幅度提升，民族地区乡村同样会享受到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带来的福利。全国开通互联网宽带业务的行政村比重从2010年的80.1%提高到2016年的96.7%，农村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从2006年的94.11%提高到2017年的98.24%，农村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从2006年的95.56%提高到2017年的98.74%。以贵州为例，仅2012—2017年，农村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和农村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就分别提高了7.53个和4.33个百分点。

民族地区城乡空间一体化主要通过三类途径实现：第一类是在临近大城市的乡村地区，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转入非农生产部门，形成城乡一体化区域。这些乡村人口保留农村户籍进城从事非农产业，生活方式事实上转化为城市生活，又能保留一部分乡村生活。

第二类是大城市受资源和人口承载压力不断向乡村扩张，辐射扩散到周边的农村，这些农村人口实现就地城镇化，又保留了乡村生产方式甚至生活方式。笔者不认为行政区划上直接乡改镇、县改区就能实现城乡一体化，城乡一体化应是城乡空间、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环境的全方位融合。

第三类是大城市相互向对方扩散，通过交通轴线形成狭长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地带。一般会呈现城市群、都市圈、城市连绵带等空间形态。

2.1.2　民族地区城乡经济一体化

现代经济增长带来了城乡经济的长足发展，还是城乡大分流造成巨大的城乡鸿沟？宏观经济布局的分异已毋庸置疑，东部沿海地区城乡经济相对发达，以民族省区为代表的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目光转入民族地区内部，民族地区夜间灯光图中⁽¹⁾白色代表灯光，白色灯光越亮代表经济活动越频繁，深蓝色代表黑暗，说明此处无灯光，即无人类经济活动。民族地区经济空间存在一定差异性，甚至西藏、青海、新疆还有无人区。

民族地区城乡经济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以及城镇化对乡村经济收敛的影响将在第3章探讨，本节主要分析经济增长与城乡产业结构、经济收入之间的关系。

图2-2为经济增长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回归拟合模型，X轴为各省（区、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Y轴为城乡收入比。该模型概率p值为0，说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可以用逆函数（inverse）拟合二者关系。经济增长水平越高，城乡差异越小，说明了经济增长对于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意义。其中，民族八省区均位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低、城乡差距大的模型前端，促进经济增长与城乡一体化发展还任重而道远。

进一步分析经济增长与城乡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图2-3的回归模型解释变量为各省（区、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被解释变量为二元对比系数。该模型概率p值为0，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二元对比系数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S函数拟合的结果说明经济增长水平越高，二元对比系数越高，二元经济结构差别越小，经济增长有利于消除二元经济结构。民族八省区基本分布于S函数的低端，即经济发展水平低且城乡产业结构差异大，同时出现了一个高杠杆率点——内蒙古。2016年，内蒙古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72064元，位列全国第8，城乡产业协调度较好。

2.1.3　民族地区城乡社会一体化

近十余年来，民族地区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都获得了长足进步，2000—2010年，民族地区出生时预期寿命增长较快（见图2-4）。

教育对于城乡一体化的作用毋庸置疑。图2-5为2017年各省区城乡收入比与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散点图，相关分析结果说明二者之间存在中度的负相关关系，并通过了相关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受教育程度越高，城乡差距越小，城乡一体化程度越高。以全国平均水平作为划分标准，民族八省区全部位于人均受教育程度低、城乡差距大的第三象限内。

民族地区农村贫困问题突出，全国贫困县中半数以上是民族自治县，1/3的贫困人口、11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深度贫困的“三区三州”都位于民族地区。近年来，国家进一步加大民族地区农村精准脱贫支持力度，2016—2018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43.9%（1133.1亿元）投入民族地区，其中2018年民族地区投资486.19亿元，占全国比重的45.8%。从2010—2017年民族地区农村贫困发生率和农村贫困人口数量看（见图2-6），减贫成效显著，各民族省区差异亦在缩小。2017年，民族地区农村贫困人口为1032万人，比2016年减少379万人，减贫速度为26.9%，贫困发生率为6.9%，比上年下降2.4个百分点，其中，西藏14万贫困人口脱贫。⁽²⁾

2.1.4　民族地区城乡环境一体化

大量文献研究显示（见图2-7），万元GDP能耗和城乡产业结构之间存在关联性，第一产业反映了农村产业发展情况，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一般聚集在城市，反映城市产业发展情况。第一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与万元GDP能耗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第二产业比重与之存在正相关关系，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万元GDP能耗随之减低。民族地区的情况基本符合这个规律，但新疆和内蒙古的万元GDP能耗异常高，需要控制高能耗产业，发展低碳低能耗产业。调研中发现个别地方大城市污染产业向小城镇、乡村蔓延，亟须进行污染企业清理整顿。民族地区在承接东部发达地区产业转移时，同样需要控制高能耗、高污染产业。⁽³⁾

简单地以反映卫生习惯的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看，2008—2015年民族地区环境卫生状况改进显著。同时，调研中发现个别地方大规模城镇化带来大城市生活垃圾、城镇污染产业向小城镇、乡村蔓延，亟须进行环境综合整治和污染企业清理整顿（见图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