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芳民兄与我先后同学，且是几十年的老同事，前一段时间他将一部沉甸甸的书稿《李杜韩柳的文学世界》转来，我有机会第一时间拜读。因我自己手头还有其他事，故读得较慢，读完后感慨颇多，也想借这个机会谈谈自己的阅读体会。

本书以唐代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四位作家为讨论重点，围绕他们的人生遭际、政治理想、个性品格、家世家风、文学创作几个方面展开论述，从多个角度对这四位作家做出新的挖掘，揭示其独特的个性品格与杰出的文学创造。书末另附有四篇论文，涉及到唐代张九龄、岑参、李商隐与宋代苏轼四位作家，或考证其生平事迹，或分析其作品，重在掘隐发覆，阐述新意。全书研究讨论的对象，主要是唐代诗文创作领域的经典作家，故其分析论述，也围绕着作家作品展开，以揭橥作家文学创作上的独特价值与贡献为其旨归。

回顾近四十年来的古代文学学术史，可以说唐代文学研究在古代文学的断代研究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以总集的整理而言，由周勋初先生任第一主编的《全唐五代诗》正在陆续出版，由陈尚君先生独立完成的《唐五代诗全编》也即将付梓。这两项工作应该是继清人编《全唐诗》以来最重要、创获最多的学术工程。别集的整理起步早，成果更多，几乎一流作家的作品都有了新整理的本子，有些还有不止一种整理本。以芳民兄重点讨论的李杜韩柳来说，都有新的整理本面世。如李白集整理，先有安旗先生等撰的《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巴蜀书社1990年，中华书局2015年更名为《李白全集编年笺注》）推出，接着有詹锳先生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最新出来的是郁贤皓先生的《李太白全集校注》（凤凰出版社2016年）。杜甫集的整理，继萧涤非先生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推出，很快又有谢思炜先生撰《杜甫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出版。韩愈集的整理，有阎琦先生的《韩昌黎文集注释》（三秦出版社2004年）。柳宗元集整理，有尹占华、韩文奇两位的《柳宗元集校注》（中华书局2013年）。此外，张九龄、王维、孟浩然、岑参、白居易、元稹、李商隐、杜牧等也有很好的新整理本，有些还有不止一种整理本，如孟浩然、岑参、白居易等。其三，在新文献的发布和研究方面也有“井喷式”的推出。与唐代文学关系密切的如陈尚君先生的《贞石诠唐》，胡可先先生的《唐代诗人墓志汇编（出土文献卷）》等。其四，海外汉文文献的整理与海外唐研究成果的译介也是很可观的。以我比较熟悉的师友而言，大陆学人张伯伟、郑杰文、尚永亮、蒋寅、程章灿、杜晓勤、查屏球、查清华等都有持续的新成果问世。我自己也曾与日本友人松原朗教授合作主编《日本学人唐代文史研究八人集》。还有其他方面的新突破，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应该说，无论与古代文学其他断代研究相比，还是与其他历史时期的唐代文学研究相比，这个成绩单都是很骄人的。简言之，经过几代学人的黾勉苦辛，共同努力，将唐代文学的基础研究推向了一个学术高原。

这样的高原状态既是好事，但也会对持续的研究形成瓶颈，产生困境，因为天然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文献的原始资源也是有限的，包括地下出土的新文献，之所以会“井喷”，与近百年特别是近几十年的农田水利与“铁（路）公（路）机（场）”建设有关，进入后开发时期或者新发展时期，继续依赖资源的发展理念，可能要升级换代。同理，在三、四、五十年代的老辈学者的成就面前，六、七、八十年代的中青年学人如何面对问题，如何接受挑战，如何形成自己的学术制高点，这是中青年同道应该思考并回答的问题。

芳民兄用自己的创获做出了回应。他的成果不属于以上几类，应该属于专题研究一类。已有的文献整理为深入的理论性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术平台，也使得整个唐代文学研究可以在一个更广阔的高原上展开。芳民兄脚踏高原大地，既仰望星空，又扎扎实实，展开了自己对唐代文学高峰的学术攀登。

