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汉儒以美刺说诗的新检讨

总观“以意逆志”法的发展，自汉迄清，大致可以分作四个阶段：两汉；魏晋至唐；宋代至明；清代。每一阶段的学术思想和文学背景的差异，导致了各个阶段的不同特色，这些特色也就成为“以意逆志”法在发展史上的标志。

从中国历史上来看，汉代是秦朝的延续，也是有史以来的一大钜变，在社会组织与文化形态上，它奠定了此后两千馀年中国社会与文化规模的基础。所以，作为历史上诸朝代之一的“汉”，遂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象征。就“以意逆志”法而言，虽然孟子“叙《诗》《书》，述仲尼之意”（《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最初提出了此一说诗方法，但是，这一方法在中国文学史及文学批评史上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则不能不归功于汉儒将这一方法广泛地付诸实践。而汉儒在实践中所形成的意义及导致的弊病，对“以意逆志”法的发展也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一、汉儒说诗的特色及其背景

《诗》在汉代于“五经”中虽最早被尊为“经”并立有博士[21]，但“诗三百”地位真正的提高，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置五经博士以后。汉代的鲁、韩、毛三家诗，从史籍上看，有说皆出于荀子[22]。西汉时，经今文学流行于世，而就今文“三家诗”而言，乃以《齐诗》最为显赫[23]，也以《齐诗》最能代表西汉经今文学的特色。儒学以齐、鲁为宗，汉代师儒也以齐、鲁为盛。《齐诗》之学固然出于孟子，汉儒之学亦可谓多出于孟子[24]。而从汉儒说诗方法来看，其受孟子的影响更是显然。并且，在汉代的政治、社会及文化空气的熏染下，“以意逆志”法又有新的发展，形成新的特色。

《汉书·艺文志》云：“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辕固的《传》未见著录，《艺文志》仅录申公《鲁故》二十五卷，韩婴《韩故》三十六卷，《韩内传》四卷及《韩外传》六卷。颜师古注云：“故者，通其指义也。它皆类此。”据此说，则“故”“说”“传”“记”的意思大体上是一致的，均在“通其指义”。但实际上在当时恐怕是有差别的。“故”即训故，是据经文字句作解释；“传”则不同，《汉书·儒林传》云：“（韩）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可见“传”的重心在“推诗人之意”。班固接着说：“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归一也。”这里的“《齐》《鲁》”，当指辕固的《齐诗传》和申公的《鲁诗传》[25]。所谓“归一”者，“谓‘三家诗’言大旨不相悖耳”（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序例》）。而《毛诗》篇篇有序，亦即叙引作者之意。

要继续追问的是，这种“归一”的“大旨”又是什么呢？从现存文献来看，尽管齐、鲁、韩、毛四家《诗》在文字、训诂上间有出入，但他们所“推”的作者之“意”、所“逆”的诗人之“志”却是有着同一指向的，即“美刺”“讽谏”。正如清人程廷祚所概括的：“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二端。”（《诗论十三·再论刺诗》，《青溪集》卷二）其实，不止于诗，汉代的一切文学批评，在涉及作者旨意时，几乎无一不具有美刺、讽谏之意。以王逸的《楚辞章句》为例，《离骚经序》谓《离骚》“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九歌序》曰“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九辩序》谓《九歌》《九章》“讽谏怀王，明己所言与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招魂序》曰“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大招序》曰“因以风谏，达己之志也”；《惜誓序》曰“盖刺怀王有始而无终也”。由此可见，“美刺”（尤其是“刺”）、“讽谏”是汉儒使用“以意逆志”法所得出的共同结论。这是汉儒说诗的第一点特色。

如前所述，在孟子的思想结构中，“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是两个紧密联系的命题，但是在表述时，这两段话却是在不同的篇章中分别道出。将隐含于孟子思想结构中的这两个方面在实践中有机地组合起来，使“知人论世”成为“以意逆志”法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是汉儒对这一方法的发展，也是汉儒说诗的第二点特色。这一特色，首先突出表现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读其书，逆其志，并欲进而知其人，论其世，这是司马迁读古人书（不限于读文学作品）的方法之一，也是他修史的方法之一。例如：

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孔子世家》）

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管晏列传》）

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商君列传》）

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孟子荀卿列传》）

（虞卿）不得意，乃著书。上采《春秋》，下观近世，曰《节义》《称号》《揣摩》《政谋》，凡八篇。以刺讥国家得失，世传之曰《虞氏春秋》。……然虞卿非穷愁，亦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云。（《平原君虞卿列传》）

