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与一:杂体与总集
——《杂体诗三十首》之选人命题与《文选》之诗体别裁

程章灿

《文选》卷三十一“诗·杂拟下”收录江淹《杂体诗三十首》。这是一组精心构撰的拟古诗,值得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关注。前人有关这组诗作的研究和讨论已多,八年前,笔者亦曾撰文讨论江淹这组拟古诗中所显露的个性特色1。其后反复诵读诗作,感觉犹有剩义,因撰此文,再作抉发。

一 江淹之前拟古诗的命题

无论从拟古诗体成长的历史来看,还是从江淹个人的创作历程来看,《杂体诗三十首》都是一组很具独特性的作品。在汉魏六朝拟古诗发展的历史序列中,《杂体诗三十首》不仅以空前的数量与规模,而且以其与众不同的结构与命题,成为引人注目的典型作品。

众所周知,拟古原是魏晋南北朝文学中盛极一时之风气。2 仅以《文选》卷三十与卷三十一“诗·杂拟”所收而论,在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之外,还收录了陆机《拟古诗》十二首、张载《拟四愁诗》一首、陶渊明《拟古诗》一首、谢灵运《拟邺中集》八首3、袁淑《效白马篇》一首《效古诗》一首、刘铄《拟古诗》二首、王僧达《和琅邪王依古》一首、鲍照《拟古诗》三首《学刘公幹体》一首《代君子有所思》一首、范云《效古诗》一首,共计10家63首,颇为可观。4 这些作者的时代,从魏晋直到南朝,而以南朝居多。这些拟古诗中,陆机《拟古诗》十二首和谢灵运《拟邺中集》八首很明显是拟古组诗。另外,《文选》此处收录的陶渊明《拟古诗》虽然只有一首,但陶渊明实际上一共写了九首,也是一组拟古诗。5

清人吴兆宜《玉台新咏注》援引前人的说法,以为“拟古自士衡始。句仿字效,如临帖然”6。此说不够严谨,有待商榷。实际上,汉代作家诗赋创作中,已有不少拟古之作,7现存扬雄、班固、张衡集中不乏其例。就诗体创作而言,与其说“拟古自士衡始”,不如说“拟古之题自士衡始”,更为确当。袁行霈先生早就提出:“ 《拟古》题目盖始于陆机,《文选》载其《拟古诗》十二首,其中十一首拟《古诗十九首》,一首拟‘兰若生春阳’(《玉台新咏》卷一枚乘《杂诗》之六) ,均已标明。又,《文选》卷三一录有刘休玄《拟古》二首,亦是拟《古诗十九首》,且也已标明。渊明之《拟古》九首虽未标出所拟者何,但参考上述情况,拟《古诗十九首》以及上述其他古诗或不以古诗为题之汉魏诗歌,可能性很大。细加对照不难明白。”8由此可见,陆机虽然不是“拟古诗”这一诗体式的创造者,但是,他首次使用了“拟古”这种诗题,仍然值得在诗史上记上一笔。

《文选》收录陆机此组诗作,既有总题《拟古诗》十二首,又有“拟行行重行行”“拟今日良宴会”“拟迢迢牵牛星”“拟涉江采芙蓉”等分题。从理论上说,这些分题有可能出自陆机之手,但也有可能是《文选》编者所拟定的。联系同时代其他相关文献中的著录,可以对这个问题看得更为清晰。这十二首诗中有七首,同时见录于《玉台新咏》卷三,依次为“拟西北有高楼”“拟东城一何高”“拟兰若生朝阳”“拟迢迢牵牛星”“拟青青河畔草”“拟庭中有奇树”“拟涉江采芙蓉”9,其题目与《文选》完全相同。由此看来,这些题目如果不是出于陆机自拟,就是梁以前人所拟,但基本可以判定不是《文选》编者所拟定。总而言之,这些篇题在南朝梁代已经广泛流行,被普遍接受。

从《文选》卷三十和卷三十一所录拟古作品来看,魏晋南朝诗人拟古诗的命题路数(方式?)大概可以分为如下三种:第一种是总括式题目,泛称“拟古”“仿古”“效古””依古”等。第二种是分拟式题目,即在题目中点明其所拟诗人名字或诗篇名称。这两种题目有一个共同点,亦即比较强调与被拟诗人或诗作之间的关系,题目的依附性比较强。第三种则是以谢灵运《拟邺中集》八首和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为代表,从题目上即可以看出,这是内部结构更为密切、系统性更强的拟古组诗,其命题也显示更强的独立性。将谢、江两家拟古组诗与陆机《拟古诗》十二首以及陶渊明《拟古》九首相比较,不仅可以看出彼此的异同,也可以体会拟古诗命题及其结构方式的演进趋势。当然,《文选》这两卷所收作品并非魏晋南北朝拟古诗的全部,但据《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存录作品来看,魏晋南北朝拟古诗的命题路数,基本上没有超出上述三大类。例如,西晋张华《拟古》的命题,就属于第一种;10同时代另一位拟古大家傅玄的《拟天问》《拟招魂》《拟四愁诗》的命题,就属于第二种。11 相对而言,第三种较为少见。

