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卢塞恩
——德·聂赫留朵夫公爵日记摘抄
7月8日
昨日傍晚我抵达卢塞恩，住在当地一家最佳的旅馆——瑞士饭店。
“卢塞恩是一座古老州城，位置就在四个州交界的湖畔，”默里说，“它是瑞士最具浪漫情趣的地方之一。这里有三条要道交会，坐一小时的轮船便可到里吉山，从山上可以看到世界上一处最壮观的胜景。”
不管真也罢假也罢，反正其他的导游也都是这么说的，所以各国的旅游者，尤其是英国人，来卢塞恩观光的，多得不可胜数。
这家瑞士饭店乃一五层的宏伟建筑，是不久以前建成的，它耸立在湖畔的堤岸上。那里早先有一座带顶盖的曲形木桥，桥的四角都有小教堂，桥顶悬梁上雕有圣像。由于英国人的大批到来，如今依照他们的需要和趣味，依靠他们的资金，拆掉了那座旧木桥，在原地修起了如棍子般笔直的根基坚固的堤岸，在堤岸上又盖起了几幢方方正正的五层楼房。房前植了两排小椴树，都用棍子支撑着，在椴树之间照例摆上绿色的长凳。这是供人游乐消闲的地方，头戴瑞士草帽的英国女士们和身着舒适耐穿服装的英国男士们常在这里徘徊漫步，为自己的这种创作而洋洋得意。也许，这些堤岸、房屋、椴树以及英国人若处于旁的某些地方是很得体的，惟独不该在这儿，在这种异常雄伟而又难以言表的和谐与柔和的大自然中格外显眼。
当我上楼走进自己的房间，打开面湖的窗子时，这儿的湖光山色和苍穹之美在最初的瞬间简直令我眼花缭乱、震惊不已。我感到内心很不平静，需要把骤然充溢于我心中的感情表露一下。这一会儿我真想去拥抱一下什么人，紧紧地抱抱他，胳肢胳肢他，捏捏他，总之，要对他和自己干点什么迥乎寻常的事。
傍晚6时许，下了整天的雨后天已放晴了。像燃烧的硫黄似的淡蓝色湖上泛着几叶扁舟，后面出现一道道顷刻即逝的浪痕。湖水平静如镜，似乎特别显眼地铺展在窗前的草木纷披的绿岸之间，并向前伸展。可是在两座巨大的陡堤之间被压拢，湖水变暗了，随之在层层叠叠的谷地、山峦、暮霭和冰块中被挡住，消失了。近处蜿蜒着湿润鲜绿的湖岸，岸上点缀着芦苇、草地、花园和别墅；再往前是一些草木葱茏的深绿色梯岸，岸上有些古堡的残垣断壁；视线尽处则是连绵的淡紫色远山，尽是巉岩峭壁和淡白色雪峰。一切都浸在柔和透亮的天蓝色中，并被从云缝间投下的炎热的落日余晖照耀着。无论湖上、山上还是天空上都看不见一根完整的线条、一片完整的色彩和一个同样的瞬间。到处都在动，在失衡，显得离奇古怪，阴影和线条混杂交合，千变万化，可是一切又显得那么宁静、柔和、统一，展示出美的必然性。然而在这儿，在我的窗前，就在这种变化不定、浑然自在的美中，却愚蠢地、古怪地横着一道棍子似的堤岸，还种植着用棍支着的椴树，摆着绿色的长凳——这些寒碜而俗气的人工造物，不但没有像远处的别墅和废墟一样，沉没在美的整体和谐之中，相反，正粗暴地破坏了它。我的目光总是不由自主地触到这条直得可怕的堤岸线上，而心里老想把它推开，把它毁掉，就像抹掉眼旁鼻子上的黑点一样。可是那有英国人在散步的堤岸依然待在那儿，我只得竭力去寻找一个看不到它的视点。我学会这样的观赏法，在晚餐之前，我就自个儿默默地欣赏着，把在大自然中所体验的那种虽不充分但很甜美的情感细加品味。
7点半时，有人来唤我去用晚餐。在底层的一个富丽堂皇的大餐室里，摆着两张至少可供一百人就餐的长餐桌。旅客们陆陆续续地来了，女士们衣裙的窸窣声、轻轻的脚步声，还有跟彬彬有礼、举止优雅的侍者们悄悄的谈话声——这些轻微的动作大约持续了三分钟。男士们和女士们终于把各个座位坐满了，他们穿得都极为漂亮，甚至相当阔气，又非常整洁。在瑞士，旅客通常大部分都是英国人，所以公共餐桌上的主要特征就是保持严格的礼节，不大相互交谈——这不是出于傲慢，而是由于没有接近的必要——以及由于自己的需要得到适当、愉快的满足而怡然自得的神情。四面八方都亮闪着雪白的衣领、雪白的真牙和假齿、白白净净的脸和手。那些脸孔，其中很多是挺漂亮的，只表现出一种个人的惬意感，至于对直接与己无关的周围的一切，他们的表情则是十分的冷淡。那些戴着宝石戒指和半截手套的白手，只是为了整整衣领、切切牛肉、斟斟酒才动几下，任何内心的激动都不会反映在手的动作上。家庭成员之间偶尔也低声地交谈几句关于某种菜肴或酒的美味，或交谈几句关于在里吉山上看到的美景。单身的男女旅客默默地并排坐着，不互瞧一眼。这百来人中如果有两个人偶尔聊上几句，那准是聊天气、聊登里吉山的事。几乎听不到刀叉和盘子的擦碰声，菜肴是被小口小口地吃着，吃豌豆和青菜时必定使用叉子；那些侍者不由得也恪守这种共同的静默，轻声细语地问客人要哪种酒。这样的用餐气氛总是使我感到压抑，很不舒畅，结果便变得郁郁然。我总觉得像犯了什么过错而受惩罚似的，就像小时候由于淘气而被放到椅子上，人家讽刺地说：“歇一会儿吧，宝贝！”——那时候如果我还听到哥哥们在隔壁房间里的嬉闹声，我血管里的年轻血液就会翻腾。
以前我曾拼命反抗在这样用餐气氛中所感受的压抑，可是白搭，这一张张死气沉沉的脸给了我难以抗拒的影响，所以我也变得死气沉沉了。我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想，甚至连看都不看了。起先我曾试着跟邻座的人侃几句，可是除了在同一地方由同一个人显然重复了千百次的套话之外，我就没有得到过旁的答话。要知道所有这些人既不是笨，也不是缺乏感情，或许，这些麻木的人们中的许多人有跟我一样的内心生活，许多人的内心生活也许比我的更复杂更有趣得多。那么，为什么这些人要让自己失去人生的一大乐趣——与人相互交谈的乐趣呢？
