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从璘入幕”与暮年冤愤
太白之从永王璘，世颇疑之，《唐书》载其事甚略，亦不为明辨其是否。独其诗自序云：“半夜水军来，浔阳满旌旃。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如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然太白岂从人为乱者哉？盖其学本出纵横，以侠气自任。当中原扰攘时，欲藉以立奇功耳。故其《东巡歌》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之句，至其卒章乃云：“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亦可见其志矣。大抵才高志广，如孔北海之徒，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难。议者或责以璘之猖獗，而欲仰之以立事，不能如孔巢父、萧颖士察于未萌，斯可矣；若其志亦可哀已。
——〔宋〕蔡启
中国古代的士人，大都以读书仕进为其人生的目标，因此，参与政治，在仕进上获得成功，也就是古代大多数士人努力的方向。唐代由于科举制度的实施以及由此带来的官员铨选方式的变化，为士人提供了较前代更为公平公正的晋身之阶，因此，唐人的用世热情空前高涨，关注现实、关心政治在文士群体中也就具有了广泛性。但就唐代文人而言，以通过参与政治、建功立业而显示其人生价值者，李白则是最具有典型性，也最具有悲剧性的一位。李白的一生，始终未曾忘怀政治，也未曾放弃过进入政治高层的努力。但就其平生之所历而言，其实质性地进入或参与到上层政治活动的，则大致只有两次：一次是天宝元年至天宝三载在长安为翰林待诏；另一次则为肃宗至德二载正月至二月的“从璘入幕”。这两次政治活动，无一例外都以失败而告终，而就其结果论，第二次的失败更惨，悲剧性更强。关于前一次活动失败之情形，上一章已有所讨论，而第二次活动，在李白生前即已议论纷然，且毁多而誉少。自宋代始，又成为李白批评的一个重要话题。到了当代，这一问题仍不时引起学人的讨论(1)。尽管围绕李白此次政治活动的议论，并非是一个新话题，但也不是没有再作讨论的必要。本章拟就此再作申论。
第一节 一片报国心
对于李白“从璘入幕”的议论，自古至今，都不能与对李璘东巡一事的评判完全撇开。毕竟李白的这一重要活动，其所关涉之中心人物是李璘，因此，对李璘及其东巡之举的评价，直接影响着对李白参与这一活动的认识。由于李璘的此次东巡，处于唐王朝全力对付“安史之乱”的重要时刻，其行为又明显与肃宗的旨意相悖，因此，无论是旧时史家的论述，还是今日诸多学人的评判，李璘大致都是受责备乃至被谴责者，由此也就造成了后世热爱李白的读者对李白“从璘入幕”这一政治活动评价的尴尬。从逻辑上讲，李璘若为叛逆，则李白即难以摆脱“附逆”之干系；而若李璘是冤枉的，则李白自然也当是蒙冤受屈者。为了摆脱逻辑上的尴尬，于是有人则把李璘与李白分别对待，即只认定李璘心怀不轨，图谋割据一方，并存有夺取大位之企图，而李白只是因不明就里而蒙受欺骗，从而将李白从“附逆”中解脱出来。这样的意见，无论就逻辑还是情理言，都不无道理。但是，如果对于李璘东巡之事与李白“从璘入幕”之心态，作更为深入的探讨，也许对于李璘与李白，会有更深入的认识，对李白性格与政治活动的悲剧性，也会有更深切的体察。
为了完整地说明问题，可先从李璘及其东巡之事的背景说起。
玄宗共有三十子，其中七子早夭，存者二十三子，而李璘乃玄宗之第十六子。安史乱起未久，潼关失陷，长安告急，玄宗因避寇而奔蜀。当此国家危难之际，玄宗诸子，自应担负起抗敌保国之责。玄宗在入蜀途中，也确有处分诸王以期挽救危局之举，但实际情况则是，能担负起重任而积极行动者，却没有几个人。这从天宝十五载七月十五日玄宗入蜀途中所发布的诸王分领诸道的制诏及其实际实施情况，即可以看出。《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载云：
丁卯，上皇制：“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马元帅，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都使，南取长安、洛阳。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陇西郡司马刘秩试守右庶子；永王璘充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都使，以少府监窦绍为之傅，长沙太守李岘为都副大使；盛王琦充广陵大都督，领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等路节度都使，以前江陵都督府长史刘汇为之傅，广陵郡长史李成式为都副大使；丰王珙充武威都督，仍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都使，以陇西太守济阴邓景山为之傅，充都副大使。应须士马、甲仗、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其诸路本节度使虢王巨等并依前充使。其署置官属及本路郡县官，并任自简择，置讫闻奏。”时琦、珙皆不出阁，惟璘赴镇。(2)