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皆为五言诗,前有大序云:12

建安末,余时在邺宫,朝游夕宴,究欢愉之极。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诸彦,共尽之矣。古来此娱,书籍未见。何者? 楚襄王时有宋玉、唐、景,梁孝王时有邹、枚、严、马,游者美矣,而其主不文。汉武帝徐乐诸才,备应对之能,而雄猜多忌,岂获晤言之适! 不诬方将,庶必贤于今日尔。岁月如流,零落将尽,撰文怀人,感往增怆。

大序之后,依次为拟魏太子、王粲、陈琳、徐幹、刘桢、应玚、阮瑀、平原侯植等人的八篇诗作。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此八人亦即曹丕、曹植兄弟外加“邺中六子”(亦即“建安七子”减去孔融)。13 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组诗可以视为谢灵运为建安文学所开列的一份名单。曹操因其年辈身份特殊而未列其中,比较容易理解,而孔融的缺席,则表明谢灵运也不太赞同将孔融与其他六子等量齐观。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组诗体现了谢灵运对建安文学的一种建构。

谢灵运在《拟魏太子邺中集》的大序中,构拟了一个曹氏兄弟与文士在邺宫“朝游夕宴,究欢愉之极”的历史背景。这一构拟的文本依据,是魏太子曹丕《与吴质书》 。 《文选》李善注引《典略》云:“初,徐幹、刘桢、应玚、阮瑀、陈琳、王粲等,与质并见友于太子。(建安)二十二年,魏大疫,诸人多死,故太子与质书。”14曹丕书中只提及徐刘应阮陈王六人,这就是谢灵运诗中选定“邺中六子”的依据。此外,谢氏笔下所谓“岁月如流”,源自《与吴质书》中所谓“岁月易得”;谢序所谓“零落将尽”,源自《与吴质书》中的“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谢序所谓“撰文怀人,感往增怆”,源自《与吴质书》中的“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15 从这个程度上可以说,《拟魏太子邺中集》大序与曹丕《与吴质书》之间,也有一种模拟与被模拟的关系。

谢诗8首作为一个整体,呈现1+6+1的结构,每一首皆出以题中人的口吻。列在第一首的《魏太子》为组诗确定基调。曹丕作为主人主持宴集,邺中诸子如“百川赴巨海,从星环北辰”,群英来臻,宾主尽欢,嘉会难得。其中“家王拯生民”一句,最能体现魏太子的口吻,虽然根据李善注,“家王”一词实出自曹植《行女哀辞》 :“家王征蜀汉。”16而细读《曹植集校注》 ,更可以看出,“家王”是曹植(而不是曹丕)惯用的词语之一。17 自王粲以下,邺中六子依次上场,其诗往往先叙身世,身际离乱,感知遇之恩,再述宴游之乐,章法颇同。惟至最后一首即平原侯曹植之诗,则似乎有意敷衍,篇终的“愿以黄发期,养生念将老”,更有一股“忧生之嗟”隐然闪现于诗句之中。18

谢灵运这组诗有总题,也有分题,有大序,亦有小序。不过,这八篇分题皆标以人名,这些人名既可以说是诗的题目,也可以说是诗的作者名。最值得注意的是七篇小序,依次如下:

王粲: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

陈琳:袁本初书记之士,故述丧乱事多。

徐幹:少无宦情,有箕颍之心事,故仕世多素辞。

刘桢:卓荦偏人,而文最有气,所得颇经奇。

应玚:汝颍之士,流离世故,颇有飘薄之叹。

阮瑀:管书记之任,故有优渥之言。

平原侯植: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然颇有忧生之嗟。

这七篇小序紧随各篇题目(作者名)之后,从位置上说,这种小序有点类似于副标题;从功能上说,这种小序有点像白居易《新乐府序》所谓“首句标其目”,同样发挥着“标目”的作用。当然,这些小序也可以视为当代西方文艺批评中之所谓“副文本”19,这里要强调的是,题目和小序同样都是“副文本”,但是,小序又是题目的“副文本”,二者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紧密关系。

二 《拟邺中集》八首与《杂体诗三十首》之异同及其总集属性

大约在梁大通三年(529)前后,《文选》编撰完成,谢灵运和江淹的这两组拟古诗同样被收录于《文选》“杂拟”诗类。20 至少从这个时候开始,将这两组诗进行比较,评骘其长短,衡论其优劣,就成为文学批评界乐此不疲的话题。