我们在巴黎的旅馆生活可就不大一样了。在那儿，我们二十来个人尽管国籍、职业和性格截然不同，但在法国社交风气的影响下，大家聚到一张桌上共餐，就像聚在一起玩乐一样。
在那儿，谈话会从桌子的一端传到另一端，话里充满戏谑和俏皮，即使常常用的是一些半通不通的词句，但都会立即融成一片。在那儿谁都不顾虑什么后果，脑子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在那儿，我们有自己的哲学家、自己的辩论家、自己的bel esprit[4]、自己的嘲笑对象，什么都是共同的。在那儿，吃过晚餐之后，我们就立刻把桌子移开，就在那沾满尘土的地毯上不管合不合节拍地跳起la polka[5]，一跳就是一个晚上。在那儿，我们虽然有些轻浮、不很聪明、不大受人尊敬，可是我们都是人。那风流韵事不断的西班牙伯爵夫人，那在饭后朗诵《神曲》的意大利修道院院长，那可自由出入杜勒利宫[6]的美国大夫，那蓄着长发的青年剧作家，那自称创作了世界最优秀的波尔卡舞曲的女钢琴家，那每根手指上都戴着三颗宝石戒指的不幸的漂亮寡妇。我们的相处全都很有人情味，虽然有些表面化，但彼此都很友好，别后彼此都留有印象，有的人留下的印象浅些，有的却给人留下真诚亲切的回忆。然而在这英国式的table d'hôte[7]上，我瞧着所有这些花边、绦带、宝石戒指、搽了发油的头发和绸缎衣服，心里常在想：这些装饰会使多少生气勃勃的女性变得幸福，也可使别的人感到幸福？想起来感到奇怪，有多少朋友和情侣——异常幸福的朋友和情侣——在这儿并肩而坐，也许就不明白这一点。天知道为什么他们从来都不明白这一点，从来不把他们所如此向往的也很容易赐予旁人的这种幸福相互赠与对方。
像平常这样的晚餐之后一样，我变得闷闷不乐，没有吃完最后一道点心，便郁郁寡欢地去市里溜达。没有照明的肮脏的街道、闭了门的店铺，与喝得醉醺醺的工人或与去打水的、戴着帽子、在胡同里东张西望、贴着墙来来去去的女人的相遇，不仅没有驱散我的郁闷心情，反而使它更趋强烈。街上已经全黑了，我没有向四周张望，脑子里也没有任何想法，便向旅馆走去，指望睡上一觉，能摆脱这种阴郁的情绪。我心里变得极度的冷漠、孤独和沉重，一个人来到新的地方，有时会无缘无故地产生这样的情绪。
我只顾瞧着自己的脚下，沿着堤岸向所住的旅馆走去。蓦地，一种奇妙的、异常亲切悦耳的乐声令我猛吃一惊。这些乐声立刻让我精神一振。仿佛一道明亮欢快的光射进我的心坎。
我变得高兴了，快乐了。我那昏沉沉的注意力又重新投向了周围的各种事物。我先前无动于衷的湖光夜色的美突然像一件新奇的东西引起了我的惊喜，霎时间不由得发现那深蓝底上灰云密布的阴郁的天空被冉冉上升的月亮照亮了，那平静的墨绿的湖面辉映着万家灯火，远处是黑压压的群山，还有从弗廖申堡传来的蛙声和从对岸传来的鹌鹑清脆嘹亮的啼声。在我的正前方，在那个荡漾着音乐、最吸引我注意的地方，我看见在若明若暗的街道中央围了半圈人，在人群前面没几步远处，有一个身穿黑衣服的小个子。在人群和那小个子后面，在被深灰色云片分隔开的蓝色天空里，齐整地映出花园中几棵黑黝黝的杨树，在那古老教堂的两旁庄严地耸立着两个严整的塔尖。
我来到较近处，乐声显得更清晰了。我清楚地分辨出在远处夜空中甜美地回荡的吉他的完美和音与相互轮唱的歌声，唱的不是主旋律，但在唱到最动人处却烘托出了主旋律。那主旋律有点像优雅悦耳的玛祖卡舞曲。歌声显得时近时远，时而像男高音，时而像男低音，时而又像蒂罗尔[8]人低回婉转的假嗓。这不像是一支歌，而是像对一支歌曲的轻巧的素描。我弄不懂这是什么，可是它美极了。这些甜美低回的吉他和音，这种优美轻快的旋律，还有在黑沉沉的湖面、明亮的月光、两个默默耸立的高大塔尖以及花园中的黑黝黝的杨树所组成的奇幻背景上的这个黑衣人的孤单身影——这一切是多么奇怪呀，但又具有无法形容的美，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
骤然间各种纷杂的、无意中冒出的生活印象都有了意义和魅力。在我的心田里似乎开出了一朵鲜艳芬芳的花朵。片刻之前我对世界上的一切所感受到的厌倦、乏味、冷漠都消失了，我一下感到有爱的需要，并充满希望和对生活的不知缘由的乐趣。“要求什么呢？希望什么呢？”我不禁这样自问，“你瞧它，那美和诗意，从四面八方包围着你。放开你的喉咙，尽你最大的气力吸进它吧，享受它吧，你还要什么呢！一切都属于你，一切都那么美好……”
我走得更近了。那小个子看来像是四处流浪的蒂罗尔人。他站在旅馆的窗前，向前伸着一只腿，仰着头，一边弹吉他，一边用不同的嗓音唱着他那优美的歌曲。我立刻对这个人产生了好感，也很感谢他让我心里发生转变。我所能看到的是，他穿着一件很旧的黑外衣，剪得短短的黑发，头戴一顶俗里俗气的旧便帽。他的装束没有显出一点艺人的风度，可是那洒脱的、天真快乐的姿态和动作，以及他那矮小的身材，则形成了一道动人的、有趣的风景。在灯火辉煌的旅馆的门口处，窗子里和阳台上站着盛装华服、宽裙飘逸的太太小姐们，衣领雪白的绅士们，穿着金边号衣的看门人和听差们；在街上，在围了半圈的人群中，在稍远的林荫道上的椴树间，停留着或聚集着衣着讲究的侍者们，头戴白帽子身穿白罩衫的厨子们，互相搂着腰的小妞们和漫步的人们。看起来他们也都体会到了我所体会到的那种情感。大家都默不作声地站在歌手的四周，专注地倾听着。四处静悄悄的，只有在歌声的间歇中，才听到从水面上飘来的节奏均匀的锤声，从弗廖申堡传来的时断时续、颤颤悠悠的蛙声，还间杂着鹌鹑的单调而甜润的啼声。