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屈原贾生列传》）

人类的著作，是人类思想的结晶，而思想是在历史中形成，在时代里成长的。只有深入于古人的时代中，与古人一起经受时代课题的考验，才能衡量出古人在人格上的高低，才能把握住其用心的幽微曲折，才能对其思想在历史中正面及负面的意义加以判断。如司马迁对屈原的论述，首先将他的作品放在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指出“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并从而对其志洁行廉的高尚伟大的人格作了充分肯定：“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他对司马相如的分析，也是能在其“虚辞滥说”的表面现象中，看到“其要归引之节俭”的真正动机与用心，从而作出“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的结论。司马迁的《史记》，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史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上的高峰，与他对“以意逆志”法的理解和使用，并在使用中加以发展是分不开的。

汉儒对“以意逆志”法的发展，至东汉后期的郑玄而作一总结。王国维在《玉谿生年谱会笺序》中指出：

及北海郑君（玄）出，乃专用孟子之法以治《诗》。其于《诗》也，有《谱》有《笺》。《谱》也者，所以论古人之世也；《笺》也者，所以逆诗人之志也。（《观堂集林》卷二十三）

《诗》的写作手法主要有三种，即赋、比、兴，《诗》的主旨就是通过这三种手法表现出来。郑玄的解释具有典型的汉儒特征：

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

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

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周礼·春官宗伯·乐师》注）

赋、比、兴三词虽然出现于先秦遗籍中，但是在实践上将它们具体化、定型化，使之在作品中各有所归，在创作时各有所用，则是到汉代才出现的。因此，郑玄对《周礼》中赋、比、兴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是根据汉儒的批评实践加以总结，从而逆推上去的。郑玄在《六艺论》中曾指出：

诗者，弦歌讽喻之声也。自书契之兴，朴略尚质，面称不为谄，目谏不为谤。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于恳诚而已。斯道稍衰，奸伪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礼，尊君卑臣。君道刚严，臣道柔顺。于是箴谏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诗者以诵其美而讥其过。（孔颖达《诗谱序正义》引）

很显然，“君臣之接如朋友然”指的是理想中的三代以上的情形，“尊君卑臣”则是现实中的秦汉以来的情形。这正从又一个侧面表明郑玄对赋比兴的解释与时代的关系[26]。郑玄的另一著作《诗谱》虽早有残佚，但是经过后人的整理[27]，可以大致睹其规模。他将三百篇按写作时代次序，盛世之诗“谓之诗之正经”，衰世之诗“谓之变风、变雅”（《诗谱序》），将诗与时代紧密结合起来，这对后世的影响是极大的。

对汉代文学批评中的上述现象究竟作何评价，无疑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为了对此一问题有较为准确的把握，我们有必要对其产生背景稍作考察。

汉代是一个经学空气甚浓的时代。总的说来，尽管有一些“曲学以阿世”如公孙弘之辈，以及将“五经”当作获取利禄之手段的人，但那些继承了儒家大统，措心于孔孟之“道”的实现的人，却体现并代表了真正的儒家风范，因而影响甚大。汉代的政治不同于先秦的最大之处，在于它是大一统的一人专制社会[28]。贾山《至言》中写道：

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折者；万钧之所压，无不糜灭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势重，非特万钧也。（《全汉文》卷十四）

在“道”与“势”的对峙中，士人要做到不“枉道而从彼”（《孟子·滕文公下》），一方面在主观上要有“以直谏主，不避死亡之诛”（《至言》）的勇气与胆略，另一方面，客观上也要在舆论界使人们（包括统治者在内）承认、接受“道”高于、尊于“势”。在这一问题上，先秦儒家（尤其是孟子）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而在汉代首先提出这点，从而在理论上奠定经学高于政治的基础的是汉初的陆贾。《新语·道基》指出：

后圣（即孔子）乃定“五经”，明“六义”，承天统地，穷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绪人伦。……《鹿鸣》以仁求其群，《关雎》以义鸣其雄，《春秋》以仁义贬绝，《诗》以仁义存亡，《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义相承，《书》以仁叙九族，君臣以义制忠，《礼》以仁尽节，乐以礼升降。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学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

这里指出了政治对经学的依赖，而所谓经学的核心内容就是“仁义”。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以后，经学的地位进一步提高，这固然是利禄之途所在，并产生了不良后果[29]，但这也开辟了由通经以进入政治圈中的道路。而以后的皇室子弟，从小皆以“五经”为教材，这也使道统高于政统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得到了实现。因此，统治者的“受言”“纳谏”，由经学的修养而得到低度的保障；而忠臣义士在“天下无道”的形势下不惜“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下》），也由经学的修养而获得精神上的鼓励。