玄宗制诏所命诸王中，太子李亨在马嵬兵变后已与玄宗分兵北上，盛王琦、丰王珙“皆不出阁”，虢王巨等“依前充使”，真正衔命出镇的只有永王璘，因此，玄宗在危难之际赖以依靠者，实际上只有太子李亨、永王李璘二人。李亨与李璘，一北一南，成为当时唐王朝平叛大局的两个重要支点。而玄宗在奔蜀途中做出这样的处置，显然有自己居中指挥全局，待站稳脚跟后，再做调度反击安史叛军，直至平定叛乱、收复两京的意图。但是，太子李亨北上后，未得父皇同意而在灵武即位，使得玄宗的设想被打乱了。李亨即位，预示着指挥全国平叛的主导权父子易手，玄宗由原来的主导者将不得不退居后台。事实也正是如此。在玄宗不得不对太子即位予以承认后，肃宗也就在事实上成为平叛的最高领导者，以肃宗为首的全国平叛中心，也就成为全国视瞻之所在。
考察李璘的活动，需与这一时期玄、肃父子关系及肃宗指挥的全国平叛大局联系起来。围绕李璘在江陵的活动及至德元载十二月的东巡，有两点似乎未能引起后世批评者的注意与重视，而这两点，直接关系到对李璘在江陵的举措以及后来东巡一事的认识。
其一是至德元载十月所发生的房琯收复两京的陈涛斜之战的受挫与失败。关于房琯领兵收复两京事，《通鉴》卷二百一十九载：
房琯上疏，请自将兵复两京；上许之，加持节、招讨西京防御蒲·漳两关兵马·节度等使。琯请自选参佐，以御史中丞邓景山为副，户部侍郎李揖为行军司马，给事中刘秩为参谋。既行，又令兵部尚书王思礼副之。琯悉以戎务委李揖、刘秩，二人皆书生，不闲军旅。琯谓人曰：‘贼曳罗河虽多，安能敌我刘秩！’琯分为三军：使裨将杨希文将南军，自宜寿入；刘贵哲将中军，自武功入；李光进将北军，自奉天入。
……
房琯以中军、北军为前锋，庚子，至便桥。辛丑，二军遇贼将安守忠于咸阳之陈涛斜。琯效古法，用车战，以牛车二千乘，马步夹之；贼顺风鼓噪，牛皆震骇。贼纵火焚之，人畜大乱，官军死伤者四万余人，存者数千而已。癸卯，琯自以南军战，又败，杨希文、刘贵哲皆降于贼……(3)
房琯收复两京之役的挫败，最值得注意的是官军的伤亡人数：“官军死伤者四万余人，存者数千而已”，如果考虑到当时肃宗所能掌握军队的数量，这个死伤数字所引起的震动则不可小觑。回想当初李亨北上灵武，随从的军队在一段时间内可以说少得可怜。北上之初，父子分途，玄宗分其后军二千人及飞龙厩马于李亨，一路之上，李亨兵力寡弱，可谓行步维艰。《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载李亨北上至即位之初的兵力情况云：
太子至乌氏，彭原太守李遵出迎，献衣及糗粮。至彭原，募士，得数百人。是日至平凉，阅监牧马，得数万匹，又募士，得五百余人，军势稍振。(4)
到了至德元载七月即位灵武后，李亨下令河西节度使李嗣业将兵五千赴行在，又征兵于安西，行军司马李栖筠发精兵七千人，这时，所有兵力加起来亦不过万余人。兵力寡弱的情况，直至郭子仪自河北将兵加入，才有了较大的变化，所以《通鉴》卷二百一十八云：“郭子仪等将兵五万自河北至灵武，灵武军威始盛，人有兴复之望矣。”(5)
计此时肃宗所能直接掌控的兵力，总共也就六万余人。这是肃宗赖以直接指挥与安史乱军作战以及收复两京的资本。而陈涛斜一战，却几乎使肃宗所掌控的官军丧失了一大半，北方的平叛之战甫一开始，即遭受如此重大的挫折与损失，这对于以肃宗之平叛为视瞻所在的当时朝野心理的影响，不难想见。
其二是李亨即位后，玄、肃父子之间围绕全国平叛指挥权的微妙关系。李亨的宣布即位，对于作为父亲的玄宗来说有点始料未及。但李亨遣使来报，则也不得不接受既成之事实，让出皇帝之位，交出平叛的指挥权，但论其实，则是情非得已。因此，他在承认既成事实的前提下，仍宣布保留自己对军国大事的知情权与一定的处置权。对此，《旧唐书·玄宗纪》载云：
（天宝十五载八月）癸巳，灵武使至，始知皇太子即位。丁酉，上用灵武册称上皇，诏称诰。己亥，上皇临轩册肃宗，命宰臣韦见素、房琯使灵武，册命曰：“朕称太上皇，军国大事先取皇帝处分，后奏朕知。候克复两京，朕当怡神姑射，偃息大庭。”(6)
《通鉴》卷二百一十八亦载：
（至德元载八月）丁酉，制：“自今改制敕为诰，表疏称太上皇。四海军国事，皆先取皇帝进止，仍奏朕知；俟克复上京，朕不复预事。”(7)
不过，《旧唐书·玄宗纪》及《通鉴》记载的玄宗制诏内容并不全面，其中漏掉了玄宗保留其对平叛及国事处分权的相关信息。玄宗制诏乃贾至起草，为详悉原委起见，今节录其中内容如下：
……况我元子，其睿哲聪明，恪慎克孝，才备文武，量吞海岳，付之神器，不曰宜然。今宗社未安，国家多难，某英勇雄毅，总戎专征，代朕忧勤，斯为克荷，宜即皇帝位。仍令所司择日，宰相持节，往宣朕命。其诸礼仪，皆准故事，有如神祇简册申令须及者，朕称诰焉。衣冠表疏礼数须及者，朕称太上皇焉。且天下兵权，制在中夏，朕处巴蜀，应卒则难，其四海军郡，先奏取皇帝进止，仍奏朕知。皇帝处分讫，仍量事奏报。寇难未定，朕实同忧，诰制所行，须相知悉。皇帝未至长安已来，其有与此便近，去皇帝路远，奏报难通之处，朕且以诰旨随事处置，仍令所司奏报皇帝。待克复上京已后，朕将凝神静虑，偃息大庭，踪姑射之人，绍鼎湖之事……(8)（按：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以玄、肃父子当时所处的地理情势论，玄宗居巴蜀，于南方为近，肃宗处灵武，偏处西北，玄宗诰中“皇帝未至长安已来，其有与此便近，去皇帝路远，奏报难通之处，朕且以诰旨随事处置”数语，显然是要保留他处置乃至经营南方诸道的权力的，而玄宗之所以留此一手，当与他对以肃宗为首的北方平叛前景的顾虑有关(9)。
