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庙

一、台北市孔庙沿革

历经清光绪年间所建的台北府文庙，于日据初期遭损毁拆除，经地方士绅的踊跃捐输重建，成为民间尊孔的表征，后捐归台北市政府管理，采取多元经营。在不断嬗更过程中，台北市孔庙日益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一)台北市孔庙的前身——台北府文庙

清光绪元年(1875)，于台湾北部设置台北府。当府城于光绪五年(1879)动工后，由知府陈星聚与台湾兵备道夏献纶督工，在城中南门内建造文武庙。[1]两庙皆坐北朝南，文庙在左，武庙在右。此台北府文庙即是台北市孔庙的前身。

台北府文庙于光绪五年(1879)动工，七年(1881)完成大成殿[2]、仪门[3]与崇圣祠[4]。第二年，由台北士绅募款，增建棂星门[5]、黉门[6]、礼门、义路[7]、泮池[8]与万仞宫墙[9]，至光绪十年(1884)完工，形成颇具规模的孔庙。

台北府文庙在光绪七年(1881)完成大成殿等主体建筑后，即从当年起举行祭孔典礼。光绪十七年(1891)，邵友濂任巡抚时，更派员赴福建添购祭器，并敦聘礼师、乐师、佾[10]师来台训练学童。次年，唐景崧巡抚祭孔时，就是用新购的祭器、新训练完成的礼仪进行典礼。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廷战败，次年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岛割让给日本。日军于六月进驻台北城后，将台北府文庙充作卫戍医院，牌位及礼器、乐器多被损毁，建筑物亦逐渐荒废，祭孔典礼至此就废止不行了。

光绪三十三年(1907)，日本人为建造“国语”(日语)学校、第一高等女学校和地方法院，更逐步拆除台北府文庙。至此，台北市孔庙的前身已荡然无存。

台北府文庙被拆除后，日本人于“国语”学校内盖了一座仅有五坪(坪，中国台湾地区常用面积单位，源自日本。1坪=3.3057平方米)大的小木屋，重制孔子及四配、十二哲牌位供奉，每年孔子诞辰日开放供各界祭祀。民国六年(1917)起，台北瀛社、大正协会等组织崇圣会，每年于孔子诞辰日，从“国语”学校恭迎所有牌位，到大稻埕公学校，或蓬莱女子公学校，或艋舺龙山寺，或大龙峒等处轮流举行祭典。虽仍每年祭孔，但既无孔庙，只能每年转徙各处，聊备一格而已。

(二)台北市孔庙的重建──民间尊孔的表征

自从台北府孔庙被日本人拆除以后，即不断有人倡议重建孔庙，但因经济条件不足，始终未能偿愿，成为大家的憾事。

民国十四年(1925)，台北士绅陈培根、辜显荣、黄赞钧等人重提旧议，邀集地方贤达二百余人，多次集会，议决建庙规模及募款办法，成立台北圣庙建设筹备处，综理孔庙重建事宜。募建工作启动后，由陈培根捐地二千多坪，辜显荣捐地一千多坪，另展开募款，再以部分捐款购地一千多坪，所捐、购的土地皆在大龙峒，计约五千坪作为建筑基地。

民国十六年(1927)，台北民建孔庙正式兴工。十八年(1929)，大成殿落成。十九年(1930)，仪门、东西庑[11]、崇圣祠先后完工，新制圣贤牌位亦完成，乃购买礼器、乐器，训练礼生、乐生，佾生，于当年孔子诞辰日举行祭孔典礼。实际上已中断了三十多年的祭孔典礼重新恢复，为当时地方的一大盛事。

当大成殿、仪门、东西庑、崇圣祠兴建完成后，捐款已用罄，财政陷入困窘，工程不得不暂告中止。直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台北士绅黄赞坤、辜显荣等又倡议复工，再行劝募续建，先建棂星门，再建礼门、义路、黉门、泮宫及万仞宫墙。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全部完工，孔庙的规模至此已大致完成。

大龙峒孔庙兴建之初，由于当时台湾并没有新建孔庙的经验，找不到合适的设计建造人员，于是乃聘请福建泉州名匠王益顺为总工程师，担任设计与建造的工作。王益顺在此之前曾兴建过台北艋舺龙山寺、新竹城隍庙、台南南鲲鯓代天府，颇受众人肯定而加以礼聘。王益顺仿照山东曲阜孔庙，更以福建漳州、泉州两州的文庙为蓝本，设计督造，所以台北市孔庙既具备孔庙的形制，又展现了闽南式建筑风格。可惜的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复建时，王益顺已回泉州并逝世，只好另聘台湾本地的匠师来完成，令人欣喜的是风格仍维持不变。

台北市大龙峒的民建孔庙总面积约五千坪，建筑面积约一千四百坪，规模并不很大，与山东曲阜的孔庙虽然难以相较，但却是汇集了许多民间力量建造而成的，代表了广大群众对于孔子的无比崇敬之情。如果说山东曲阜的孔庙象征着孔子之道的崇高，台北市孔庙则象征了孔子之道影响的广远。

