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读“西厢”与说“混账话”

有诸内必形诸外。钗、黛二人心灵的巨大差异，必然会在许多具体的思想、行为中反映出来，同样形成巨大的差异。这里只择最突出的一点加以比较。我们冠其名曰“共读‘西厢’与说‘混账话’”，它可以表现出二人最根本的不同思想性质。

第二十三回，在众人刚入住大观园之初，贾宝玉“心满意足”了一阵子之后，心里又“不自在起来”，最后是了解他的茗烟，去到外间书坊内，“把那古今小说并那飞燕，合德，武则天，杨贵妃的外传与那传奇角本买了许多来，引宝玉看。”宝玉见了高兴万分，一日正携了一本《西厢记》躲在沁芳闸桥底下一块石头上坐着偷看，却被葬花的林黛玉走来撞着，宝玉开头还谎称是在读《大学》《中庸》之类，慌忙想藏起来，可怎能逃脱过林黛玉的眼睛，

黛玉笑道：“你又在我跟前弄鬼。趁早儿给我瞧，好多着呢。”宝玉道：“好妹妹，若论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歹别告诉别人去。真真这是好书！你要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一面说，一面递了过去。林黛玉把花具且都放下，接书来瞧，从头看去，越看越爱看，不到一顿饭工夫，将十六出俱已看完，自觉词藻警人，余香满口。虽看完了书，却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诵。

平日之间，宝、黛经常闹矛盾、纠葛，许多时候是林黛玉故意为难他，而这一次却很特别，当宝玉说这本书“真真这是好书！你要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时，黛玉不但没有像平时那样故意不屑一顾，而是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一口气读下去，还一面读一面记诵，因为她确是被此书征服了，觉得它“词藻警人，余香满口”。也就是被它的思想内容打动了。不仅如此，作者还让林黛玉用实际行动来立竿见影地加以证实。接下来，当贾宝玉用《西厢记》中的话和林黛玉开玩笑时（不完全是玩笑），林黛玉也立刻用“呸！原来是苗而不秀，是个银样蜡枪头”来予以回报。可以说，对这一类书，两人都够得上是“过目成诵”“一目十行”了。

这共读“西厢”的一幕，两人表现得如此融洽、默契，正是前面说到的心灵沟通的表现。这种沟通是自然而然的，丝毫也不能勉强。所以对薛宝钗来说，就绝对不会产生这样的沟通，而只能相反。

第三章我们曾经说过，第三十二回花袭人向史湘云介绍，薛宝钗有一次在贾宝玉面前鼓吹“仕途经济”时，

他也不管人脸上过的去过不去，他就咳了一声，拿起脚来走了。这里宝姑娘的话也没说完，见他走了，登时羞的脸通红，说又不是，不说又不是。……

可见，在思想情趣这一类事情上，贾宝玉与薛宝钗是冰炭不同器，没有共同的语言，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只是薛宝钗一厢情愿妄想凑合罢了。

不过，如果将二人的比较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那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申说两点。

第一，宝黛二人所爱读的《西厢记》这一类书，和今人心目中的概念完全不一样。对今天的人来说，它只是一种古代优秀的文学作品，你爱不爱读都不是一个什么问题。但在《红楼梦》的时代可就不同了，在当时，《西厢记》《牡丹亭》这样的脚本传奇都属禁书，是不准读的。当时还有所谓“壮不读《水浒传》，少不读《西厢记》”之说，道理很简单、明了：封建统治者怕血气方刚的中壮年人读了《水浒传》会加以效仿，起来造反；怕情窦初开的年轻人读了《西厢记》，青年男子会半夜去跳墙，与待月西厢的女子相会，这有伤风化，不成体统。因此，在当时的青年人去读《西厢记》，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文艺爱好的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而宝、黛二人如此倾情于这本书，实际上是一种思想领域内的大胆反叛，而不是一般“杂学旁搜”的阅读嗜好。