因此，当肃宗所指挥的北方收复两京之役，在首战即遭受重大损失与挫折的情况下，作为太上皇的玄宗，料想是不会无动于衷的。对局势的发展，他不可能不做出自己的评估，乃至预为绸缪。而经营江南以为根基，伺机反攻，或可为备豫之一策。毕竟此时安史乱军的兵力，还主要集中于北方，江南的广大地区，战乱尚未波及。在这种情况下，李璘作为玄宗当初制诏棋局中的重要支点的作用，也就凸显出来了。不过，玄宗在北方平叛失利的情况下，是否曾明令李璘经营江南，由于现存正史中的相关记载可能经过删改而无直接的证据(10)，但从间接的材料看，说李璘在江陵以及东巡的举动得到了玄宗的默许，或许并非毫无根据。李白《永王东巡歌》其一即称“永王正月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这里的天子，显然不是指肃宗而是玄宗(11)。因此，李璘的发兵东巡，极有可能是在执行玄宗之意图的。退一步讲，即便李璘没有得到玄宗的明示，但其行为在最初也未见玄宗表示明显的反对。因此，说李璘东巡，是在北方平叛遭遇重大挫折的背景下，得到玄宗默许所采取的一个行动，也许不是没有道理的(12)。
了解了李璘东巡与唐王朝当时平叛失利之间的关联，再来看李白的“从璘入幕”，对其入幕动机与心理也许会有更为深入的理解。
李白的应允入幕，应是旬日间做出的决定(13)，其间留下的诗歌较少，因此了解李白入幕心迹的资料委实不多，但《赠韦秘书子春》一诗，则可说是能够反映其入幕心迹最为重要的诗篇。因此，解读此诗，对于了解李白心迹便极为重要。为讨论方便，谨将全诗抄录如下：
谷口郑子真，躬耕在岩石。高名动京师，天下皆籍籍。斯人竟不起，云卧从所适。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惟君家世者，偃息逢休明。谈天信浩荡，说剑纷纵横。谢公不徒然，起来为苍生。秘书何寂寂，无奈羁豪英？且复归碧山，安能恋金阙？旧宅樵渔地，蓬蒿已应没。却顾女几峰，胡颜见云月？徒为风尘苦，一官已白发。气同万里合，访我来琼都。披云睹青天，扪虱话良图。留侯将绮里，出处未云殊。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14)
韦子春其人事迹，史料所载甚简略，仅知其曾为著作郎。但其显然是一个善于言谈的辩给之士，甚至不乏战国策士之风，这从李白“谈天信浩荡，说剑纷纵横”的描述不难看出。而从李白的赠诗，也大致可以看出其游说李白入幕之端倪。诗中有三个关节点，值得特别注意，即“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谢公不独然，起来为苍生”、“披云睹青天，扪虱话良图”。以下围绕此三点略作讨论。
李白在安史乱起后，曾一度有游说江南的宗室诸王起兵勤王的打算，并可能先后曾有劝说徐王延年与吴王祗之举(15)，只因无成，乃上庐山隐于屏风叠。这时的李白，是一个隐者的身份。而韦子春的游说李白，即是从分析评说隐居之价值开始的。论其实，李白本未必甘于隐居，因此，韦子春对隐居价值的否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吃准了李白的心思的。李白在诗中，一开始既从汉末隐士郑子真的隐居说起，在赞扬其“高名动京师，天下皆籍籍”之后，最终却对之做出了否定，以为“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从李白这几句诗语中，似乎可以看出韦子春当时游说的逻辑：徒隐无益，不如起而救世。李白诗中所写，表面看是赠韦子春的，实际上应即是李白通过诗对韦子春游说之意的表达，而说服李白由隐居而动下山之念，则是韦子春游说成功的第一步。
“谢公不徒然，起来为苍生”，以谢安出山挽救苍生来诱惑李白，是韦子春游说的第二步。李白一生仰慕谢安之为人，在诗中曾多次表达过对谢安东山隐居、风流潇洒，又审时度势，出山大济苍生，建立不世功业的赞赏与向慕。韦子春对于李白“尝高谢太傅，携妓东山门……暂因苍生起，谈笑安黎元”（《书情赠蔡舍人雄》）的诗句，想必熟悉，所以他抓住李白对谢安的追慕而说服李白，也应该是经过细致揣摩而搔到了李白的痒处的。有了谢公由隐而出山、起为苍生谋的典型，当此天下横溃，需要贤者力挽狂澜之时，李白之高卧山中，不闻世事，当然就显得不足为贵了。
不过，上述两节固然可使李白的隐居之念发生动摇，但第三点似更为重要，在促使李白作出入幕的决定上，可能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披云睹青天，扪虱话良图”，在中原贼势张炽，平叛前景黯然的情势下，韦子春以其策士的辩才，为李白剖析当时的形势，勾画李璘东巡的“良图”，自然会引起李白的极大兴趣，而“披云睹青天”，即应是李白闻听韦子春对当时形势分析后的心理感受。那么，韦子春何以能使李白产生如此感受？揆之情理，则不外以下两点。其一，即从房琯陈涛斜之役挫败失利的情况，说明李璘经营南方的重要意义；其二，即很可能说明了李璘东巡与玄宗当初入蜀途中制诏之意图以及经营江南的战略意义。李白与玄宗有着特殊的君臣遇合，自翰林待诏出京还山后，他常以“逐臣”自居，希冀有一天能够重获恩宠。以玄宗制诏来做游说，无疑会触动李白的君臣旧情。若再加上说明经营江南是玄宗的意图，李白焉能不起而投身其中？至若经营江南的终极目标，韦子春给李白所勾画的，可能就是“总江淮锐兵，长驱雍、洛，大功可成”（《新唐书·李璘传》季广琛语）。由此也就可以明白，韦子春的“扪虱话良图”，是如何鼓动起了李白的济世之心的。
总之，韦子春的到来，不仅为李白描述了李璘东巡的“良图”，而且为李白提供了其依靠李唐宗室力量实现其人生抱负的机会。而依靠宗室勤王平叛，施展济世才具，进而大拯横流，力挽狂澜，是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思谋已久的想法，且曾为此而私下游说徐王延年与吴王祗。韦子春勾画的“良图”，让李白当初游说徐王延年、吴王祗无成而熸然之余烬，又一次燃了起来。因此，李白的入幕，可谓是客观与主观相激荡的结果。李白的济世之念，经过韦子春的煽动，再次变得强烈起来，他的入幕也就极为自然了。只是他没有料到，自己会陷入一场险恶的政治斗争漩涡。未及两月，李璘即以“叛逆”而遭围剿，且很快兵败身亡，而他则被以“附逆”而论罪长流。然而原其初心，李白岂非大冤哉！？
