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西方学者的文明理论，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分析，准确把握
当今学术界，只要谈起文明起源问题，就会马上想到酋邦理论。这方面我们要感谢张光直、童恩正、谢维扬、易建平等人的努力。16酋邦理论对于我们认识中国文明的起源，的确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摩尔根、马克思、恩格斯的古典文化演进理论已过时。事实上，摩尔根与马、恩的有关理论对于我们认识中国文明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只是由于我们对摩尔根与马、恩的理论有时还了解得不够全面与透彻，从而造成了所谓“过时”的误解。下面，我们试以“部落联盟”“民族”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为例，加以讨论说明。
学术界曾普遍认为，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文明国家是在部落联盟的基础上产生的。部落联盟是平等的社会，而国家是不平等的阶级社会；部落联盟以血缘为纽带组织氏族成员，而国家“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部落联盟的各部落仍然有自己独立的居地，而国家则是不同的氏族、不同部落的人杂居在同一块土地上。总之，部落联盟与国家之间的变化实在太剧烈、太急速。事实上，国家的形成、文明的产生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部落联盟与文明国家之间应该有一个过渡期，而酋邦理论恰好能解释这个过渡阶段。因此，有人认为，摩尔根与恩格斯的部落联盟理论已经过时，应该代之以塞维斯等人的酋邦理论来阐释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
然而，正如易建平先生在《部落联盟与酋邦》一书中所指出，这实在是对摩尔根、恩格斯理论的一大误解。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将北美的易洛魁人的社会组织划分为氏族—胞族—部落—联盟四个阶段；其中，部落联盟是易洛魁人野蛮时代的最后阶段，但是并没有由此发展为国家。摩尔根又以易洛魁人的社会组织为钥匙，首次解决了古希腊、罗马的原始社会组织之谜。但在具体分析时，又有某些不同。这就是在古希腊、罗马的社会组织中，除了与易洛魁人一样，有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之外，还在“部落联盟”之后有一个“民族”阶段，“民族”阶段之后才发展出国家。也就是说，在“部落联盟”与“国家”之间，还有一个“民族”阶段。而根据我们的理解，这个“民族”阶段正如目前大家所艳称的“酋邦”阶段一样，具有过渡到“文明国家”阶段的意义。
1.民族与部落联盟的区别
摩尔根十分重视这个“民族”阶段，并明确地将其与其前面阶段的“部落联盟”区别开来。在谈到易洛魁人的部落联盟时，摩尔根指出：
在氏族社会里，如果没有部落作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联盟。……然而，严格地说来，“部落”和“民族”并不等同。在氏族制度下，民族尚未兴起；要等到同一个政府所联合的各部落已经合并为一体，就像阿提卡的雅典人四个部落的合并、斯巴达的多利安人三个部落的合并、罗马的拉丁人和萨宾人三个部落的合并那样，才有民族兴起。组织联盟的条件是各个不同领土范围内的独立部落；但合并作用却以更高级的方式将它们结合于同一领域之中，虽则各氏族和各部落的地方分离倾向仍将继续存在。部落联盟与氏族最为近似，但却非绝对等同。17
在这里，摩尔根明确指出，“部落联盟”与“民族”之间虽然“近似”，但非“绝对等同”。这个不同点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部落联盟”中虽然各部落联合起来了，但所联盟的各部落仍然居住在独自的领土范围内，而“民族”则是将各部落“合并”起来居住在“同一领域之中”。有关这种区别，摩尔根在《古代社会》的其他场合也有交代。如在第121页谈到易洛魁人的部落联盟时，摩尔根指出：“一个部落一旦分化为几个部落之后，这几个部落各自独占一块领土，而其领土互相邻接，于是他们便以同宗氏族为基础，以方言接近为基础，重新结合成更高一级的组织，这就是联盟。”又如在第65页谈到希腊的氏族社会时指出，部落联盟“在联盟的情况下，各个部落仍分别占据自己的领域”，而“民族，在一个共同领域内联合诸部落而形成一个氏族社会的集团，如阿提卡的四个雅典人部落和斯巴达的三个多利安人部落”。在第132页，摩尔根又对由四个雅典部落所组成的民族做了具体解释：“四个雅典部落就在阿提卡合并成为一个民族，其所以能合并，是由于四个部落杂居于同一地域，它们彼此之间的地域界线已逐渐消失。部落的名称和组织仍如以往一样地富有生命力，但独立领土的基础已不复存在。”