很多批评家从诗歌模拟艺术角度展开评论,认为就逼肖原作而言,谢氏模拟不及江氏模拟。例如,南宋严羽在其《沧浪诗话》中认为:“拟古惟江文通最长,拟陶渊明似渊明,拟康乐似康乐,拟左思似左思,拟郭璞似郭璞,独拟李都尉一首,不似西汉耳。” “虽谢康乐拟邺中诸子之诗,亦气象不类。”21明人张溥不同意严羽之说,以为谢、江二家各有其体,“谢客儿《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评者谓其气象不类,下逊文通,亦意为轻重,非谢所服”22。后代评论家也多有持类似看法者。如清人何焯认为,谢灵运诸诗“或似或不似,正不在规规脱椠,此又拟古之变体”。其之所以称为“拟古之变体”,是因为此诗借古讽今,表达了某种现实关怀。谢诗序以魏太子口吻措辞,又提到“梁孝王时有邹、枚、严、马”,故何焯推测此诗“当是与庐陵周旋时所拟”23,其意在于借古人古事以怀念其故主宋庐陵王,而讽刺宋武帝等人,拟古既是谢氏自我抒发的方式,也是其自我掩饰的手段,至于“似或不似”,并非谢氏关注之重点。24 清人方伯海亦认为谢氏此诗是“代为”之体:“此诸作非若士衡之句字皆拟,只是代为之词,兼微效其体耳。细玩亦不甚似,然比之康乐,自较苍劲有骨力,犹有建安黄初之遗意。”25在方伯海看来,谢灵运虽然不像陆机那样“句字皆拟” ,对原作亦步亦趋,但毕竟也有“微效其体”的一面,仍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谢诗的风格原貌,而具有某种“建安风骨”。换句话说,谢氏拟古较多拟代特色,突出代言,着重角色身份的扮演,而不重视字句意象风格之肖似。从这个角度来看,谢灵运与鲍照相近26,与江淹之体相远。

总之,上述诸家评论多斤斤计较于谢、江二家拟学之似与不似,而较少措意于二家模拟之出发点,更少措意于二家诗之结构。或者说,诸家之比较多侧重于二家之异,而少注意其同,特别是较少注意二者结构之类同。从结构上看,《拟邺中集》八首有总题和分题,有大序和小序,而《杂体诗三十首》有总题和分题,有总序而无小序,初看似乎颇有不同。但若仔细观察便会发现,《文选》所录《杂体诗三十首》各首分题之下,除第一首“古离别”之外,皆有小注,其格式大致如下(将原书竖行格式改为横行):

李都尉从军陵

班婕妤咏扇

魏文帝游宴曹丕

陈思王赠友曹植

王侍中怀德粲27……

由此可见,江诗题下小注的形式及其功能皆与谢诗小序相类,也可以说就相当于谢诗的小序。易言之,《杂体诗三十首》与《拟邺中集》八首有类似的副文本结构。

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关于《文选》所录《杂体诗三十首》的具体文本构成,《文选》和《江文通集》的各种版本,尤其是李善注系统各本与五臣注系统各本,还是颇有不同的,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江氏总序的有无。“陈八郎本、朝鲜正德本、奎章阁本‘三十首’下有‘并序’二字。北宋本、尤袤本未录此序。陈八郎本、朝鲜正德本、奎章阁本有此序,但无注。胡克家《文选考异》谓五臣从《江文通集》辑录此序。建州本据五臣注本辑录此序。”28李善注中无针对总序的内容,可见《文选》早期版本中是不录江氏总序的,至五臣才据《江文通集》补入。至于诗题和题下小注,则《文选》各本区别不大,而《江文通集》各本则有出入。姑以“李陵”一诗为例略作说明。此诗之题,《文选》卷三十一题作《李都尉陵》,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江淹集》题作《李都尉陵从军》;至于题下注,《文选》卷三十一作“从军” ,明胡之骥《江文通集汇注》作“陵” 。29此外,还有一条材料很最容易被忽略,那就是:此诗与江淹另一首诗(《古意报袁功曹》)一起被收录于《乐府诗集》卷三十二,并且被题作《从军行》。30 这意味着,在郭茂倩看来,在《文选》中被作为题下小注的“从军”二字才是此诗的诗题,而“李都尉陵”只能看作虚拟的作者,并不是真正的诗题。

由此可见,对《杂体诗三十首》题下小注如何认定,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小注可以融入分题,成为题目的一部分,也可以直接视为题目,还可以看作是小序,对分题起到补充、限定的作用。

《杂体诗三十首》与《拟魏太子邺中集》八首不仅具有类同的多重融合的副文本结构,而且,《拟魏太子邺中集》八首和《杂体诗三十首》都具有总集的属性,与《文选》殊途同归。这不仅是《杂体诗三十首》受到《拟邺中集》影响的证据之一,也是下文比较并讨论《杂体诗三十首》的命题与《文选》诗体分类的关系的文献与文本前提。