第二节 暮年的冤愤
“从璘入幕”是李白一生从事政治活动的又一次失败，而且是一次很惨的失败。在永王璘兵败后，李白最为引人瞩目的，是经历了系狱与流放两重磨难。对此，李白都是备感冤枉的。无论是系狱期间，还是后来的长流夜郎，李白无不在诗文中表达出强烈的冤愤。比如浔阳系狱时，他曾先后写有《系寻阳上崔相涣三首》《狱中上崔相涣》《上崔相百忧草》《万愤词投魏郎中》等诗，为自己抱屈鸣冤。读《万愤词投魏郎中》一诗，不难体会李白当时的忧伤与愤激：
……南冠君子，呼天而啼。恋高堂而掩泣，泪血地而成泥。狱户春而不草，独幽怨而沉迷。兄九江兮弟三峡，悲羽化之难齐。穆陵关北愁爱子，豫章天南隔老妻。一门骨肉散百草，遇难不复相提携。树榛拔桂，囚鸾宠鸡。舜昔授禹，伯成耕犁。德自此衰，吾将安栖？好我者恤我，不好我者何忍临危而相挤？子胥鸱夷，彭越醢醯。自古豪烈，胡为此繄？苍苍之天，高乎视低。如其听卑，脱我牢狴。傥辨美玉，君收白珪。(16)
在被判长流夜郎后，李白的愤激虽不像系狱时那样直露，但含冤莫名的怨愤则仍盈溢于字里行间。比如流放途中在汉阳借祢衡的遭际抒愤云：
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黄祖斗筲人，杀之受恶名。吴江赋鹦鹉，落笔超群英。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鸷鹗啄孤凤，千春伤我情。五岳起方寸，隐然讵可平？才高竟何施？寡识冒天刑。至今芳洲上，兰蕙不忍生。(17)
蒙赦放还时所作《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复之美书怀示息秀才》中，他仍然为自己的系狱与流放抱屈：
黄口为人罗，白龙乃鱼服。得罪岂怨天？以愚陷网目……悲作楚地囚，何由秦庭哭？遭逢二明主，前后两迁逐……弋者何所慕？高飞仰冥鸿……(18)
不仅李白本人深感冤屈，后世论李白者，也多有为其含冤作辩解者。宋人庄绰即云：
唐《旧史》云永王“璘生于宫中，不更人事，其子襄城王
又勇而有力，遇兵权，为左右眩惑，遂谋狂悖。璘虽有窥江左之心，而未露其事。吴郡采访李希言乃平牒璘，大署其名，璘遂激怒，牒报曰：‘寡人，上皇天属，皇帝友于，地尊侯王，礼绝僚品。柬书往来，应有常仪。今乃平牒抗威，落笔署字，汉仪堕紊，一至于斯！’乃使浑惟明取希言，希言在丹阳，令元景曜等以兵拒之。”则李太白初从其行，盖璘未露其迹。不然，岂肯从其为逆者也？而李希言署名平牒，故欲激之，亦可罪矣！今《新书》皆略而不载，不特璘之本谋便为犯顺，至于翰林之贬，犹为轻典矣。(19)
而苏轼为李白辩解，则以为李白从璘入幕，乃是受到璘之迫胁：
太白之从永王璘，当由迫胁。不然，璘之狂肆寝陋，虽庸人知其必败也。太白识郭子仪之为人杰，而不能知璘之无成，此理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辨。(20)
但无论庄绰还是苏轼的辩护，还都是以李璘有心存谋逆或其乃狂肆寝陋之徒为前提的，这就造成了逻辑上的困境，因为从《唐律》的角度看，如果李璘犯了叛逆之罪，则李白之“从璘”，无论如何是难以摆脱相应处罚的(21)。这样一来，李白对其系狱、流放之反复称冤，冤又在何处呢？
后人对李白的辩解，因脱离了当时的情境，或不免出现认识上的偏差，因此，分析李白因“从璘入幕”而导致的系狱、流放二事之冤，还是回到当时的情境中去为好。
先说李白的系狱之冤。李璘兵败后，李白旋即系狱浔阳。关于李璘东巡与玄宗之间的关系，上文已述。从《通鉴》所载看，自肃宗知晓李璘有东巡之意，即命璘归觐于蜀，璘不从命，由此肃宗就开始了剿灭李璘的军事调度与安排。至德元载十二月，肃宗“置淮南节度使，领广陵等十二郡，以（高）适为之；置淮南西道节度使，领汝南等五郡，以来瑱为之；使与江东节度使韦陟共图璘”(22)，至至德二载二月，李璘兵败身死，其子玚亦死于乱兵。李璘之败，故不免有其狂疏的原因，而肃宗之处心积虑，亦甚显然。无论如何，这是一场手足之间的残杀！李璘及其子之死，对肃宗而言，则不免产生伦理道德上的拷问。就中国传统道德而言，杀死手足兄弟，无论如何于道德上都是大有亏欠的，因此，面对李璘父子之死，肃宗心中自然不免会有“将何以对天下”的纠结。同时，也还有如何面对父皇的窘迫。就玄宗而言，李璘与李亨兄弟间的手足相残，是他所不愿看到的。大约出于对李璘的保护，玄宗曾经主动下诏处置李璘。玄宗诏今存，谨节录如下：
诏曰：臣子之节，君亲是奉。或志怀干纪，当义在灭私。盖前王所以持法割恩，垂涕行戮。言念及此，叹息弥深……永王璘，谓能堪事，令镇江陵，庶其克保维城，有裨王室，而乃弃分符之任，专用钺之威，擅越淮海，公行暴乱。违君父之命，既自贻殃；走蛮貊之邦，欲何逃罪！据其凶悖，理合诛夷，尚以骨肉之间，有所未忍。皇帝诚深孝友，表请哀矜，虽解绶全体，礼可行于曩制；而削土勿王，义亦著于前史。昔广川有罪，废为庶人；常山免诛，爰将徙地。是用矜其万死，屈此九刑，宜宽伏锧之命，俾黜析珪之典。可悉除爵土，降为庶人，仍于房陵安置……朕夙存训诱，勖之忠孝，不虞孱懦，遂至昏迷。申此典章，弥增愧叹！(23)
《新唐书·李璘传》载，“璘未败时，上皇下诰：‘降为庶人，徙置房陵。’”(24)则此诰当下于李璘与李亨交战而璘尚未败死之时。李璘兵败的经过，《通鉴》卷二百一十九有如下记载：