“部落联盟”与“民族”的第二点区别在于，“部落联盟”的各部落起源于同一氏族，属于同一血缘，而“民族”不必起源于同一氏族，不属于同一血缘。仍然是讨论易洛魁人部落联盟，摩尔根在《古代社会》第130页指出：“各部落在联盟中，在权利、特权和义务方面均处于平等地位。联盟制度的团结原则，并不仅仅是由相互保卫结成同盟这样一种利益中产生出来的，而更有其根深蒂固的基础存在于血缘关系的纽带之中。联盟在表面上是建立在部落的基础上，而推源溯始，其基础实在于共同的氏族。同一氏族的成员，无论他们分属于摩霍克部、鄂奈达部、鄂农达加部、卡尤加部或塞内卡部，彼此都是兄弟姊妹，因为他们是从同一位祖先传来的子孙，他们是以十分诚笃的态度来承认这种关系的。”被结成联盟的各部落“相信彼此确实出于同一血缘，这个共同的血缘比他们的方言还要古老”。
当“部落联盟”发展成为“民族”之后的情况又怎样呢？摩尔根指出：“四个雅典部落就在阿提卡合并成为一个民族，其所以能合并，是由于这四个部落杂居于同一地域，它们彼此之间的地域界线已逐渐消失。……当政治社会一旦在分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以后，分区所有的居民便成为一个政治团体，不拘其属于哪个氏族或部落，合并过程如此遂臻于完成。”既然已是“不拘其属于哪个氏族”，也就是不管其属于哪个血缘了。对此，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有更为明确的阐释。
雅典人比美洲任何土著民族都前进了一步：相邻的各部落的单纯的联盟，已经由这些部落融合为统一的民族（volk）所代替了。于是就产生了凌驾于各个部落和氏族的法权习惯之上的一般的雅典民族法；只要是雅典的公民，即使在非自己部落的地区，也取得了确定的权利和新的法律保护。……18
现在，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成员都遍布于全阿提卡并完全杂居在一起，因此，氏族、胞族和部落已不适宜于作为政治集团了：“大量的雅典公民不属于任何氏族；他们是移民，他们虽然取得了公民权，但是并没有被编入任何旧的血族团体。”
2.“民族”是比“部落联盟”更高级的发展阶段
“部落联盟”与“民族”之所以有如此区别，主要原因是两者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摩尔根在谈到希腊民族时十分明确地指出：
民族，在一个共同领域内联合诸部落而形成一个氏族社会的集团，如阿提卡的四个雅典人部落和斯巴达的三个多利安人部落。这种联合是比联盟更为高级的一个步骤。在联盟的情况下，各个部落仍分别占据自己的领域。
部落联盟虽在早期曾存在于某些例子中，而且也是由氏族组织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但却未产生重要的后果。雅典人的四个部落似乎是在合并以前曾有过联盟，当他们受到其他部落的压力而集中于一个领域内以后才开始合并。如果它们的情况确实如此，那么，多利安人和其他部落的实况也会是一样的。当这样一些部落合并成一个民族以后，除了用一个民族的名称来称呼它们以外，在语言中再也没有别的术语能表达这个产物了。（第220页）
在这里，摩尔根所说的“联合”是指“民族”，“联盟”则是指“部落”，而“联合是比联盟更为高级的一个步骤”。在更多的场合，摩尔根将“民族”的组织方式称为“合并”，来与“部落”的组织方式称为“联盟”相比照。摩尔根在谈希腊“民族”时指出：
联盟是趋向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因为就在这种氏族组织下产生了民族性。这个过程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合并阶段。四个雅典部落就在阿提卡合并成为一个民族。（第131页）
接着，摩尔根又谈罗马民族：
