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辨证繁本《水浒传》版本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黄霖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水浒传》的版本恐怕是最为繁复的，据邓雷于2017年出版的《〈水浒传〉版本知见录》可知，繁本系统就有八大类三十六种，另有简本系统十六类四十三种，总共有近八十种[1]。真是林林总总，让人看得眼花缭乱。而邓雷能在短短六七年间，在充分吸取前人研究成果和将绝大多数版本亲睹目验、仔细比勘的基础上，将各本条分缕析，细密认真地作了著录，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然后，他又花了六七年时间，进一步按正文的不同系统以及插图、评点等不同特点来归类，综论了十九题，完成了这部《〈水浒传〉版本研究》，与《〈水浒传〉版本知见录》相匹配。综观这两部专著，可以说几乎囊括了《水浒传》版本研究的所有问题，在整个《水浒传》版本研究史上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这十余年的辛苦真是不寻常！因此我乐意搁下手头的事来为他写篇序。
但是，一提笔，我又犯难了。我不是《水浒传》版本研究的专家，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为写中国文学批评史而关注过容与堂本（下略称“容本”）、袁无涯本（下略称“袁本”）等版本问题，又为《金瓶梅》的问题而注意过天都外臣叙本（下略称“天本”）及个别简本，其余大量的本子我没有去翻阅过，因此没有能力对这两书作具体而又全面的述评，而只能结合邓雷所述，就近年来因学界关注无穷会本（下略称“穷本”）而出现的一些直接关系到中国文学史与批评史教学与研究的重要问题谈一点看法，向邓雷与诸同好请教。
一、无穷会本的底本是被删去“致语”的郭勋本吗？
日本无穷会所藏的这部《水浒传》，过去学者未曾予以特别的关注。1982年，范宁先生去阅读了此本，发现其有一个特点，“就是第七十二回中御书屏上四大寇作三大寇，去掉田虎、王庆，加上蓟北辽国”[2]。这种“三大寇”的《水浒传》自然引起了学界的兴趣。《水浒传》最早的刊本第七十二回中御书屏上究竟是“四大寇”还是“三大寇”？是像天本、容本那样，除宋江一寇之外，只写征辽、征方腊共“三大寇”的百回本，还是像袁本那样写征辽、征方腊之外还写征王庆、田虎共“四大寇”的一百二十回本？穷本与天本、容本以及袁本的关系如何？孰先孰后？这无疑是《水浒传》版本研究中的一个新的重大问题。
至1994年，王利器先生发表了长篇论文《李卓吾先生评郭本〈忠义水浒传〉之发现》，认定了无穷会本的底本是“郭武定重刻本”[3]。对于这一看法，除个别学者并未附和之外[4]，更多的中日学者或赞同或倾向于王利器先生的观点[5]，并进一步推论袁本、穷本及芥子园本（下略称为“芥本”）等无引头诗、不分卷系统的本子（相对于天本、容本等有引头诗、“分卷”的系统的本子而言）当早于容本存在，甚至认为穷本在不分卷系统本子中可能是最早的郭本的“嫡传”。这样，问题关系到《水浒传》作为一部在中国文化史上、特别是在明代文学史上的文学名著，究竟当以哪一种版本为代表的重要问题了。
王先生学富五车，文章开头旁征博引，解释了古代小说、话本、戏曲中有关“入话”“引头诗”“得胜回头”“头回”“楔子”“话头”“摊头”等相同、相类或相关的术语后，最后着重阐释了与《水浒传》直接相关的“致语”与“艳”。
关于“致语”，古人实际上有两类不同的理解，一种是指艺人献技之前，先作祝颂之辞，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云：“诸军百戏，呈于楼下。先列鼓子十数辈，一人摇双鼓子，近前进致语，多唱‘青春三月蓦山溪’也。”小说中的引头诗、词或其他韵文之类（下统称为“引头诗”），即由此而来。王先生论文中引了许多材料来证明这一点。如云“致语”相当于“乐语”，引明徐师曾《文体明辨》：“‘乐语’者，优伶献伎之语……宋制：正旦、春秋、兴龙、地成诸节，皆设大宴，仍用声伎，于是命词臣撰‘致语’以畀教坊，习而诵之。”又引清陈维崧《四六金针致语》云：“乐工开白之辞。”都是指戏剧开场或小说开头与每回之前所用的诗词韵语。
对于“致语”的第二种理解是：所谓“致语”，即“入话”“引头”“得胜头回”“楔子”“头回”“摊头”之类，是用“小故事”来作为入话，如《醒世恒言》卷三十五云：“列位看官稳坐着，莫要性急，适来小子这段小故事，原是入话，还未说到正宗。”又如《拍案惊奇》卷三十云：“看官不嫌絮烦，听小子多说一两件，然后入正话。”王先生又特别指出，“致语”又“谓之为‘艳’”，并引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妓乐》：“且谓杂剧中末泥为长，第一场四人或五人，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两段。”这都说明“致语”或“艳”也指小说或戏剧前面“先做寻常熟事一段”的小故事。当然，这小故事本身有时也带有诗词之类的韵语，但主体还是故事。
王先生对于“致语”的理解，也是清楚地分“诗词韵语”与“小故事”这两大类的。但运用到怎样理解天都外臣《水浒传叙》（下略称“天《叙》”）中所说的“致语”时，就产生问题了。为此，我们有必要先看看天《叙》是怎样说的：
小说之兴，始于宋仁宗……其书无虑数百十家，而《水浒传》称为行中第一。故老传闻：洪武初，越人罗氏，诙诡多智，为此书，共一百回，各以妖异之语引于其首，以为之艳。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去致语，独存本传。余犹及见《灯花婆婆》数种，极其蒜酪。余皆散佚，既已可恨。自此版者渐多，复为村学究所损益。盖损其科诨形容之妙，而益以淮西、河北二事。赭豹之文，而画蛇之足，岂非此书之再厄乎！近有好事者，憾致语不能复收，乃求本传善本校之，一从其旧，而以付梓。
对于这段话，我是这样理解的：
（一）罗氏原本一百回是：“各”以“妖异之语”置于回首，作为“艳”（即“致语”）。郭本就是删去了罗本的所有“致语”后成的一种“独存本传”的本子；
（二）关于被删去的“致语”，作者曾亲见过“《灯花婆婆》数种”。这“《灯花婆婆》数种”当理解为“《灯花婆婆》等数种”，王先生也认为可以理解为“《灯花婆婆》等事”，是举印象最深之一例以概全，不可能指《水浒传》一百回的“致语”都是《灯花婆婆》。显然，这《灯花婆婆》是故事，不是诗词之类，其风貌是“极其蒜酪”，其内容是“妖异之语”；
（三）郭本删去致语之后，“版者渐多”，又有些村学究加以“损益”，出现了一些“损其科诨形容之妙，而益以淮西、河北二事”的本子。在这样的情况下，天本的出版者，求得“本传”，也即郭本的善本后，“一从其旧”地校刊了。天《叙》作者感到遗憾的只是被郭本删去的“致语不能复收”了。换句话说，天本保存了郭本“本传”的原貌，即已经删去了各回“致语”，现存全书前面的各回的引头诗都属“本传”的范围之内。
简言之，天《叙》说，此天本是保存了郭本的原貌；郭本只是删去了罗氏原本中的所有“致语”。
但王先生认为，天本各回都存在着引头诗。这些引头诗即是“致语”，因而它就不是从删去“致语”的郭本来，而只有像穷本、袁本等没有引头诗的才真正从郭本来。他说：“《水浒传》天都外臣《序》本百回中，其‘入回’为诗、词、赋者有之，为箴、偈、格言及四六者亦有之，今谓此即《水浒传》各回之‘致语’。”又说：“如上所述，则天都外臣《序》所谓‘一百回各以妖异之语引于其首，以为之《艳》’者，即谓一百回每回各以妖异之诗词作为‘致语’。”后一句直接将“妖异之语”改成了他所理解的“妖异之诗词”了。
