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孙钦善

陈新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一年有余，他的辞世，是出版界与学术界的一大损失，也使北京大学《全宋诗》和《儒藏》编纂团队失去了一位同道和挚友，我们感到无限悲痛。但是好像他又没有离开我们，前后两个项目、历时30多年愉快合作的岁月，历历在目，难以忘怀；他丰硕、坚实的学术业绩和成果，以及高尚的道德风范，也永留世间，使我们敬佩不已、沾溉无穷。

我和陈先生结识是从合作主编《全宋诗》开始的。1986年在筹组《全宋诗》主编班子之时，傅璇琮先生向北大古文献研究所力荐陈新先生；陈先生是古籍出版界享有盛名的学者型编审，他学问之大，工作之严，经验之富，效率之高，向为人所称道，我们心仪已久，非常欢迎陈先生来共同主编《全宋诗》。在《全宋诗》编纂工作中，陈先生主要负责分审有集传世“大家”诗人之作，以及通审“大家”诗作和无集传世“小家”诗作合编成册的书稿，还要复校排出的清样，实际上身兼主编和编委，对《全宋诗》贡献至伟。1998年年底《全宋诗》正编72册全部出齐后，编纂团队中的几位年轻人，继续进行《全宋诗》正编的补正工作，仍延请陈先生担任审稿人，陈先生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与陈先生合作主编《全宋诗》的过程中，自己感受最深的有几点：第一，彼此形成高度学术共识，配合默契。例如关于传世诗集的整理，包括校勘、补遗和辨伪。《全宋诗·凡例》和《细则》规定，对于专集，在考清版本源流的基础上，选择善本足本为底本，确定有代表性的本子作参校本。在各家小传之后，用专段说明该集所用的底本、校本及其简称，以保证校记写得具体明确，便于读者了解版本依据和异文的情况。异文出校注意避免烦琐，以校是非为主，兼校异同。对于篇目、编次、篇章结构等，一般保存底本原貌，不轻易变乱旧式。陈先生在编审中严格根据这些规定来改定书稿，删除烦琐的校记。在底本和校本的确定上，我们还打破传统对四库本校勘价值的偏见，坚持科学的判断，充分利用有价值的四库本。因为《四库全书》编纂之时，《永乐大典》大部尚存，四库馆臣从中辑了大量古书，其中绝大多数是佚书。《四库全书》集部中，宋人集子大典本多达127种，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因为后来《永乐大典》罹难重残，辑录、核查的本源既已严重损失，这些辑本就更显得弥足珍贵，往往成为后世传钞、传刻的祖本。保证《全宋诗》的质量，除了对传世诗集的科学整理之外，做好辑佚也是一个关键问题。诗作的辑佚，关系到《全宋诗》编纂工作的全局。辑佚包括两方工作，一是有集作家诗作的补遗，涉及上述传世诗集的整理；一是无集作家诗作的辑集。无集作家占宋诗作者的绝大部分，对他们诗作的钩稽、编集，涉猎的文献范围非常广泛，任务繁重艰巨。前人已经做出一些成果，但开拓的余地还很大，复核的任务也很重。辑佚需要翻检的书籍很多，必欲毕其功于一役，势必使编纂工作旷日持久，难以结集。为了使编纂工作切实可行，采取了辑佚工作分两步走的做法：第一步，因其大宗，与传世诗集一起编为正编；第二步，续有所得，辑为补编。第一步翻检的文献范围，包括宋元方志、宋元类书、宋元笔记、宋元诗话、宋诗宋人注、有关总集等。《诗渊》《永乐大典》虽为后世类书，但比较重要，亦列入第一步翻检范围。此外，前人的辑佚成果《宋诗纪事》《宋诗纪事补遗》《宋诗纪事续补》所引及的书也在第一步翻检之列。如此做出的成绩，获得学术界的肯定。但是由于翻检工作的疏忽，也存在漏辑、误辑的情况；或者因为对翻检书籍复杂性失于考证而因讹传讹的情况。因此在《全宋诗》陆续出版的过程中，不断有纠谬补遗的论著出现。我们自己对此很重视，也在不断设法补救。陈先生在这方面作了两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一是与张如安、叶石健、吴宗海等先生合作编纂《全宋诗订补》，不仅对《全宋诗》做出订补成果，也为具体分析、总结辑佚工作失误的原因提供了更多的实例；一是与北大《全宋诗》整理者兼责任编委李更博士合作编纂、出版了《〈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校证》一书。《千家诗选》一书，版本复杂，良莠不齐，内容又错乱较多。《全宋诗》辑佚时，尚无《校证》一书可据，因此在利用《千家诗选》时，既有据他书纠正《千家诗选》错误而未沿误致误的地方，又有沿袭《千家诗选》以讹传讹的地方。《校证》之作，据《全宋诗》订正《千家诗选》错误之处不少，同时据新的研究成果订正《全宋诗》沿袭《千家诗选》错误之处也不少。