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内外研究动态

1．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动力的研究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对有关经济增长问题有着深入研究，在斯密（1776）看来，国民财富的增长是由分工和市场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之比例两大因素决定，其中经常性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分工的深度与广度。因为劳动分工引起的专业化协作，不仅仅促进生产制度的创新，而且促进交易制度的规范与完善，由此带来收益递增并构成长期经济增长的持续源泉。李嘉图（1817）认为增加资本积累、促进利润增长是扩大市场与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而促进利润增加或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降低人工工资，此外，还必须限制与缩小地租及赋税比例，并反对地主、官吏等非生产阶级的奢侈性消费。马克思（1867）以劳动价值论为前提，以剩余价值论、资本积累理论和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为基础，科学分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的理论前提条件、静态和动态均衡条件、内在实现机制即外延和内涵扩大再生产，此外，马克思还从资本积累、产业结构、市场环境、科学技术、管理制度等方面分析了决定经济增长潜能与动力的影响因素。总之，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动态过程，主要是劳动、资本、土地等内生要素和技术进步、社会经济制度等外生因素的综合因素促进经济增长，其中劳动和资本被认为是关键因素。

2．现代增长理论关于经济增长动力的研究

以哈罗德-多马模型为理论起点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一条由外生增长到内生增长的演进历程。20世纪40年代，以哈罗德-多马模型为代表的资本积累论，将凯恩斯的短期比较静态分析理论推广到经济增长问题上，强调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储蓄率和资本-产出比率，并奠定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逻辑起点。但是哈罗德-多马模型是以资本产出比固定不变为假设前提，并没有考虑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而决定了它不适合进行长期经济增长分析之缺陷。索罗斯旺等人修正哈罗德-多马模型关于资本产出比例不变之假定，创立了新的增长模型即新古典增长理论。根据新古典增长模型，储蓄率的上升只有在其能带来资本边际产品增加的前提下，才能促进增长。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当经济中不存在技术进步时，经济最终会陷入停滞状态。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资本增长率、劳动增长率以及资本和劳动对产量增长的相对作用程度，还取决于技术进步。新古典增长理论一方面将技术进步视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并强调发展中国家不应只重视资本数量积累，更应关注资本质量的提升，要将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技术改造、技术引进结合起来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而将它排除在考虑之外，这一假定无疑使该理论排除了最重要的因素。此外新古典增长模型还要求外生的技术进步必须是哈罗德中性意义上的 ①，这也大大限制了此模型的解释力和适用性。

以罗默和卢卡斯（1988）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进一步发展了新增长理论，该理论强调经济持续增长是经济系统中内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并认为技术（或知识）、人力资本产出的溢出效应是实现持续增长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国际贸易和知识的国家流动对一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在经济政策上强调向研究开发活动提供补贴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新增长模型依据基本假设上的差别又可以分为两类：（1）在完全竞争分析框架下，以收益递增和外部性假设为基础来考察经济增长的决定，如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和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他们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保证了经济均衡增长路径的存在，而技术进步取决于知识资本或人力资本的积累，知识资本或人力资本积累是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潜在源泉。这类新经济增长模型代表了新增长理论的主要研究思路，以后的新经济增长模型基本上是沿此思路而拓展与深化研究。（2）另一类是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考察经济增长，强调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资本积累（包括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而不是技术进步。（3）在垄断竞争分析框架下，通过研究技术商品特征、技术进步类型等考察经济增长的决定，进而更具体地说明技术进步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这类新经济增长模型又可以分为相互补充的产品品种增加型内生增长模型和产品质量升级型模型，相互补充的产品品种增加型内生增长模型假定技术进步表现为新型资本品或消费品不断出现，并用分工演进解释经济增长，因而较为成功地解释了斯密的“增长源于分工”思想。产品质量升级模型假定技术进步表现为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凸显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的思想。一个大致的结论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