这也就决定了汉儒治经的方法是借古讽今。换言之，他们是完全站在现实的立场上去把握经学、理解经学，并运用经学的。这种方法，也可以说是肇自陆贾。《新语·术事》云：“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于近。”这一传统，在汉儒看来，也是导源于孔子的。董仲舒认为，孔子作《春秋》的用意，是“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史记·太史公自序》），等等，所侧重的正是强烈的现实感以及对人类命运的责任心。在他们的眼中，经学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统治者的讽谏，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所以汉儒中就有以《诗》为“谏书”者[30]。

《诗》为“五经”之一，汉初有孔子删《诗》之说，又认为其删削的标准就是“取可施于礼义”（《史记·孔子世家》）。而《诗》与《春秋》，从孟子就说“《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二者在精神上有着密切的联系[31]。所以，汉儒说《诗》，也就本着这样一种经学的眼光，站在现实的立场上强调其“美刺”“讽谏”，以达到借古讽今的目的。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篇》载：

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

这几句话在汉代颇为流行。凌曙注曰：“《诗·汎历枢》：‘《诗》无达诂，《易》无达言，《春秋》无达辞。’《说苑·奉使篇》引《传》曰作‘《诗》无通诂，《易》无通吉（当作“占”），《春秋》无通义’。”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三指出：“董子曰‘《诗》无达诂’，孟子之‘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也。”这仅仅注意到其相同的一面，而前者强调说诗的主观性，则明显是对后者的发展。同样，赵岐在《孟子注》中对“以意逆志”的解释是：

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

前面指出，赵岐拈出“人情不远”，是抓住了孟子人性论的基础。但是，明确提出“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则是赵岐对“以意逆志”法的发展。这与“《诗》无达诂”说的背景是一样的，这种理论与汉儒的说诗实践也是完全一致的。班固曾就立于学官的齐、鲁、韩三家对《诗》的训传作过这样的总评价：“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汉书·艺文志》）这是因为汉儒说《诗》的基本用心，原就不在追寻诗人的本义，只不过是借题发挥而已。而他们借题发挥的着眼点则完全放在“美刺”（尤其是“刺”）、“讽谏”上。汉儒念念不忘这一点，随时加以发挥。《周礼·春官宗伯》记瞽矇的职责，有“讽诵诗”一条，郑众即注云：“讽诵诗，主诵诗，以刺君过。”这种意念，与汉代大一统一人专制的政治背景关系密切。《淮南子·修务篇》云：“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作者在这里虽然对托古立说持否定态度，但也从一个方面透露了其中消息。

《诗》固然是“五经”之一，但在汉人的心目中，《离骚》（即《楚辞》的代表）也兼有《国风》“好色而不淫”与《小雅》“怨诽而不乱”（《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特点，乃“依托‘五经’以立义”（王逸《楚辞章句叙》）；赋又为“古诗之流”（班固《两都赋序》，《文选》卷一）。所以，在汉儒的眼光中，这些作品同具有“美刺”“讽谏”的色彩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二、历史意义与历史局限

汉儒在“以意逆志”的实践中，将“志”的内容局限在“美刺”“讽谏”中，从历史上来看，有其意义，也有其局限。毫无疑问，汉儒的文学批评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批评。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无疑抹煞了文学的特性，持这一标准去看待文学也无疑是迂腐乃至僵化的。但是，从历史上来看，当汉儒以“美刺”“讽谏”说诗的时候，面对的是其威势至高无上的君主权贵，他们的借古讽今，往往是要以其个人的荣辱乃至生命的存亡为代价[32]，这决不同于书生的信口开合或哗众取宠。经学的意义，在他们是由文字直贯入精神血脉，成为支持其生命的源泉和力量。就他们所说的具体诗篇而言，他们所“逆”的诗人之“志”可能有偏差甚至完全相反，但是从他们的动机和表现看，却恰恰代表了传统士人的良知与勇气。这里，可略举对《关雎》的解释为例。

汉代流行的《诗》，主要是齐、鲁、韩三家，《毛诗》只在民间流传，未能列入学官。对《关雎》的解释，《毛诗》认为作于文王之时，其义乃是赞美“后妃之德”。但郑玄作笺以前，汉代流行的“三家诗”义却不是“美”，而是“刺”。兹据王应麟《诗考》[33]，将三家义列之如下：