这种情况不仅说明《全宋诗》在利用《千家诗选》辑佚方面成绩与问题同在，而且说明辑佚时决不可轻信佚诗所出之书，必须先经过考察，对所据之书有一个清醒的了解，进而纠正其错误，避免以讹传讹，这是辑佚工作正本清源的问题，应该作为重要的经验教训，给予足够的重视。陈先生对《全宋诗》辑佚方面的失误，非常关注，经我们共同研究，确定还是按《凡例》正编、补编辑佚分两步走的做法，正编辑佚的失误先行补救，补编的辑佚待另行启动，这一点明确写在《全宋诗·后记》中，并见本《文集》中陈先生与王岚等人反复讨论的信件。第二，陈先生对古籍整理的编审、复校工作，既有广博精深的学识作支撑，又有老练的经验和功夫为保证，其精、准、快捷，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难以企及。《全宋诗》责任编委王岚博士在一次接受《北大青年》学生记者采访时曾说：“陈先生学富五车，目如鹰隼，常常是他在稿子上圈出疑似错误的字句，发还给我们去查原书，结果果真如陈先生所言，某字当作某字，令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第三，在编纂过程中我们之间建立起诚挚的友谊，不断加深，日久弥笃。特别是《全宋诗》团队中的年轻人，他们作为责任编委与陈先生配合密切，不仅视陈先生为难得的良师，还与陈先生结成忘年之交的益友。陈先生对团队中的年轻人的请教，总是热情指导，对他们学习和工作中的成长，职称的晋升，也非常关怀。例如王岚博士的学位论文《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是在《全宋诗》编纂工作中衍生的选题，写成后受到陈先生，还有其他两位外请主编傅璇琮、许逸民先生的高度赞许，他们亲自参加论文的评阅和答辩，给予热情鼓励。后来此论文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而且获奖。又如前举陈先生与李更博士合作整理《〈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校证》一事，陈先生对李更的工作非常肯定和倚重（详见本《文集》中有关的书信），书籍出版时执意把李更的名字署在前头，这既是对年轻人的奖掖提携，又是实事求是、真情实意，实在令人感佩！又如1999年1月21日陈先生致许红霞函说：“昨日承询《宋史·舆服志》中的‘玉斗方二寸四分’，当时匆匆，未及细究。回家后查了一下《宋史》，玉斗，当和上文玉检一样为器物。方，当与上文高度等一样的词，由今言见方也。不宜作‘玉斗方’读。这些都是下方所谓的‘缘宝法物’。总之，这一段文字，除了说明‘宝’的制度外，写了不少环绕‘宝’放置的饰物，用来表示‘宝’的重要。不知您以为是否如此。”认真细致，循循善诱，可见一斑。再如漆永祥博士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悼念陈先生的文章，用了不少笔墨记述了陈先生在编纂《全宋诗》过程中对他的关爱与指导，亦感人至深。可以说《全宋诗》团队中年轻人对于陈先生的敬重，远超出一般的师生交谊，还融入浓浓的亲情，在《全宋诗》编纂和后续工作的30多个春秋中，但逢陈先生“七十”“八十”“九十”或逢“五”的寿辰，每次年轻人都为他操办庆贺，并致以衷心的祝福与礼敬。就北大《全宋诗》团队来说，陈先生等三位外请主编，对年轻人的言传身教，有力助推《全宋诗》项目培养人才的初衷得以圆满实现。第四，陈先生来校期间，不计工作、生活条件的不便，忘我全情地投入工作中。当时《全宋诗》编纂工作的客观物质条件很差，有很长一段时间编纂室安排在北大老的第四教学楼四楼顶层，楼层高，楼梯陡，无电梯，陈先生年已古稀，也只得跟大家一起爬上爬下。后来古文献研究所在旧化学楼一层有了自己的办公场所，但不过是一间旧实验室改装的，面积总计120平米，间隔成两间较大的图书室和阅览室，还有5间各10平米的工作室，工作室每间挤着放四五张办公桌。当时每月需要有十天半月请陈先生来校查书统改书稿，也只能占一张桌子，跟大家挤在一起工作。食宿条件也很简陋，由于经费所限，研究所包不起宾馆、招待所，只能在勺园留学生宿舍的筒子楼临时租一间房子，安排住宿；至于膳食，也只能安排在员工食堂用便餐。对此我们始终于心不安，而陈先生全然不顾，整天埋头书案，一心投入工作。他自己曾说：“一九九一年，《全宋诗》前五册出版。在此之前，编委会为了保证出版物质量，又规定此后《全宋诗》发稿前由笔者全部通读一遍。于是每次发稿前夕都住到北大，多则一月，少则十天半月。开始时，校外的傅先生、许逸民先生亦来同住，后来逐渐剩笔者一人。傅先生有时也来住几天，同住勺园招待所一室。招待所原为学生宿舍，设备简陋，仅两榻两桌两椅，没有卫生间，傅先生每每于夜间拿着脸盆到公共卫生间盥洗。膳食是吃学生食堂的客饭，开始时由青年教师或研究生陪同，后来也是独自一人去吃。生活待遇虽然甚差，但个人认为能发挥余热，却不以为苦。”（《〈全宋诗订补〉前言》）可见陈先生始终是把《全宋诗》编纂当成一番事业来做的。

