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文献的形成、类型与特点

“历史”这个概念有三个基本含义，一是已过去的人类活动过程，二是对这个过程的记载，三是对此记载的探讨与研究。其中，第一个义项是本体，第二个义项是此本体的衍生物，第三个义项又是此衍生物的衍生物，也就是历史学。由此看来，作为人类活动过程本身是“历史”概念的第一义，也是历史记载以及历史研究的前提。

那么，作为“历史”第一义的人类活动是如何形成的呢？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注意到：“耳目鼻口手足六者，心之所役也”（简帛《五行》）；“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荀子·解蔽》）。这就是说，人类的一切行为无不受制于心智，人类的一切活动无不是在大脑的支配下完成的，因而思维活动是人类最原初、最基本的活动。

拥有大脑的是作为个体的人，因而所有思维活动都是个体的。作为大脑机能，思维又是内在于人脑的，如果不通过一定的形式转化出来，旁人是无法窥知的。

在各种思维形式中，能够支配人的其他活动的，主要是观念。当然，观念也是个体的、内在的。观念转化出来，才能够支配人除了思维以外的各种活动。

观念主要是通过两种基本途径转化出来的。一是把这种内在的观念转化成外在观念，这大致相当于非物质文化这个概念[3]。就外在观念的各种形式而言，其抽象程度和被表达的程度是千差万别的，甚至可以据此大致地分为抽象观念和具体观念两类，前者包括哲学、宗教、道德、艺术等形式，后者包括科学、礼仪、伦理、风俗习惯、制度等形式。二是把这种内在观念转化为行动。人类行动是形形色色的，其中真正对社会发展具有意义的主要有两种类型，即创造物质文化和制造事件。

这样一来，能够被记载的人类活动也就明朗了。尽管内在观念是人类最原初、最基本的活动，但由于其个体性和内在性，它本身显然是无法被记录的。能够被记录的人类活动只有两种，一是外在观念，二是行动。相应地，第二义的“历史”即对人类活动过程的记载也就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观念史，二是行动史。据此，对人类活动过程的记载或者说历史文献可分为观念史文献和行动史文献两大类，而前者又包括抽象观念史文献和具体观念史文献两类，后者则包括事件史文献和物质文化史文献两类。当然，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划分，在实际记载中，各种性质的文献往往是杂糅在一起的。

历史记载最主要的形式是文字，而文字不过是语言的书写符号。构成语言的基本单位是词汇，古人谓之“名”。“名”是用来表达实际存在者的，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实”。正如《墨子·经说上》所说：“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有实也，而后谓之；无实也，是无谓也”。在我看来，“实”包括两类，一是客观事物及其在大脑中形成的形象，二是意念、观念。然而，“名”能够如实地表达“实”吗？荀子认为：“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荀子·正名》）“名”只是对“实”的约定俗成的称谓。《庄子》也说：“名者，实之宾也。”（《庄子·秋水》）“名”只是“实”的附属物。可见，“名”和“实”之间是有相当距离的，以至《易传·系辞》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系辞》上）文字不能完全表达言语，而言语又不能完全表达意念。

如此看来，文字只能大致地记载人类活动，而不可能完全地、准确地再现之。在此前提下，文字对不同人类活动的表达程度又有所不同。一般说来，由于行动以及由其造成的物质文化和事件比较直观、具体和客观，因而文字对它们的记载相对比较完整和准确。其中，由于物质文化是固化的，而事件总是随着时间逝去的，因而物质文化的记载又比事件的记载更为完整和准确。由于观念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虚空而抽象，难以表达，因而文字只能大致地、约略地记录它，其中抽象观念的记载又比具体观念的记录更为模糊。总之，在各种人类活动中，抽象观念最难以表达，其次是具体观念，事件较易于表达，而物质文化最易于表达。至于抽象观念背后的内在观念本身，则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用文字记载的。正如《庄子·秋水》所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值得注意的是，在时间的长河中，人的观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的行为是持续延展的，因而用来表达它们的语言文字也是一直处在无休止的更新之中。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新词的产生，二是旧词的废弃，三是原有词词义的保持、丧失与引申。在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各个时代的语言文字有或大或小的差别。就原有词汇的变化看，一般而言，由于用来表达行动以及由其造成的物质文化和事件的词汇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具体性，因而其词义的演变最为稳定，其次是用来表达具体观念的词汇，至于用来表达抽象观念的词汇，由于其主观性、抽象性最强，其变化也最为明显。例如人性之“性”，每个时代甚至同一时代的不同思想家都有不同的理解。

当我们弄清楚用来记录人类活动过程的语言文字的特点之后，便可以据以进一步探讨语言文字如何记录人类活动过程了。

《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曰：“公子益师卒。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对此，汉人何休进一步解释道：“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春秋公羊解诂》）何休将孔子对春秋历史的记载分为所见世、所闻世和所传闻世三个阶段，人称三世说。引而申之，我们可以根据任何历史文献记录者的时代，将所记录的历史分为所见世、所闻世和所传闻世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大致分别相当于当代、近代和古代这三个概念。依此，历史文献可以分为所见世文献、所闻世文献和所传闻世文献三类。

这三类历史文献的史料价值是不同的。一般说来，由于所见世的人类活动为记录者所亲身经历，因而所见世文献最为完整、准确和可靠。相反，由于所传闻世的人类活动时代遥远，史迹湮灭，故所传闻世文献的完整性、准确性和可靠性皆大打折扣。至于所闻世文献的情况，则介于二者之间。当然，由于受主观感情、政治高压等特殊因素的影响，有时候所见世文献也未必值得信赖，故中国古代有后代修史的传统。

由不同性质文献特点所决定，不管所见世文献，还是所闻世文献，抑或所传闻世文献，对行动史的记载要比观念史的记载更加完整、准确和可靠。具体言之，物质文化史文献最为完整、准确和可靠，其次是事件史文献，再次是具体观念史文献，最后是抽象观念史文献。

由于抽象观念乃至具体观念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因而观念史文献必然为记录者的主观意识所渗透。这种渗透在所传闻世文献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有时记录者干脆用其所见世的概念去描述甚至推测所传闻世的观念。在这种情况下，其所记录的所传闻世的观念史文献所反映的观念就是所传闻世的观念和所见世观念的混合体。记录者的主观意识对所闻世观念史文献的渗透虽然不如对所传闻世观念史文献的渗透之甚，但这种渗透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如此，所见世中阐述作者本人思想的各种私人著作，当然最准确地反映了作者及其时代的思想。

因此之故，在历史文献中，尽管所见世、所闻世乃至所传闻世的行动史文献史料价值有所不同，但大致可以作为其所记录时代的史料来对待。所传闻世乃至所闻世的观念史文献则不可贸然作为其所记录时代的史料来对待，而以作为其所记录时代和记录者所生活时代史料的混合体来对待为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