时李成式与河北招讨判官李铣合兵讨璘，铣兵数千，军于扬子；成式使判官裴茂将兵三千，军于瓜步，广张旗帜，列于江津。璘与其子玚登城望之，始有惧色。季广琛召诸将谓曰：“吾属从王至此，天命未集，人谋已隳，不如及兵锋未交，早图去就。死于锋镝，永为逆臣矣。”诸将皆然之；于是广琛以麾下奔广陵，浑惟明奔江宁，冯季康奔白沙。璘忧惧，不知所出。其夕，江北之军多列炬火，光照水中，一皆为两，璘军又以火应之。璘以为官军已济江，遽挈家属与麾下潜遁；及明，不见济者，乃复入城收兵，具舟楫而去。成式将赵侃等济江至新丰，璘使玚及其将高仙琦将兵击之；侃等逆战，射玚中肩，璘兵遂溃。璘与仙琦收余众，南奔鄱阳，收库物甲兵，欲南奔岭表，江西采访使皇甫侁遣兵追讨，擒之，潜杀之于传舍；玚亦死于乱兵。(25)
自璘军与肃宗布置的江北讨伐军接战，到璘之败走鄱阳，应是数日间事。显然，玄宗对于李璘、李亨兄弟之间的战事极为关注，他于璘败走岭表之前下诰，当有保全李璘性命之用意。“据其凶悖，理合诛夷”，不过是门面话，而“尚以骨肉之间，有所未忍”，乃其真意之所在。同时，诰文也顾及了肃宗的体面，谓“皇帝诚深孝友，表请哀矜”，诰末再次申述其“夙存训诱，勖之忠孝，不虞孱懦，遂至昏迷，申此典章，弥增愧叹”，可以想见玄宗在面临李璘兵败时无奈的心绪。但是，玄宗此诰并没能保住李璘的性命，李璘在欲逃奔岭表之际，终为江西采访使皇甫侁擒获，潜杀于传舍。得此音讯，不难想象玄宗是如何的惊愕与伤心！而肃宗则不仅要面对天下的议论，更要对父皇有所交待，故其面对玄宗时的窘迫与愧赧，也是不难想象的。肃宗在得知李璘死亡的消息后，责备皇甫侁的所谓“‘既生得吾弟，何不送之于蜀而擅杀之邪”(26)语，实在是他心虚的表现。
李璘已死，其幕府僚属与手下将士，刹那间风流云散，肃宗在军事上取得了对其弟的胜利。但是，君臣兄弟间毕竟发生了一场手足相残的冲突，如何处理善后，也就是对李璘及其追随者、幕府僚属等一干人，做怎样的处理，则是肃宗在军事斗争平息之后倍感棘手的事。李璘之死，可能从军事上让他庆幸，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因此而使他在历史上留下“杀弟”的恶名。特别是面对父皇，愧赧也使他难以对李璘做出绝情的处理。关于肃宗在战事结束后如何处理李璘，《通鉴》未载，而《旧唐书·李璘传》谓是“肃宗以璘爱弟，隐而不言”(27)，《新唐书·李璘传》则谓“肃宗以少所自鞠，不宣其罪”(28)。由此可知，在处理李璘时，肃宗为了显示其兄长兼圣君的友爱与仁慈，采取了冷处理方式。但是，对李璘不宣其罪，对于李璘的余党僚属，则不能不做处理，而处理则又不能无名，这正是肃宗于李璘东巡一事之善后，在逻辑上难以两全的矛盾处。
由此来看李白在系狱期间的一再鸣冤，也就不难理解了。对“首犯”李璘的“不宣其罪”，可能导致朝廷官员在对李璘东巡以及这场战事性质判定上的无所适从。如果按照《唐律》的相关规定，李璘擅自发兵，又不遵君命，似可论叛逆之罪，但肃宗既已“不宣其罪”，李璘自然就被放过了。可是对于李璘之幕府与部下该如何处理呢？这就颇为困难了。李白在李璘兵败后入狱，时间大约在至德二载二三月间，而为宋若思脱狱释囚，则在至德二载八月前后，据此看，李白被系狱中，约有半年之久。按照《唐律》的规定，“徒罪以上案件上报尚书省，至多三十日即须将审批的复文发下，不得久事稽延，如稽留一日笞十，三日加一等。”(29)李白在狱中关押了半年之久，迟迟不能定罪，其原因，很可能即与李璘一案，地方官员因没有朝廷明确的定罪标准有关。既然肃宗对李璘“不宣其罪”，关押于浔阳狱中的李白，地方法官的审理，当然也就无法可依，而不能定李白之“罪”，又系狱不放，则李白之抱屈鸣冤，自是理有固然了。明乎此，李白因“从璘”而系狱之冤，就可以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
再说李白长流夜郎之冤。李白的长流夜郎，令人感到最大的惊诧在于，他是在经过崔涣、宋若思等人的洗雪，以无罪开释约近四个月后做出的，而且是在长安收复，玄、肃二帝返京，举国一片欢庆，肃宗宣布大赦天下的时候做出的。李白约在至德二载八月前后出狱，时宋若思即邀其加入幕府，李白有《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寻阳脱余之囚参谋幕府因赠之》诗记其事。自其中“自怜非剧孟，何以佐良图”的诗句，可知李白当时的感激之情，以及他是多么渴望能为宋若思的军事行动贡献力量。他还有《陪宋中丞武昌夜饮怀古》一诗，其中有“龙笛吟寒水，天河落晓霜。我心还不浅，怀古醉余觞”的诗句，亦可看出其在宋之幕府宾主秋夜畅饮的轻松与愉快。从这些诗句所流露的情绪看，李白真的以为，围绕“从璘入幕”所引发的灾祸已经过去，他现在不仅洗却了因误解造成的冤屈，而且还可以丹心昭天地、清白鉴日月了。但是就在这天地一新之际，他得到的却是“北阙圣人歌太康，南冠君子窜遐荒”（《流夜郎闻酺不预》）的长流处罚。“适遭云罗解，翻谪夜郎悲”（《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璟》）、“独弃长沙国，三年未许回”（《放后遇恩不沾》），李白真是感到不解与冤屈！问题是对本已做出处理的“从璘入幕”事，何以此时又旧谳复审，并又作出如此的重罚呢？
如果联系马嵬之变后，尤其是自玄宗入蜀后，玄、肃父子之间的微妙关系，追寻李白的这一悲剧，也许会得到一些答案。
自李璘兵败，玄宗与肃宗父子间的权力天平，已完全向肃宗一面倾斜了。在此之前，玄宗以太上皇的身份，不但向肃宗身边派遣使者，而且还直接任命重要官员(30)。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如贺兰进明所说的以玄宗为首的“南朝”和以肃宗为首的“北朝”两个权力中心(31)。李璘兵败之前，玄宗与肃宗父子之间还维持着表面的和睦与平衡，但在李璘兵败特别是长安收复之后，肃宗和玄宗之间权力平衡已经被打破。围绕肃宗迎接玄宗返长安，父子之间曾有一幕有意思的插曲，颇值得玩味：