继《全宋诗》编纂之后，陈先生又被北大《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请来担任编委和审稿专家，很荣幸我们之间又有了继续合作的机缘。陈先生不仅自己来了，还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杜维沫先生引荐来为《儒藏》审稿。陈先生参加《儒藏》编纂，是从整理样书开始的，他亲自校勘《论语正义》，还通审改定样书所收的其他四种《论语》交出版社发排，并且复校了清样。2005年8月样书由北大出版社出版，总计80万字，起到《儒藏》编纂范本的作用，获得学术界的广泛赞誉。以后陈先生常常是应急救难，接审《儒藏》的复杂书稿。据《儒藏》中心统计，陈先生共审稿45种，字数合计近2000万字。按照《儒藏》编纂的工作要求，通审分两个步骤：首先是对原稿进行通审，逐字细读；在三校样出来之后，再复审一次，主要是核对编辑、校点者的反馈意见，不必通读。但有部分稿子，陈先生认为第一遍通读没有解决全部问题，复审时又逐字细读。除有些校样未经复审外，陈先生总计审读字数当在3000万字左右，数量之大，审读之精，有口皆碑。通过言传身教，与他合作的年轻责任编委也深受教益。

陈先生仙逝之后，漆永祥和王岚在多人协助之下，得到各方的有力支持，用整整一年时间编成了陈先生的文集初稿，送给我看并索序。看到这些熟悉的文章，联系上述多年合作的经历和情谊，我先读为快，倍感亲切。文集分“古籍整理与研究”“《四库全书》研究”“《全宋诗》整理与研究”“古代小说研究”“古代诗文整理与研究”“陈新先生往来书信选”六大部分，内容广泛深刻，充满真知灼见。