拉丁人和萨宾人氏族之合并成为罗马民族也是同样的发展的结果。所有的情况都相同，氏族、胞族和部落是前三个组织阶段。继之以联盟，作为第四阶段。……在氏族社会中，合并过程的产生晚于联盟。（第132页）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在摩尔根《古代社会》基础上写作而成的，其中有许多是对摩尔根著作的补充与发展。恩格斯在该书第一版序言中明确交待：“在关于希腊和罗马历史的章节中，我没有局限于摩尔根的例证，而是补充了我所掌握的材料。关于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章节，基本上是属于我的。”虽然材料已有所不同，但在氏族组织发展阶段的认识上，恩格斯得出了与摩尔根相同的结论。在谈到希腊人的氏族时，恩格斯指出：
希腊人，像皮拉斯基人以及其他起源于同一部落的民族一样，在史前时代，就已经按照美洲人的那种有机的序列——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组织起来了。……希腊人，在他们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已经站在文明时代的门槛上了。（第95页）
恩格斯认为，希腊人在“民族”之前，已经历了如同美洲人一样的氏族、胞族、部落与部落联盟四个阶段。而这个“民族”，“已经站在文明时代的门槛上了”。
3.“民族”过渡为“国家”
说“民族”已经到了文明时代的门槛，说明紧接着“民族”之后的就是文明时代了。那么，什么是文明时代呢？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九节“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中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因此，我们只要看看什么是国家，就知道什么是文明了。恩格斯对国家有明确界定：
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由血缘关系形成和保持下去的旧的氏族公社，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已经很不够了，这多半是因为它们是以氏族成员与一定地区的联系为前提的，而这种联系早已不复存在。地区依然，但人们已经是流动的了。因此，按地区来划分就被作为出发点，并允许公民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实现他们的公共权利和义务，不管他们属于哪一氏族或哪一部落。这种按照居住地组织国民的办法，是一切国家共同的。……
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不再同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直接符合了。这个特殊的公共权力之所以需要，是因为自从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已经成为不可能了。……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会所没有的。（第166—167页）
通过对照，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发现，“民族”与“国家”的这两个特点已经很接近了。
前文我们已讨论，“民族”区别于“部落联盟”的根本之处有两点：一是它以多个部落共同居住在一个地区，而“部落联盟”则是所联盟的各个部落仍独立居住在自己的地区内；二是它已是不问居住在同一地区内的人是来自哪一氏族，哪一血缘，而“部落联盟”则必须属于同一氏族、同一血缘。“民族”区别于“部落联盟”的这两个特点，恰好已经是“国家”所具有的第一个特点了。至于国家的第二个特点，在合并的“民族”中也有所显示了。
4.“民族”阶段也称“三权并立”阶段，或称“军事民主制”阶段
当雅典人的四个部落在阿提卡合并成希腊民族，拉丁人和萨宾人的三个部落合并成罗马民族之后，相应的权力结构也逐步形成了。这就是由酋长会议、人民大会和最高军事统帅所组成的“三权并立政府”。正如摩尔根所指出，虽然酋长会议早在氏族阶段即已出现，但军事统帅则是在“部落组成联盟以后始露头角”，至于人民大会，则是部落联盟再合并成“民族”之后才确立起来的。“当人们联合成一个民族之后，人口大量增加，他们定居于城郭之内，设置地产和畜产，于是才使人民大会成为一个政府机构。”由此可见，“三权并立政府”的出现，必然是在民族形成以后，就是由野蛮社会的高级阶段进入国家形成的过渡时期。摩尔根指出，三权并立“这种政府出现于进入高级野蛮社会”，而“一直维持到政治社会之形成，例如，在雅典人中，一直维持到酋长会议变为元老院，人民大会变为公民大会为止。这两种组织流传到近代变成议会、国会或立法机构的两院。同样，最高军事统帅也就是近代最高行政长官一职的萌芽”。