那小个子在幽暗的街上像夜莺似的唱着，唱了一曲又一曲，一段又一段。虽然我已来到他的近旁，可是他的歌声仍然给了我很大的快感。他那不很响亮的声音非常悦耳，他用来支配这声音的柔情、韵味和分寸感都是很不寻常的，表明他具有很高的天分。他重唱每一段时，每次都有不同的唱法，显然，这种巧妙的变唱都是由他自由发挥，即兴处理的。
从上边瑞士饭店和下边林荫道上的人群中，不时传来啧啧的称羡声，周围笼罩着一片充满敬意的沉静。在旅馆灯光的辉映下，姿势优美地倚立在凉台上、窗子里的衣冠楚楚的男士和女士越来越多。在悠然漫步的人们停下了脚步，在堤岸的阴影里、在椴树旁，到处都站有一些男男女女。在我旁边，离人群不远处站着两个抽着雪茄、带点贵族派头的听差和厨子。那厨子深深感受到音乐的魅力，在听到每个高亢的假嗓声调时，便喜不自胜地、似有所悟地对那听差点点头，挤挤眼，用胳膊捅捅他，那表情好像是说：“喂，他唱得怎么样，啊？”从那听差满脸的笑容上我看得出他对歌声也颇感满意，不过他只耸耸肩膀作为对厨子的回答，那意思是说，让他惊奇是很难的，因为他听过很多比这更好听的歌声。
在歌唱的间歇中，当歌手在清嗓子时，我就问那听差，那唱歌的是什么人，是否常来这儿。
“是的，一个夏天他来两三回，”听差答道，“他是从阿尔戈维亚来的，来讨点饭吃罢了。”
“怎么，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人来吗？”我问。
“是的，是的。”听差没有一下弄明白我的意思，便这样回答。后来他明白过我的问话，又补充说：“哦，不！在这儿我只见到他一个，再没有旁人了。”
这时候那小个子唱完了第一支歌，麻利地把吉他一翻，用他的德国patois[9]低声嘟哝了句什么。他的话我听不懂，可是它弄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
“他说的什么呀？”我问道。
“他说嗓子太干了，想喝点酒。”站在我身旁的那听差译给我听。
“怎么，他喜欢喝酒？”
“这种人都这样。”听差回答说，笑了笑，朝他摆了摆手。
歌手脱下帽子，抡了抡吉他，走近旅馆。他仰起头，面朝站在窗边和阳台上的先生女士们。“Messieurs et mesdames，”他用半意大利半德国的口音和魔术家对观众讲话时用的那种语调说，“si vous croyez que je gagne quelque chosse,vous trompez;je ne suis qu'un bauvre tiaple.”[10]他稍稍停顿，沉默了一会儿，但由于没有人掏给他一个子儿，他又举一下吉他说：“A prèsent,messieurs et mesdames,je vous chanterai l'air du Righi.”[11]上边的听众没有吭声，但仍站在那里等着听下一支歌曲；下边的人群中发出了笑声，也许是因为他说的话好奇怪，而且也因为没有人给他任何东西。我给了他几个生丁，他很利落地把这几个钱从一只手扔到另一只手上，塞进坎肩的口袋里。接着他戴上了帽子，又唱起了他称为I'air du Righi的、优美动听的蒂罗尔歌曲。他留到最后唱的这支歌，比先头唱的歌更为动人，在人数增多了的人群中，从四面八方都响起了阵阵赞叹声。他唱完了这支歌，又一次抡了抡吉他，脱下帽子，把它托向自己身前，向窗前挪近两步，又把那句不好理解的话重复了一遍：“Messieurs et mesdames,si vous croyez que je gagne quelque chosse.”看来，他以为这句话说得很巧妙很俏皮，可是从他的声音和动作中，这会儿我看出了他的某种犹豫和孩子般的胆怯，这跟他那矮小的身材一样特别显眼。那些斯文的听众依然在灯光照耀下的凉台上与窗口旁风姿优雅地站着，他们的华服盛装光彩照人。有些人温文尔雅地谈着话，看来是在谈论那个伸着手站在他们面前的歌手，有些人带着好奇的神态俯视着这个矮小的黑身影，从一个阳台上传来了一位年轻姑娘响亮而欢快的笑声。下边人群中的交谈声和笑声越来越响。歌手第三回重复了他那句话，不过他的声音更微弱了，甚至没有把话说完就又把拿着帽子的那只手向前伸去，但又立即缩了回来。那聚在一起欣赏他的歌声的成百个衣着华丽的人们中仍然没有一个人扔给他一分钱。人们毫无同情心地大笑起来。我觉得那小个子歌手显得更小了，他一只手拿过吉他，另一只手把帽子举在头上，说：“Messieurs et mesdames,je vous remercie et je vous souhaite une bonne neit.”[12]然后又戴上了帽子。人群中爆发出开心的大笑声。那些在安闲地交谈的漂亮的男士和女士们从阳台上慢慢走掉了。人们重新在林荫道上散起步来。在唱歌时寂静了一阵的街道又热闹起来，只有几个人没有向歌手走过来，而是从远处瞧着他发笑。我听见那小个子歌手在嘟哝着什么，转了一下身子，那身影仿佛变得更小了，他迈着快步向市里走去。那些边瞧他边散步的开心的人们仍在不远处目送着他，笑着……
我十分的惘然，搞不明白这一切是什么意思。我站在原来的地方，不知所以地瞧着那个在黑暗中渐渐远去的小个子歌手，他正迈着大步向市内迅速奔去，同时我瞧着那些嘲笑着目送他的散步的人们。我感到很难堪、很痛苦，更主要的是，我为那个小个子，为那一群人，也为我自己感到丢脸，好像是我在向人家讨钱，而人家什么也没给我，还对我加以嘲笑一样。我也没有回头张望，便怀着被钻痛的心，快步地向瑞士饭店门口走去。我只觉得有一种沉重的、无法解脱的东西堵在我的心头，压迫着我。