20世纪后半期以来，经济学家围绕着原内生增长模型的精致化，对原有增长理论的多方面开展了深入研究，就经济增长的动力方面来说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如杨格（1998）等提出的增长模型认为经济增长是由于中学和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两方面驱动；（2）伊斯特利和拉文等（2002）熊彼特主义增长理论将跨国经济增长的差异归结为生产率的差异而不是要素积累的差异；（3）阿格依奥和奥伊特（1988）发展了市场结构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认为寻求垄断租金是研究与开发进而是经济增长得以持续的重要动力，强调竞争的压力是企业从事研究和开发活动的动力，也是生产率增长的来源；（4）莱特纳（2000）等研究了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储蓄率内生地上升，经济增长也随之发生变化，穆茂和谢特（1996）对九十多个经济体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城镇化水平与人均GDP、工业化水平等经济指标呈显著正相关，亨德森（2003）通过对多个国家的研究发现，城镇化率与人均GDP的相关系数为0.85，并认为要保持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正相关性，需要为城镇发展提供制度性和政策性支持。然而，有学者如费伊和奥普尔、福克斯（2012）等通过对非洲和拉美国家研究，发现城镇化与增长之间因贫富分化、政权无序、教派冲突等原因而没有出现正相关甚至还出现负相关。

总之，新增长理论着重分析了后工业社会中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知识溢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更好地解释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何以能够保持持续的增长，而没有出现报酬递减现象，因而使此理论可以成为“知识经济”的理论与政策基础。但是各类新增长模型都采用了严格的假设条件，因而损害了新增长模型的普适性和现实解释力，另外，新增长模型还忽视了经济制度对增长的影响，这也制约了对经济增长动力源泉的深度分析。

近年来，西方学者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扩展，引入了收入分配如何影响经济增长方式，重点研究了“公平、效率、增长”“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是否不利于经济增长”“何种收入分配原则更有利于经济增长”等问题。例如，艾尔萨那和罗迪克（1994）建立了一个考虑公共投资的内生增长模型，通过劳动和资本禀赋的相对份额这一主要分配变量，确立了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阿格伊奥（1998）引入信用市场不完善的假定，通过研究再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到不平等不利于增长的结论。此后又有众多的经济学家分别对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加勒、莫阿夫，1999；斯托克哈默，1999；詹帕莱利，2015）。

3．新制度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制度动力源的研究

刘易斯（1955）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和人的行为，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人的行为。刘易斯进一步把经济增长的人类行为分为直接原因与间接原因，其直接原因是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知识的增长与运用以及资本积累，而决定这些直接原因是观念与制度。新制度主义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制度与技术都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力量，并强调解释历史经济绩效不仅需要人口变迁理论、知识存量增长理论，更需要制度变迁理论。为此，他们打开制度黑箱，将交易费用引入专业化和分工模型之中，并通过对制度变迁的研究来理解经济增长。新制度经济学家们（诺斯，1971）发现创新、规模经济、教育和资本积累等并不是真正的增长原因，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尤其是有效的所有权体系能产生足够的激励机制和降低交易费用，进而导致总产出提高。他们认为经济增长的过程就是不断出现新的降低交易费用的产权体系的过程。阿西莫格鲁、阿格伊奥和奇李博迪（2002）引入“适宜制度”概念，建立了熊彼特主义增长模型，得出不同的制度或政策选择对生产率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即各国提升增长的制度或政策选择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一个国家或产业离技术前沿距离的变化而变化。

① 哈罗德中性技术进步是指在资本—产出比(K/Y)不变的条件下，使得利润和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率不发生变化的技术进步。在技术进步过程中，由于资本—产出比率是不变的，从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不变，利润率也不变。这也就是说，这种技术进步并不影响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只是使每单位劳动由于配备了更多的资本而提高了效率。哈罗德中性技术进步对产量增加的作用与人口增加完全相同，所以又称为纯粹的扩大劳动的技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