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过去70多年间，世界历史发生了很多重大的经济、社会和制度变迁。一些国家和地区摆脱了殖民统治，走上了民族独立的道路；一些国家和地区摆脱了贫困，走向了富强和现代化；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原先是独立的，后来却分崩离析，分裂为若干个国家和地区。另外，也有为数极少的国家先是经历了分裂，后又实现了统一或联合。这一进程中的中国，毫无疑问是最为精彩，也最出人意料的一匹黑马。因为她在这70多年间，不仅实现了民族独立，而且仅用了40多年的时间就摆脱了长期贫困的局面，走上了一条通往国家富强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同时，她还在很大程度上朝着国家完全统一的目标快速靠近。更让人惊讶的是，所有这些事件都是在中国这个人口最多、国家规模超大、国内情况极其复杂、文化和历史最为悠久且是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之内发生的。

在经济学界，能够对这一系列“意想不到”的重大事件和中国这匹黑马的出现进行圆满解释的理论框架却并不多。在这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理论观点可以被归纳为所谓的“中国经济奇迹”理论，也就是将中国过去40多年的经济发展情况放在生产函数的分析框架下，然后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影响因素和决定因素，如劳动力、资本、技术进步、制度变迁，等等。这样做，一方面便于进行严谨的数学模型推导；另一方面也便于运用现实中的数据对其中的机制、因素和影响进行精确的计量经济学方面的检验和证明。目前，多数经济学家都赞成和支持这一理论。

本书认为，过去这些年，这一流派经济学家的研究，已经非常详细地揭示了“中国经济奇迹”得以发生的因素，包括其发挥作用的条件、机制及局限性。但是，这些研究却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隐藏在这些条件背后的一个系统性的制度安排本身的变化。本书认为，“中国经济奇迹”出现的真正系统性原因不是别的，正是中国政府的治理理念、治理模式、治理体制、治理经济社会的方法和手段等本身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能把握中国政府治理理念、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过去70多年间所经历的伟大变迁，肯定就难以圆满解释过去40多年的“中国经济奇迹”。因为无论是过去40多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乡镇企业的兴起、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劳动力跨地区相对自由的流动、人力资本的释放与不断提升、资本市场的兴起、所有权制度的改革、国有经济的改革、民营经济活力的提升，还是经济特区的试验、东南沿海开放城市的发展、城市的勃兴、地区发展战略的启动、基础设施的建设，乃至反腐、减贫和保持社会稳定等，所有这些经济学界认为的造就了“中国经济奇迹”的因素的背后，都离不开中国政府治理理念、治理体制、治理举措和制度转变带来的积极影响。换句话说，当我们将所有这些系统的制度转变划分成一个个单独的因素来分析时，似乎这些单独的因素都显得非常重要，要么，就是其中一个因素不重要时，另一个因素变得重要，或者某一因素发挥作用的条件尚未成熟。其实，如果没有政府治理体制、领导理念、政策和相关制度的转变，哪里会有这么多单一因素发挥作用的余地呢？

为了清楚地阐述上述逻辑分析框架，本书进行了系统性的论述。本书共分为十章，第一章简要介绍了本研究的意义、内容与观点。第二章是文献综述，梳理了过去这些年中国经济学界那些不得不提及的经济学家，以及不得不提及的常青辩题，对我们现在的发展、未来又将奔向何方等作出了初步的回答。第三章对1949年后中国计划治理兴衰变迁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回顾式的讨论，对计划治理在中国兴起、衰落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对未来计划治理再次兴起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与回答。第四章在计划治理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组成中国政府治理模式和理念的八个核心构成要素，对每个核心构成要素的概念，及其最终上升为国家治理模式和理念组成部分的演变过程、在经济体中的作用等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讨论。第五章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治理模式与理念作用于转型与发展的一系列关键性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主要有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党对各级政府的领导、国家对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人事任免、财政拨款等。第六章对中国政府应对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各种冲击的经验与教训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回顾与总结。第七章探讨了中国政府治理模式、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发展方向与路径。第八章探讨了中国政府治理对全球治理的影响与贡献。第九章结合“一带一路”倡议探讨了中国政府治理对亚洲、非洲和发达国家的影响。第十章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分析。

相对于现有“中国经济奇迹”研究的相关文献，本书的研究在以下方面作出了较大的创新：

从研究的着力点看，本研究是一项关注中国政府治理制度和模式作用的制度经济学研究，而现有文献往往更多关注这套政府治理制度框架下的某一项技术性因素或某一项政策和制度安排的作用。从研究的方法看，本研究是一项具有更多思辨性、综合性和历史性的理论创新式研究，而现有文献往往更多地使用相对技术性、数量化和模型化的方法。从研究的统一性和多样性角度看，本研究并不提供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一致的中国经验证据，而更多地研究了这套在外国人眼里“格格不入”但却在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中屡试不爽的政府治理制度对“中国经济奇迹”的强大制度支撑。从研究的结论来看，本研究证明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制度传统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而言至关重要，它意味着中国具有与他国不一样的改革初始条件；中国的政府与经济之间、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具有与他国不一样的关键特征；中国的经济发展可能具有与一般经济理论不一样的演化路径、演化速度与最终结果。尽管如此，市场化改革还是能找到与中国共融、共享的演化路径。

本书的理论不应被归结为当前西方学术界乃至中国学术界一些学者所认为的“中国模式论”；同样，本书的理论也不应该被归纳为任何形式的“完全的自由市场理论”，相反，本书认为，中国过去七十多年的发展模式，其实是经历了一个从摆脱历史、摆脱传统小农经济理论，到试图简单借鉴西方计划经济理论救国图强，再到通过改革开放，逐步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式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的创新过程。本书着重讨论的是，在从传统到现代、从计划到市场转变的过程中，中国的政府（包括政府治理）都经过了哪些重大的转变？到底是哪些机构、部门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实现了这些转变？这些转变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是否可能存在一些共性的启示？如果联系未来的话，我们并不认为，中国未来所演化的经济发展模式会与西方完全不一样，因为它们在很多方面可能将是相同的。但如果说中国未来所演化的发展模式会与西方完全一样，那肯定是五百年之后的事情，而不是现在。因为那样的话，中国过去几千年有丰富文字记载的历史，由几十个王朝、几百位皇帝、不计其数的官员所组成的中国文化、历史传统的作用就变得没有意义了。换句话，我们认为，历史对经济发展与演化的作用，就像内森·纳恩（Nathan Nunn）所说，仍然是相当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