在气派而明亮的饭店门口，我遇上一个很礼让的看门人和一个英国家庭。一位壮健、魁梧、相貌堂堂的男士，蓄着黑黑的英国式络腮胡子，头戴黑色帽子，胳膊上搭着一条毛披巾，手里拿着一根贵重手杖，跟一位身穿奇特的绸质连衣裙、头戴饰有闪亮的缎带和极华美花边的帽子的太太手挽着手，懒洋洋地、自命不凡地走着。与他们并排而行的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小姐，戴着一顶精致的瑞士女帽，帽上插着一支羽毛，á la mousquetaire[13]，帽子下面她那白皙脸蛋的周围，垂着又软又长的淡褐色鬈发。在他们的前面，有一个十来岁的脸颊绯红的小妞在跳跳蹦蹦，从异常精致的裙花边下露出一双白白胖胖的小膝盖。
“多美的夜晚呀！”当我从他们身边走过时，那位太太用甜滋滋的欢欣的嗓音说。
“嗯！”那英国人懒洋洋地哼了一声，看来，他在这世上活得太惬意了，所以连话也懒得说。这种人似乎都觉得活在世上是如此安宁、舒适、干净、轻松，就连他们的动作和脸色也都表现出对任何旁人的生活的冷漠。他们相信，看门人会给他们让路，会向他们鞠躬；他们一回来，就会有干净舒适的床铺和房间；他们相信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有权利充分享受这一切。因此我突然不由自主地把那个疲惫不堪、也许正饥肠辘辘的、羞愧地躲开嘲笑他的人群的流浪歌手跟他们这种人作了对比。我终于明白了，那像石头一般压在我心头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并对他们这种人感到难以名状的气愤。于是我就在这个英国人身旁来回走了两次，每次都不给他让路，还用胳膊推他一下，觉得有说不出的痛快，然后我走下门口的台阶，摸着黑朝那个小个子消失的地方跑去。
我赶上了在一起行走的三个人，向他们打听歌手在哪儿。他们笑了，指给我说，他就在前面。他一个人快步地走着，没有人向他靠近，我觉得他还在气嘟嘟地嘀咕着什么。我赶上了他，建议他与我一起去个地方喝瓶酒。他依然那样快步地走着，而且不满地回头瞅了瞅我，但他明白是怎么回事，便停下脚步。
“好吧，既然您如此盛情，我只好从命了。”他说，“那边有一家小咖啡店，可以上那儿去——那是一家普通的店。”他指着那家还在营业的小酒吧补充了一句。
他说的“普通的”一词倒不由得使我决定不想去那家普通的咖啡店，而是到那些冷漠的听众住宿的瑞士饭店去。尽管他惶惶不安地几次谢绝去瑞士饭店，说那儿太奢华了，可是我坚持要去，他也就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乐滋滋地挥了挥吉他，跟着我一起沿着堤岸往回走。在我刚来到这歌手的身边时，有几个在闲步的人就凑了过来，想听听我说些什么，这会儿他们一边在嘀嘀咕咕，一边尾随着我们来到饭店门口，也许是盼着这个蒂罗尔人再演唱点什么。
我在过道里遇到一个侍者，便向他要一瓶葡萄酒。侍者微笑着，瞧了瞧我们，他不给任何回答，便跑过去了。我又向领班的侍者提了同样的要求，他神情严肃地听完我的话，又把这胆怯而矮小的歌手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绷起脸吩咐看门人把我们领到左边的一个厅室去。这个左边的厅室是个招待普通顾客的酒吧间。在室内的角落里有一个罗锅的女佣在洗餐具，整个室内只摆有几张没上过漆的木桌子和几条长板凳。来招待我们的侍者露出温和却又带嘲笑意味的笑容瞧着我们，而且把两手插在两边的口袋里，一边跟那个洗餐具的罗锅女人嘀咕着什么。显然，他很想让我们明白，他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要比这歌手高得多，然而他对侍候我们不但不感到委屈，反而感到挺好玩。
“您要普通的葡萄酒吗？”他带着傲慢的神情问，一面对我的这位同伴挤挤眼，一面把一块餐巾从一只胳膊转搭到另一只胳膊上。
“要香槟，拿最好的！”我尽量摆出极傲慢极神气的样子说。可是香槟也罢，我所装的傲慢和神气的样子也罢，对这个听差都毫不起作用。他冷笑了一下，瞧着我们稍站了一会儿，不慌不忙地看了看他的金表，然后迈着慢悠悠的步子走出餐室，仿佛散步似的。他很快拿着酒回来了，另外还跟来了两个听差。那两个听差在洗餐具的女人旁边坐了下来，带着开心的关注和温和的微笑欣赏我们，就像父母在可爱的孩子们快乐玩耍的时候欣赏他们一样。只有那个罗锅的洗餐具的女人似乎不是带嘲笑而是同情地瞧着我们。在这些听差火辣的目光下，跟这位歌手侃聊虽然使我感到很难堪很不自在，可是我仍然尽可能大大方方地去做自己的事。在灯光下我把他看得更清楚了。他是个体格匀称、很有力气却很瘦小的人，几乎是个矮子。一头像鬃毛似的黑发，一双大大的黑眼睛泪汪汪的，不见睫毛，那张俊俏的小嘴异常招人喜欢。他蓄着短短的连鬓胡子，头发也不长，衣着极为寒酸。他邋邋遢遢，衣衫褴褛，皮肤晒得黑不溜秋，总之，像一个干粗活的人。与其说他像个艺人，不如说他像个穷小贩。只有他那湿润明亮的眼睛和那抿起的小嘴倒有些独特动人之处。从外相看，他的年纪约在二十五至四十之间，实际上他三十八岁。