《拟魏太子邺中集》八首,题中“集”字殊堪玩味,其大序中“撰文怀人”一句背后,更隐藏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线索。这四个字不仅提示我们,谢灵运创作此诗是对曹丕当年“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行为的刻意模仿,而且意味着这组诗也具有一种诗歌总集的属性。 《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云:“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31曹丕所撰建安诸家遗文集,可以说是魏晋文学史上较早的一部总集,虽然此书早已失传,极为遗憾。谢灵运通过这组模拟诗创作向二曹六子致敬,其用意可谓一目了然,有目共睹,而其采用总集架构来集结这八首一组的拟古诗的用心,则有待发微。根据《隋书·经籍志》著录,谢灵运曾编撰了多种总集,包括《赋集》九十二卷、《诗集》五十卷、《诗集钞》十卷、《诗英》九卷、《回文集》十卷、《七集》十卷、《连珠》五卷等32,涉及赋、诗、回文、七、连珠等诸种文体,可见谢氏有很强的文学文献整理意识,而总集编撰就是他将这种意识付诸实践的最为重要的方式之一。《拟魏太子邺中集》八首既可以视作谢灵运对曹丕所编那部建安诸家总集的模仿,也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总集——这部总集虽然出自一个作者之手,却总汇众家诗风。曹丕“都为一集”的总集编纂实践,通过谢灵运此组模拟诗作,得到了揭示与确立。谢灵运的总集模仿意识,是相当明确的。

与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八首相比,江淹《杂体诗三十首》的总集性质表现得更为鲜明突出,并且很早就得到了目录学家的认可。《隋书·经籍志》集部别集类著录了江淹别集二种:梁金紫光禄大夫《江淹集》九卷(梁二十卷) 、《江淹后集》十卷33。与此同时,该书集部总集类还著录了江淹《拟古》一卷(罗潜注)34。姚振宗认为此即《杂体诗三十首》,并引其序为证,35笔者完全赞同姚氏观点,并进一步提出如下两条证据:其一,《杂体诗三十首》本来就是一组拟古诗,以《拟古》为名编为一卷,名实皆宜。其二,直至明清时代,在许多诗歌评论家笔下,江淹《杂体诗三十首》或被称为《拟古》,或被称为《杂拟三十首》。如明人谢榛《四溟诗话》称“昔江文通拟古诸作”36,显然就是指《杂体诗三十首》。又如,清人冯班称《杂体诗三十首》为“江淹《拟古》三十首”37。再如,清人施补华称:“江文通一代清才,神腴骨秀,其《杂拟三十首》 ,尤可为后人拟古之法。”38所谓“杂拟” ,就是总集式的拟古。

姚振宗认为,《隋志》列江淹《拟古》等书于总集,是“自乱体例”39。其实,这是他的一个误解,缘于他对《隋志》总集类定义的误会。《隋书·经籍志》中的总集,合并了《七录》的总集部与杂文部,反映的是南朝后期至唐初人的总集观念,既有“总”的一面,又有“杂”的一面,习惯了《四库全书总目》的总集概念的人,对此会颇感意外的。另一方面,正如目录学专门研究者已经指出的,“《隋志》之总集灵魂在‘选’,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总集之意在‘总’。 《隋志》是选而集之,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偏向于总而集之”40。在此前提之下,《隋书·经籍志》收录江淹“ 《拟古》三十首”亦即《杂体诗三十首》 ,非但没有“自乱体例”,反而精确地体现了其总集体例之特色。

与江淹差不多同时的钟嵘,曾称江淹“诗体总杂,善于摹拟”41,其主要针对的就是江淹这组拟古诗。“总杂”二字互文见义,可见《杂体诗三十首》既有“杂多”之质,亦有“总汇”之义,故江淹《拟古》一卷被《隋书·经籍志》列为总集之属,正是名副其实。从“敩其文体”的角度来说42,《杂体诗三十首》较《拟邺中集》八首更为总杂,更像一部总汇众家诗风的诗歌总集,尽管众家诗作出自同一个作者之手,但是,它们毕竟披上了三十身不同的外衣,有如成于众手一样。此时此刻,江淹不仅将当年谢灵运的故伎重演,而且将其发扬光大。

与谢灵运的“八首”相比,江淹的“三十首”不仅数量更多,时代跨度更长,而且风格更加缤纷多样,呈现了从汉代到南朝数百年五言诗史“总杂”的历史面貌:“爰自椎轮汉京,迄乎大明、泰始,五言之变,旁备无遗矣。虽孙、许似《道德论》 ,渊明为隐逸宗,亦并别构,成是‘总杂’。”面对这样一段“总杂”的五言诗史,江淹像晋代的总集编撰者挚虞那样,“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 ,“各为条贯,合而编之” 。从这个角度来说,江淹选择前代三十家诗人进行拟作而成的《杂体诗三十首》,就是他编撰的一部“五言诗流别集”。43不同的是,《文章流别集》以文体为别,而江淹组诗则是以人为别。江淹的组诗恰好可以视为《文章流别集》中诗体尤其是五言诗的流别。与偏重拟代的谢灵运不同,江淹模拟的重点并不是诗人的身份口吻,而是诗人的作品本身。他在拟作时经常化用被拟者的辞藻和意象,《杂体诗三十首》背后隐藏着若干首“原诗”,亦即“潜伏”着一部至少包括三十家诗的总集。

