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价值与意义

应该看到，经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后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逐步完成了对基层社会结构和生态的革命改造，这可以说基本属于“社会革命”过程。鉴于当时国际形势和工业化发展的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权力对社会和个体进行了全面的控制，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经济生产资料的全民和集体所有制的建立。农村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实施了人民公社制度，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之下推行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加之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使得农民生活依然处于低水平状态，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就乡村而言“在总体性社会下，村落自主性被压制到历史最低点”[89]。可以说，社会革命之后，国家并没有立即推动和促进我国社会朝着个性自由、个体独立的方向发展，而是通过各种制度措施建立起国家权力对社会和个体的全方位的控制[90]。

这种国家权力对社会和个人进行全方位高度控制为特征的制度运行了二十多年后，在改革开放中迎来了我国社会的又一次转折。随着农村人民公社制的解体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乡村社会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逐步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在乡村社会发展上面临诸多问题，虽然乡村经济收入大幅度提高，然而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三农问题”或“三农危机”日趋严重。温铁军认为“‘三农问题’，从来就是与整个国家工业化进程相伴生的基本问题”[91]，即作为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能够完成工业化的关键，在于广大农村地区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原始积累并且承载了城市资本危机的代价。可以说“城乡二元结构既是中国能够完成工业化原始资本积累的因，也是世纪之交中国社会日趋严重的‘三农’问题之果”[92]。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长期以来实行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对乡村发展的制约和农民利益的侵占，2003年国家提出“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2005年，党中央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从2004年到2019年连续出台的16个中央一号文件都聚焦三农，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体现了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力图改善农业生产、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民收入，从而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三农问题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根本性问题，乡村的振兴乃至现代化，自然也是国家与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因为“60多万个行政村及其涉及的村落共同体向何处去，显然是牵扯全局的问题，不仅关乎农民，也关乎整个中国市场经济、整个中国社会的将来”[93]。

任何历史的研究往往都应该有现实的关注作为基本立足点，正是对上述问题的关注，本书选择梁漱溟与晏阳初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进行比较研究。尽管学界已有大量关于梁漱溟和晏阳初乡村建设的研究成果，但是在本人看来，在一种新的、更为宏观的视角下进一步深入比较二人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依然具有积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学术价值

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而言，不仅需要我们把目光投向远处，寻求西方国家的经验借鉴，更需要我们回顾和重新审视诸多的本土历史资源，让历史为现实发展提供借鉴。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是先贤者对乡土中国的前途与出路问题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不同乡村建设派领袖人物基于对乡村社会的观察和体验而形成不同的理论模式，“历史上关于乡村建设思想、实践及其所凝结成的理论成果，是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中必要的历史资源，起着重要的历史资鉴作用”[94]。当前研究“多限于个案分析，不同乡村建设思想的比较研究，作为历史借鉴的理性分析方面，也还缺乏深入探讨”[95]。因此，对梁漱溟和晏阳初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进行系统的比对分析，考察他们如何将理论联系实际进行乡村试验，有助于全面了解梁漱溟和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思想，认识不同区域乡村建设实践的差异、特色以及二人乡村建设理论的共通性。也就是既要看到两位乡建派领导者的立场和探索路径的不同在理论和实践上呈现出的差异性，又要看到由于基于共同问题而呈现的乡建理论的统一性，这种比较研究有助于推动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纵深。

本研究联系中国近代以来不完全自主的社会转型（包括其中发生的革命和建设运动），来考察分析梁漱溟和晏阳初二人乡村建设的理论、实践及其异同，阐述其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的失败结局，以及在社会现代化的一般进程下其问题的不可回避性。如前所述，按照马克思所描绘的基本趋势，社会发展总体上表现一个从个体只是“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只是“共同体的财产”的社会状况，逐步迈向“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的状态的进程。社会现代化的一般进程——从人身依附的传统共同体社会迈向个体独立自由的现代社会，中国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对比重的国家，如何向个体独立自由的现代社会转型是必须关注的问题。在这种问题意识下重新审视和解释梁漱溟、晏阳初的思想与实践的意义，是本研究的学术价值所在。

二 实践意义

在现代化发展的道路过程中，我们必须承认方向目标上的普世共通性——现代社会的趋同性，但是通向这个目标的路径上的“中国特色”——“中国道路”，还需要我们从历史的经验中逐步总结和探索。从中国社会转型和发展角度来看，“中国乡村社会经历了革命、改造、改革和市场转型四次重大历史变迁，中国乡村社会已经具有后乡土性”[96]。在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纵使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已具有“后乡土”特征，面临现代转型的乡村社会也依然需要改造和建设，“如何改造广大的中国农村社会，农村底层的重整，就成了决定中国变革最为艰巨而又重要的关键”[97]。梁漱溟与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是对乡土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回应和实践探索，这就需要我们对梁、晏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系统、历史的比较分析与探索。从社会的现代转型历程来看，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梁、晏二人的乡建实验是不可避免的失败结局，但放置于社会现代化的一般进程下其问题依旧具有不可回避性。

尽管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等，但从社会现代化所要走向的目标、乡村的振兴而言，今天我们依旧面对如何通过重建乡土社会或乡村现代化而带动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显然梁漱溟、晏阳初问题依旧存在，他们的理论和实践依然具有参考意义。不论是乡村社会共同体建设的理想目标，还是乡村建设实验中各种主张和方案以及个案实践内容，都可为当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理论参考和历史实践样本，依然可以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尤其是为乡村政治社会的治理，提供诸多理论养分和经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