上以骏马召李泌于长安。既至，上曰：“朕已表请上皇东归，朕当还东宫复修臣子之职。”泌曰：“表可追乎？”上曰：“已远矣。”泌曰：“上皇不来矣。”上惊，问故。泌曰：“理势自然。”上曰：“为之奈何？”泌曰：“今请更为群臣贺表，言自马嵬请留，灵武劝进，及今成功，圣上思恋晨昏，请速还京以就孝养之意，则可矣。”上即使泌草表……(32)
成都使还，上皇诰曰：“当与我剑南一道自奉，不复来矣。”上忧惧，不知所为。后使者至，言：“上皇初得上请归东宫表，彷徨不能食，欲不归；及群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乐，下诰定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33)
由此可以看出玄、肃父子之间的微妙关系。玄宗自蜀返京后，于至德二载十二月御宣政殿，向肃宗授传国宝，标志着父子权利移交的正式完成。在权力稳固之后，肃宗对玄宗旧臣，也渐次开始了清理整肃，这从乾元元年以后，源自玄宗一系的大臣如崔圆、李麟的被罢政事及房琯一党被贬出朝，可得佐证。而这也无不体现出肃宗对玄宗旧臣的猜忌心理。
循此分析，李白一案的重提与复审，则可能与以下两个因素不无关系。其一，李白浔阳脱狱释囚、无罪开释的议决，是由崔涣、宋若思等人做出的，而崔、宋则属玄宗一系的旧臣。关于崔涣，《旧唐书·崔涣传》载：“……天宝十五载七月，玄宗幸蜀，涣迎谒于路，抗词忠恳，皆究理体，玄宗嘉之，以为得涣晚。宰臣房琯又荐之，即日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扈从成都府。”肃宗即位灵武后，他又“与左相韦见素、同平章事房琯、崔园同赍册赴行在”(34)。宋若思两《唐书》无传，但《旧唐书·玄宗纪》载，天宝十五载六月入蜀途中，“以监察御史宋若思为御史中丞置顿使”(35)，《旧唐书·房琯传》载房琯自请领兵收复两京时，曾以宋为军中判官之一，由此也可知其显属玄宗一系的旧臣。两京收复后，玄宗旧臣与肃宗新贵之间的矛盾已逐渐显露，肃宗对玄宗旧臣的猜忌已如上述，在此背景下，原为崔、宋所处理的李白一案，引起肃宗一朝新贵的非议而重加审判，是极有可能的。
除此之外，李白在至德二载八月出狱后至至德二载岁末之间，也至少有两件事可能引起了肃宗一朝新贵对他的再次注意与猜忌。其一是其代宋若思所作的《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其二为代宋若思所作的《为宋中丞自荐表》。两表皆李白参谋宋若思幕府时所作，请分别言之。
《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乃李白为宋若思代笔所作表章，其当然是以宋的名义而上达的，但表之意旨，则很可能源自李白，或者说此表中的主张，是李白作为幕府人员向宋若思提出的。因为在李白的心目中，金陵以其虎踞龙盘之形胜而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当年晋室南渡的史事，在他的历史记忆中，也印象深刻，故以为保有江南，自可伺机反攻，再清中原。而定都金陵，则是保有江南的关键。此一思想，于表中即有所反映。以下节录表中之重要者，以作讨论：
……今自河以北，为胡所凌；自河之南，孤城四垒。大盗蚕食，割为洪沟。宇宙臲屼，昭然可睹。臣伏见金陵旧都，地称天险。龙蟠虎踞，开扃自然。六代皇居，五福斯在。雄图霸迹，隐轸由存。咽喉控带，萦错如绣。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
……上皇居天帝运昌之都，储精真一之境，有虞则北闭剑阁，南扃瞿塘。蚩尤共工，五兵莫向。二圣高枕，人何忧哉？飞章问安，往复巴峡，朝发白帝，暮宿江陵，首尾相应，率然之举。不胜屏营瞻云望日之至，谨先奉表陈情以闻。(36)
观此两段文字，值得注意者，一是特别强调金陵的地理、历史、人文之胜；二是拟形成西蜀、金陵两个中心的政治格局。这两点无论哪一点，都会引起肃宗的疑忌与反感。关于定都金陵，难免不会使肃宗想起不久前李璘“宜据金陵，保有江表，如东晋故事”（《通鉴》卷二百一十九）的“图谋”来。而于西蜀保有玄宗的政治权力，更是肃宗内心之所忌，这从前述长安收复后肃宗匆忙遣人迎玄宗返京之举可知。因此，此表上达肃宗，其引起肃宗的嫌恶是可以想见的。也许肃宗起初未必知道草表者为李白，但不久后《为宋中丞自荐表》上奏肃宗，李白作为宋之僚属而草表也就不是什么秘密了。
《为宋中丞自荐表》一文，郭沫若先生在《李白与杜甫》中曾有细致分析，为避繁琐，这里仅引述其中之一段：
……“昔四皓遭高皇而不起，翼惠帝而方来，君臣离合，亦各有数。岂使此人（指李白）名扬宇宙，而枯槁当年？”把李白比为商山四皓，把唐肃宗却比为懦弱无能的汉惠帝，这个典故，用得很欠斟酌。而且说李白“名扬宇宙”，也未免太夸夸其谈了。执笔者既责备了唐玄宗无知人之明，又对于唐肃宗施加以非用贤不可的压力；文章实在大有毛病。这如果真是出于李白的手笔，李白不简直是个狂人吗？
因此，我的看法是：这篇《荐表》决不是李白的代笔，甚至是否经过李白看过，都值得怀疑。但为什么又成为了李白的代笔呢？我看，这是当时肃宗朝廷里面认为李白该杀的一批人的任意栽诬。李白既在宋若思幕中，宋若思所上的表文，自然可以认为出自李白的手笔了。这样便增加了李白的狂妄之罪，率性严加究办，长流夜郎！这在李白真是活天冤枉。后人不察，把这篇文章收入李白的诗文集中，这样的冤罪还蒙受了一千多年，更是李白所意料不及的。(37)
郭著怀疑此文非李白所作，就文献学角度而言，尚未得确然的依据，故而难以论定，但其指出文章的毛病，特别是其中用典之不伦，却也引人深思。可以设想，此文上奏之后，其在肃宗心中将会引起怎样的反应？！