三权并立的政府，已经比较复杂了，它既是多线头的，又是多层次的。例如，在民族社会里，“酋长会议仍然存在，但无疑地在民众的压力下，感到在处理最重要的公务时不得不听从一个人民的大会的认可或否决。这就是人民大会的来源。这个大会并不提出任何措施。它的职能是认可或否决，它的决定是最后的决定。自从它开始出现以后，它即成为政府里的一个永久的力量。酋长会议从此不再通过重要的公共措施，而变成一个预先筹商的会议，其权力仅在于提出和制定法案，但这些法案只有通过人民大会才能发生效力”。而最高军事首领的设立是为了保护日益增多的财富和争夺共同居住的地区。这是三权并立政府的多线并行发展又互相制约。
在三权并立政府多线头的同时，形成了多层次。“在英雄时代，希腊部落都居住在城郭之内，由于经营农、牧和制造等业而臻富庶。于是需要增设新的职官、职权，并要有一定程度的划分。”作为军事最高首领的“巴赛勒斯还兼领祭司和法官之职权，……他似乎还是酋长会议的当然成员。这是一个地位崇高而不可缺少的职位，在战争上指挥部队，在城市内统领卫戍军，即有此大权，就使他获得同时影响内政的手段”。正因为这样的原因，“巴赛勒斯却不断地倾向于攫取新的权力而危及社会。酋长会议仍然是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可以说它代表了他们社会制度的民主原则，氏族也是如此，而巴赛勒斯却很快趋向于代表贵族政治的原则了”。但无论如何，“酋长会议按成规是统驭氏族、胞族、部落和民族的最高权力机构，而巴赛勒斯在行使职务时要向这个会议负责”（第250页）。这些都说明了民族时期三权并立政府机构以多层次、多职位为特征的复杂性。
以上所讨论的最高军事首领情况，我们限制在希腊、罗马的范围内。在这个范围内，摩尔根、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这三权并立时期实际上是部落合并成民族的时期。由于酋长会议、人民大会是民主的，而最高军事统帅则是由于战争的需要，有一定的掠夺与专制的性质，因此，他们便称这三权并立时期为“军事民主制时期”。
摩尔根在谈到希腊的军事统帅“巴赛勒斯”时指出：“巴赛勒斯是他们的司令官，在他们的社会制度下，这是我们所知道的级制最高、权力最大、地位最重要的一个职位。由于缺乏一个更好的名词来表达这种政府，所以希腊的著述者们就采用了巴赛勒斯一词，因为这个名词具有军事指挥职位的含义，而这个职位在当时的政府中已成为一个显著的象征。与巴赛勒斯并立者则有酋长会议和阿哥腊。如果对这种政府形式需要下一个更加专门的定义，那么，用军事民主制来表达它至少具有合理的正确性；而使用王国这一名词及其所必然包含的意义是错误的。”（第249页）因为“王国”是完全专制的政治国家型的，而三权并立时期的性质仍然是氏族的，其中酋长会议和阿哥腊（人民大会）是民主的，只是军事统帅有专权的倾向，所以称三权并立时期为军事民主制，以体现由氏族制向专制政治社会过渡的特点。
关于罗马民族时期的军事民主制，摩尔根提出了大致相同的判断：“最后一个组织阶段为罗马民族，如前所述，这是由三个部落合并组成的。就外表言，由一个议会（元老院）、一个民众大会（库里亚大会）和一位统帅（勒克斯）体现其最高组织。它还进一步体现为一个政府、一个军队组织和一个由各种教阶组成的全民宗教祭司团体。”“我们要感谢罗木卢斯的立法运动。因为这次立法运动力求在氏族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民族性和军事性的强大政权。……他们尽可能地把最大多数的氏族集中在一个新建的城市里，置于一个政府领导之下，并使他们的联合军事力量归于一个统帅指挥。其目的基本上是军事性的，为了称霸于意大利，无怪乎其组织采取军事民主制。”
这里再次强调的仍是“罗马民族”时期的三权并立政府，实际上已在“氏族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民族性和军事性的强大政权”，其民族性体现在“最大多数的氏族集中在一个新建的城市里”，其军事性体现在“使他们的联合军事力量归一个统帅指挥”，最后“为了称霸于意大利”。这就是罗马民族时期的“军事民主制”。
恩格斯在摩尔根的基础上，对希腊、罗马民族时期的三权并立政府所体现的军事民主制，做了进一步分析研究，最后得出了更为全面、深刻的总结：
亲属部落的联盟，到处都成为必要的了；不久，各亲属部落的融合，从而各个部落领土融合为一个民族（volk）的共同领土，也成为必要的了。民族的军事首长——勒克斯、巴赛勒斯、提乌丹斯——成了不可缺少的常设的公职人员。还不存在人民大会的地方，也出现了人民大会。军事首长、议事会和人民大会构成了发展为军事民主制的氏族社会的各机关。其所以称为军事民主制，是因为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