《韩诗》：“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关雎》，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

《鲁诗》：“佩玉晏鸣，《关雎》叹之。”（李奇曰：“后夫人鸡鸣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诗人叹而伤之。”）

《齐诗》：“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故《诗》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贞淑，不贰其操。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私之意，不形于动静。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

由此可见，“三家诗”均认为《关雎》乃康王时所作，其意为刺“今时大人内倾于色”，“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这可以说是“三家诗”的通义，也是汉代流行的观点[34]。然而，揆诸史乘，其中明显是有矛盾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又《儒林传》云：“夫周室衰而《关雎》作。”这是承“三家义”而来，诗意主“刺”。但是司马迁在《周本纪》中又载：“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馀年不用。”正是太平盛世。这个矛盾，我认为只能用汉儒的托古讽今（这比借古讽今更进一层）来解释。汉代自诸吕篡政以来，外戚问题相当严重。好色宠内，往往导致外戚之祸。这从陆贾就已意识到，并加以警戒。《新语·慎微》指出：“夫建大功于天下者，必先修于闺门之内。”“三家诗”以《关雎》主“刺”，其意亦在于此。上引《齐诗》之说，正见于匡衡所上《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疏》中，其目的正在于藉《诗》的大义以匡谏成帝“采有德，戒声色”（《汉书·匡衡传》），而成帝恰恰是以宠飞燕、耽酒色为当时及后世所诟病的。可见，他们完全是站在现实的立场，针对现实的情况而说《诗》的。讽刺汉皇而托之于康王，这与唐人诗中讽刺唐皇，而每每以汉皇代之，虽一为批评，一为创作，其思维路径是颇为类似的。所以，汉儒的说《诗》，往往不是其本义，又往往显得很拘执，乃至牵强附会[35]。其局限在这里，其意义也在这里。

汉儒使用“以意逆志”法强调“美刺”“讽谏”，对创作本身也带来很大影响。这就是诗赋当有为而作，以发挥美刺、讽谏的作用。西汉的大赋，多具有讽谏的传统。赋序中的“作赋以讽”“上赋以劝”等字样，即为明证。虽然这些序均为“史辞”[36]，但却真实地反映了这些赋的作意。东汉的赋作者，更是有意识地继承前人的讽谏传统。《后汉书·班固传》谓固“感前世相如、寿王、东方之徒，造构文辞，终以讽劝，乃上《两都赋》”；《张衡传》谓“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而杜笃《论都赋序》自云“窃见司马相如、扬子云作辞赋以讽主上，臣诚慕之，伏作书一篇，名曰《论都》”（《后汉书·杜笃传》）。后人看到这种现象，遂有将赋与“五经”并提者，如孙绰云：“《三都》《二京》，‘五经’鼓吹。”（《世说新语·文学》）《毛诗序》释“风”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而诗赋中的讽喻传统，遂成为我国文学的一大特色。相反，一味歌功颂德的篇什，则每每被认为是无聊的，甚至是可耻的，而为中国诗教传统所不容。

这里也就牵涉到一个评价标准问题。由于受汉儒说诗的影响，对文学作品的评价，首先便以是否含有讽谏之意为标准，来衡量作品的优劣。《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指出：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这便是以后者的“莫敢直谏”来反衬屈原作品的价值和功能。扬雄《法言·吾子》中关于“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划分，也是以“讽谏”为标准衡量的。这种情形，后来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曾多次出现。

这一标准固然有其不可抹煞的价值，但是汉人在使用上最大的弊病，乃在于将它唯一化、绝对化。由于是从经学的眼光看文学，遂限制了汉儒的视野，使他们的论述不免狭隘、偏执，其历史意义也由于其历史局限而湮没于历史尘埃之中。

在汉人的创作中，还有一点也大堪注意。汉儒以“美刺”“讽谏”为原则去看待作品，但是在表现手法上，又必须是“主文而谲谏”，做到曲终奏雅。这就是《诗经》中的比兴传统，也就是《楚辞》中的“香草美人”的传统。所以，汉人一方面在批评时强调比兴寄托之意，另一方面在创作中也继承了此一传统，有意识地摹仿这种手法。如张衡《四愁诗》，其序云：

时天下渐弊，郁郁不得志，为《四愁诗》，依[37]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雰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38]

这种创作与批评的互为作用，遂使作者藉男女之词，寓身世之感；说者指闺阁之言，作美刺之笺，从而形成中国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学批评的一大特色。“以意逆志”法之长流不衰，这种内在的必然性是断断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