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功能主义主张文化的功能研究，文化是以满足人与社会的需要为核心，并以其功能与社会整体发生联系。[1]将功能主义的相关研究成果运用于各个学科领域已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用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研究尤其是佛教音声文化研究却并不多见，项阳《功能性、制度、礼俗、两条脉——对于中国音乐文化史的认知》[2]等文以及“佛教音声的系列研究”[3]应该是一种新的实践与探索。文章不仅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功能、礼乐与俗乐的关系、佛教音声的世俗性、佛教音声与民间乐社及其道教用乐的相通性与一致性进行了深层挖掘，而且还架构形成了“功能、制度、礼俗、两条脉”的研究理念。本文在借鉴功能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秉承“功能性、制度、礼俗、两条脉”多维研究理念，确立了“音声为用”的视角。

“音声”是佛教中的固有理念，要想发挥佛教功能，音声实为必须。作为一种实用性的艺术，佛教“音声为用”实质上体现了“功能与需求”的双重对接。在以信仰崇拜为基本理念的文化意识中，佛教音声的持久生命力来源于它对社会的适应性调整与服务功能，在“宗教与世俗”的双重结构中彰显出不同的功能，并随着功能的不同而呈现出动态的演变。不论是佛教戒律下印度佛教音声体系的“释、俗”建构，还是佛教传入中土“改梵为秦”[4]的主动调整，抑或是国家意识形态之下的被迫变通以及行政举措下“俗曲佛用”传统的合法化，都揭示出适者生存的“为用”流变。可以说，“为用”是佛教音声存在的基础，也是佛教音声发展衍变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向度，其与以往最大的不同体现在佛教音声与其周围的社会生态环境尤其是“制度环境”的博弈研究中。

“博弈”的本质是趋利避害。不论是音乐戒律、伎乐供养、仪式仪轨，还是礼乐制度、乐籍制度，甚至是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都成为佛教音声“为用”变异的潜在条件。因此，佛教音声的“为用”研究，不仅涵盖佛教音声本身的“形成—应用”研究，而且亦包括佛教音声与世俗音乐的关系、佛教音声的流变与世俗社会环境的博弈研究。

取之于社会，用之于宗教，又折回到世俗社会。佛教并没有形成独立于世俗社会之外的音乐创作体系，“语言音调”[5]及其“世俗音乐”是佛教音声形成的根本。不论是专门创作，还是拿来为用，都是社会主流音乐创承体系的产物。如是，拿来世俗音乐去应用又形成了有别于世俗的宗教风格，服务于世俗社会又逐渐被世俗社会所积淀接衍，一个贯穿于“宗教”与“世俗”之间的“为用”意义凸显出来。从某种层面上而言，佛教音声与世俗音乐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圣、俗嬗变仅在“为用—制度”的博弈之间。因此，以“为用”为主线、以“制度”为暗脉成为本文研究的两个重要特征。

五台山位居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不仅是中国唯一一座汉藏并存的文化名山，也是汉传佛教南北派的荟萃之地，其青黄并济、南北合流、显密兼容的独特格局在中国佛教音声发展中实属罕见。从后赵佛法流布到元魏大规模的建寺度僧，到唐朝文殊圣域确立其引领全国的重要地位，再到元朝藏传佛教萨迦派（“花教”）的进入、明清时期格鲁派（“黄教”）的兴盛发展，独特的政治诉求以及文殊圣域的强大感召力使其一度成为皇家道场以及佛教音声文化发展的重镇，其发展的连续性、完整性及其丰富内涵在中国佛教音声中具有典型意义。恰如任继愈先生指出的那样：“五台山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很多方面都可以在五台山佛教文化的范围里体现出来。”[6]如是，以五台山作为研究对象方显出“为用”衍变的丰富性以及完整性。

将五台山佛教音声纳入中国佛教音声发展的整体脉络中进行透视，既把握外来宗教自身的特点，又接通宗教与世俗的内在关联。本书对佛教音声在“印度—中土”不同时空的流变过程进行宏观把握，以五台山佛教音声活态为用进行对接研究，形成上、下两篇之架构。上篇涉及印度与中土，主要从历史的角度对佛教音声体系的发展演变及其与世俗音乐关系进行整体把握，着重于佛教“从非乐到重乐”的历史流变及其“俗曲佛用”传统的形成；下篇则是从五台山佛教音声的“活态为用”中进行逆向考察。上、下两篇之间存在着相互佐证的关系，从“印度—中土—五台山”三个空间维度的比对研究，实质上是有回到原点、溯流探源之意。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将五台山佛教音声作为研究对象，不仅以此为核心纵向溯源至佛教音声在印度、中土的研究；同时还可以以此为基点，展开对国家典礼用乐、民间礼俗用乐甚至是道教音声的横向比对研究，从而形成纵横交错、点面结合的研究层次。在历史与活态的逆向考察中对“僧人从非乐—破戒奏乐—俗曲佛用—佛教音声与世俗社会多种功能用乐的相通性一致性”的衍化过程进行“为用”意义的考辨，是本课题立意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