由摩尔根与恩格斯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在希腊、罗马氏族社会的最后阶段，实际上是：
民族阶段即三权并立时期，即军事民主制时期。
5.民族时期的军事民主制促成了国家的诞生
“民族”时期，是由氏族社会的最后阶段发展到国家文明的过渡时期。对此，摩尔根与恩格斯都有明确的论述，只是论述的角度有所不同。有时从“民族阶段”讲，有时从“三权并立”讲，有时从“军事民主制”讲。如前引恩格斯阐释“军事民主制”一段话，紧接着就指出，军事民主制将促进氏族社会解体，而向文明国家迈进的过渡性。恩格斯说：“军事首长、议事会和人民大会构成了发展为军事民主制的氏族社会的各机关。”说明这“三权并立”的“军事民主制”时期仍然是一个“氏族社会”。接着恩格斯解释说，“其所以称为军事民主制，是因为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这里又提出了“民族”，说民族时期的军事民主制的主要特点就是“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再接着，恩格斯便对这民族阶段军事民主制时期的战争及其组织的性质做了深刻阐述：
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那里，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他们是野蛮人：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以前进行战争，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进行战争，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
内部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掠夺战争加强了最高军事首长以及下级军事首长的权力；习惯地由同一家庭选出他们的后继者的办法，特别是从父权制确立以来，就逐渐转变为世袭制。人们最初是容忍，后来是要求，最后便僭取这种世袭制了；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的基础奠定下来了。于是，氏族制度的机关就逐渐脱离了自己在人民、氏族、胞族和部落中的根子，而整个氏族制度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人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旨在反对自己人民的一个独立的统治和压迫机关了。（第166—171页）
以上材料十分清楚地概括了在军事民主制下，民族阶段的氏族社会怎样逐步走向国家的整个演变过程。所以，恩格斯在叙述完了上述一段话之后，便下结论说：“这样，我们便走到文明的门槛了。”有关这种演变过渡的情况，有时候，恩格斯是从“民族”与“三权并立”的角度来论述的。如在谈到德意志人的氏族时，对“民族”阶段如何进到“国家”阶段，便有这样的概括：
一般说来，在联合为民族（volk）的德意志各部落中，也有过像英雄时代的希腊人和所谓王政时代的罗马人那样的制度，即人民大会、氏族酋长议事会和企图获得真正王权的军事首长。这是氏族制度下一般所能达到的最发达的制度；这是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模范制度。只要社会一越出这一制度所适用的界限，氏族制度的末日就来到了；它就被炸毁，由国家来代替了。
这说明，“民族”仍属于氏族制度，但也是氏族制度的最后的阶段，越过这一阶段，便是国家了。
恩格斯的这一判断，实际上来自摩尔根的研究。摩尔根在研究《易洛魁人的部落》时即已指出：“在氏族制度的基础上不可能建立一个政治社会或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基础是地域而不是人身，是城邑而不是氏族。城邑是一种政治制度的单元，而氏族是一种社会制度的单元。”而“民族”已具有一定程度的地域性质，因而已经与“国家”很接近了；当然，此时的“民族”在性质上仍属于氏族社会，还没有真正成为国家。“四个雅典部落就在阿提卡合并成为一个民族，其所以能合并，是由于这四个部落杂居于同一地域，它们彼此之间的地域界线已逐渐消失。”因而已具有国家的特征了，但是，此时这合并在一起的四个雅典“部落的名称和组织仍如以往一样地富有生命力”，一方面已具有国家的某些特征，另一方面又属于氏族社会阶段。这就是“民族”的双重性。正是这双重性，使“民族”具有从氏族社会进入国家政治社会的过渡性质。这种情况，在摩尔根所描述的罗马“民族”中也同样表现得很鲜明：