这里的问题有二：一、天《叙》说，被郭勋删去的“致语”即《灯花婆婆》之类是小故事，还是引头诗？二、天《叙》说，删去的“致语”是“妖异之语”，天本现存的各回引头诗是“妖异之诗词”吗？
本来，所谓“妖异之语”，犹今日所言“妖异之文字”。从形式上看，这些文字可以理解为妖异之诗词，也可理解为妖异之故事。从天《叙》看来，罗氏原本各回前面的“致语”当是《灯花婆婆》之类的小故事。王先生也认为，“《灯花婆婆》作为《宋元词话》之一”，“以其‘甚奇’，为人所喜闻乐见，故天都外臣举以为说”。可在这里，怎么就不认小故事作为“致语”而只认引头诗才可作为“致语”了呢？
再从“妖异之语”的内容来看，所谓“妖异”，即是非现实的奇奇怪怪的文字，那么忠于郭本的天本百回引头诗中，有没有可以称之为“妖异”的诗词呢？恐怕很难说有。天本的百回引头诗，绝大多数是写景、描人、抒情、说理等写真写实之作。这怎么能将天本《水浒传》每回的引头诗称为“妖异之语”呢？
反过来再看《灯花婆婆》之类的小故事是否可称为“妖异之语”。天都外臣是看到过《灯花婆婆》的，之后的明清学者对此多数已语焉不详，只有个别学者还清楚，如李日华在《味水轩日记》中说：“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从沈景倩借得《灯花婆婆》小说，阅之，乃莺脰湖中一老猕猴精也，宋咸淳中搅震泽刘谏议家，遇龙树菩萨降灭。”此已略可看出其“妖异之语”是妖异的小故事而不是“妖异之诗词”，但毕竟说得比较简略，读者还不太明白，所以王先生还说“今不可得见矣”。然而，在冯梦龙改编的《平妖传》中还是让人发现了《灯花婆婆》的全貌。文字不长，为便于说明问题，不妨引录于下：
生生化化本无涯，但是含情总一家。
不信精灵能变幻，旋风吹起活灯花。
话说大唐开元年间，镇泽地方有个刘真卿官人，曾做谏议大夫，因上文字打宰相李林甫不中，弃职家居。夫人曾劝丈夫莫要多口，到此未免抢白几句。那官人是个正直男子，如何肯伏气？为此言语往来上，夫人心中不乐，害成一病；请医调治，三好两歉，不能痊可。忽一日，夜间，夫人坐在床上，吃了几口粥汤，唤养娘收过粥碗，只见银灯昏暗。养娘道：“夫人且喜，好个大灯花！”夫人道：“我有甚喜事？且与我剔去则个；落得眼前明亮，心上也觉爽快。”养娘向前将两指拈起灯杖打一剔，剔下红焰。俄的灯花蕊儿落在桌上，就灯背后起阵冷风，吹得那灯花左旋右转，如一粒火珠相似。养娘笑道：“夫人，好耍子！灯花儿活了！”话犹未了，只见那灯花三四旋，旋得像碗儿般大一个火珠，滚下地来，䀨的一响，如爆竹之声。那灯花爆开，散作火星满地，登时不见了。只见三尺来长一个老婆婆，向着夫人叫万福：“老媳妇闻知夫人贵恙，有服仙药在这里，与夫人吃。”那夫人初时也惊怕，闻他说出怎样话来，认做神仙变现，反生欢喜。正是：“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当时吃了他药，虽然病得痊可，后来这婆子缠住了夫人要做个亲戚往来，抬着一乘四人轿，前呼后拥，时常来家咶噪，遣又遣他不去，慢又慢他不得。若有人一句话儿拗着他，他把手一招，其人便扑然倒地，不知甚么法儿，血沥沥，一副心肝早被他擎在手中；直待众人苦苦哀求，把心肝望空一撇，自然向那死人的口中溜下去，那死人便得苏醒过来：因此一件怕人。刘谏议合家烦恼，私下遣人踪迹他住处，却见他钻入莺脰湖水底下去了。你想莺脰湖是甚么样水？那水底下怎立得家？必然是个妖怪。屡请法官书符念咒，都禁他不得反吃了亏。直待南林庵老僧请出一位揭谛尊神，布了天罗地网，遣神将擒来，现其本形，乃三尺长一个多年作怪的猕猴。那揭谛名为龙树王菩萨。刘谏议平时供养这尊神道极其志诚，所以今日特来救护，斩妖绝患。诗曰：
人家切莫畜猕猴，野性奔驰不可收。
莫说灯花成怪异，寻常可（当作“叵”）耐是淫偷。[6]
这段文字与李日华所述完全相合。读了这段文字，当知道《灯花婆婆》是什么样的，知道什么叫“妖异之语”，并知道被郭本删去的“致语”决不是各回的引头诗了，从而当也知道“独存本传”的郭本应该是有全书《引首》与各回回头诗的；“一从其旧”的天本应该还是保存着郭本的原貌。反过来说，删去了引头诗的就不是从郭本而来的了。因此，我对王先生断定其“无全书《引首》，自第一回至第一百回，各回‘引头’诗词，全被删去”的无穷会本的底本是“郭武定重刻本”的结论不敢苟同，认为删除了天本系统中的全书《引首》与各回引头诗的本子，恰恰是更加远离了郭本（或其重刻本）。这样，讨论问题的起点就产生了分歧。
不过，王先生虽然没有正面说明引头诗被郭勋当作“致语”而删去的理由，但却对《灯花婆婆》之类之所以不可能是被郭本删去的“致语”也有过几点说明。但这些解说都不能解除我的疑惑。
其一，王先生说：“试思《水浒》百回，如回回都有‘灯花婆婆等事’为《致语》，都要说半日，然后转入正话，求之章回小说之以较强之故事连续性以招徕看官者，其能如是乎？”的确，对于现代的小说读者来说，每回故事之前横插进一些其他的小故事，打断了阅读的思路，会感到有点大煞风景。但王先生也知道，中国古代小说很大一部分是从话本演变而来，说话人在街头或瓦肆中表演前，为了延长一些时间，招徕更多的观众来听他的“言归正传”，先说一些零星的故事，已成一种套路。万历年间的钱希言在《戏瑕》中就明确地说郭本之前的《水浒传》“逐回”“有请客一段”，人们听说宋江，就先听“摊头”半日：
词话每本头上，有请客一段，权做个德胜利市头回，此政是宋朝人借彼形此，无中生有妙处。游情泛韵，脍炙千古，非深于词家者，不足与道也。微独杂说为然，即《水浒传》一部，逐回有之，全学《史记》体。文待诏诸公，暇日喜听人说宋江，先讲摊头半日，功父犹及与闻。今坊间刻本，是郭武定删后书矣。郭故跗注大僚，其于词家风马，故奇文悉被刬薙，真施氏之罪人也。
以上可见，一些“老听众”还是喜欢“每本头上”，也就是“逐回”有小故事，觉得“游情泛韵，脍炙千古”，但另有一些说话的听众或小说的读者会感到每回前头的“请客一段”有点累赘，割断情节的开展，于是在通俗小说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就逐步地进行删汰。从现存的二十九篇《清平山堂话本》来看，其中有的正传本身也不长，而“入话”的文字倒也不少，但有的已把入话的内容完全刊落了，只剩下“入话”两字加一首引头诗了。这就很好地反映了小说发展的一种趋向。《水浒传》是中国早期形成的一部长篇小说，从开始署“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时，在每回前保存着不少《灯花婆婆》之类的“致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而当郭勋在重刻时，已经感觉到这些“致语”的累赘性，即将《灯花婆婆》之类即使文字不到千字、用不到“说半日”的都删去了，像《清平山堂话本》中不少篇目一样，只剩一首引头诗了。这用守旧的眼光来看，可以说郭勋是“罪人”，但从中国小说进化的角度来看，实际上郭勋是有小说艺术眼光的，删去了“致语”的郭本能得到天本出版者的青睐和以后的流传及其罗本的淹没，都是符合小说发展规律的。从罗本到郭本，从每回有“致语”到删去“致语”而只剩引头诗，正标志着中国小说从幼稚走向成熟迈过了第一个坎。