他显然真心实意地叙谈了自己的生平。他是阿尔戈维亚人，年幼时便失去了双亲，又没有其他亲人。他从未有过什么财产。他学过细木工手艺，可是在二十二年前，他的一只手患了骨疽病，干不了活。他打小就喜欢唱歌，所以就去唱歌了。老外们有时丢给他一点钱。他就买了一把吉他，干起这一行来了。十八年来就在瑞士和意大利各处流浪，在旅馆饭店门前卖唱献艺。他的全部行装就是一把吉他和一个钱袋，而他的钱袋如今仅有一个半法郎，这就是他今晚的膳宿费。他每年都来一趟瑞士，跑遍最好的旅游胜地，如苏黎世、卢塞恩、因特拉肯、沙穆尼等等，这已是第十八回了。他经过圣·贝尔纳德前去意大利，又经过圣·哥达或萨瓦返回去。如今连走路都感到费劲了，因为他受了风寒，双腿发疼，他把这称为关节炎，病得一年重于一年，再加上视力和嗓音也差了。虽然如此，眼下他还要去因特拉肯、埃克斯累班，再经过圣·贝尔纳德前往意大利，那是他特别喜欢去的国度。总的说来，他似乎很满意自己的生活。当我问他为什么要回老家去，那边是否有亲戚，是否有房子和地产的时候，他那张小嘴仿佛打了褶一般，抿成一个快乐的微笑，接着他回答我说：
“Oui,le sucre est bon,il est doux pour les enfants!”[14]说着向听差们挤挤眼。
我一点不懂这话的意思，可是那几个听差都笑了起来。
“我一无所有，要不我怎么这样东奔西跑呢？”他向我解释说，“我之所以要回去，就是因为故乡总有些让人挂念的东西。”
于是他露出狡黠自满的微笑再次重复了这句话：“Oui,le sucre est bon.”并温和地笑了起来。听差们也都高兴地哈哈笑了，惟有那个洗餐具的罗锅女人用她那双仁慈的大眼睛瞧了瞧这小个子歌手，并替他拣起在谈话时从凳子上掉下地的帽子。我知道那些流浪的歌手、玩杂耍的乃至变戏法的都喜欢称自己为艺人，所以我好几次对我的交谈者示意说他是个艺人，可是他根本不承认自己有这种身份，很简单，他认为自己所干的事仅是一种谋生手段而已。我问他，他所唱的歌是不是他自个儿创作的，他对这样奇怪的问题深感惊讶，他回答说，他哪能创作呢，这些全是古老的蒂罗尔民歌。
“那首里吉歌呢？我想，它不是古老的民歌吧？”我说。
“是的，那是大约十五年前创作的。在巴塞尔有一个德国人，是个绝顶聪明的人，这首歌就是他作的。多么优美的歌呀！您要知道，这是他为旅游的人创作的。”
随之他把这首里吉歌的歌词译成法文念给我听，显然，他很喜欢这支歌：
要是你想上里吉走走，
到维吉斯前无需把鞋穿上，
因为可乘轮船前往。
从维吉斯前去要拿上粗拐杖，
一手还得牵着一位小姑娘，
行前得有杯美酒饮饮。
不过莫要饮得太过量，
因为谁想畅饮，
谁就得先效力一番……
“哦，多么优美的歌呀！”他下结论说。
那几个听差大概也觉得这支歌棒极了，因此都向我们靠过来。
“那么，曲子是谁谱的呢？”我问。
“没有谁，就是这样的，您知道，这是唱给老外听的，所以得有点新鲜玩意儿。”
当听差们给我们拿来了冰块，我便给我这位交谈者倒了一杯香槟。他看起来有点不好意思，便回头瞧了瞧那些听差，在凳子上有些坐立不安。我们碰了碰杯，祝愿艺人们身体康健。他饮了半杯，觉得应该思索一下，便深思地扬扬眉毛。
“我好久没有喝过这样的酒了，je ne vous dis que ca[15]。意大利的d'Asti[16]酒是不错的，可是这种酒更棒。哦，意大利！那里多好呀！”他补充说。
“是呀，那里的人都很珍视音乐，珍视艺人。”我这样说，意在引他回到当晚他在瑞士饭店门前一无所获的事上来。
“不，”他答道，“就音乐来说，我在那边不能给任何人以满足。意大利人自己就是世界上很难得的音乐行家，而我只不过会唱些蒂罗尔歌曲罢了。这对于他们毕竟还新鲜点儿。”
“那里的先生女士们是不是慷慨些呢？”我继续说，希望他同情我对瑞士饭店的旅客们的愤慨，“那里不至于像此地一样吧？在一个住着阔佬的旅馆里，上百人听一个歌手唱歌，居然分文不给……”我的问话完全没有产生我所预期的效果。他竟没有想到生他们的气，反而以为我说的话是对他那得不到一点酬报的才能的责备，所以就竭力向我作解释。“不是每次都能得到很多报酬的，”他回答说，“有的时候嗓子不佳，疲累了。要知道我今儿个走了九个钟头的路，差不多唱了一整天。真够呛呀。那群好摆架子的老爷们呢，他们有时候不大喜欢听蒂罗尔歌曲。”
“不管怎么说，哪能什么都不给呢？”我重复了一次。
他没有搞懂我的意思。
“那倒没什么，”他说，“这儿主要是on est très serré pour la police[17]，这是个事儿。根据这个共和国的法律，这儿是不准唱的，而在意大利您可以到处去唱，没人会对您说三道四。在这儿，他们要是高兴让您唱，就让您唱，要是不高兴，就会让您蹲大牢。”
“怎么会呢，真的吗？”
“真的，如果警告过您一次，您还是去唱，他们就会抓您去蹲大牢。我已经蹲过三个月了。”他笑嘻嘻地说，仿佛这是他的一次最愉快的回忆似的。
“唉，这真可怕！”我说，“为什么要这样？”
“他们共和国的法律就是这么定的嘛，”他继续说，也来精神了，“他们不愿想一想，穷人好歹也得活嘛。假如我不残废，那我就会去干活。我唱歌又怎么着，难道我唱歌会害着什么人？这是什么世道呀？富人可以想怎么活就怎么活，而像我这样的a un bauvre tiaple[18]已经没法活了。这算什么共和国法律呢？如果这样，那我们就不要共和国了，不是这样吗，先生？我们不要共和国，我们要……我们要……”他犹豫片刻说，“我们要的是实事求是的法律。”
我又往他杯里斟了酒。
“您没有喝呢。”我对他说。
他端起杯子，向我鞠了一躬。
“我明白，您要干什么，”他说，一边眯起一只眼睛，用手指吓了下我，“您要灌醉我，看我出洋相，可是这您办不到。”
“我为什么要灌醉您呢？”我说，“我只不过想让您快乐一些。”
他大概有点懊悔了，因为他误解了我的用意，对我有所不恭。他显得不好意思了，便欠起身子，捏了捏我的胳膊肘。
“不，不，”他带着请求原谅的表情说，并用他那双湿润的眼睛瞧着我，“我不过是开下玩笑罢了。”
随后他说了一句挺含糊、挺机巧的话，那意思是说，我毕竟还是个好人嘛。