从汉代到南朝,五言诗人不胜枚举,每位诗人所作诗篇,也不限于一种题材类别,不止有一种风格类型。因此,在“采擿”(取)之外,还需要“芟剪”(舍),取舍适当,才能建构一个合理的总集框架。三十家取舍既定,还需要确定各家诗作的典型风格,以此为各家命名,设定题目,作为条贯合编之纲目。在江淹的拟作过程中,不但从历代文人骚客中挑出三十家诗人是“选”,从一个诗人的多样化创作中撷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进行拟作,同样也是“选”。将两次“选”的结果叠加,并依其时代先后排列,整合成集,以显出“楚谣汉风”“魏制晋造”“关西邺下”“河外江南”的美善异同,这就是《隋志》总集序中所说的“各为条贯,合而编之”。江淹在模拟诗中所从事的,正是一项总集的事业。

综上所述,江淹《杂体诗三十首》是“多”与“一”的对立统一体:众多篇题被统一于一个总题之下,众多诗家被人为集合到了一起,总杂诗风被汇聚于一篇(部)总集之中。这就是《文选》和《杂体诗三十首》的殊途同归之地。

三 《杂体诗三十首》命题与《文选》诗体别裁

《文选》是一部多体文章总集,书中所收既有诗歌,又有文章,而《杂体诗三十首》则是一种特殊形态的诗歌总集。江淹既是这种总集的创作者,也是它的编撰者。古往今来,这种形态的总集是非常罕见的。

任何一部总集,都是一个完整的整体。 《文选》编撰者面对《杂体诗三十首》这样一个整体时,不能不考虑其整体性。《文选》选录了不少组诗,就入选总数而言,《杂体诗三十首》首屈一指。阮籍五言《咏怀诗》82篇,但《文选》只选录17首,入选比例只有大约21% ,而江淹这组诗入选比例达到100% 。比例如此悬殊,与其说是《文选》编者对《杂体诗三十首》艺术的首肯,不如说是对《杂体诗三十首》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性质的体认。若有所取舍,必然陷于鲁莽灭裂,不仅有负江淹“品藻渊流”之苦心44,而且使这一整体支离破碎。

总集的编排原则,无非分类与时序两条。分类或者按文体类别,或者按题材类型。 《文选》三十卷45,《杂体诗》三十首,也离不开这两条原则。 《文选序》云:“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46可见是先分文体,同一文体之中,就依时代先后。如果同一文体的作品数量繁多,就再分类别。《文选》中的诗赋二体,就是先分类别,同类作品再依时代先后排列。《杂体诗三十首》的诗家则是依时代先后排列。表面上看,这与《文选》截然不同。但实际上,在“各以时代相次”之前,《杂体诗三十首》已经对三十家诗作了题材分类与命名。

《文选》与《杂体诗三十首》所别裁的诗人及其选定的诗歌题材类型,有高度一致性。今列表示意如表一:47

① 《文选》卷二九收录《古诗十九首》。

② 《文选》所录嵇康诗,包括卷二三《幽愤诗》、卷二四《赠秀才入军》、卷二九《杂诗》,皆为四言诗,无一篇五言诗。

③ 《文选》卷一一收录孙绰《游天台山赋》一篇,未录其诗。

从上表可以看出:

第一,无论是入选诗人,还是其诗歌题材类型,二者对应性是很明显的。江淹所模拟的诗人,没有诗作收入《文选》者只有孙绰、许询、谢庄、汤惠休四家,其中东晋两家,刘宋两家,而孙绰、谢庄二家虽然没有诗作收入《文选》,却有其他作品收入。总体而言,《文选》收录诗人数量远远超过《杂体诗三十首》,应该可以覆盖后者。这四家的出入,可以体现江淹和《文选》在诗人别裁方面的不同见解,同时也反映二者不同的诗史见识。

第二,《杂体诗三十首》有如下诸首,其题下小注中的题材类型,与《文选》诗体“类分”中所使用的名目完全相同:

谢仆射混游览(《文选》卷二十二有“游览”诗)

阮步兵籍咏怀(《文选》卷二十三有“咏怀”诗)

左记室思咏史(《文选》卷二十一有“咏史”诗)

郭弘农璞游仙(《文选》卷二十一有“游仙”诗)

不仅名目相同,在实际录诗方面也可一一对应。《文选》卷二十二“游览”诗收录谢混《游西池》一首,卷二十三“咏怀”诗收录阮籍《咏怀》十七首,卷二十一“咏史”诗收录左思《咏史》八首,卷二十一“游仙”诗收录郭璞《游仙诗》七首。这四家中,除了谢混“游览”诗外,其他三家的“咏怀”“咏史”“游仙”可以说已经成为诗史共识48,江诗与萧选重合,不足为奇。除了完全相同,题名类似的也复不少,这不仅是共识,也说明《文选》对江诗有所借鉴。