联系上述两篇表文，再看李白离开宋若思幕府，或能解开我们的疑惑：原本与幕主相得甚欢的李白，何以匆匆放弃自己刚刚获得的能为国家效力的机会？合理的解释，当是这两篇表文，再次引起了肃宗以及朝廷忌恨者的注意，朝廷对李白嫌恶与反感的信息传回宋若思那里，宋若思不得不让李白离开幕府以避风头。这也许就是李白后来离开宋幕而避地他处的原因了。
李白终究是一位天真的诗人，他本就不谙于政治上的勾心斗角，当然也就难于认清玄、肃父子表面雍容揖让的虚伪。李璘兵败后的浔阳牢狱之灾，也没有使他变得聪明世故起来，更没有改变他渴望为国效命之葵藿向阳本性。当他代中丞宋若思执笔为表时，还自以为是在向朝廷贡献鸿猷庙略，却不曾想他的热情换来的却是上层统治者的嫌恶与忌恨。李白长流夜郎之冤，岂非此耶？其人生之悲，岂不大耶？！
“独弃长沙国，三年未许回。何时入宣室，更问洛阳才？”（《放后遇恩不沾》）天真的诗人，终究还是没有从冤愤中醒悟过来！
(1) 当代围绕此一问题展开讨论的论文不少，其中较为重要者有乔象钟《李白从璘事辨》（见氏著《李白论》，齐鲁书社，1986年，第1—28页）、万光治《李白从璘辨析》（《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2期）、寇养厚《永王东巡与〈永王东巡歌〉》（《山西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邓小军《永王璘案真相——并释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首〉》（《文学遗产》2010年第5期）、《李白从璘之前前后后》（《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等。
(2)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中华书局，1956年，第6983—6984页。
(3)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中华书局，1956年，第7003—7004页。
(4)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中华书局，1956年，第6978页。
(5)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中华书局，1956年，第6990页。
(6) 刘昫等《旧唐书》卷九，中华书局，1975年，第234页。
(7)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中华书局，1956年，第6993页。
(8)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三十，中华书局，2008年，第117页。
(9) 玄宗与李亨在马嵬分兵时，李亨身边兵力寡少，玄宗当时慰勉说：“汝勉之，勿以吾为念。西北诸胡，吾抚之素厚，汝必得其用。”（《通鉴》卷二百一十八）可知当时玄宗对太子北上前景是不无忧虑的。
(10) 邓小军先生认为，有关永王璘案的官方与个人原始文献，多被篡改与删削，但是史料中仍然保存有若干未被删改之相关文字，他梳理《旧唐书》、《册府元龟》所载有关玄宗任命李璘原始文献，指出，玄宗在入蜀途中，曾对李璘有第二次任命，即命永王璘为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见《永王璘案真相——并释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首》（《文学遗产》2010年第5期）一文。
(11) “天子”所指，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注此诗谓：“天子，唐玄宗。”甚是。郭沫若《李白在政治活动中的第二次大失败——安禄山叛变与永王璘东巡》（见《李白与杜甫》，中国长安出版社，2010年，第63页）中说“‘天子’自然是唐肃宗。‘遥分龙虎旗’是说授权出兵”，恐怕是不准确的。
(12) 郭沫若先生在分析玄宗入蜀途中所下制置诏时曾说：“李亨所负的是恢复黄河流域的使命，李璘所负的是经营长江流域的使命……李璘所负的使命，看起来比李亨所负的使命还要重要。黄河流域如能恢复，则天下仍归于一统，自然是最好的前程。但就当时的情势看来，北路的恢复事业比较困难，希望颇为渺茫；而南路的经略则大有把握，至少可以维持到南北朝时代的局面。因此，李璘的赴镇，关系很重大。他所负的使命是在天下不能归于一统时准备建立‘东唐’或‘南唐’。在他离开玄宗时，无疑是曾经被面授过机宜的。”（《李白与杜甫》，中国长安出版社，2010年，第61页）
(13) 至德元载秋，李白隐庐山屏风叠，岁暮韦子春奉命来庐山游说李白，次年东巡至浔阳，白已在幕中，则应允当在韦子春游说时。
(14) 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5年，第1253—1254页。
(15) 李白在江南游说李唐宗室的活动，阎琦先生《李白二、三两次入越考》有细致的论析。文载《中国李白研究》（1995—1996年集），黄山书社，1997年。后又以《李白入越考》为题，收入氏著《识小集》，三秦出版社，2011年。
(16) 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5年，第1314页。