其二，王先生说：“即以见于《述古堂书目》著录之《宋人词话》计之，亦不过三十来种，更有以知《水浒》百回《致语》为‘相传《灯花婆婆》等事’之说为不足据也。”言下之意，宋人词话数量不多，不足以充百回《水浒》作“致语”。这里，王先生只拈出清代“《述古堂书目》著录《宋人词话》计之”，似乎有点拈轻避重之嫌。实际上，宋元之际罗烨的《醉翁谈录》就著录了117种“说话”，嘉靖年间的《宝文堂书目》也著录了宋人话本包括《灯花婆婆》在内48种。而更要特别指出的，作为“致语”的故事未必都是来自“话本”，也有不少来自前朝的文言笔记、传奇小说乃至史传作品。就《灯花婆婆》而言，王先生文章中也引到明钱希言《桐薪》卷二《灯花婆婆》云：“宋人《灯花婆婆》词话甚奇，然本于段文昌《诺皋记》两段说中来，前段刘绩中妻病，有三尺白首妇人自灯影中出；而后段则取龙兴寺僧智圆事，阑入成文，非漫然架空而造者。”这里的“段文昌《诺皋记》”，即唐代段成式的笔记小说《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五《诺皋记》下与卷十四《诺皋记》上所记故事的合成。就《酉阳杂俎》一书而言，里面就有大量的有关神仙鬼怪的“妖异之语”可供作为“入话”的素材。而至《宋史·艺文志》所著录，当时流行的“小说”已有360部。这360部书中，就《酉阳杂俎》前后集共30卷，再如《夷坚志》原有420卷，其中不乏神奇诡异、虚诞荒幻之作，均可移入或改编成“致语”。另外，也要指出的是，即使以《灯花婆婆》为名的故事也不止一种，今知《平妖传》与《酉阳杂俎》所载两种有异之外，另有钱希言《桐薪》卷三《公赤》条云“考宋朝词话有《灯花婆婆》，第一回载‘本朝皇宋出三绝’”云云[7]，又是另一个故事。再则，窃以为晚明艳情小说《灯草和尚》，其实主要也是写了灯花婆婆的故事。小说写此婆婆在“灯里面一爆，爆了两爆，见一滴灯油落在桌上”时，能“抖然变了一个三寸长的小和尚”。这婆子“将身一纵，跳入灯焰中，忽然不见了”，又“只见灯花儿爆了几爆，婆子忽然从灯花里走出来。初然也是三寸长，跳在地上，依旧是日里的婆子”。于此可以想见，当年流传的《灯花婆婆》故事可能还真有一些呢。总之，在罗贯中时代，那些小说作者“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夷坚志》无有不览，《琇莹集》所载皆通”（罗烨《醉翁谈录》语），要“集纂”百余段《灯花婆婆》之类妖异故事作为《水浒传》的“致语”，当可随手拈来，决不会做无米之餐的。
总之，根据天《叙》及钱希言《戏瑕》所言，郭勋当初删去每回前的“致语”是《灯花婆婆》之类妖异的小故事，而不是每回前的引头诗。本来，现代学者也是接受这种认识的，如鲁迅就说郭勋所删的“即‘灯花婆婆等事’，本亦宋人单篇词话”[8]，胡士莹也说“《水浒》曾以《灯花婆婆》等小型词话作为请客段子”[9]，包括胡适所作的《“致语”考》也说“《灯花婆婆》既是古本《水浒》的‘致语’，大概未必是‘曲’”，“多是说书的引子，与词曲无关”[10]。他们尽管说得不够精准，但倾向性是十分明确的。而王利器先生竟然一反众说，还批评鲁迅、胡士莹等是“牛头马髀，强相附会”云云[11]，硬说郭本删去的致语是引头诗，并以有无引头诗作为判别是否忠于郭本的标准，之后一些学者紧随其后，就把问题完全说反了。
二、袁无涯本的《小引》《发凡》可信吗？
因为袁本与穷本等同样没有各回的引头诗，所以王先生将它们视为同类，就常用袁本《发凡》说事。实际上，袁本卷首的《发凡》及《小引》的真伪本身就是一个长期争论难决的问题，而它又处在一个十分关键的位置。包括王先生在内，有一些学者坚信袁本卷首杨定见的《小引》是真的，从而对《发凡》所言也不作分析地确信无疑。许多学者举出不少例证来说明袁本特别是其评点是“伪”的，但总缺少临门一脚，不能一剑封喉。假如说在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为了争辩容本与袁本评点的真伪的话，那么现在讨论容本、袁本、穷本、芥本的先后关系时，同样碰到了这《小引》与《发凡》的真伪问题，在这里也必须一辩。
我赞赏邓雷在《袁无涯刊本〈水浒传〉原本问题及刊刻年代考辨——兼及李卓吾评本〈水浒传〉真伪问题》一文中提出的一则材料，说这“可能正是解决李卓吾评本真伪的关键所在”[12]。诚如斯言！这的确是一则关键的材料。
这则材料就是仅见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所藏的《李卓吾先生读杨升庵集》卷首的一篇书坊主告白，其书坊主“书种堂主人”正是袁无涯，即刊袁本《水浒传》者；这篇告白的内容又与书种堂刊的袁本《水浒传》密切相关。就它的真假，即可判定袁本《水浒》卷首《小引》《发凡》的真假。其全文曰：
昭代博物君子推升庵第一，其著述甚富。而卓老之选录批评具在是编，题曰《读升庵集》，盖卓老自命也。往岁龙湖杨凤里携此集及《水浒传》至吴中，余求而得之，先刻《水浒》用慰人望。而遂有叶生文通者，模《藏书》为伪评以欺武林书贾，虽嫫母效颦，适足形西子之妍，而余校刻苦心亦稍阑矣。顷闻坊间买武林本，去者往往不当意，旋顾益价以请真本。余乃知世不乏鉴赏家，而卓老一段真精神果不可以似是覆也。复校是编而付之梓。
书种堂主人白
实际上这则材料很早由日本的《水浒传》版本研究专家白木直也发现[13]，但他并未加以特别重视，也未引起学界的关注。邓雷重视了这则材料，也花了工夫研究，但可惜的是没有从根本上检验这则材料的可靠性，相信它也如袁本《水浒传》卷首的杨定见《小引》与袁无涯的《发凡》一样都是说的真话，所以得出的结论与我的认识就完全相反。在我看来，这则材料恰恰是证明此则告白与其《水浒传》的《小引》《发凡》全是一派谎言的最过硬的材料。
这则材料有两点核心信息：1.李贽手批《杨升庵集》《水浒传》是由杨凤里（名定见）亲手交与袁无涯出版的；2.袁无涯是先印《水浒传》，然后再印《读杨升庵集》的。
本来，没有这篇告白，全凭袁本《水浒传》卷首的所谓“杨定见”的《小引》所说，“卓吾先生所批定《忠义水浒传》及《杨升庵集》二书”，由他“挈以付之”，交袁无涯出版等等，是真是假，无案可查，争来辩去，难以定论。但《读杨升庵集》不同，它的刊刻是有案可查的。李贽亲自说过，曾在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交付至方沆、陆万垓刊刻。事见他写的《与方讱庵》：
夏来读《杨升庵集》，有《读升庵集》五百叶。升庵先生固是才学卓越，人品俊伟，然得弟读之，益光彩焕发，流光于百世也。岷江不出人则已，一出人则为李谪仙、苏坡仙、杨戍仙，为唐、宋并我朝特出，可怪也哉！余琐琐别录，或三十叶，或七八十叶，皆老人得意之书，惜兄无福可与我共读之也……我虽贫，然已为僧，不愁贫也，唯有刻此二种书不得不与兄乞半俸耳。此二书全赖兄与陆天溥都堂为我刻行，理当将书付去，然非我亲校阅入梓，恐不成书耳。兄可以此书即付陆都堂。[14]
这里用最为清楚的语言交代了他的《读杨升庵集》在方、陆两人的支持下已经“刻行”，即“将书付去”，并请方沆将“此书即付陆都堂”。方讱庵即方沆（1542—1608），字子及，隆庆二年（1568）进士，历官至南京户部、刑部侍郎，转督学云南，曾刊刻过多部著作，当时在江西宁州知州任上。陆天溥都堂，即时任江西巡抚的陆万垓（1533—1598），号仲鹤，与方沆是同科进士，曾与利玛窦有密切交往。方、陆二人同为李贽壮年时期在南京刑部任职时的知友。正是在这期间，李贽又结识了焦竑，还受学于王艮之子王襞，接受阳明心学，开始精研佛学，写下了《童心说》等名文，将《水浒传》与《史记》《杜诗》等并称为“宇宙间五大部文章”，思想十分活跃。他与方、陆二人在这时结下的友谊是十分深厚的。李贽写出这封信后两年，陆万垓病逝，李贽有《哭陆仲鹤》二首，回顾了两人二十年来的情谊：“二十年前此地分，孤帆万里出重云。滇南昔日君怜我，白下今朝我哭君。”而当李贽死于狱中后，方沆有诗悼卓吾云：“万井萧条杼轴空，寻常启事日留中，豺狼当道凭谁问？妒杀江湖老秃翁！”看来，李贽将文稿交与他们刊行当无可疑。
