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宣州乡试到长安登科

可惜，男人对待功名之虔诚，总与早期情侣相对立，白居易和“婵娟子”的快乐时光也不会长久。贞元十二年（796）炎夏，白居易丁忧二十五个月期满。书也读好了，爱也爱够了，男儿行将奋斗出山。

次年，白居易长兄白幼文，仕任饶州浮梁主簿，做了一个难登品秩的小官。白居易也决计离开符离，一步步置身到主流社会中去。

白幼文到浮梁任职，可能与叔父白季康举荐有关。父亲季庚乃白家长子，季康为弟，时任宣州刺史崔衍属下溧水县令。宣州，为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南倚黄山，北通长江，东连江浙，西靠九华，地灵人杰。宣州泾县创造出宣纸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关键的载体；宣州隶下溧水县，今为南京市开发区。偏偏溧水之中山，又是中国毛笔诞生地。这就有了大趣味，自唐代始，文人铺展四尺宣纸，挥洒中山兔毫笔，尽情赋诗作画，纸寿千年，流传后世，就是传统文化中具有标志性的最高享受。

白季康在溧水为官，政声极佳。白居易南下一千多里，要参加最初“乡试”，找的正是这位县令叔父。顺便说一下，白季康去世以后若干年，溧水县衙改为白公祠，溧水县里城隍庙，所祭城隍神便是白季康。

几十年后，白居易早已名满天下，他专程参加了这位叔父与婶母的合葬仪典，亲自为叔父撰写墓志铭。季康独生子白敏中，继堂兄白居易之后，亦为进士，后来还做了宰相。有这样一个儿子，又有白居易这样一个侄子，世人把白季康供奉于溧水城隍庙中，也就不奇怪了。

乡试之前，符离月下，白居易和湘灵挥泪话别，细节不得而知，少不得一番海誓山盟，私定终身。

有人考证唐代学子参试与户籍之关系，认为属地和“身份”都很重要，但是并不严格。初唐以来文风盛蔚，官学私学均已成形，平民学子经历寒暑苦读，每年都可以在本土县乡参加“常举”考试即“乡试”。成绩突出者，晋升州府一级“州试”，由州府大人亲自考核拍板，确定本州“贡生”即举人。此后，这位学子就可以积极准备跋涉赴京，参加朝廷大考，争取功名了。

白居易告别符离，前往宣州溧水参加“常举”乡试，势在必行。痴女湘灵除了眼含热泪衷心祝愿，再也不能说些什么。这一年（798），白居易已经二十七岁，功名大事，岂敢耽误下去。惊回首，同时代才子元稹，明经及第年仅十五岁，柳宗元和刘禹锡同年进士，一个二十一岁，一个二十二岁，真不得了。

唐代科考偏重文学，以至大诗人层出不穷。白居易乡试一挥而就，进而参加州试到宣州，考题篇目，一为《射中正鹄赋》，一为《窗中列远岫诗》，答卷仍然拔乎其萃。贞元十五年（799），宣州刺史崔衍，将白居易确定为宣州贡生，推举到长安迎接进士大考。难免有人怀疑，这位白贡生，是不是县令白季康和宣州崔大人照顾了关系户呢？要回答此疑，并不简单。只因唐时荐举“州贡”赴京赶考，一旦成绩不佳，这位州衙大人就会受到朝廷质疑和惩罚。倘若有人检举营私舞弊，州官更要丟官辱门，结局不测。所以，天下“州贡”学子集结长安，州县两级大员同样肩负重责、坐卧不安。一旦荣登金榜，州县也将光芒四射。因此说，举荐学子赴京赶考，与州县官员之荣辱切切相关，是不能随便“照顾”的。

白居易在宣州初战告捷，便要掉头北上，途经鄱阳、洛阳到长安，参加次年春季京都大考。此时有件事值得一说：宣州距离浮梁不远，到浮梁去看望一下长兄白幼文，再往北去，也不太绕路。兄弟相见后，幼文大哥交给阿连一项艰巨任务，就是肩背一袋禄米（我想应该是大米），北归两千多里路，把米送给洛阳老母享用。很显然，白季庚去世后，全家生活重负压在长子白幼文身上，浮梁主簿，俸禄微薄，一袋禄米自然金贵，而白居易肩负米袋，只身跋涉两千五百里山川河流，其心灵深处所感，必将终生难忘。这项任务，与人杰首先劳其筋骨之说相吻合。白居易后作《伤远行赋》记其事：“贞元十五年春，吾兄吏于浮梁，分微禄以归养，命予负米而还乡。出郊野兮愁予，夫何道路之茫茫。茫茫兮二千五百，自鄱阳而归洛阳。”又说：“昔我往兮，春草始芳，今我来兮，秋风其凉。”

这一趟苦旅行程，让漂泊多年的白居易懂得了更多的国难民艰，一步步走向善思和成熟，诗人苦难的青少年时代，艰辛而又丰厚，他深刻地理解了民间疾苦，更懂得苦难之根源在于高层朝政的腐朽。这一切，对于他民本思想的形成，对于他一生立身行事的原则，影响极深，作用极大。

长安大考，等待着这位宣州举子的到来。

贞元十六年（800）早春，白居易终于站立在国都长安闹市街头。这一年，诗人已经二十九岁，三十而立，时不我待，在等待大考之际，他两眼清泪，忧郁不安，写下一首《长安早春旅怀》：