民国二十八年(1939)，大龙峒民建孔庙落成时，适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下令废止中国传统式祭典，祭孔改用日本靖国神社的神乐。所幸为期不长，台湾即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光复，所以从民国三十五年(1946)起，又恢复了传统的祭孔礼仪。同时顾虑到祭孔应有常设机构，乃重组崇圣会，公推台北市市长为主任委员，主持每年的孔诞祭典。1950年，适逢孔子诞辰两千五百年纪念，特别扩大举行祭孔典礼，蒋中正为表崇仰，敬献手书“有教无类”匾额。

1951年，崇圣会改组为孔子庙管理委员会，仍以台北市市长为主任委员，综理平常事务及每年祭孔事宜。

孔庙虽称为庙，实际上是庙学合一，除了祭祀孔子以外，兼有教授学子的功能。当初兴建孔庙时，虽盖了庙但并未建造学。1953年，乃决定筹措经费增建明伦堂作为讲学之所，至1956年完成，形成今日所见的孔庙规模。1962年，为庆祝植树节，蒋中正、陈诚等于明伦堂前种植龙柏以为纪念。

(三)台北市孔庙的活化——捐归台北市政府管理

大龙峒孔庙由民间兴建，也由民间管理，虽先后组织崇圣会、管理委员会负责各项事务，但并无固定的预算与专职人员，维持颇为不易。每年祭孔的费用虽有政府补助，不足之数仍须向地方士绅募款，而且庙宇必须经常维修，也要筹措经费，土地税更是一笔庞大的支出。长此以往，维持现况已有困难，更无法进一步推展业务。

1971年，感于尊孔崇道乃国家大事，必须永续经营，遂由当初兴建有功者的后裔辜振甫、陈锡庆等代表全体捐造者将孔庙捐赠给政府，核交台北市政府接管。1972年，正式成立台北市孔子庙管理委员会，隶属民政局，由民政局局长兼任主任委员，以迄于今。

台北市孔庙捐赠并归台北市政府管理后，一方面政府每年编列固定预算，并派任专职人员处理相关事务;另一方面管理委员会皆礼聘儒学、艺术、建筑等各方面的学者专家担任委员，较能提供专业的协助。因此不论在活动的举办，或庙体的维护，甚至在祭典的调整等方面，都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助益，而大为活络起来。

在活动举办方面，初期仍与以往一样，皆以举办秋季祭孔典礼为主。其后日益增加，包括次数及多元性。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项:1.才艺学习，如学童读经、学童朗读诗歌、书法、茶艺等。2.书刊出版，包括《至圣先师孔子释奠解说》《孔庙大成殿圣贤事略》《台北市孔庙》等。3.展演，如佾舞表演、戏剧表演、台北孔庙八十周年回顾展等。4.交流，除与台湾各地的孔庙外，更与大陆各地，甚至日本、韩国的孔庙互访座谈，交换祭器或展品。5.举办学术研讨会，有小型的讲习会，也有大型甚至于“国际性”的研讨会。

在庙体的维护方面，由于孔庙的绝大部分建筑为木结构，容易遭受虫蚁啃噬，而一些砖瓦也因风雨或地震而有脱落毁损情形，所以一旦发现稍有损坏，即报请编列特别预算，聘请合适工程人员，进行整修。就是因为孔庙本身深具历史文化意义，孔庙又得到适切的维护，所以内政部门于1992年，将台北市孔庙核定为三级古迹。

在祭典的调整方面，以往祭孔并无固定的仪式，至1968年，在蒋中正的指示下，成立“祭孔礼乐工作委员会”，仪式研究规划完成后，每年皆在台北市孔庙试行，而于1970年定案，由内政部门公布实施。从此以后，台北市孔庙皆按照这种仪程祭孔。但因为台北市为地方政府所在地，所以在内政部门公布实施的三十三项仪程之外，另有“地区领导人上香”的仪式，历任地区领导人一般皆指派内政部门或教育部门负责人代表上香，至2008年，马英九首次上香，并呈献“道贯德明”匾额。2010年，又再度上香。

祭典的调整除以上所述，有些地区孔庙，于孔子、四配、十二哲、先贤、先儒之外，另设有弘道祠或乡贤祠等，以供奉对该地区卓有贡献的人士。台北市孔庙原未设置这种性质的祠宇，但历来不断有增设的呼声，几经讨论，终于在2006年，邀请专家学者，经审慎研议，通过以乡贤陈维英入祀弘道祠。

祭典的调整另有一项创举，几十年来，台北市孔庙与目前大多数的孔庙一样，每年只办秋祭而未办春祭，与历代相承的礼制并未尽吻合，也是不断有人呼吁举办春祭。同样邀请学者专家审慎研议，而于2008年开始，每年举办春祭，于秋祭的庄严隆重之外，又增添了象征春天的活泼气息，更符合春秋两季祭孔的传统礼制。