“Je ne vous dis que ca!”[19]他最后说。
就这样，我和歌手继续喝着酒，聊着天，而那几个听差仍然无所顾忌地瞧着我们，似乎还在嘲笑我们。虽然我谈得正欢，可我不能不注意他们，说实话，我越来越恼火。其中一个听差站起身来，走到这小个子歌手跟前，瞧瞧他的头顶笑了起来。我对瑞士饭店的住客们本来已窝了一肚子气，还没有来得及往某人身上撒，老实说，眼前这伙听差着实把我拱火了。这时候，那个看门人没有脱帽走进餐室，把胳膊肘支在桌上，坐到我的旁边。这最后的情境刺痛了我的自尊心或虚荣心，让我气炸了，终于使窝在我心头的强压着的那股气宣泄了出来。为什么我一人在大门口时，他对我低三下四地鞠躬，而这会儿，因为我跟一个流浪的歌手坐在一起，他便不讲礼貌地跟我并肩而坐呢？我怒气冲天，心里沸腾着一种我所暗暗喜欢的愤怒，因为当我出现这种愤怒时，我甚至会兴奋起来，至少在短时间里会给我肉体和精神的全部能力增添不寻常的应变性、能量和力度。
我从座位上一跃而起。
“你笑什么？”我对那听差嚷了起来，感到自己脸色变白，双唇不禁打颤了。
“我没有笑，我就是这样的。”那听差答道，一边往后退。
“不，你们在笑这位先生。这儿坐着客人，你们有什么权利来这儿坐着呢？不许你坐！”我大喊道。
那看门人嘀咕着什么，站起身向门口走去。
“这位先生是客人，而你们是听差，你们有什么权利嘲笑他，而且跟他坐在一起呢？刚才吃晚饭的时候，你们为什么就不取笑我，不坐在我的旁边呢？是不是因为他衣着寒酸，是在街头卖唱的？就是因为这个，又因为我穿的是好衣服。他虽然穷，可我相信，他比你们好一千倍。因为他不欺侮任何人，而你们却欺侮他。”
“可我没说什么，您干吗这样呢？”我的对头——听差胆怯地答道，“我并没有妨碍他坐嘛。”
那听差没有听懂我的意思，我说的德语算是白费了。粗鲁的看门人本想出来替这听差帮腔，我当即狠剋了他一通，他也装作不明白我的话，只挥了挥手。那洗餐具的罗锅女人可能看到我火冒三丈的样子，怕闹出乱子来，或者是认同我的看法，向着我，便尽量站到我和看门人之间，一边劝他别言语，一边说我有理，请我消消气。“Der Herr hat Recht;Sie haben Recht.”[20]她再三说。这位歌手则显出一副惶恐的、可怜巴巴的神色，他显然搞不明白我为什么发火，要干什么，便求我赶快离开这儿。可是我心头火气越来越大，非说个痛快不行。我想起了一切：那嘲笑他的人群，那些分文不给他的听众，我无论如何也不想罢休。我想，假如那些听差和看门人不肯让步，我很乐于跟他们较量一番，或者拿起棍子照着那无力自卫的英国小姐的脑瓜上敲上一敲。这会儿我若是在塞瓦斯托波尔，我会乐意冲进英国人的壕沟大砍一阵。
“你们为什么把我和这位先生领到这间餐室，而不领到那个餐厅呢？啊？”我责问那个看门人，并抓住他的胳膊，不让他走开，“你们有什么权利凭外表决定这位先生要待在这个餐室，而不是待在那个餐厅呢？难道所有付了钱的人在饭店里不是平等的吗？不单在共和国，就是在全世界也都一样的。你们的共和国讨厌透啦！……这就是所谓的平等！你们不敢把英国人领到这个餐室来，可是那些英国人却正是白听这位先生唱歌的人，就是说，他们每个人从他那儿偷去了应该付给他的几个生丁。你们怎么敢指定这个餐室给我们用呢？”
“那个餐厅关了。”看门人答道。
“不，”我嚷了起来，“瞎说，那个餐厅没有关。”
“那您知道得更清楚啰。”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撒谎。”
看门人转过肩膀从我身边走开了。
“哼！有什么说的！”他嘟哝着。
“不，不是‘有什么说的’，”我大嚷起来，“得马上领我到那个餐厅去。”
不管那罗锅女人怎么劝说，也不管那歌手一再求我回去为好，我还是把领班的侍者叫来，让我和我的伙伴一起去到另一个餐厅。领班的侍者听见我说话发狠，看见我脸色激动，便没有跟我争吵，而是带点鄙薄的神情谦让地说，我爱去哪儿就去哪儿。我未来得及向看门人证明他撒谎，因为在我走进另一个餐厅之前，已不见他的人影了。
这个厅确实是开着的，灯烛辉煌，有一个英国人和一位太太坐在一张桌旁就餐。虽然侍者把我们带到一张特别的餐桌上，但我和这个肮里肮脏的歌手就在那个英国人旁边就座，并吩咐把那瓶没喝完的酒给我们拿过来。
那两个英国人起先感到惊讶，随之恶狠狠地瞧了瞧那半死不活地坐在我旁边的小个子，他们相互嘀咕着什么，那女人竟把盘子一推，站了起来，绸缎连衣裙沙沙作响，接着就走掉了。我看到那英国人在玻璃门外边恶狠狠地对一个侍者说着什么，一面不断用手指指我们这边。那侍者把头伸进门来瞧了瞧。我正兴头十足地等着他们来撵我们出去，这样我便可以把自己的一肚子怒气朝着他们发泄出来。好在他们没来找我们的茬，但当时我还为此而感到不快。
起先不肯喝酒的歌手这会儿把瓶里所剩下的酒匆匆地一饮而尽，他是想尽快地离开这儿。不过我感到他深情地感谢了我的款待。他那双泪汪汪的眼睛变得更加泪汪汪、亮闪闪了，他对我说了一句挺古怪、挺含糊的感谢话。可是他的这句话总归还是让我听了很愉快，那话的意思是：若是人人都像我一样尊重艺人的话，那他就好过了。他还祝我万事如意。我和他一起走到过道上。几个听差和我的那个对头——看门人都待在那儿，看门人好像是在跟他们说我的坏话。他们似乎都把我视为疯子。我要让这位小个子歌手跟这里所有的人显得平等，所以尽可能表现出自己的恭敬态度，脱下帽子，紧握着他那只手指又干又瘦的手。那些听差对我装出毫不理睬的样子，其中一人发出了冷嘲的笑声。