今核现存的《读杨升庵集》，其在国内尚存有近30部，国外除哥伦比亚大学之外，哈佛大学、柏克莱加州大学、日本内阁文库等都有本子挂在网上，一般在书目上都标明为“明刻本”“明末刻本”或“明万历刻本”。惟见林海权先生的《李贽年谱考略》著录《李卓吾先生读升庵集》时，首次称有“明万历二十八年继志斋本（北大、福建师大藏）”[15]，后2020年张建业先生主编的《李贽全集续编·读升庵集》的《点校说明》又说，他先前主编的《李贽全集注》“已收入此书，是以万历二十八年（一六〇〇）继志斋刊本为底本”，“而后我们又发现了刊于万历二十四年（一五九六）的《李卓吾先生读升庵集》”[16]。假如果真存有万历二十四年或二十八年的本子，即可进一步确证杨定见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前后挈李批《水浒传》与《读升庵集》至吴中，“愿公诸世”云云，完全是编造的谎言了。可惜的是，由于我们学力有限，一时检阅北大、福建师大藏本均未见知确切的刊刻年代与书坊名，故对目前是否存有万历二十四年、二十八年的本子尚存疑问，但相信张先生与林先生对李贽深有研究，其判断是有根据的。其实，《读升庵集》的初刊本能找到固然最好，找不到也不影响《读升庵集》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已出版的事实，因为李贽的《与方讱庵》已经清楚地说出在方沆、陆万垓操办下出书了。看来《读杨升庵集》早已面世、流传，难道还待袁无涯辈“求而得之”、20年后由杨定见神秘兮兮地带来“公诸于世”吗？
再看万历二十四年（1596）杨定见是否还在世，这也是个大问题。杨定见确是卓老晚年的粉丝，关系密切，万历二十八年（1600）李贽在麻城遭到污蔑而不得不随马经纶去通州避难时，李卓吾还说“从我者麻城杨定见、新安汪本钶，并诸僧众十数人”[17]。但杨定见当时就受到官府的胁迫，遭到县学严查，“盖恐卓吾或匿于家”，马经纶就说杨生“有身家之累，亦惧池鱼之殃”[18]。李贽被捕时，他是否受到牵连，今已无明文可证，因自李贽到通州之后，再无任何材料见到杨定见的点滴信息。李贽入狱后，竟没有见他探视奔赴；李贽自杀后，也没有见他参与料理丧事；丧事完毕后，众多朋友与生徒纷纷撰写哀悼追忆之诗文，却也未见他有片言只语[19]。这不能不令人怀疑世上根本早已不存在一个心中只“知有卓吾先生”“吾不负卓吾先生”的杨定见了。假如他还在世，袁无涯辈敢如此大胆地冒用他的名义来编造故事、招摇撞骗吗？许自昌在《樗斋漫录》中能指出袁无涯、冯犹龙辈“相与校对再三，删削讹缪”，能说出自己将“杂志”与《遗事》给袁无涯附于卷首，却不敢说出书的真实来源，又为了应付袁无涯，就笼而统之地用个“李有门人”来搪塞过去，这不是正说明了他的良知还在，不想骗人吗？事实证明，“杨凤里携此集及《水浒传》至吴中”之事纯属子虚乌有！
三、无引头诗本《水浒》是怎样形成的？
在讨论穷本是否真是郭本的嫡传之前，还有必要分析一下穷本、袁本、郁本、芥本等无引头诗本是怎么形成的。据我看来，它们之中必有一本（或其祖本）是将容本删改而来，因为这是有迹可循的。
由于无引头诗本与有引头诗本的最明显的区别在诗词韵文的多寡与异同方面，所以我就在这方面作了一些考察。据我粗略统计，容本正文中的诗词凡有李评批曰“可删”“要他何用”“可恶”“俗杀”“腐”等否定性意见或加上删节号“┓┗”的，约有40处，袁本、郁本、芥本及穷本基本上都照此办理，或删或改，很能说明袁本、穷本等无引头诗本是从容本而来。由于目前所见北大图书馆所藏的袁本比较完整、精良，且袁无涯在《李卓吾先生读杨升庵集》告白中明确说，他刊刻是在“坊间买武林本”之后[20]，“复校是编而付之梓”的“真本”，脱不掉袁本与容本之间的关系。所以就以袁本为主来与容本相比较。
比较后可见袁本据容本李评所作修改的情况约有五类：
第一类，将容本中的原诗全删。如容本5/3a/6[21]、24/22a/10、25/4a/2、29/6a/2、36/6a/10、39/12a/4、39/12b/11、48/3b/5、67/12b/3、68/12b/6、70/7a/2、90/10b/4、92/9a/9、95/6b/11、95/13a/3、100/3a，共有16处。其中如第36回第6叶正面第10行有“方枷铁钻并临头”诗一首，下有夹批曰：“反把血脉梗断了，可恶，可恶！”袁本就按此意见将诗全删，穷本、芥本全同袁本。
第二类，将容本中的原诗另换。如容本10/5b/10有“作阵成团空里下”一诗，下有夹批曰：“俗极，可删。”袁本、郁本、芥本、穷本都将诗换成另一首“凛凛严凝雾气昏”。其他如11/4a/10、26/3b/8、88/7a/2，都是如此。其中特别要指出的是第26/3b/8的一首《鹧鸪天》词“色胆如天不自由”，下有夹批：“腐。”袁本、穷本等将此词全删，取了容本（天本同）此回引头诗中四句另成一诗：“参透风流二字禅，好姻缘是恶姻缘。山妻小妾家常饭，不害相思不损钱。”试想：假如穷本、袁本是来自删去了引头诗“致语”的臆想中的“郭勋本”，还能用容本的引头诗来替换吗？这是说明袁本等来自容本的铁证之一。
第三类，删去容本中的个别诗句。如容本2/19a/8有诗“一来一往”共16句，李评在“左盘右旋，好似张飞敌吕布；前回后转，浑如敬德战秦琼”4句旁画上黑线，又旁批：“俗。”袁本、郁本、穷本、芥本都删去了这4句。又如79/8b/6有诗“黑烟迷绿水”共26句，其中“却似骊山顶上，周幽王褒氏戏诸侯。有若夏口三江，施妙策周郎破曹操”4句旁画上黑线，诗下夹批云：“可删。”袁本、郁本、穷本、芥本皆将这4句删去，又将“舰航遮洋尽倒”以下12句删改，完整保留了前后共10句。其他如38/8b/10“云外遥山耸翠”一诗、9/4b/5“古道孤村”一诗、52/3a/11“面如金纸体似枯柴”一诗都有类似据容本的批语而删改了个别句子。这类例子也很能说明袁本等是从容本而来，逆向推理是不能成立的。难道能将已经删去的句子，再加上去，又再加“可删”一批吗？
第四类，选换了容本诗词的个别句子。如24/29b/9“从来男女不同筵”一诗的后两句“不独文君奔司马，西门庆亦偶金莲”旁画上了黑线，下又有夹批：“可笑。”袁本、郁本、穷本、芥本皆将此两句改成“不记都头昔日语，犬儿今已到篱边”。这也明显接受了容本批语后所作的修改。其他如29/6b/5“古道村坊”诗、56/7b/10“凤落荒坡”诗、58/6a/7“鞭舞两条龙尾”诗等都据容本批语的意见而重新组织了个别诗句。
第五类，将容本中的诗词删改后直接组织到正文叙述文字中。如第56/3b/7中有“角韵才闻三弄”一诗共有12句，最后4句“对青灯，学子攻经史；秉画烛，佳人上绣床”旁被画上黑线，下又批曰：“可羞。”袁本、郁本、穷本、芥本皆将此诗删去，仅取该诗中两句“云寒星斗无光，露散霜花渐白”嵌入正文中，成了这样一段文字：
（时迁）悄悄望时，只见徐宁归来，望家里去了。又见班里两个人提着灯笼出来关门，把一把锁锁了，各自归家去了。早听得谯楼禁鼓，却转初更。云寒星斗无光，露散霜花渐白。时迁见班里静悄悄地，却从树上溜将下来，踅到徐宁后门边……
这一诗的删改，真是可谓无迹可求了。显然，这样的删改只能是从容本改成袁本、郁本、穷本、芥本，决不可能反其道而行之的。
以上五类的所有例子，袁本、郁本、穷本与芥本都是一致的。这使人不能不相信当初知道袁无涯翻刻《水浒传》其事的许自昌所说的情况是确凿无疑的。他说：
顷闽有李卓吾名贽者，从事竺干之教，一切绮语，扫而空之，将谓作《水浒传》者必堕地狱当犁舌之报，屏斥不观久矣。乃愤世疾时，亦好此书，章为之批，句为之点，如须溪沧溪何欤？岂其悖本教而逞机心，故后掇奇祸欤？李有门人，携至吴中，吴士人袁无涯、冯游龙等，酷嗜李氏之学，奉为蓍蔡，见而爱之，相与校对再三，删削讹缪，附以余所示《杂志》、《遗事》，精书妙刻，费凡不赀，开卷琅然，心目沁爽，即此刻也。
当然，许自昌是不知容本的李评是假的，但他清楚地表述了袁无涯、冯梦龙辈“校对再三，删削讹缪”的全过程，证实了袁本即从容本而来，其《发凡》所说的“旧本”即是容本《水浒传》。这演变的痕迹，也显示了包括穷本在内的所有不分卷的、没有引头诗与卷首“引诗”的本子归根到底都来自容本，而不是什么“嫡传”的郭本。
四、无穷会本会早于袁无涯本吗？
最后将讨论穷本在无引头诗系统中是否是最早的本子问题。