透过上述活动的举办、庙体的维护、祭典的调整等诸多措施，台北市孔庙已逐步呈显新貌。2009年，台北市政府启动“台北市孔庙历史城区观光再生计划”，台北市孔庙经观光局核定为竞争型国际观光魅力据点示范，挹注了多达三亿元台币的经费，更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展现蓬勃的气象。不仅国内人士乐于参访，国际人士前来瞻仰者也络绎于途，将台北市孔庙推向更高更广的境界。

——原发表于董金裕总编审《圣之时——台北市孔庙的蜕变与传承》，台北:台北市孔庙管理委员会，2011年12月

二、《世界孔子庙研究》评介

今年(2011)五月，我应国际释奠学会的邀请，到韩国首尔参加学术会议。会中，来自山东曲阜的孔子研究院前副院长孔祥林先生送了我一套他的近作《世界孔子庙研究》。略加翻阅，即惊讶于该书内容的宏博。回台以后，进一步研读，更发觉其对资料的搜集、考辨，以至论述，皆有值得肯定之处。在孔子庙研究领域而言，虽然不敢断言一定是绝后，但绝对可以肯定是空前的。想要了解世界各地孔子庙的沿革、制度、现状等，甚至于孔子思想在全球普受尊崇的情形，都可以从该书中一窥究竟。为此，我在感佩之余，亟愿将该书同有志者分享。

孔祥林先生为孔子第75代孙，后来由于在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的机缘，他得以到国外考察，有一年他赴日本足利参观孔子庙祭祀孔子的仪式，目睹典礼的庄严隆重，观礼者的恭敬虔诚，内心极感震撼，自此即发愿从事孔子庙研究，撰写研究孔子庙的专书。那年是1983年，至今年书成付梓，已将近三十年，可以看出孔先生对该书投注心力之久长。

也许是由于身为孔子后代的使命感吧，孔祥林先生在担任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及其后兼任孔子博物院院长期间，即致力于整修孔庙、孔府、孔林、尼山书院、洙泗书院、颜子庙、周公庙、少昊陵等文物古迹，除将原被损毁者复原以外，又增建了许多安全防护设施，使古文物获得比较良好的保障。1994年，曲阜孔庙、孔府、孔林成功申报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孔先生可谓功不可没。也因为主持这些工作，孔先生与国际合作机会增多，曾多次到中国台湾地区及日本、韩国、美国、英国、欧陆各国、东南亚各国访问。每到一地，即起早赶晚，不避跋涉之苦地访察孔子庙，搜集资料、拍照绘图，如此经年累月努力，终于撰就了《世界孔子庙研究》。

《世界孔子庙研究》分上下两册，共一千一百三十四页。全书计六编，前四编分别为:中国的孔子庙、朝鲜半岛的孔子庙、越南的孔子庙、日本的孔子庙。每编各分三章，各章之下又分若干节，多者十余节，少者也有两节，依序介绍各国孔子庙的历史、制度、现状，仅日本部分多一章介绍琉球的孔子庙。第五编为南洋与西方纪念孔子的建筑，分两章，分别介绍南洋诸国与欧美各国纪念孔子的建筑，包括庙宇、会所、亭台、雕像等。第六编为各国文庙制度之比较，分六章，对各国文庙的地理位置、布局形式、建筑形式、建筑制度、奉祀制度、祭祀制度进行比较，并就造成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书中共附有照片、图表一千三百六十多幅，规模十分宏大，是目前第一部系统研究世界孔子庙的著作。即使中国、朝鲜半岛、越南、日本各编独立成书，也可作为各个国家迄今为止最有系统的孔子庙研究成果。

《世界孔子庙研究》之值得肯定，并非仅止于资料搜集的宏富、架构安排的严整，尤在于考证的精详、见解的可贵。例如将中国的孔子庙分为:一、建造在国家所办学校、纳入国家礼制的文庙。二、兼有国家礼制和孔子家庙性质的曲阜孔子故里本庙。三、孔子活动地等地建造的纪念孔子庙。四、未纳入国家祀典的书院孔子庙。五、孔子后代子孙建造的家庙。再如考证了孔子故宅并不是在孔子去世后就改成庙宇，而是作为收藏孔子生前使用的衣、冠、车、琴、书册等之用，性质为文物纪念馆，但却是全世界最早的文物纪念馆。直到孔子曾孙孔白时才将故宅改作庙宇，时间为公元前402年，亦即孔子孙孔伋(子思)的卒年或略后。另如考订出虽然从西汉末年即在太学祭祀孔子，但是当时并未设专门祭祀孔子的庙宇，中国最早的国学孔子庙是东晋太元九年(384)建造的。又如指出朝鲜、越南在唐朝时已建有孔子庙，但早在该两国隶属于中国的东汉时期，便举办了祭祀孔子的活动。……凡此发现，书中有几十处之多，并且皆能引用相关的资料作为论述的依据。但由于时间跨越两千多年，地域遍及全球，文献难以详征，虽不能断定其所考订者或提出的看法，是确定而不可移易者，但已为孔子庙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观点，有裨于后来者进行更深入的挖掘。如是则孔祥林先生在此领域的认真投入，其成就与贡献，诚可谓善述其志，善继其事，能发祖德之荣光了。

——原发表于《孔孟月刊》第49卷第11、12期，2011年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