轩车歌吹喧都邑，中有一人向隅立。

夜深明月卷帘愁，日暮青山望乡泣。

风吹新绿草芽坼，雨洒轻黄柳条湿。

此生知负少年春，不展愁眉欲三十。

长安夜景百般喧闹，与诗人向隅孤立的处境形成鲜明对比。安史之乱平复后，京城很快恢复了国际大都市的昔日风采，九州十国巨贾豪商，重新聚集而来。作家潘泰泉先生著《白居易传》，其中描绘此时长安景象，让人有如身临其境：

延兴门内昭国坊以及兴庆宫南东市场，更是店铺满街，喧声如潮，穿着各色衣服的买主卖主摩肩接踵，远远看去，宛若胭脂河上漂满花瓣，叫卖声，还价声，震耳欲聋，远远听去，又似兴善寺里五百禅师齐声诵佛，这里的二百二十行，花色齐全，山南海北货，应有尽有：卖官盐的，卖洛阳三彩的，卖洗心糖的，卖牡丹花的，卖浮梁茶的，卖黄莺儿的，卖石纹纸的，卖滇黔药材的，卖普贤像的，卖内丘瓷器的，卖苏州丝帛的，以及通过丝绸之路和海上通道，从波斯、大食、拜占庭、巴比伦等国来卖大宛马的、卖乐器的、卖珠宝的、卖白老鼠的……栉次鳞比，满目琳琅，直把两条大街塞了个水泄不通。

段落中间，连用十几处“卖”字，十分精彩。长安外表风貌恢复如前，可叹朝廷上下腐朽积弊很难改革，反而沉疴愈重也。

身居繁华盛景，白居易心事重重：“忆昔羁贫应举年，脱衣典酒曲江边。”一首《长安正月十五日》，既是忧己也是忧国：

喧喧车骑帝王州，羁病无心逐胜游。

明月春风三五夜，万人行乐一人愁。

这是白居易人生的分水岭。生活道路曲折困顿，艰难痛苦，民间疾苦声，朝政积弊事，由表及根，尽在胸中。

笔者注意到白居易为文处世的一个重要侧面，是他的人生独立性。要说朝野主流皇权至上，儒释道学说入脑入髓，对于古代作家虽有捆绑，但是，因为人生经历各不相同，由此形成的个人独立意识强与弱，又是至关重要一大元素，李白，就是一个突出例证，白居易同样具备独立自主、特立独行的显著特征。长安大考之前，白居易“出门可怜唯一身，弊裘瘦马入咸秦。冬冬街鼓红尘暗，晚到长安无主人”，他致信朝官陈京，一方面，学子追随主流功名；另一方面，在不经意间也表达了自我独立的心迹：

居易，鄙人也。上无朝廷附离之援，次无乡曲吹煦之誉，然则孰为而来哉？盖所仗者文章耳！

从这篇《与陈给事书》中可知，白居易随函附上“杂文二十首，诗一百首”，呈请陈京给予荐举，以期有助于大考进取。这种做法，在唐时学子中已成风尚，此处不议，笔者看重者，乃白居易信中表白：鄙人“上无朝廷附离之援，次无乡曲吹煦之誉……盖所仗者文章耳”。这种潜伏于心底深处，要以真才实学行世的独立品格，伴随了白居易一生。

这是贞元十六年（800）正月里写的信。二月开考，主考官是中书侍郎高郢。对做过充分准备的学霸白居易来说，考试并不是什么难事。而考题虽然不难，气氛却非常紧张。本次进士大考，贡生达千人之众，先后分三场决定去留，即淘汰制，一场一场往下刷人，十分残酷。第一场考诗赋，赋题为《性习相远近赋》，要求有韵脚顺序，限制字数不得少于三百五十字；诗题为《玉水记方流诗》，要求以流字为韵，六十个字。考生一紧张，首场被刷下大半，第二场又淘汰大半，及至第三场再看，所剩考生屈指可数矣。

二月十四日，大唐礼部东墙外，张榜揭晓进士精英，官员每宣呼一人中榜，便击鼓敲钟一次，声势之隆，震撼万众。白居易以第四名佳绩得中。本届进士十七人，年近三十的白居易还是最年轻者。时有民谣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可见在而立之年能够考中进士，还是稀罕的。更何况，第四名白居易，又是“中朝无缌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上无朝廷附离之援，次无乡曲吹煦之誉”的独行者。

接下来，曲江盛宴，诸位新进士拜谒座主，宰相接见。白居易“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算是出了风头。在这批进士中，以文名延誉后世者，还有陈权、吴丹、郑俞、戴叔伦、杜元颖、崔玄亮等，可知本次殿考，货真价实。

新科进士继而前往杏园，参加“探花宴”，举杯畅饮，然后齐聚大雁塔，题名留念。白居易却惦记着回乡报喜，告慰母亲。这次成功，直接关系到白氏家族的承继兴衰。“十年常苦学，一上谬成名。擢第未为贵，贺亲方始荣”，人生大喜，需要与慈母分享，白居易心系洛阳，归心似箭：“时辈六七人，送我出帝城。……翩翩马蹄疾，春日归乡情。”（《及第后归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