同样，薛宝钗所期望于贾宝玉去遵行的“仕途经济”，乃是要他去走应试举业的“正途”，这乃是一切封建士子必由之路，是适应封建统治者的需要，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

至此，我们就分明地看到，薛宝钗与林黛玉恰恰就成了两种相反政治倾向的代表，是在两股道上走的车，哪儿来丝毫的“合一”的苗头呢？而这两股道的走向，谁是谁非，谁进谁退，就无容再置喙了。

第二，一个人的思想或政治倾向的形成是有许多原因的。这些原因的不同，也就使得他们的这种倾向有程度的不同，态度的强弱也有差异。例如劝过贾宝玉要留意“仕途经济”的就还有一个史湘云，但显然，史湘云的这种倾向和态度就比薛宝钗弱得多；那次只不过因贾雨村又要求见贾宝玉，宝玉发牢骚时，她顺便说了那么一句，或许也是受了别人的影响吧？后来也未见再说过，比起薛宝钗的自觉态度来，自有很大的不同。

而林黛玉与薛宝钗则不但有着明显的不同思想倾向，而且两人各自表现得非常执着、强烈。

先说林黛玉吧，就在共读《西厢记》的同一回，写到黛玉别了宝玉后，走到梨香院墙角上，偶然听到那些唱戏女孩子在排演时唱的戏文，断断续续听到“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她先是觉得“十分感慨缠绵”，接着便叹息“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听到后面两句，竟“不觉心动神摇”，并联想起《西厢记》中的一些句子，凑到一起，“仔细忖度，不觉心痛神痴，眼中落泪。”林黛玉听到的是《牡丹亭》中一些最精彩的唱词，她初次接触，便如此动情，原因是《牡丹亭》和《西厢记》一样，同是写男女“至情”的作品，自然也都是与封建统治者“存理去欲”的根本原则、与“男女之大防”完全背道而驰的作品，所以它们也都成了清代的禁书。而林黛玉竟对它们如此倾倒，把感情完全融入其中，这就非常鲜明地表现了林黛玉的思想倾向。

林黛玉的这种情状，看来并非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与作品的思想感情真正的情感相投，息息相通，可说是到了浃髓沦肌的地步，也正因为如此，所以第四十回刘姥姥游大观园行酒令时，林黛玉因怕罚酒，一轮到她时，便脱口而出说了一句《牡丹亭》里的“良辰美景奈何天”，她不顾当时薛宝钗已经在“回头看着他”，仍引用了一句《西厢记》的曲词，念出“纱窗也没有红娘报”，这正说明这两本书已经深深融入了林黛玉的脑海，在情急之下，一种潜意识的作用就自然会把它带了出来，正像薛宝钗可以不假思索在要“金蝉脱壳”时自然把林黛玉拉出来做替罪羊的情形完全一样。

相应地，薛宝钗在表现自己思想倾向性的坚硬与执着方面，丝毫也不比林黛玉逊色。前面说到她因在贾宝玉面前鼓吹“仕途经济”被宝玉给以脸色而弄得“登时羞得脸通红”，花袭人心里反“倒过不去，只当他恼了。谁知过后还是照旧一样”。这和有一次贾宝玉无心把薛宝钗比作杨贵妃，她觉得受了羞辱而当场发作起来，登时予以还击的情形完全不一样，这种不一样，正反映了薛宝钗在表现自己思想倾向时的顽固性。她有一股犟劲，要“照旧一样”去坚持自己的原则和态度，不怕挫折，因为这是原则问题，所以也就不在乎贾宝玉这么一点耍脾气了。当然，我们还记得，薛宝钗不但在林黛玉行酒令念《西厢记》《牡丹亭》唱词时当面用眼去威胁她，事后还专门叫林黛玉去个别加以教训，大放厥词，说什么你我“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也就是说，你再这样下去，其结果就是“不可救”了！这是何等严重的大事！

钗黛二人不同思想倾向的严重性，其态度、立场的顽强性，又更进一步说明了二人的尖锐对立，何来“合二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