第三,《杂体诗三十首》为30 家诗歌题材分别定名,一共确立了30 个类目。 《文选》一书涵盖的诗人更多,而所设定的诗体题材分类,却只有23个类目(依次为补亡、述德、劝励、献诗、公宴、祖饯、咏史、百一、游仙、招隐、反招隐、游览、咏怀、哀伤、赠答、行旅、军戎、效庙、乐府、挽歌、杂歌、杂诗、杂拟),还不及《杂体诗三十首》 。在这种情势之下,《文选》每一类目所涵盖的诗歌题材类型,实际上比《杂体诗三十首》更广。其中,游览、赠答、行旅、杂诗、杂拟五类所录诗作数量较多,内涵亦较为丰富。尤其是杂诗、杂拟两类,简直可以说是总集中的小总集。因此,《文选》 “杂诗”中既有《古诗十九首》 (江淹列为“古离别”),也有张华《情诗》 (江淹列为“离情”),还有张协《杂诗》 (江淹列为“苦雨”),一类而兼三题。同样,江淹《殷东阳仲文兴瞩》《谢仆射混游览》《谢临川灵运游山》三题,《文选》 “游览”一类兼容;《李都尉陵从军》和《鲍参军昭戎行》二题,《文选》 “军戎”一类可以并包。从这个角度来说,江诗和萧选中所立诗歌题材类目,有时是貌同心异的。总体来看,《文选》所立类目是广义的,指的是汉魏两晋南朝诗史的题材类型,而《杂体诗三十首》则是狭义的,专指某一诗人的代表性或特色性题材。49 这是必须强调的一点。

前文已经提及,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中,孙绰、许询、谢庄、汤惠休四家与《文选》诗体没有交集。《文选》不录孙、许二家诗,钟嵘也说孙、许等人诗“皆平典似《道德论》”50,可见二书审美趣味相近。而江淹却以“杂述” “自序”概括孙绰、许询二人之诗,独持己见,抱有理解之同情。

此外,《杂体诗三十首》中还有两首比较特殊,值得单独讨论。

第一首是《嵇中散康言志》。诗云:

曰余不师训,潜志去世尘。远想出宏域,高步超常伦。灵凤振羽仪,戢景西海滨。朝食琅玕实,夕饮玉池津。处顺故无累,养德乃入神。旷哉宇宙惠,云罗更四陈。哲人贵识义,大雅明庇身。庄生悟无为,老氏守其真。天下皆得一,名实久相宾。咸池飨爰居,钟鼓或愁辛。柳惠善直道,孙登庶知人。写怀良未远,感赠以书绅。

嵇康诗作以四言诗为主,《文选》所选录的嵇康诗,也都是四言诗。51 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谈到四言诗时,也专门以嵇康为例,推举其为四言诗“润”之代表:“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52李善注《嵇中散康言志》一诗,只引嵇康四言诗,而无五言诗。在这组专门模拟五言诗的诗作中,江淹非要列入四言诗人嵇康不可,原因无他,就是他对嵇康有一份特别的推重。

第二首是《王征君微养疾》。诗云:

窈霭潇湘空,翠涧澹无滋。寂历百草晦,歘吸鹍鸡悲。清阴往来远,月华散前墀。炼药瞩虚幌,泛瑟卧遥帷。水碧验未黩,金膏灵讵缁。北渚有帝子,荡漾不可期。怅然山中暮,怀痾属此诗。53

很显然,此诗的主题是“养疾”,这一主题未见于《文选》,也与《诗品序》所标举的“王微风月”不同54。一般来说,江淹模拟诗喜欢借用或化用被模拟诗人的某些诗句、词藻或意象,将其嵌入己诗之中,达到渲染烘托的目的。但值得注意的是,细检此诗李善注,无一处引及王微诗。再检《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王微诗现存只有4题5首55,其中包括《杂诗》二首、《四气诗》一首、《咏愁诗》一首和《七襄怨诗》一首(残)56,亦无一首涉及“养疾”主题。“养疾”二字是否足以概括其诗,因为王诗多佚,不敢遽断,但细读《宋书》卷六二《王微传》,则基本可以肯定,“养疾”二字堪称王微生平的主线。本传记其为人“素无宦情,称疾不就”,自称“颇晓和药,尤信《本草》”,其弟僧谦“遇疾,微躬自处治,而僧谦服药失度,遂卒,微深自咎恨,发病不复自治” ,未久亦卒,年39岁。57《杂体诗三十首》特设《王征君微养疾》一首,足见江淹对王微情有独钟。江淹曾撰《自序》,自述其“仕所望不过诸卿二千石,有耕织伏腊之资,则隐矣”的恬淡之怀58,集中又有《卧疾怨别刘长史》59,由其身体心理状况来看,容易与王微产生共鸣。明人王世贞推演扩充江淹《杂体诗三十首》,成《拟古》七十首,其中包括《江记室淹卧疾》一首,或许正是看透了江淹与王微的这一人生共同点罢。60