邓雷在《〈水浒传〉版本研究》中，据“万历庚寅（万历十八年）夏月世德堂梓”《水浒记》传奇（下略称“世本《水浒记》”）叙阎婆故事与袁无涯《发凡》所说“移置阎婆事”相同，就断定以穷本为代表的“三大寇本的刊刻时间当在万历十八年（1590）之前”。这个判断是有点简单化了的。由于万历期间的《水浒传》除了天本、容本、袁本可知刊刻年代之外，其余各本的刊刻年代都是未知数。所以，假如说《水浒记》与《水浒传》之间存在着影响关系的话，有三种可能：一种是先有三大寇本《水浒传》，后有世本《水浒记》；另一种则是反过来，先有世本《水浒记》，后有三大寇本《水浒传》；第三种可能即是两者间没有直接关系。显然，邓雷是认为先有“移置阎婆事”的三大寇本，后有《水浒记》的，所以说三大寇本当在万历十八年（1590）之前。这就是说，三大寇本大概率是出现在万历十七年刊的天本之前，最迟也与天本差不多同时。可是这里有个明显的问题：明代的学者为什么几无一语说起过那时还有过这样一种既删掉了致语，又删掉了引头诗的《水浒传》呢？显然是有疑问的。至于反过来看，当然也有可能是《水浒传》抄了世本《水浒记》的。有的学者就认为：“这一情节的‘移置’也许是出于许自昌的建议。因为许自昌也参加过版刻百二十回本的工作。许曾著有戏曲传奇《水浒记》。在《水浒记》中，许自昌将宋江娶阎婆惜一事安排在刘唐下书给宋江之前，显然他是发现了宋江娶阎婆惜一事被安排在刘唐下书之后的不合理才作如此处理的。”[22]从这个角度看，万历十八年（1590）只是一个上限，其下限至少也可以认作万历四十二年（1614）袁本来“移置阎婆事”了，甚至可能还要晚。应该指出，这里在技术上有个错误，即将并未“移置阎婆事”的许本《水浒记》与“移置”的世本《水浒记》混同起来了。这是由于自傅惜华《水浒戏曲集》（第二集）、《明代传奇全目》、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等中国学者均未见世本《水浒记》，所以学界长期是将万历三十六年（1608）的许本《水浒记》与万历十八年（1590）的世本《水浒记》混为一谈的。但从逻辑上看，既然万历十八年（1590）存在着一种“移置”的《水浒记》，后面出现“移置”的《水浒传》有可能是接受了《水浒记》的影响。但事实上，《水浒传》与这部世本《水浒记》虽然在“移置”与某些文字及其他方面有点相同之外[23]，却在一系列的特征性的“大的差异”方面没有留下什么痕迹[24]，看来两者之间也没有什么直接联系。世本《水浒记》将刘唐送书置于后，充其量只能说明《水浒》故事流传过程中有不同的说法而已。实际上，天本、容本等将阎婆事置于前，也有它的合理性在，主要是为了保持智取生辰纲以来的故事完整性。当然，假如放在宋江杀惜的故事中考量，置于后就更好些。只是长期以来人们受到袁无涯“移置阎婆事”一语的影响，就把他做的变动当作真的是“旧本”的特征了。现在看来，世本《水浒记》与《水浒传》之间的关系，很可能是存在着第三种情况，即后面的“移置”并未受前面《水浒记》的直接影响。而如李金松先生说的：“百回本宋江娶阎婆惜一事被安排在刘唐下书之后这一脱卯之处，极有可能是袁、冯二人‘相与校对再三’时发现的，因而他们对这一不合情理的情节作了‘移置’。”[25]“移置”之后又予以特别宣扬。
下面，我们还是从文本实际来考量无引头诗本系统的先后关系吧。据邓雷在两书中的分类，此系统的《水浒传》约可分三类：第一类的特点是一百二十回本，如袁无涯本、郁郁堂本等；第二类的是一百回本，第72回屏风上仍书“四大寇”的，如芥子园本、遗香堂本及李玄伯藏本；第三类也是一百回本，第72回屏风上改书为“三大寇”的，如无穷会本等一些残本。应该说，这三类本子在一百回内大方向是一致的。它们与天本、容本相比，主要是删去每回的引头诗及不分卷，对正文中的诗词作了大量的删改。其中第一类与第二类除了在有无20回征王庆、田虎故事不一样外，其余大的方面基本相同。至于以无穷会本为代表的第三类，与一、二类在正文诗词的删改，乃至个别文字上异同较多。就以上文调查袁无涯本、芥子园本及无穷会本据容与堂本批示删改而修改的情况来看，这些本子在大多数相同的情况下也有个别不相同的地方。其不同的情况也五花八门，据我发现的有以下几类：
1.袁本、郁本、芥本将诗删去，而穷本却还保存着。如容本4/6b/10有“玉蕊金芽真绝品”一诗，上有眉批：“可恶，删。”袁本、郁本、芥本皆删去，而穷本却还保存着。
2.袁本、郁本、芥本对诗有删有改，而穷本只删不改。如容本9/12a/5“门高墙壮”诗共有10句，诗下有夹批：“删。”袁本、郁本、芥本将最后“埋藏聂政、荆轲士，深隐专诸、豫让徒”两句删去，穷本也删去。但在此上一句“无非降龙缚虎人”，袁本、郁本、芥本改成“无非沥血剖肝人”，穷本却未改，仍作“无非降龙缚虎人”。
3.袁本、郁本、芥本将原诗换了一首，而穷本即将此诗删去。如容本40/3b/9有一绝：“远贡鱼书达上台，机深文炳独自疑猜。神谋鬼计无人会，又被奸邪诱出来。”诗后有夹批：“胡说！他如何是奸邪？”袁本、郁本、芥本都将此诗换成：“反诗假信事相牵，为与梁山盗结连。不是黄蜂针痛处，蔡龟虽大总徒然。”穷本即将此诗删去。另有容本18/7a/3“有仁有义宋公明”一诗，也同此类。
4.袁本、郁本、芥本将诗作了修改，穷本作了不同的修改。如容本30/10b/11“赃吏纷纷据要津”一诗，下有夹批：“只是也受施恩白银一百两。”袁本、郁本、芥本将最后一句“海内清廉播德音”改成了“不把真心作贼心”，而穷本改成“不把雄心作贼心”。
5.袁本、郁本、芥本将诗作了修改，而穷本仍同容本。如容8/8a/8“红轮低坠”一诗，打上删节号，眉批：“删。”袁本、郁本、芥本都作了相同的修改，而穷本未改。
6.袁本、郁本、芥本未作删改，而穷本全删。如容本32/6b/5“都是有名的汉子……牛筋等”上有眉批：“可删。”袁本、郁本、芥本未删未改，穷本则将此段文字全部删去。
根据这些情况，这一系统中的本子究竟孰先孰后，一时也很难下判断。同理，一些学者举了大量的例子来比较无穷会本与容与堂本、袁无涯本用词的异同例子，实际上这些都无法用以确证孰先孰后，因为这些例子几乎都可作相反的想象与推理。有的作者特别举出例证，也是可以讨论的，今就邓雷《无穷会本〈水浒传〉研究——以批语、插图、回目为中心》一文所举的几条例证来作一分析[26]。邓文先引了两条批评，比较了无穷会本与涤本（大涤余人序本的略称，包括芥子园本在内）的不同：第36回写宋江被请上梁山时，担心押送自己的两个公人被害，就让他们寸步不离地跟着自己，此处无穷会本的批语与涤本的批语观点不同。这种没有明确针对性的各说各的，实际上也很难说谁先谁后。至于第82回写宋江受招安后，有人上奏不可加封宋江等人，并建议把宋江手下的将领分到不同的地方，穷本此处的批语为“此本却是正论”，表示十分赞同这一提议。而涤本的批语却是“是正论？是胡言？大头巾经济多作此腔版，所以败坏国家”。这完全是有的放矢、针锋相对的，的确可证明后者为晚出。但这两条批语在袁本上恰恰是没有的，所以此两例只能证明芥本等涤本可能比穷本晚出，而不能证明袁本是以穷本为底本的，反过来倒也可以说明袁本是在芥、穷两本争议之前的。
下面，再看四条邓文认为可直接证明袁本是以穷本为底本的例子，是否能成立。
第一条，第28回容本有“那人便把熟鸡来
了”一句，袁本、郁本、芥本都将“
”改作了“斯”，并有眉批曰：“斧以‘斯’之‘斯’字，出《诗经》，俗作‘
’、‘析’，俱非。”而无穷会本此处正文是“那人便把熟鸡来析了”。这个“析”字，在现存他本中未见，既然被袁本称作出于“俗作”，就可证无穷会本出于袁本之先了。其实，邓雷没有注意到穷本此处有一小注：“斯，俗作‘
’，误。”穷本正文中明明用的是“析”，根本没有出现过“斯”字，却注的是袁本改成的“斯”，这奇怪吗？不奇怪，显然是无穷会本在借鉴同时提到“
”“析”“斯”三字的袁无涯本的眉批时搞晕了。
第二条，第46回写时迁出场介绍其绰号时，国图藏容本作“鼓上䗢”，而内阁文库藏容本为“鼓上蚤”，不同的印本可能选用了不同的字，袁本、芥本则皆作“鼓上皂（皁）”，下有小注：“或作蚤。”上再有眉批：“蚤字为是。鼓击易动，蚤跳更轻，形容极妙。”穷本正文同袁本、芥本，也作“鼓上皂”，下有小注也同袁本：“或作蚤。竈、䗢俱误。”这一例证的理解，也只能是穷本在袁本之后，在校以容本与他本后，加上了新知还有“竈”“䗢”等不同的写法。不可想象袁本在穷本之后，竟会对“竈”“䗢”的提法茫然不知、置之不理。