通览全书，感觉作者立论的突出特点是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或就具体问题做探索开掘，或就具重大意义的论题展开讨论，所有论题，力求言之有物，提出作者的新见，不作浮泛空论。按照我个人的肤浅理解，芳民兄的探索在已有的基础上，又攀登出自己的新高度。同时，他不是亦步亦趋地走别人的老路，而是尝试着探索自己的新路径，并从以下几方面做出自己新的拓展：

首先，是从重文心诗艺的探索向重史事拓展。传统的诗文研究侧重于对作品内容形式的讨论，往往把作者活动的环境当作背景来处理。本书第一部分讨论谪仙李白的遭际与诗文，其中《“从璘入幕”与暮年冤愤》一章篇幅并不大，全篇就李白在“安史之乱”爆发后“从璘入幕”的史实，梳理郭沫若、安旗、邓小军等的观点，结合对此时期李白作品的解读，来为李白“附逆”的说法辩白洗冤。作者对往事与回忆特别重视，故讨论李白以《怅惘旧事与记忆重构》命题，侧重的是李白记忆丰厚的晚年遭际。解读杜甫也专设《往事回忆与故国之思》一章，仍围绕着杜甫晚年的颠沛流离，通过“回忆——思念”这一母题来透视杜甫的精神世界与作品意涵，对《壮游》《秋兴八首》《八哀诗》等系列作品做了体贴入微的新诠释。

其次，从重作家履迹考索向重文化史事拓展。讨论柳宗元的论著已经不少，本书《家族图谱与家世记忆》一章从柳宗元的墓志碑铭类作品入手，比较他与其他作家撰写此类文章的总数、为家族成员所撰文章的比例，说明他睦族敦亲的文化行为，与守护作为关中郡姓的“河东柳氏”的士族传统息息相关，若再联系中唐以来士族日渐沦替，那么柳宗元的良苦用心就更有了某种悲壮的意味。《传道有遗稿》一章则围绕着传为韩愈所作的《论语笔解》展开论述，得出其为时任国子学官的授课讲稿的结论，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形塑新道统领袖韩愈的学术形象。

第三，从重传统功夫向兼采学术新方法拓展。马克·吐温说：“如果你唯一的工具就是一把锤子，那么你就会把所有的问题都看成钉子。”查理·芒格据此倡导建立“多元思维模型”。芳民的新著并不特别标榜新理论新方法，他是结合研究对象和所要讨论的问题，移形换步，随物宛转，或从文化与文学，或从历史与文学，或从宗教与文学，或从贬谪与文学等不同角度切入；方法上，既有文史结合、考证辨析等传统方法，也有家族与文学、空间与文学、文化记忆与文学等新方法与理论。视角与方法的多样，使研究的深化得到了有力的支持。

第四，通过对经典的深入阐释，对大众阅读经典提供新的样本。芳民书中所论，无论是重点关注的李杜韩柳，还是旁及的张九龄、岑参、李商隐以及宋代的苏轼，都是获得定评的经典作家，他们的代表作，也都是文学经典，究竟如何致敬经典、阐释经典，可以见仁见智。但是，我认为芳民兄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样板。新样板的意义在于，它既不是人云亦云地稗贩一些老常识，也不是为了吸引眼球而故意标新立异。芳民兄是一位严谨的学院派学者，故他是在丰赡的资料和证据的基础上展开自己的探索和研究，他的解读会让我们对经典作家的作品获得全新的理解，也为打开并进入经典的内部世界指示新的路径。

据我所知，芳民兄除了将自己的学术新创获经之营之，构成宏论外，还能长期坚持教学一线，及时将学术新见在课堂上与学生分享，他以研究型教学获得师生的肯定。从做古典文学研究的角度看，芳民兄正值学术盛年，我诚挚希望他能在做好学校教学、学术服务的同时，给学界奉献更多的优秀新成果，是所愿矣。谨为序。

李浩

2021年10月20日匆匆于

故都西安，时疫情仍残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