结语:作为诗史写作与诗歌批评的《杂体诗三十首》

在谈到汉魏六朝文学的模拟风气时,王瑶先生曾经指出:“‘补’或‘拟’在当时和‘作’的界限,原是不存在的。”61他要强调的是,从总体上看,拟古文学中既有模拟的成分,也有创作的成分,而且这两种成分是难以截然分清的。在我看来,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不仅是江淹的模拟之作,更主要是江淹的个人创作。这种创作不仅是一种诗歌创作,而且是一种诗歌批评创作,还是一种文学史的写作。《杂体诗三十首》按照时代顺序和诗史逻辑,排列组合为一个整体,脉络清楚,目的明确。它既是一部诗选,也是一部总集,既是一部用诗选形式呈现的诗歌史,也是一部以总集形式呈现的诗歌批评集。

《杂体诗三十首》之目的,是要通过对历史上30 家五言诗人的选择与模拟,表达江淹个人对五言诗史的“品藻”观点,与当时论家“商榷”。它具有多种双重属性:既是诗歌创作,又是诗史批评;既是主动创作,又是被动摹拟;主体性与客体性融合为一。

《杂体诗三十首》的命题与《文选》的诗体分类命题一样,都是一种文学史建构,为此前的五言诗史进行文学史总结,为诗歌批评设立对象,调校焦点,因此,这也是一个五言诗经典化的工程。至少从唐代开始,就有人对江淹这组模拟诗进行模拟。62 到了明代,薛蕙、王世贞二人对《杂体诗三十首》的模拟,可以说是模拟的模拟。63 在模拟过程中,薛、王二人有意调整或者扩充模拟对象,使诗歌中所呈现的文学史图景越来越开阔,也越来越明晰了。

(南京大学文学院)

1 程章灿《三十个角色与一个演员:从〈杂体诗三十首〉看江淹的艺术“本色”》,《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2010年第5期全文转载。

2 胡小石先生早就提出,两汉文学重模仿,见胡小石《中国文学史讲稿》第五章,人文社,1930年。周勋初师《王充与两汉文风》第一节《两汉文风重摹拟》发扬师说,又有申论,载其《文史探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8页。魏晋拟古之风,则王瑶已有详论,见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96—211页。

3 据胡刻本《文选》书前目录,谢氏此组诗题作“谢灵运《拟邺中咏》八首”,“集”作“咏”,似是误刻。见(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影印胡刻本,1977年,第14页。

4 《文选》,第435—455页。

5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11年,第219—234页。

6 (南朝陈)徐陵编,(清)吴兆宜注,(清)程琰删补,穆克宏点校《玉台新咏笺注》,中华书局, 1985年,第95页。

7 胡小石先生曾制《两汉模仿文学一览表》(见胡小石《中国文学史讲稿》第五章),周勋初师在此基础上重加增订,制成《两汉摹拟作品一览表》,附见其《王充与两汉文风》一文,载其《文史探微》,第5—8页。

8 《陶渊明集笺注》,第220页。

9 《玉台新咏笺注》卷三,第95—100页。

10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第621页。 《拟古诗》诗题注曰:“《诗纪》云:见《艺文》松类,有诗无题,古遗集云《拟古》。逯案:又见鲍照集《赠马子乔》。”

11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傅玄《拟四愁诗》,第573—574页。傅玄《拟天问》《拟招魂》,见(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全晋文》卷四六,第1721页。

12 《文选》卷三〇,第437页。这篇序置于《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魏太子》之前,亦即组诗之最前面,既是此一组诗的总序,又是《魏太子》一篇之序,其结构及其形式全同《诗大序》,故称其为“大序”,后续七篇之前亦各有序,则是针对各篇而制作,不涉及组诗全体,故称其为“小序”。

13 一般认为,“建安七子”之说始于曹丕《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幹。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 千里,仰齐足而并驰。”曹丕的着眼点是“文人”,而非诗人。

14 《文选》卷四二,第591页。

15 《文选》卷四二,第591—592页。

16 《文选》卷三〇,第437页。

17 按:“家王”是曹植惯用的对其父魏王曹操的称呼,可以看作是“家父魏王”的省称。曹植《宝刀赋引》云:“建安中,家父魏王乃命有司造宝刀五枚,……其余二枚家王自仗之。”其《辨道论》亦云:“自家王与太子及余兄弟,咸以为调笑,不信之矣。”见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年,第159、188页。

18 《文选》卷三〇,第440、439页。

19 法国批评家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在其《隐迹稿本》中提出“副文本“这一概念:“副文本如标题、副标题、互联型标;前言、跋、告读者、前边的话等;插图;请予刊登类插页、磁带、护封以及其他许多附属标志,包括作者亲笔留下的还是他人留下的标志,它们为文本提供了一种(变化的)氛围,有时甚至提供了一种官方或半官方的评论。”载《热奈特论文选 批评译文选》,史忠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8页。

20 《文选》所收作家中年代最晚者为陆倕,陆倕卒于普通七年(526),而萧统卒于梁中大通三年(531),因此,学术界一般认为《文选》编定在526—531 之间。俞绍初认为,《文选》编成应在大通三年后不久,见俞氏《〈文选〉成书过程拟测》,载刘志伟主编《“文选学”论文集粹》,中华书局,2017 年,第2—15页。