第三例，第51回雷横看白秀英演出，没有带钱，被白玉乔大骂，现存的天本、容本都写这时候“众人齐贺起来”，袁本、芥本都将“贺”改成了“和”，没有任何修改的说明，而穷本也作“和”，但下添有小注：“一作贺，非。”这的确可以理解为穷本在先，将容本改了，袁本就照改。但也可另有一种理解，穷本是在袁本的基础上，又用容本等进行校刊后，添了一注。实际上，大量的穷本不同于袁本的地方，包括上面我引的一些正文诗词的删改情况来看，穷本（或其祖本）就是以袁本作为底本，然后参校了若干本子后作了一些改动，包括改回到容本，另外又增添了不少小注的。
第四例，第67回李逵下山撞见焦挺，说明下山原委时，天本、容本都作“我和哥哥鱉口气，要投凌州去。”中间的“鱉”字，袁本、芥本、穷本皆作“彆”，其中穷本下多一小注：“一作鼈，誤。”此与上例的情况相同。“鼈”本同“鱉”，天、容本确实误植，袁、芥本予以径改，穷本校以天、容本后补上一小注，也在情理之中，所以很难说此例能证明穷本在先。
当然，此四例中后两例是可以逆推的，但前两例似乎只能理解为袁本在先，不可逆推。
下面我们再看谈蓓芳教授在《也谈无穷会藏本〈水浒传〉》一文中“说袁本出于无穷会藏本或其底本”的两个“更有力的证据”[27]。其中第一个证据是，第59回天本、容本在朱武、陈达、杨春三个少华山头领上场时分别有一首诗加以描述，袁本对这三首诗虽有所修改，但仍保留着三首诗。问题是天本、容本第2回这三个头领早出场过，当时只一笔带过，并没有用三首诗加以铺叙，这就不合一般人物出场时有诗赞颂的规矩。袁本在修改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即把第59回的三首诗修改后移入到第2回中，但第59回的诗仍然保留着，这样就出现了一书中两次用三首诗赞颂这三个头领的情况。而无穷会本就只在第2回三头领出场时用三首诗分别加以赞颂，赞诗与前后连接文字全同袁本第2回，同时将天本、容本、袁本中第59回的三首诗全部删去，只用简单一语将前后文字连接了起来。为了使读者便于了解情况，就第一首颂朱武诗赞中同一位置的三句话作如下比较：
这样的情况，究竟是先有穷本或其底本，然后袁本在第2回照抄了穷本，再在第59回加上三诗合理，还是先有袁本，穷本照抄了袁本，删去了重复累赘的第59回的诗合理呢？
谈蓓芳教授说：“袁无涯刊本第二回中的该段描写则与无穷会藏本的描写一字不差。就无穷会藏本来说，这种挪动是很正常的，因为在人物出场之初有一段描写性的韵文，一般来说是章回小说的惯例，无穷会藏本只是按照这一惯例做出改动而已；而从袁无涯刊本来说，在两个地方同时出现类似的描写（特别是朱武的那段描写，前后二处八句里面有五句完全一样），这在《水浒传》里，尤其是特别注重韵文描写的袁无涯刊本中，可说是绝无仅有的例外。所以我认为只有袁无涯刊本在以无穷会藏本或与其类似的本子为底本而又参照天都外臣序本一类的本子恢复若干被无穷会藏本（或其底本、祖本）删去的诗词（说见后）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产生这样的重复。也就是说，袁无涯本的刊刻者在以无穷会藏本一系的本子为底本而与天都外臣序本一类的本子中的诗词加以对勘时，发现天都外臣序本一系的本子中在第五十九回多出好些诗词，却忘了这些诗词已依据无穷会藏本一系的本子挪移到第二回中去了，便在加以修改后又补入了第五十九回。”
这里的问题还是先回到现存繁本《水浒传》中哪一种最接近郭本。假如认定穷本不但先于袁本，而且也先于天本、容本，是最接近郭本的，当然可以这样推理，但从谈文看来，她还是将穷本置于天都外臣序本（或其底本、祖本）和袁无涯刊本之间的，也就是认可天本、容本是目前公认的最接近郭本的本子。那穷本第2回的文字难道就来自天本或容本吗？从上表所引三句来看，穷本与天本、容本是不同的，这说明第2回的三诗不可能直接来自较早的天本、容本。从实际情况来看，它只是与袁本相同。所以，在考虑穷本与袁本孰先孰后时，必须放弃成见，在平等的位置上考虑哪一种理解更合情理。请问，假如穷本在先，本来就处理得比较合理，在三头领出场时赞了三首诗，到第59回中三头领再上场时就不去再用诗重复赞颂了，袁无涯、冯犹龙辈难道会在后面又“参照天都外臣序本一类的本子恢复若干被无穷会藏本（或其底本、祖本）删去的诗词”而加进去吗？当然，不能说绝对没有这种可能，但常规的修改是将不合理的修改成合理的，而不大可能是将合理的修改成不合理的。因此，这种现象更大的可能是，袁本先将三首诗修改后移到了第2回三头领出场处，后来忘了删去第59回三首与前重叠的诗。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是，袁无涯、冯梦龙辈又将第59回的三首诗作了大幅度的修改，特别是后两首（与天本、容本中的诗已是完全不同了），所以修改者或许认为这样可不算重出，就有意保存下来了。后出的穷本在校读时发现了这个问题，还是不管袁、冯辈当初是怎么考虑的，可能也没有细辨前后的三首诗是并不完全相同的，就将第59回的三首诗删个干净了。若这样来认识的话，穷本就只能是后出的了。
谈文又认为：“能够进一步说明袁无涯刊本出于无穷会藏本（或其底本、祖本）的另一例证为袁无涯刊本第十三回中的一条异文。该回在写杨志与索超的交战时有一段韵文，其中天本系统与无穷会藏本均作：‘这个圆彪彪睁开双眼，胳查查斜坎斧头来；那个咇（‘咇’，天本系统作‘
’）剥剥咬碎牙关，火焰焰摇得枪杆断。’但在袁本系统中，‘咇剥剥’三字却成了‘咇咇剥剥’。从上下文来看，袁本系统在这里显然衍了一个‘咇’字（因‘咇剥剥’与‘火焰焰’为对偶）。这个衍字是怎么来的呢？”谈文认为：穷本“在‘咇剥剥咬碎牙关’的‘咇’字下，则恰恰注有‘必’字。由于无穷会藏本的该音注字占了右边的大半格，把它看成为残缺了‘口’字旁的‘咇’字是很自然的事；再加上‘咇咇剥剥’一词在《水浒传》的其它描写中多有出现，所以造成了袁无涯刊本的衍字，而这一点正是袁无涯刊本出于无穷会藏本（或其底本、祖本）的明证。”
其实，在天本、容本中的“
”字是个象声字，但比较冷僻，所以袁本与穷本都改成了一个比较通俗的“咇”字。两者不同的是，袁本在“咇”下衍了一个“咇”字，而穷本在“咇”下多了一个注音，成“咇必”。于是谈文认为袁本的“咇咇”是从穷本的“咇必”而来，当然穷本在先了。但我认为，袁本之所以衍此一字，是因生活中用这个象声词时，一般都是“咇咇剥剥”或“哔哔剥剥”四字连读的，所以在不自觉中多刊了一字，而假如从穷本照搬而来，刻工当会认清这个“必”字是注音，因它极度偏在右边，很完整，不可能看成“必”字左边还有一个“口”。这样，要么也就刻成“咇必”，而不会刻成“咇咇”的。此其一。其二，天本、容本一般都不注音的，至少在这第十三回中，天本、容本都没有一字注音的。穷本则多注音，就在这第十三回中，除了此处注音外，还有“地下蘸知滥切了石灰”“双晴凸垤”“挜衣架切着金蘸斧”“騣宗分火焰尾”“毗皮沙门”“蕤绥宾节至”等，其中如注“騣”字的音“宗”，也是刻在右下方较大的，也没有被刻工误认为左边还缺什么偏旁，假如袁本是从穷本来的，为什么这些都没有对袁本产生一丝影响，而唯独这个“咇”字被袁本接受了？显然，袁本是从容本而来，根本就没有在正文中注音，不会像穷本这样频频加注的，所以这一“咇咇”的误刻，只是受像声的影响，而不是因穷本的“咇必”而来。
