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口述史料中的技术与环境
环境史研究首先应该关注人是如何生存的？本质上，人如何生存本身就是一个技术史的问题。环境史研究为何要强调技术的作用？技术史研究技术自身演变过程，但技术本身的形成与演化离不开外在环境。一般而言，人是在理性引导下、改造自然环境过程中维持自身生存和发展，故而实践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20]实践反馈回的环境信息也直接影响着区域人群的环境认知。
首先，技术（Technology）依赖于环境存在，也是环境得以维系、平衡或失衡的重要因素。环境是技术产生的基础，影响技术的形成与演变。对于鱼坝结构，咸丰《邓川州志》中就有过简单的记载：“（渔沟）沟中就埂脚织竹，如立栅，曰鱼坝。栅斜开向上，就对岸为口，曰坝口。凡鱼性逆水行，河水由沟如海，海鱼衔尾入沟。触栅，栅水喷沫，鱼愈跳泼，循栅进，既入口，渔者以网作兜盛之，白挺跳泼如梭织，尽昼夜所获，莫可思议。”[21]这种在渔沟中设竹栅的捕鱼方式到民国陆鼎恒考察时依旧如此，陆对鱼坝的记载也更为细致，其言：“二十八年（1939）十一月，我在大理一带考察洱海附近的生物状况，就听见大理县建设局长张勉之君对我谈到下江尾的捕工鱼业。他说鱼坝上支板架茅为屋，以供渔人居处，屋旁就是鱼窝，随时以网捕捞取之。所以渔人可以长袍马褂，衣履不湿，一夜千余斤，真算是奇观了。及至一月十八日我离开邓川时，承该县建设局长杨应侯君亲伴送至下江尾来看工鱼坝，方得细视他的构造。”这种早年的调查文献，本质上也是口述史料，“每一鱼沟只能建鱼坝一个，因为他（它）把整个的河身截断，几乎没有一条鱼可以穿过，所以不能建第二个坝。每个坝全用竹子编成立栅，其密度足以阻止工鱼的通过，然后树栅于沟中，先在下流横截全沟之半，然后在沟的中央纵行而上，分沟为左右二部，此段长约二三丈。最后在向着上流的一端，用竹栅横行封闭，恰好亦当沟宽之半。在纵行栅之近上流端处，另以小栅二栽成八字形口，尖顶正对坝底，即是向着上流的一端。竹栅用粗木横固定于岸上，即借着横木为下架，在上面建一个茅屋，以为渔人食卧之所；茅屋门向着上游，门前用木板搭一平台，其下正当着坝的上流末端，亦即是鱼窝之所在。”[22]这种立竹栅于渔沟中，并在渔沟之上搭建茅屋以方便捕鱼的鱼坝设施，尽管陆鼎恒的描述已经十分清楚，但笔者仍无法完全构想出鱼坝的真实面貌。所幸的是，笔者在当地水利文献中发现了一张60年代的“鱼坝”照片，与陆鼎恒描述的情况完全一致，鱼坝的立体感才随之形成。
其次，当环境发生改变后，依赖于环境而存在的技术（包括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等）也将发生变革。因此，在环境演变过程中消失了的技术就需要回到田野中去找回，与亲身经历者进行口述访谈无疑就是最有效而直接的手段。
传统时期的鱼坝技术在当地维持到什么时候，为何消失？据当地人回忆，鱼坝捕鱼技术在80年代以后逐渐消失，渔沟也在90年代后被农地侵占：“鱼坝一般扎在河道的入海口处，设一道鱼坝。在鱼坝上面可以搭一个窝铺睡觉。以前渔沟入洱海处的宽度大致在6—7米，鱼坝用细的毛竹编成，宽度与河道相同。细毛竹一则好用，二则由于质地坚硬，比较耐腐烂。鱼坝做好后，一次可以用2—3年。鱼坝高度在2米左右，用草绳编成网格状，有一定的缝隙，可以漏水。在鱼坝上游还有一道小的拦水坝，一般是土坝，土坝有放水设施，打开一个缺口，可以人为控制。要捕鱼的时候就将土坝堵住，当土坝与鱼坝之间的水位下降，即可捕鱼。土坝与鱼坝之间长30—40米，渔沟宽6—7米。鱼坝在80年代还有，90年代基本就没有了。20世纪70年代末弓鱼逐渐灭绝后，鱼坝里的鱼还有一点鲫鱼、鲤鱼、草鱼。90年代以后渔沟里就基本没有捕鱼的了，一则这种捕鱼方式落后，当时在洱海里发展了网箱养鱼；二则渔沟里的鱼逐渐变少了以后，弥苴河中上游的整体调蓄水能力不断提升，以前依靠渔沟泄洪水的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改变。于是，渔沟在本地农户的不断侵占下越变越窄。”[23]鱼坝、渔沟、弓鱼三者形成完整生态链条，其中一个环节出现断裂，整个生态链也将不复存在。随着弓鱼的减少，渔沟与鱼坝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鱼坝”从技术层面上看并不复杂，但却在当地维持了数百年。可见，技术与环境之间的平衡关系一旦形成，就相对稳定。在历史长河中，人类发展并不一定要追求技术的革新速度，而是要努力让技术与所依赖的环境形成良性共生。从当地鱼坝捕鱼技术的发展演变看，技术简单正反映了当地弓鱼生境的稳定与和谐。据访谈者陈述，在弓鱼多的时候，渔户坐在船上顺手就可以捞起鱼来。这种说法是否真实虽未及查证，但也能大致反映当时本地鱼类资源之丰富。这种鱼类资源与简单技术之间维持了数百年的平衡，但却在近几十年被彻底打破。
对于弓鱼的消失与灭绝，198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云南鱼类志》解释为：“近年来由于洱海引入外来种与大理裂腹鱼之间的竞争激烈，同时由于山溪小河筑堰引水，大部分产卵场遭到破坏，致使大理裂腹鱼数量大减，现已极少见，成为濒危种。大理裂腹鱼有很高的经济价值，若能控制外来种，改善环境，同时积极进行驯养，则不但可保住珍稀物种，而且可望逐渐恢复它的数量。”[24]指出导致弓鱼濒危的原因有二：其一，洱海外来物种的引入；其二，山溪中筑堰引水。而对于下游西洱河电站设置并未提及。而在当地的走访中，多数人提到弓鱼消失与在洱海出水河（西洱河）上建电站有关。而这中间的关联度是怎样的，应该需要有科学的数据支持与相关指数分析，对此问题笔者会在以后的文章中进行更细致的分析。历史研究不应该僭越学科边界去替自然科学找寻“真理”。当然，作为从事具体历史问题研究的学者，应该要有这种探知真理的信念，但不可轻易对科学问题给出结论。对于技术与环境关系的解释分析，要警惕口述访谈中被访谈者的“科学”归纳，而应该更多关注访谈对象对历史事实的细节陈述，并多方考证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