关于古籍整理与研究，陈先生涉猎四部，成果甚丰。同时留心总结理论与方法，关注书稿质量、人才培养以及古籍整理工作对于“保存和弘扬传统民族文化，使之适应新时期的发展”的关键意义。如说：“笔者深刻体会到，古籍整理工作的实际难度，和当前学术界对整理难度的估计，有很大的距离。就近些年出版的不少古籍出版物（不是全部），和笔者所见到的大部分古籍整理稿件而言，质量问题已经相当严重，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保存和弘扬传统民族文化，使之适应新时期的发展，整理好古籍应该是关键要素之一。总不能像有位学者指出的那样，长期让没有掌握古籍整理工作基本要领的人整理古籍，不懂古籍的人注释或翻译古籍。所以笔者近年来就工作中实际接触，不断撰文说明古籍整理工作的艰巨和困难，以期引起各方面注意，改变当前忽视古籍整理工作的实际。”（《古籍整理工作中诗和词的混淆》，《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第3期）即使讲理论与方法，包括影印、校订、标点、注释、今译等等，也不是泛泛而谈，而是紧密结合整理与编校的丰富实践经验和实例，讲得真切、生动、实用。如傅璇琮先生2004年9月11日复陈先生函说：“《全宋笔记》补页已收到，……每次阅兄所审，甚为钦佩，当前作古籍之编辑，其学力深厚、工夫精细，恐无有陈兄之右者。”又如李灵年先生2008年7月25日致陈先生函说：“从1980年起，共收到惠函194封，信纸324张，字数在10万以上。……您的书信内容丰富，信息量大，具有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我非常珍惜。等精力好时，我要分类作些整理，以供学界参考。之中，我特别（佩服）您对古籍整理的真知灼见，从规划，到规范，到人才培养，您有系统的理论和完整的工作设想，并且身体力行。您审定了多少书稿恐怕难以计算，我想根据您信中提到的‘工作’，开出清单，那数量当是惊人的。您是当今古籍整理贡献大、经验最丰富的学者。”

中国古代小说，是陈先生整理、研究和编校工作的强项，他不仅关注作品思想的探究，而且关注作品艺术的分析；不仅关注人物、名物、典制、习俗等的考证、注释，而且关注书籍版本的考察，异文的校订，涉猎全面，成就卓著。他在中国古代小说整理、编审方面尤为行家，如李灵年先生在2008年7月25日致陈先生的信中回忆《儒林外史》的整理、审订工作时说：“在您发出通知后，系里指定谈凤梁、吴锦和我去京。1975年12月初至1976年元月8日，我们在红星胡同招待所住了一个月，正是这次亲密接触，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影响了我们之后的三十年。在审改中，校勘、标点不说，单注释就有一千二百条，我们几个吭吭哧哧搞了几个月，在您手里，增删润色，勾勾划划，只用十多天时间，就改好了，足见您学识的广博和手法的熟练。”

从文集中可知，陈先生荣退之后，继续发挥余热，贡献甚巨。多所高校争聘他指导、参与大的古籍整理项目和专业人才培养工作。如山东大学拟请他指导中国古代大作家集《柳宗元集》的整理工作，虽未克出版，但多有交流、切磋；南京师范大学请他指导、审订《儒林外史》的整理工作，还拟请他担任兼职教授培养专业人才并指导古籍所的工作，获益良多；上海师范大学请他担任《全宋笔记》的编委，得助匪浅。北京大学最为幸运，先请他担任《全宋诗》的主编和编委，继之请他做《儒藏》编委和审稿专家，受益最大，心存感激。而陈先生文集中的“《四库全书》研究”“《全宋诗》整理与研究”的两方面重大成果，也正是在与北大合作编纂《全宋诗》期间取得的，这又使我们感到很欣慰。

清代考据家有人说过，一般来说读书受书益，学问家读书更使书受益。陈先生文集有力见证了以下的事实：陈先生学富五车，深受读书之益，而成就为著名的学者；不仅如此，陈先生更是读书兼治书，善于在读书中发现古书流传之讹误加以校正，善于在编审工作中对书稿进行订补予以提升，从而成为使书受益的大学问家。

逝者乘鹤已归，斯文不坠于世。高山仰止，谨以为序。己亥仲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