以上就一些个别字词的异同作些讨论，我的意见也带着很大成分的猜测与推理，未必正确。又由于目前我们所见的天本、容本、袁本都非初印本，后印者或剜改文字或增删评点或借版图像，都为辨别先后造成了许多麻烦。就以上文讨论的注音来说，袁本《发凡》明明说“其音缀字下，虽便寓目；然大小断续，通人所嫌，故总次回尾，以便翻查。”但现存袁本、郁本、芥本等于“回尾”均未见有注音，故穷本等嵌入正文的注音是否借鉴了袁本等，也已无从查考。关于图像的问题，魏同贤先生在穷本影印本的《前言》中已点出了穷本从容本来的诸多痕迹。我觉得要分辨袁本与穷本的文本孰先孰后，最重要的还是要从正文的某类关键性的问题着眼，作一些具体的分析。那具体从哪一些问题入手呢？我想还是从袁无涯自我感觉对正文改动最大的三个问题来看，即一个是“去诗词之繁芜”，另外两个就是“移置阎婆事”与“四大寇”的问题。对于这三个问题，只有袁本在《发凡》中说，它是照所谓“旧本”改成这样的。但实际上，真正的“旧本”天本、容本与《发凡》自吹的恰恰是完全相反的。因此，袁本这里所说的“旧本”，正像金圣叹后来所说的“古本”一样，都是他自己的修改本的代名词，并非是真正的“旧本”。在这里，我们现在看到的“去诗词之繁芜”及“移置阎婆事”这两点，在袁、郁、芥、穷各本中基本上是一样的了，凭个别字句的差异是很难从中分辨出个先后来了。剩下的“四大寇”还是“三大寇”的问题本来是可分辨先后的。早在《宣和遗事》中，就存在着“四大寇”的雏形，中间写到宋江、方腊之外，又写到了另外两寇高托山与张仙：“（宣和六年）是岁河北、山东连岁凶荒……于是饥民并起为盗，山东有张仙，聚众十万围濬州……又有高托山，聚众三十万起于河北。徽宗遣内侍梁方元帅兵讨之。”后吴读本《水浒传》就写戴宗于上元夜潜入寝宫，“睹屏间书淮南贼宋江，河北贼高托山，山东贼张仙，严州贼方腊。宗抽小刀，削去一行”[28]。后来的天本、容本及一些简本《水浒传》不知为何将寝宫屏风上的四个“贼”改称为“四寇”，并用王庆、田虎来取代高托山与张仙。但从当时李卓吾的《忠义水浒传序》来看，正文所叙的故事只是“大破辽”与“灭方腊”，也没有涉及王庆与田虎。这样，当时以天本、容本为代表的百回本就存在着一个自身的矛盾，即屏风上所书有四大寇，小说却只叙了征一寇方腊和破大辽。要解决这个矛盾就有两条路：一条是正文故事书写中增两寇，如袁本那样增加王庆、田虎的故事，成一百二十回。另一条路即是将屏风上的四寇减成三寇，如穷本那样将屏风上的“淮西王庆、河北田虎”换成“蓟北辽国”，成三大寇，维持一百回。这一增或一减，都是改，所以都不可能是郭本的“重刻本”了。不过在修改“四大寇”的问题上，袁本、郁本、芥本与穷本各有不同的表述：
袁本在卷首《发凡》中说：
后人有因四大寇之拘而酌损之者，有嫌一百廿回之繁而淘汰之者，皆失。郭武定本，即旧本，移置阎婆事，甚善；其于寇中去王、田而加辽国，犹是小家照应之法。不知大手笔者，正不尔尔。
袁无涯的话既批评了将“四大寇”“酌损”为“三大寇”，又批评了“嫌一百廿回之繁”而去了王、田二十回故事，无非是为了说明只有他的“全传”本既保存四大寇，又增加20回，且“移置阎婆事”的才是真正的“旧本”。他批评改成“三大寇”是指涤本系统的本子还是其他简本之类，今不得而知，而增补20回是可以确定是他与冯梦龙一起干的[29]。它初刊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也当无可疑，今人之所以产生或前或后的不同的看法，主要是由于读袁小修在《游居杮录》中一段话时，只是贪方便而取“资料汇编”之类的摘录文字孤立地理解所造成的。假如取《游居杮录》来读，则可见袁小修这一年一直在家，且其兄中郎的文集正交袁无涯刊刻，小修与袁无涯的联系是比较密切的。就小修日记而言，从7月底到9月初，近一月间，袁无涯就三次到小修家。第一次是7月23日，小修记：“姑苏袁无涯来，得麻城陈无异书。”未曾提起《水浒》之事。过了几天，即在9月1日前（小修日记不是每天标明日期，而是过一段时间后再标日期的）就记：“袁无涯来，以新刻卓吾批点《水浒传》见遗。”到9月6日后又记：“袁无涯作别，觅予诗文入梓。”于此可见，这里的“新刻”只能是“最新刊出”一解，不可能是早就刻成或“重刻”之类的意思。至于许自昌的《樗斋漫录》是汇录多年笔记而成的书，它的序写于万历四十年（1612），不等于内中所记袁本成书的内容都是作序之前的文字。现存袁本中有避讳崇祯的文字，也只能证明此本是后印本，并不能否定其初刻的时间是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
再看郁本与芥本，尽管前者是一百二十回本，后者是一百回本，但它们100回的正文与批语同袁本大致是一样的，包括第72回屏风上书写的都是四大寇，且袁本与郁本的20回王庆、田虎文字也多是相同的，这说明袁、郁、芥三本同出一源。但它们之间还是有一些不同，特别在第72回屏风书四大寇处，袁本没有眉批，郁本与芥本有同样的一则较长的眉批。此眉批曰：
世本添演征王庆、田虎者，既可笑。又有去王庆、田虎，改入蓟北辽国者，因有征辽事耳，与添演王庆、田虎何异？不知入庆、虎方成一类，辽则不止于寇矣。且后文政不必一一照出，于此中只举征方腊已尽寇之大而最著者，此外旁及征辽，更见胜敌之能，此史笔用疏处、有波澜处，岂可妄改！
此批既认为“添演征王庆、田虎”为“可笑”，又批评将“蓟北辽国”与“庆、虎”同归于“寇”一类的不确切，最后认可的是“只举征方腊已尽寇之大而最著者，此外旁及征辽”的书写策略，很明显，这条眉批放在芥本上面是合适的，而放在郁本上面是不合适的，这是郁本照搬芥本（或其祖本）所露出的破绽。但这条眉批同时也证明了芥本当在被它批评的袁本与穷本（或其祖本）之后。另上文提及的第82回写宋江受招安后，有人建议把宋江手下的将领分到不同的地方时，穷本的批语为“此本却是正论”，对这个提议十分赞同，而芥本（涤本之一）的批语却是针锋相对的“是正论？是胡言？大头巾经济多作此腔版，所以败坏国家”，也可见芥本当在穷本之后。
最后看穷本于第72回屏风书四大寇处的眉批：
□□□大寇□□□王庆□□田虎遂□□□究效□□□今改□□□大寇而□□北辽国。[30]
由于此本刷印在后，刊落的文字较多，但大致意思还是明白的，即指出此本是将“淮西王庆”“河北田虎”“今改”成“征蓟北辽国”。这里的问题是“今改”在什么时间？改在什么本子上？换句话说，是改了容本，还是改了袁本？它若改了容本，则在袁本之先；而若改了袁本，当在袁本之后。
上文我在分析邓、谈两位的一些例证时，已从反面表达了我不同意穷本在先的意见，下面还从正面的角度来分析袁、穷两本的批语来看看它们的孰先孰后。
先从批语来看，穷本的批语数量大大超过了袁本，多出的部分主要是注音和“某某出世”之类，另有一些是完全相同或完全不同的文字，这类都很难比较其先后。但另有一些批语是两者有部分文字相同，就值得注意。在这类部分相同的批语中，几乎都是穷略袁详。今稍择5例，以观大概：
1.第16回“只见这边一个客人从松林里走将出来，手里拿一个瓢，便桶里舀了一瓢酒”处，穷本有眉批：“奇计亦奇文。”袁本眉批则为：“机绪甚清，却做得手忙脚乱，使人眼花，又使人心稳，奇计亦奇文。”
2.第68回“两边伏兵都摆在寨前，背后吴用军马赶来，尽数逼下坑去”处，穷本有眉批：“致于人。”袁本眉批则为：“用兵贵致人而不致于人如此。”
3.第72回“宋江便唤燕青，付耳低言道：‘我要见李师师一面，暗里取事’”处，穷本有眉批：“在。”袁本眉批则为：“看灯主意在此。”
4.第74回“他（燕青）虽是三十六星之末，果然机巧心灵，多见广识，了身达命，都强似那三十五个”处，穷本有夹批：“未必。”袁本夹批则为：“伏后结果，此伙中之留侯也。”
5.第75回“非宋江等无心归降，实是草诏的官员不知我梁山泊里弯曲。若以数句善言抚恤，我等尽忠报国，万死无怨”处，穷本有眉批：“当时在朝人，何有一人爱国？尽忠报国□尔，说这尽忠报国话与□□听乎。”袁本眉批则为：“当时在朝的，那有一人爱尽忠报国的，说这话与谁听？但出自宋江口，则的确一字一金，消磨不得。”
这些例子，都给人以穷本批语是删节袁本批语而成的感觉，很难想象在穷本几个字的基础上发挥、敷演成袁本那样表述完整、情文并茂的句子。且有的已删节得令人不明是什么意思了，如第2、3、5例（个别似板损脱落或刷印不周所造成）。也有的似在反驳袁本的意见，如第4例。所以看来穷本未必在袁本之先。