歌手鞠个躬，便消失在黑暗中了。我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想通过睡觉消去这一切印象以及那突现在我心头的愚蠢而幼稚的愤恨。可是我觉得自己过于激动了，难以入睡，所以又出去到外边走走，以便让自己平静下来。说实话，除此之外，我还隐约希望寻个机会跟那看门人、听差或英国人干一仗，让他们意识到他们的冷酷，尤其是他们的不公平态度。然而，除了那个一看见我便背过身去的看门人之外，我没有遇到任何人，于是我只好独自在堤岸上来回漫步。
这就是诗意的奇怪命运。我稍稍平静下来后思忖着。人人都喜欢诗意，寻求诗意，在生活中盼望和寻求一种诗意，可是没有人承认诗意的力量，没有人珍视世界上这种最美好的东西，没有人珍视或感谢那些把这种最美好的东西给予人们的人。去问问所有住在瑞士饭店的旅客中随便哪个人：“何为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所有的人，或者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会带嘲弄的表情对您说，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乃金钱也。“也许这种思想您不喜欢，不合于您的崇高理想，”他会这样说，“可这有什么法子呢？既然人类的生活就是这样安排的：唯有金钱能给人以幸福。我就不能不让我的理智去看现实的世界，”他补充一句，“也就是去看真实。”你的理智很可怜，你所盼望的幸福也很可怜，你就是个连自己也不知道需要什么的不幸的家伙……为什么你们全都离开祖国、亲人、工作和财物，而拥到这个瑞士的小城卢塞恩呢？为什么今晚你们大家都跑到凉台上，肃静地倾听这个矮小的叫花子唱歌呢？如果他还愿意再唱下去，那你们也还会默默地听下去的。难道为了钱，哪怕是为了百万钱财，就能把你们赶出祖国，聚集在卢塞恩这个小角落里吗？为了钱就可以使你们走到凉台上，肃静地、一动不动地站上半个钟头吗？不，是有一种东西在驱使你们这样的，它永远会比生活中各种其他动力更有力地推动你们：那就是对诗意的需求。你们没有意识到它，不过你们却感觉得到它，只要你们身上还有一丁点儿人味，就会永远感觉得到的。“诗意”这个词你们听来会觉得可笑，你们常用这个词来嘲笑和责难人，你们允许娃娃们、傻小姐们去爱诗意的东西，即便那样，你们也嘲笑他们；你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然而娃娃们看待生活的眼光是很健康的，他们喜爱并知道人所应该爱的东西，以及能给人以幸福的东西，可是你们已被生活搞糊涂了，蜕化变质了，所以你们会去嘲笑你们所爱的这一种东西，专门去找你们所憎恨的、造成你们不幸的东西。你们变得如此不明事理，因此你们竟不懂你们对这个给你们带来纯洁享受的贫穷的蒂罗尔人所应尽的义务，可同时你们却认为自己有必要不管利益和乐趣向一个勋爵低三下四，而且心有所图地为他牺牲自己的宁静和安适。多么荒唐，多么不可思议的荒谬！可是今晚最使我惊讶的还不是这件事。这种对于提供幸福的东西的无知，这种对于诗意享受的无意识，我几乎很能理解，或者说，这种事我在生活中遇到多了，所以已看惯了。众人那种粗暴而无意识的冷酷对于我来说已不是新鲜事了。不管那些替群众心态作辩护的人怎么说，即使群众是一些好人的共同体，但是他们因接触到兽性和卑劣的方面，所以表现出来的只是人类天性的弱点和冷酷。而你们作为爱自由、讲人道的民族的儿女们，你们这些基督徒们，你们这些真正作为人的人，怎么竟以冷酷和嘲笑去回报一个不幸的乞讨者带给你们的那种纯洁的享受呢？不过话说回来，你们的祖国没有乞丐收容所。没有乞丐，不该有乞丐，也不该有乞丐现象所赖以存在的怜悯感——可他是付出劳动的呀！他带给你们快乐，他乞求你们把你们多余的一丁点东西赐给他作酬劳，因为你们已享用了他的劳动。然而你们却带着冷冷的微笑，从你们光彩夺目的高楼大厦中把他当作稀罕物去观赏，在你们百来个有福气的阔佬中却没有一个人扔给他一点点东西！他满心羞愧地离开了你们，而一群无聊的家伙却跟在后边嘲笑他，他们不去羞辱你们，而是去羞辱他——是因为你们冷漠、无情、不知羞耻；是因为你们白白享用了他带给你们的快乐，就是因为这个他们去羞辱他。
“1857年7月7日，在卢塞恩那家下榻着富豪们的瑞士饭店门前，一个流浪行乞的歌手，曾唱歌、弹吉他达半小时之久。有百来人听了他的演唱。歌手曾三次请求大家给他点什么。没有一个人给他一点东西，许多人还嘲笑他。”
这不是杜撰，而是真事，有人愿意的话，可以到瑞士饭店的常客那里去调查一下，也可以查阅一下报纸，看看那些于7月7日在瑞士饭店住宿的老外是些什么人。
这就是当代历史学家们应该以火热的、抹不去的文字记录下来的一个事件。这件事比报刊上、史书上所记述的事实更重要，更严肃，并且更有深远的意义。说什么英国人再次杀戮了上千的中国人[21]，是因为中国人没有拿钱币去买他们的货物，而他们国家正要吸收货币；说什么法国人又杀死了上千个卡比耳人[22]，是因为庄稼在非洲长得好，还因为经常打仗有利于军队训练；说什么土耳其驻那波利的公使不可能是犹太人；说什么拿破仑皇帝在Plombieres[23]散步，并且通过报刊使老百姓相信，他不过是秉承全体老百姓的意志去治理国家的：这统统是掩盖或表明早已举世皆知的事实的胡话。而7月7日发表于卢塞恩的事在我看来却是十分新鲜古怪的，它与人类天性中一贯的丑陋面无关，而是属于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现象。这种事不是人类活动史的资料，而是进步和文明史的资料。
