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穆宗朱载垕是嘉靖皇帝的第三个儿子，因为年号为“隆庆”，也被后世称为“隆庆皇帝”。

隆庆皇帝朱载垕继位之后，内阁首辅仍然是嘉靖皇帝晚年任命的徐阶。徐阶作风老成和缓，在职期间着力修复君臣关系，利用起草嘉靖遗诏的机会革除了许多弊政。

此外，徐阶还拓宽言路，积极为直言的官员站台，许多在嘉靖时期获罪的言官都被徐阶赦免。然而，大臣高拱却对徐阶颇为不满。

同时，善待言官、积极进谏的徐阶也让隆庆皇帝感觉很不自在。隆庆皇帝与一心想要赶走徐阶的高拱老师一拍即合。他们都想让徐阶早点退休。

徐阶虽然为官的名声不错，但是他的两个儿子在老家经常有欺男霸女、强占民田的行径。

徐阶被高拱抓住了把柄。在高拱主导的强力弹劾之下，徐阶的子侄把侵吞的田地悉数退回，两个儿子被发配充军，徐阶的政治生涯就此结束了。

徐阶告老还乡不久，内阁首辅之位就落到了高拱手里。高拱和徐阶的性格天差地别。高拱性格倔强，作风强硬，徐阶赦免的大臣都被高拱再次罢免，徐阶在任期间的宽和气象荡然无存。

高拱虽然经常倚仗皇帝的信任排挤异己，但他也有知人善任、行政能力很强的一面。在他的主导之下，明朝的军制政体得到改革，蒙古的俺答汗也与明朝议和，大明朝渐渐显露出新气象。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隆庆六年（1572年），高拱最有力的支持者隆庆皇帝病逝。隆庆皇帝去世时年仅三十六岁，留下了年仅十岁的儿子朱翊钧。随后，朱翊钧即帝位，大明朝改年号为“万历”。朱翊钧也被称为“万历皇帝”。

高拱得知隆庆皇帝的死讯时万分悲痛，感叹不已。

悲痛归悲痛，日子还要继续过。高拱继续实施着他的政治蓝图，想要把长期以来分给宦官的权力收归内阁，于是他将矛头直指宦官头领——掌印太监冯保。

冯保虽是宦官，却是当年隆庆皇帝在王府里的老熟人，很受重视，被朱翊钧称为“大伴”。

自负的高拱说话不太谨细，之前他感叹十岁孩子难做天子的话被冯保听到，先一步被对手抓住了把柄。冯保见势不妙，立刻添油加醋地把高拱的话告诉了万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

张居正也曾在隆庆皇帝当年的裕王府内担任讲官，但张居正和脾气很犟的高拱不同，他相貌英俊、情商高，裕王府内从官员到下人，几乎没有人不敬重和喜欢他。

在高拱看来，张居正能与自己互补，是一个得力的帮手，并没有将他当作对手提防。

然而，张居正却另有打算。在高拱不知情的情况下，冯保和张居正达成了合作，把高拱卖了个底朝天。

被蒙在鼓里的高拱仍在按照计划行事。一天，高拱听说宫内传出诏书，还以为皇帝要驱逐冯保，连忙赶去接旨，不想接到的却是罢免自己的诏令。

高拱对此毫无心理准备，听了宣旨之后几乎晕倒，还是张居正一把扶住了他。

政坛上的斗争刀光剑影，形势也如同战场瞬息万变。由于张居正的反水，曾经不可一世的名相高拱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平民，成就政治理想的机会到了张居正的手里。

小万历对这位亲切、智慧、保护了“大伴”冯保的张先生非常依赖。小万历怕张先生讲课过于辛苦，在张先生站立的地方冬天铺毯夏天进扇。有一次，听说张先生腹痛，十二岁的小万历还亲手调了一碗汤来慰劳他。

