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新工业革命是走向制造强国的机会窗口

从历史上看，科技和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是“革命”。人类历史上发生过多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学术界大体上有两到三次科学革命、三到六次技术和产业革命等不同分类。1983年，英国经济学家佩雷斯按照技术经济范式的转变，将1771年以来的技术和产业革命划分为五次，即早期机械时代、蒸汽机与铁路时代、钢铁与电力时代、石油与汽车时代和信息与通信时代。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在发达国家纷纷推进“再工业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世界在经历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蒸汽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电力时代后进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信息时代。德国则从工业化阶段入手，将信息时代细分为基于信息技术的自动化阶段和基于物理信息系统的智能化阶段，形成从工业1.0到工业4.0的四次工业革命分类。无论如何划分，学界达成的基本共识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以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为基本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一直在孕育发展。从技术经济范式角度分析，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至少已显现出以下特征[2]。

一是以信息技术的突破性应用为主导驱动社会生产力变革。20世纪90年代以来，计算机芯片处理技术、数据存储技术、网络通信技术和分析计算技术获得重大突破，以计算机、互联网、移动通信和大数据为主要标志的信息技术、信息产品和信息获取处理方法呈指数级增长，并在社会经济中广泛运用，与现实生活深度融合，由此带来诸如电子商务、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生产生活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与此同时，能源技术、材料技术和生物技术等创新也取得程度不同的突破性进展，以信息技术为核心共同构成新一代高新技术群，为社会生产力革命性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

二是以信息（数据）为核心投入要素提高社会经济运行效率。人类的社会活动与信息（数据）的产生、采集、传输、分析、利用直接相关。随着信息技术的突破发展，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个人电脑、移动终端、可穿戴设备、传感器及各种形式的软件等信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在“云（云计算）+网（互联网）+端（智能终端）”的信息传导模式下，信息（数据）逐步成为社会生产活动的独立投入产出要素，而且可以借助信息物理系统等大幅提高边际效率，成为决定社会经济运行效率、促进可持续发展以及提升现代化水平的关键因素。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价值日益凸显。

三是以智能制造为先导构造现代产业体系。现代产业体系创新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来自制造业发展，而制造业发展又可以为其他领域提供通用技术手段，推动技术创新。伴随芯片技术的突破发展、互联网设施的发展完善、传感器价廉量大的供给和先进制造技术的日臻完善，智能制造产业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导迅速发展，支持和带动了智慧农业、智慧城市、智能交通、智能电网、智能物流和智能家居等各个领域的发展。智能制造依靠数据、软件等核心要素投入，以工业互联网为支撑，以电子商务为平台，促进了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加快了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推动三次产业在融合发展中逐步转型升级，形成具有更高生产率的现代产业体系。

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意味着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而对发达国家则是再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新工业革命对于我国工业化进程而言，是一次重大历史性机遇。从经济增长理论角度看，由于新工业革命提高了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素质，将有可能极大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为经济增长带来新动能。即使从总需求看，由于新工业革命的发展需要，大数据、云技术、互联网、物联网、智能终端等新一代基础设施的巨大投资需求，也会直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看，由于新产业革命下分工协作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柔性生产、共享经济、网络协同和众包合作等分工协作方式日益普及，在保证规模经济源泉的基础上，又极大地拓展了经济范围，挖掘了经济增长的新源泉。可以说，新产业革命塑造的世界经济发展新动能已经初露端倪，未来更是潜力巨大。我国已经步入工业化后期，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而新工业革命催发了大量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为我国产业从低端走向中高端奠定了技术经济基础，指明了发展方向，为我国科学制定产业发展战略、加快转型升级、增强发展主动权提供了重要机遇。与以前积贫积弱的国情不同，我国综合国力已居世界前列，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庞大的制造基础，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具有了抓住这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历史性机遇的产业基础条件。同时，我国具有规模超大、需求多样的国内市场，也为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提供了广阔的需求空间。近年来，我国电子商务取得快速发展，增速远远超越其他发达国家，就得益于这样的市场优势。因此，面对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我国可以乘势而上，抢抓机遇，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加快实现制造强国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