总之，我认为，穷本的底本决不是郭本的重刻本；最接近郭本的还是天本、容本；袁本、郁本、芥本、穷本等无引头诗本都是从容本而来；在无引头诗本系统中，穷本似在袁本之后，芥本则再在穷本之后。在中国文化史上，特别是在明代文学史上，还是容本（或明刻清补的天本）《水浒传》最具代表性。
以上是读了邓雷《〈水浒传〉版本研究》稿后的一点想法，有的正是接着他的话说的，也有的与他并不相同，只是为了探讨学术的真相。包括对王利器先生，他曾给我教益良多，今也冒着大不敬之嫌而提了不少疑问，但这并不影响我内心对他无比的尊敬，在此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凭心而论，我在《水浒》版本方面所下的工夫远逊于邓雷，又一时间仓促成文，其片面、狭隘之见在所难免，只是投砾引玉，希望能有助于《水浒》版本研究的深入而已。
[1] 邓雷：《〈水浒传〉版本知见录》，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实际存在的《水浒》数目恐不止于他所著录的，[日]中原理惠在《一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全传〉〈忠义水浒全书〉版本考》〔《版本目录学研究》（辑刊）2020年11月30日〕一文中著录的一百二十回本的《忠义水浒全传》与《忠义水浒全书》就有68种。
[2] 范宁：《东京所见两部〈水浒传〉》，《明清小说研究》第1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
[3] 王利器：《李卓吾评郭勋本〈忠义水浒传〉之发现》，《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后王先生又发了《水浒全传注序》，重申了这一观点，见《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1期。此序又见于2009年由河北出版社出版的《水浒全传校注》。
[4] 刘世德在《文学遗产》2000年第1期上发表的《〈水浒传〉无穷会藏本初论——〈水浒传〉版本探索之一》一文说：“无穷会藏本的底本，不是天本、容本、钟本（或它们的底本），也不是袁本、芥本”，“从版本系统的血缘关系上说，无穷会藏本亲于袁本、芥本，而疏于天本、容本、钟本”。
[5] 谈蓓芳：《也谈无穷会藏本〈水浒传〉——兼及〈水浒传〉版本中的其他问题》，《中国文学研究》（辑刊）2000年第1期；谈蓓芳：《关于〈水浒传〉的郭武定本和李卓吾评本》，《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论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日]笠井直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忠义水浒全传〉》，《名古屋大学中国语学文学论集》2009年第21号；魏同贤：《前言——日本无穷会藏本〈忠义水浒传〉所透露的郭武定刊本〈水浒传〉信息》，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影印《日本无穷会藏本水浒传》卷首，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邓雷：《无穷会本〈水浒传〉研究——以批语、插图、回目为中心》，《东方论坛》2015年第5期等。
[6] 转引自胡适：《宋人话本八种序》附录，《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11—712页。
[7] 转引自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4页。
[8]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五篇《元明传来之讲史》，《鲁迅全集》第九集，光华书局1948年版，第283页。
[9]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7页。
[10] 胡适：《“致语”考》，《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19页。
[11] 王利器：《李卓吾评郭勋本〈忠义水浒传〉之发现》，《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
[12] 邓雷：《袁无涯刊本〈水浒传〉原本问题及刊刻年代考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13] [日]白木直也：《一百二十回水浒全传的研究——其“李卓吾评”问题》，《日本中国学报》1974年第26期。
[14] 李贽：《与方讱庵》，《续焚书》卷一，明万历刊本。
[15] 林海权：《李贽年谱考略》，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88页。
[16] 张建业主编：《李贽全集续编·读升庵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2页。
[17] 李贽：《温泉酬唱》，《续焚书》卷五，明万历刻本。
[18] 马诚所：《与当道书》，见潘曾纮辑《李温陵外纪》卷四，明万历刻本。
[19] 参见李永祜：《〈水浒传〉两种伪李评考辨》，《中国文学研究》（辑刊）2015年第1期。
[20] “武林”“虎林”皆为杭州别称，容与堂刊李评《忠义水浒传》及《西厢记》等多种李评曲本都署“虎林容与堂”刊。
[21] 5/3a/6，即是第5回第3叶正面（b指反面）第6行起，下例皆同此表述。
[22] 李金松：《郭勋“移置阎婆事”考辨——论〈水浒传〉版本嬗递过程中一处情节的移动》，《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2期。
[23] [日]笠井直美：《关于日本御茶之水图书馆藏金陵世德堂刊〈水浒记〉》，《明清小说研究》1996年第2期。
[24] 彭秋溪：《日本藏万历世德堂刊传奇〈水浒记〉考述》，《中华戏曲》2016年第1期。
[25] 李金松：《郭勋“移置阎婆事”考辨——论〈水浒传〉版本嬗递过程中一处情节的移动》，《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2期。
[26] 邓雷：《无穷会本〈水浒传〉研究——以批语、插图、回目为中心》，《东方论坛》2015年第5期。
[27] 谈蓓芳：《也谈无穷会藏本〈水浒传〉——兼及〈水浒传〉版本中的其他问题》，《中国文学研究》（辑刊）2000年第1期。
[28] 吴从先：《小窗自纪》卷三《读水浒传》，明万历甲辰刻本。
[29] 参见傅承洲：《冯梦龙与〈忠义水浒全书〉》，《明清小说研究》1992年第3、4期；《〈忠义水浒全传〉修订者考略》，《文献》2011年第4期；徐朔方：《冯梦龙年谱》，《晚明曲家年谱》第1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755—756页；邓雷：《〈水浒全传〉田王故事作者——兼论〈水浒全传〉的刊刻时间》，《中国典籍与文化》2021年第4期等。
[30] 此引文据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日本无穷会藏本水浒传》影印本，并参考了范宁《东京所见两部水浒传》（《明清小说研究》第1辑）与刘世德《〈水浒传〉无穷会藏本初论》（《文学遗产》2000年第1期）两文所录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