幸运的是，张居正没有辜负皇室的高度信任。李太后大概不会想到，自己情急之下竟选出了一个明朝最强的首辅，在中国历史上名次不出前五的政治家和改革家。

上任不久，张居正就拟定颁布了“考成法”，下令将各级官员的工作情况登记在册由朝廷审查。有效的监督制度使得官员历来应付差事的风气大为改善，各层行政效率一时大增。

张居正新政真正的绝招在财政领域。他将以前零星在各地试用过的“一条鞭法”向全国推行，确立了新的赋税制度。

明朝立国日久，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问题使得征税越发困难。此外，朝廷在各地征税时，往往只能征收到杂七杂八的特产，并不能直接收上来真金白银。

而张居正上台之后，利用皇室赋予的权力丈量全国的土地，出台的一条鞭法使得赋税制度高效而统一。

但是，想要顺利推行一条鞭法，市面上要有大量的白银以供兑换才行。这些白银又是怎么来的呢？

话说明朝中期正处于全球的大航海时代。许多来自欧洲新兴国家的航船远渡重洋，到美洲开采金矿、银矿，而结果也往往是满载而归。

金银为了交易“而生”，这些来自西班牙、荷兰等国的商人们发现，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才是相当紧俏的好货。据后世学者统计，明朝虽然没有大举出洋，但仅仅靠贸易就收来了全世界近三分之一的白银。

在张居正的主持之下，这些来自四方的金银源源不断地涌入国库，朝廷一时摆脱了行政低效和国库亏空的老毛病，明朝进入了富庶繁荣的新时代。

除了国富还得兵强。面对曾经打到北京的外族的威胁，张居正选择了一个前朝名将来帮助自己，他就是在抗倭中立下大功的戚继光。

戚继光在蓟州一带大力练兵，使得北部的边防焕然一新。拥兵十几万的蒙古不时来犯，朵颜部首领董狐狸被戚继光打到请降，其余各部也向东流窜，朝廷的北大门一时无人敢犯。

在戚继光的带领下，明军在边关抗御外敌，增筑长城，嘉靖时期无力抗敌的松散状态荡然无存。著名的北京八达岭长城就曾经过戚家军的翻修，是戚继光昔日威名的有力见证。

但是，张居正变法的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实际上，在新政刚开始推行不久，朝廷里就爆发了“夺情事件”。

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的老父亲在家乡去世，按照明朝的制度，官员在父亲去世后应当回家守孝。而张居正的新政刚刚推行，正处于关键时期。

仍是少年的万历皇帝当然离不开张居正这个得力下属。

不过，张居正既是个能臣，也是个靠结好内宫独揽国政的权臣。张居正作风严厉，能独揽朝政离不开太监冯保和太后的支持，很多大臣都对他不满。

不给父亲守孝毕竟是背离孝道的做法。皇帝“夺情”的诏令一下，立即在言官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无数官员上疏弹劾张居正弄权。少年天子勃然大怒。

谙熟权术的张居正执掌权柄多年，官员们对他不满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况且简单粗暴的镇压虽然行之有效，但是也把张居正置于了官员道义的对立面，连一些张居正信任的正直的大臣都反对他的做法。

夺情事件之后，张居正与许多大臣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了。张居正用规矩和权术驾驭下属的作风本就会让耿介正直的大臣不乐意为他效命，而且为了推进新政，他又任用了很多“听话懂事”的下属。

张居正的功绩使他本人在生前就赢得了巨大荣誉，是明代唯一一个生前就受封“太师”“太傅”的文臣。

然而，在主持了数年新政变法之后，张居正在万历十年（1582年）病重。万历皇帝听说张居正病得厉害，不断派人送药、慰劳，希望他能快点回来主持工作。

但是，张居正的病终究没能好转，他在五十八岁时于家中病逝。

张居正接过徐阶、高拱的工作，使明朝度过嘉靖时期的阴暗之后焕然一新，堪称明代最杰出的政治家。然而，朝野上下对他玩弄权术、擅政专权的质疑也从未间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