21 (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91、192页。

22 (明)张溥著,殷孟伦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18页。

23 (清)于光华辑《重订文选集评》卷七引何义门(焯)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乾隆四十三年(1778)启秀堂重刻本,2012年,第588页。 (清)何焯《义门读书记》,中华书局,1987年,第936页。

24 顾绍柏亦有类似看法,参看顾绍柏校注《谢灵运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37页。

25 (清)于光华辑《重订文选集评》卷七引方伯海说,第588页。

26 鲍照有《代白纻舞歌词》《代白纻曲》《代鸣雁行》《代淮南王》《代雉朝飞》《代北风凉行》《代空城雀》《代夜坐吟》等,详见(南朝宋)鲍照撰,(清)钱振伦注,黄节补注,钱仲联增补集说校《鲍参军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卷四,第216—254页。

27 《文选》卷三一,第444—445页。

28 刘跃进《文选旧注辑存》卷三一,凤凰出版社,2017年,第6047页。

29 此处诗题及题下注校勘,参据(南朝梁)江淹著,丁福林、杨胜朋校注《江文通集校注》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656页。

30 (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三二,中华书局,1979年,第480页。

31 (唐)魏征、(唐)令狐德棻《隋书》卷三五,中华书局,1973年,第527—528页。

32 以上诸书分别见《隋书》卷三五,第1082、1084、1084、1084、1085、1086、1087页。

33 《隋书》卷三五,第1077页。

34 《隋书》卷三五,第1085页。

35 (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中华书局影印开明书店《二十五史补编》本,1956年,第4册,第5888页。

36 (明)谢榛著,宛平校点《四溟诗话》卷三,《四溟诗话 姜斋诗话》合刊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年,第91页。

37 (清)冯班《钝吟杂录》,中华书局,2013年,卷三,第50页。

38 (清)施补华《岘佣说诗》,载丁福保辑《清诗话》,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977页。

39 (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第4册,第5888页。

40 参看张剑华《〈隋书·经籍志〉“总集”概念辨析》,《大学图书情报学刊》,第28卷第1期(2010年2月)。按:2007年广西师范大学侯素芳硕士学位论文《〈隋书·经籍志〉总集研究》亦有类似论述,可以参看。

41 (南朝梁)钟嵘著,曹旭笺注《诗品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184页。

42 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序》,载《江文通集校注》卷四,第638页。按:《文选》卷三一录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却不载其序,李善注于题下节引此序最后几句,包括此句。

43 (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七,第938页。

44 《江文通集校注》卷四,第638页。

45 《文选》原为三十卷,唐李善为之作注,乃分为六十卷。

46 (南朝梁)萧统《文选序》,《文选》,第2页。

47 按:《文选》卷三一《杂体诗三十首》所录诗人名字之书写格式为“姓氏+官职+名字”,此表径列其姓名,以求醒目直观。

48 钟嵘《诗品》列举“五言之警策者”,就有“阮籍咏怀”“景纯咏仙”“太冲咏史”,可为例证。见《诗品笺注》,第211页。

49 钟嵘《诗品》列举“五言之警策者”,涉及22家诗人及其名篇(《诗品笺注》,第211页),其列举偏重佳制秀句,焦点不在代表性或特色性题材,故与江淹颇有出入。

50 《诗品笺注》,第15页。

51 参看前文表格附注。

52 (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卷二,第67页。按:《文心雕龙·明诗》还谈到“嵇志清峻”,亦见第67页,此处“志”字亦让人联想到江淹诗题中的“言志”。

53 《文选》卷三〇,第453页。

54 《诗品笺注》,第211页。同书第214页曹旭注:“王微风月,原诗已佚。然江淹《杂体诗》有拟王征君微《养疾》一首,中有‘清阴往来远,月华散前墀’句,证明王微有写风月诗。”然而陈延杰《诗品注》认为:“王微今止传《杂诗》一首,无言风月者。”见《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年,《总论》,第15页。

55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1199—1200页。

56 上述诸诗原出《玉台新咏》卷三,《文选》卷三〇,《艺文类聚》卷五六、卷三五以及《初学记》卷四。

57 (南朝宋)沈约《宋书》,卷六二,中华书局,1974年,第1664—1672页。

58 江淹《自序》,载《江文通集校注》卷一〇,第1720页。

59 《江文通集校注》卷四,第591—598页。

60 (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79册,卷九,《江记室淹卧疾》,第115页。

61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第201页。

62 释无可《大理正任二十所和江淹拟古三十章寄示》,载《全唐诗》卷八一三,中华书局,1960年,第23册,第9159页。

63 王世贞诗出处已见前注。薛蕙《杂体诗二十首》见其《考功集》卷二,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72册,第20页。按:薛序称“及江文通拟诸家三十首,虽间有未尽,然可谓妙解群藻矣”。群藻是多,妙解是一,集于江淹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