拉丁人和萨宾人氏族之合并成为罗马民族也是同样的发展过程的结果。所有的情况都相同。氏族、胞族和部落是前三个组织阶段。继之以联盟，作为第四阶段。……在氏族社会中，合并过程的产生晚于联盟；但这是一个必须经历的、极关紧要的进步阶段，通过这个阶段，才能最后形成民族、国家和政治社会。在易洛魁部落中没有出现这合并过程。
原译者在“才能最后形成民族，国家和政治社会”一句的“民族”后用顿号，但我们考察摩尔根全文的意思，“民族”与“国家和政治社会”之间不是同时平等的关系，而是前后递进的关系，所以改用逗号可能更恰当。现在，我们可以把上述摩尔根与恩格斯的社会演进图式归纳如下：
6.只有出现“氏族”阶段，才会随后出现国家
由上面的讨论，我们得到一个明确的认识，即在考察文明起源问题时，应该特别重视“部落联盟”之后的“民族”阶段。因为只有这个阶段才出现氏族制向国家的过渡。这个民族阶段又是以三权政府为特征的，同时体现出明显的军事民主主义色彩。虽然在摩尔根和恩格斯的著作中都指出，军事首领在部落联盟时期的二权政府中即已出现，摩尔根甚至有时也称美洲的部落联盟时期二权政府为军事民主政府。对此，易建平先生已经指出过。但是在部落联盟时期的军事首领与民族时期的军事首领，所发挥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在部落联盟时期的“军事首领仅仅在出征时才能发布命令”，军事首领这个职称可以由氏族成员任意撤换，也“可以暂缺”。而在民族阶段，军事首领在三权政府中“成了不可缺少的常设的公职人员”（恩格斯语），成了“级别最高、权力最大、地位最重要的一个职位”，它还“不断地倾向攫取新的权力而危及社会”，并且“很快地趋向于代表贵族政治的原则了”（摩尔根语）。它对外实行掠夺战争，对内变选举制为世袭制，从而导致了国家的产生。因此，只有民族时期的军事民主制才是氏族社会的最后阶段，才与国家的起源发生关系。而部落联盟时期的军事民主制不是氏族社会的最后阶段，与国家的起源还有一段距离。在美洲易洛魁人的这个部落联盟时期的军事民主制与国家的起源根本没有关系，因为美洲易洛魁人发展到部落联盟这个阶段之后，就再也没有发展成民族阶段，更没有出现国家。摩尔根在分析希腊人与罗马人的各部落“联盟”基础上合并成“民族”时指出：“在氏族社会中，合并过程的产生晚于联盟，但这是一个必须经过的、极关紧要的进步阶段，通过这个阶段，才能最后形成民族、国家和政治社会。在易洛魁部落中没有出现这合并过程。”因此，“当我们发现美洲的时候，这里既没有任何一种政治社会也没有任何一个国民，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任何文明”。恩格斯也指出：“易洛魁人在其中生活了四百余年，而且直至今日还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制度，就是如此。我依据摩尔根，详细地叙述了这种制度，因为我们在这里，有可能研究还不知有国家的社会组织。”以上关系，只要我们翻阅摩尔根《古代社会》在叙述易洛魁人与希腊人、罗马人的社会制度时所开列的目录即可明了：
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目录里，易洛魁人只发展到“联盟”为止。而希腊人与罗马人则在部落联盟之后有“民族”阶段，“民族”之后又专列“政治社会”一章，以论述其国家建立的状况。
总之，在摩尔根、马克思、恩格斯的古典文化演进理论中，“部落联盟”始终不是氏族社会的最后高级阶段，因而也不产生国家，只有希腊人、罗马人、德意志人在“部落联盟”之后产生的“民族”，才是氏族社会的最后最高阶段，正是这个“民族”阶段，才过渡到“国家”的产生。与“国家”相联系的“军事民主制”也只能指“民族阶段”的“三权政府”，而不是指联盟阶段的“二权政府”。
以上我们花了较大的篇幅讨论摩尔根、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军事民主制”“三权政府”与其前面阶段的“部落联盟”及与其后面阶段的“国家文明”之间的关系，旨在举例说明，我们对于西方学者的文明理论，一定要做全面分析，综合理解，然后准确把握。对于当今大家热衷称道的塞维斯的“酋邦制”、弗里德的“分层理论”、卡内罗的“限制理论”等，也必须持有这样谨慎的态度，因为这是我们对中国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展开全面讨论的基础。如果我们对赖以指导的理论本身理解有误，那么所有的讨论都将建立在沙漠之中。这就是本文所强调的第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