(17) 《望鹦鹉洲怀祢衡》，见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5年，第1373页。关于此诗意旨，前人理解多有不同。严羽谓：“‘才高’、‘寡识’四字，断尽祢衡。”（《严羽评点《李太白集》，见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3213页）沈德潜谓：“曹操送之刘表，刘表送之黄祖，祖乃杀之，固三人之不能容物，而衡之恃才漫骂，有以自取也。”（《唐诗别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53页）高步瀛云：“此以正平自况，故极致悼惜，而沉痛语以骏快出之，自是太白本色。起二句言正平轻魏武，鸷鹗比黄祖，孤凤比正平，才高寡识，用孙登谓嵇康之言，乃痛惜相怜之词，激起末句言芳草亦不忍生也。若以寡识为讥正平之短，则与上句不相应，且与结句亦不合矣。”（《唐宋诗举要》，中国书店，2011年，第35页）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笺注》则谓：“严、沈二说大误，高说近之，然亦有未妥处。首二句，非言正平轻魏武，乃言魏武轻正平，然意在讥魏武之不能容物。才高、寡识云云，亦是此意，皆反话正说，借古讽今。”依安解，则可见李白内心之愤激也。
(18) 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5年，第1394—1395页。
(19) 庄绰《鸡肋编》卷下，中华书局，1983年，第126页。
(20) 《李太白碑阴记》，见《苏轼文集》卷十一，中华书局，1986年，第349页。
(21) 当代亦有人从唐律角度，分析李白“从璘”事的法律适应问题。见陶锡良《从唐律析李白流夜郎》及张春生、金懋初《也谈李白流夜郎与唐律适应》二文，分别载《法治论丛》1990年第3期及1991年第1期。
(22)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中华书局，1956年，第7007—7008页。
(23)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三十九，中华书局，2008年，第180页。
(24)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八十二，中华书局，1975年，第3612页。
(25)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中华书局，1956年，第7019—7020页。
(26)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中华书局，1956年，第7020页。
(27)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七，中华书局，1975年，第3266页。
(28)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八十二，中华书局，1975年，第3612页。
(29) 陶锡良《从唐律析李白流夜郎》，《法制论丛》1990年第3期。
(30) 如至德二载，“春，正月，上皇下诰，以宪部尚书李麟同平章事，总行百司，命崔圆奉诰赴彭原。”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中华书局，1956年，第7011页。
(31) 《旧唐书·房琯传》载贺兰进明语肃宗云：“琯昨于南朝为圣皇制置天下，乃以永王为江南节度，颖王为剑南节度，盛王为淮南节度，制云‘命元子北略朔方，命诸王分守重镇’。且太子出为抚军，入曰监国，琯乃以枝庶悉领大藩，皇储反居边鄙，此虽于圣皇似忠，于陛下非忠也。琯立此意，以为圣皇诸子，但一人得天下，即不失恩宠。又各树其私党刘秩、李揖、刘汇、邓景山、窦绍之徒，以副戎权。推此而言，琯岂肯尽诚于陛下乎？臣欲正衙弹劾，不敢不先闻奏。”见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一，中华书局，1975年，第3322页。又见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中华书局，1956年，第7002页。郭沫若先生云：“把玄宗集团说为‘南朝’，则肃宗集团自然是‘北朝’。”见《李白与杜甫》，中国长安出版社，2015年，第62页。
(32)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中华书局，1956年，第7035页。
(33)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中华书局，1956年，第7041页。
(34)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八，中华书局，1975年，第3280页。
(35) 刘昫等《旧唐书》卷九，中华书局，1975年，第233页。
(36) 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5年，第1895—1897页。
(37)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中国长安出版社，2010年，第83—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