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1.1　现实背景

长期以来，尽管有关煤炭利用的争论不绝于耳（Sun et al.，2016a；Sun et al.，2016b），但煤炭作为世界上蕴藏量最为丰富的化石能源，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仍将是全球最重要的基础能源之一（Li & Hu, 2017；Xia et al.，2016）。2002—2019年，世界煤炭产量由49.2亿吨增加到79.6亿吨，年均增长率约为2.87%，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约为30%。就我国而言，“富煤、少气、贫油”的资源状况决定了煤炭占能源消费的主体地位（Wang et al.，2016）。2001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煤炭价格的不断升高，大量社会资本涌入煤炭产业，煤炭产能持续增长。2001—2012年，中国煤炭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由222.19亿元增加到5370.24亿元，平均年增长率达到32.05%，远高于第二产业和全社会平均水平（如图1.1所示）。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2019年中国煤炭产量和消费量分别占全球的47.3%和51.7%左右，煤炭在中国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分别为68.6%和57.7%左右(1)（如图1.2所示）。受资源禀赋、路径依赖和能源安全等因素影响，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我国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格局难以改变（Wang et al.，2013）。国务院发布的《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到2020年国内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48亿吨标准煤左右，煤炭消费比重控制在62%以内，煤炭仍是我国的主体能源。煤炭开采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煤炭产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全国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共有企业约2万家，行业从业人员近700万。煤炭产业是中国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从业人员最多的。

图1.1　2001—2012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

图1.2　2013—2019年中国各能源产量和消费占比

然而，由于煤炭工人社会关系单一、技术专用性强、受教育程度低、健康状况不佳、容易产生悲观情绪等诸多原因，煤炭工人的生计脆弱性问题也十分突出（Laney & Attfield, 2014；Hilson, 2010）。任何经济要素的轻微变动都可能对矿工的生计产生巨大影响，这是由于矿工对煤炭企业有很强的依赖性，相较于轻工业，煤炭企业更易受到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Wang et al.，2017b）。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宏观经济调整等因素的影响下，2012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煤炭产业供过于求矛盾日益凸显，煤价急剧下滑。秦皇岛港5500大卡动力煤价格从2011年10月的周期高点860元／吨，一路下跌至2015年11月的352元／吨，连续4年下跌，跌幅达60%。在此背景下，一方面，煤炭产能过剩规模的日趋扩大导致行业营利能力持续下降，矿工收入大幅下跌。2015年和2016年上半年秦皇岛港5500大卡动力煤均价仅为411元／吨和380元／吨，减掉产地至港口运费，煤炭企业实际吨煤售价要低于现金成本290元／吨，从而引发中国煤炭行业大面积亏损，2016年亏损面甚至超过70%，进而导致90%的矿工月收入不足4000元。(2)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近年来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化解过剩产能，(3)并计划2020年缩减煤炭产能10亿吨。尽管产能调控政策的实施能够给煤炭市场带来积极影响，但化解过剩产能将造成130万煤炭工人分流和下岗，大量因去产能而下岗的矿工再就业面临特殊的困难，从而导致严重的贫困问题，甚至会给矿区社会稳定带来重大冲击（Zeng et al.，2016）。因此，学界亟须开展有关如何减轻矿工生计风险，提高他们的生计能力，降低矿工生计脆弱性，从而实现可持续生计的相关研究。

1.1.2　理论背景

近年来，许多学术界研究人员对矿工生计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和探讨，并在饥荒（Block & Webb, 2001）、减少贫困（Mahdi et al.，2009）、生计多样性（Smith et al.，2017）、生计策略（Tittonell, 2014）、发展政策（Fan et al.，2011；Cherni et al.，2007）等方面取得较大的突破。从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关于生计脆弱性评估方面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气候变化、生态退化和流行疾病等外部风险对发展中国家生态脆弱地区农牧民生计脆弱性的影响，产能调控下煤炭产业矿工这一特殊社会群体的生计脆弱性问题尚未引起相关方面足够的重视，关于矿工生计脆弱性降低策略的定量研究更是乏善可陈。就研究对象而言，现有研究主要以非洲、亚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为研究案例区，以生境条件相对较差的农牧民为对象；就研究方法来讲，生计脆弱性评估大多采用模糊认知地图法、综合指数法和比值法等（Singh & Nair, 2014；Petare et al.，2016；Recanati et al.，2017），有关脆弱性降低策略的研究大都选取案例分析和归纳总结等定性的方法。不同群体的生计测度方法不尽相同，其脆弱性降低策略也应“对症下药”。因此，在产能调控背景下，针对矿工这一特殊群体生计问题的研究将是未来相关研究的重点，这对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综上分析，本书拟以中国典型煤炭城市的矿工为研究对象，立足我国宏观经济、煤炭产业、产煤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实际和矿工生计现状，分析矿工生计脆弱性的格局和成因，研究阐明产能调控下矿工生计脆弱性的响应机理和脆弱性程度。考虑到矿工生计脆弱性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具有多维度内涵，因此，本书对脆弱性降低策略进行有意义的探讨，利用复杂系统动力学构建矿工生计脆弱性系统仿真模型，揭示外部扰动和降低策略情境下矿工生计脆弱性的演化趋势，并深入探讨不同降低策略的实施效果，从而合理制定降低矿工生计脆弱性的对策建议，为有关矿工生计水平提升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