这种没有人味的事无论在德国、法国或意大利的任何乡村里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为什么在这里，在这个高度文明、自由平等的地方，在这个最文明民族的最文明的旅游者所云集的地方却能出现呢？为什么这些在一般情况下能从事各种正直、人道事情的有教养、懂人道的人们都没有用人类的同情心去干点个人的善事呢？为什么这些人在自己的议会里、集会上和社会中热烈关心在印度的未婚中国人的境况，关心在非洲传播基督教和教育，关心设立改善全人类的协会，而在自己的心灵中却缺乏人对人的那种普通的、原始的感情呢？难道他们没有这种情感吗？难道在议会里、集会上和社会中支配着他们的虚荣心、名利心已占据了这种感情的位置？难道被捧为文明的人的理智和自私的共同扩展，会消灭那种本能和友爱的一致要求，或与之相矛盾吗？难道这就是那种为之流了那么多血、犯了那么多罪的平等吗？难道各个民族像孩子似的，光听到“平等”一词就会成为幸福的人吗？
在法律面前平等？难道人的整个一生都是在法律范围内度过的吗？生活中仅有千分之一是属于法律范围的，其他部分都是在法律之外，在社会的风习和见解的范围内度过的。在社会中，一个听差穿得比一个歌手好，他便可不受惩罚地去欺侮歌手。我穿得比听差好，也可以不受惩罚去欺侮听差。看门人认为我高于他，而歌手比他低；当我和歌手待在一起的时候，那看门人便认为自己跟我们平等了，便变得粗鲁无礼起来。我对看门人一蛮横，看门人便承认自己比我低。听差对歌手一蛮横，歌手也承认自己比他低。在一个国家里，即使一个公民没有伤害任何人，也没有碍着任何人，只是为了不被饿死而去干一种他能干的事，居然也被关进大牢，难道这就是自由的国家？就是人们所称的绝对自由的国家？
一个为正当解决自己生活需要而被抛到这个善恶、事件、见解、矛盾等永远在动的无边海洋中的人，确是一种不幸的、可怜的造物！人们世世代代拼搏着、劳作着，为的是把善推向一边，把恶推向另一边。多少世纪过去了，无论在哪儿让一个不偏不倚的人站到善与恶的天平上称一称，天平都不会摆动，在它的各头有多少善，就有多少恶。只要人学会不说长论短，不认真积极地去思索，不去回答那些向他提问只是为了永远得不到解答的问题，那就好了。只要他明白各种见解既是错的、又是对的就好了。说它错，因为它片面，因为人不可能把握全部真理；说它对，因为它反映人类意向的一个方面。在这种永远变化的、无穷的、无限纷杂的善恶混合中给自己做出了划分，在这种海洋中划出假想的界线，并期待这个海洋按这种假想分开，似乎就没有从根本不同的视角，在另外的方面做出的无数其他的划分似的。诚然，世世代代都在形成这些新的划分，可是许多世纪过去了，无数的世纪也将会过去。文明乃善也，野蛮乃恶也；自由乃善也，奴役乃恶也。正是这种臆想出来的知识毁灭着人类天性中那些本能的、最快乐的对于善的原始需求。那么由谁来给我下这样的定义：何为自由，何为专制，何为文明，何为野蛮？这个同那个之间的界限何在？谁的心灵里具有这样确定不移的善恶尺度，使他能够度量出那些稍纵即逝的纷乱的事情呢？谁有那么大的智慧，即便在静止的过去中也能把握和衡量一切事情呢？谁又看见过善与恶不同时共处的那种情况呢？我又何以知道我看见一种东西多于另一种东西，不是因为我站的地方不适当呢？谁又能在理智上哪怕完全脱开人生一会儿，以便独立超然地观察一下人生呢？我们有一个，而且只有一个绝不会犯错误的指导者，即指导世界的神灵。他洞悉我们大家和每一个人的心，给每一个人注入追求合理事物的愿望。正是这位神灵让树木朝阳光生长，让花卉在秋天里撒下种子，让我们不知不觉地相互贴近。
正是这一个永不会犯错误的、善良的声音压制着文明喧嚣而急促的发展。谁更大程度上是人，谁更大程度上是野蛮人呢？是那个见了歌手的破衣烂衫便愤然拂手而去，也不肯拿出自己财产的百分之一去酬劳歌手，这会儿正吃得饱饱的，坐在明亮宁静的房间里，平静地谈论中国的事情，并认为在那边进行屠杀是正义行动的英国勋爵呢，或是那个冒着坐牢危险，口袋里只有一个法郎，二十年来跋山涉水，四处流浪，从来没有害过任何人，而是用自己的歌声去愉悦别人，今天又受到侮辱、差点儿被人撵出门外，又累又饿，蒙受羞辱，已经跑到某处烂稻草上去睡觉的小个子歌手呢？
此时此刻，在夜的死一般的沉寂中，我远远地听到从城里传来那位小个子的琴声和歌声。
“不，”我不禁对自己说，“你没有权利怜悯他，也没有权利为勋爵的富贵而愤愤不平。有谁称量过这些人中每个人内心的幸福呢？或许他眼下正坐在某处肮脏的门槛上，眺望着月色皎洁的苍空，在寂静、芳香的夜色中欢乐地歌唱，他心中坦然：无怨，无恨，无悔。可是有谁知道，在这些富贵人家的高墙大院内人们这会儿在心里谋算着什么呢？谁能知道他们的心里是不是像这小个子歌手心里一样，有那种无牵无挂、甜美的生活喜悦和跟世界的和谐呢？允许并安排这一切矛盾存在的神的仁慈和圣明是无边的。唯独你，一条渺小的蠕虫，居然胆敢无法无天地去试探他的法则、他的意图，唯独你觉得有矛盾存在。他正从那光辉灿烂、高不可测的九霄温存地俯视着并欣赏着你们大家所寄身于其间的那充满矛盾、永恒运动着的无限和谐。你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想要摆脱这些放之四海而皆通用的法则。不行呀，你既然对那些听差怀着猥琐鄙俗的愤慨，那你也就得对永恒和无限的和谐需要做出回答……”
1857年7月18日
张耳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