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最便捷而易学的书体：行书

在五大书体中，行书结体简便、书写流畅，同时以最易于掌握，成为大众日常中最接地气的一种书体。与字态端正的隶书、楷书相比，行书可以写得很流畅、自如，在笔画、结体的安排上并不要求一定要写得端庄。与仿佛天马行空的草书相比，行书虽有许多连笔，但写出来的字基本不影响识别。可见，行书是介于最规范与最自由的书体之间的一种字体。

如果说文字以实用性为第一，行书则是在具有实用性的同时，又极具灵活的气质。行书介于楷书、草书之间，时常会出现“跨界”的情况，当行书偏于楷书特点时，被称作“行楷”；偏于草书特点时，被称为“行草”。

有关行书的起源，历史上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东汉的刘德昇创立行书。西晋卫恒的《四体书势》一文最早提到行书：“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昇……”唐代张怀瓘《书断》说：“行书者，乃后汉颍川刘德昇所造。即正书之小讹，务从简易，故谓之行书。”这不仅说行书是东汉刘德昇创立的，而且点明了行书源自楷书（“正书之小讹”）。一种是说汉末的钟繇创立行书。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载：“钟繇书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其中“行押书”指的便是行书。但是这两种说法都有漏洞。出土的两汉文物中已经出现了接近规范的行书，不会迟至汉末三国时才由钟繇所发明。另外，《四体书势》只记载了汉代“学之于刘德昇”的几位书家，并未表明行书是刘德昇创立的，有可能在刘德昇之前已有擅长行书之人。

虽然对于行书由哪位书家最先创立尚无定论，但有一点可以明确：东晋的“书圣”王羲之将行书的艺术水平最早推向高潮，他的行书成为古代这一书体的最高典范。王羲之擅长各种字体，尤以行书成就最高，他的行书遒劲飘逸，完美结合了力道和韵味，也因此被称为“王体行书”。

行书的用笔，将楷书中的转笔由方折变为圆转，使字体看上去更加圆润，同时又不失力道；长笔画变短，有时候只用一点来代替，达到删繁就简的审美效果。同时，行书字态变得更加简洁、流畅，增加了流动的美感。

在结体方面，王羲之的行书讲究多变，无论笔画还是结体，变化无处不在。王羲之的行书往往顺其自然，不追求机械均衡，也不刻意讲究字的大小，而将参差错落视为行书一大特色。他在自己的书写中尽量展现这种特色，在变化中有秩序，在整体上求和谐。行书要求书写速度快，笔画连贯，一气呵成，王羲之在这方面堪称大师。他笔下的字格外洗练，习惯于删繁就简，或者以一笔代替数笔，在不影响识别的前提下尽量简化，其行书总能呈现一派中和之美。

在章法方面，王羲之的行书自然天成。从其流传的作品可以看出，王羲之写行书的时候一般都是不假思索，提笔就写，但自开头第一个字至收尾的最后一个字，写来毫不敷衍应付，而是全帖首尾照应，字字皆妙。不论下笔轻重，用浓墨或淡墨，或明笔或暗笔，如行云流水，感染力极强。

在王羲之之后，历代都有以行书见长的书家，如王献之、颜真卿、李邕、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赵孟、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刘墉等。

传世的优秀行书作品也有不少，比如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远帖》，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争座位帖》，苏轼的《寒食帖》，米芾的《蜀素帖》，赵孟的《前后赤壁赋》等。其中，王羲之的《兰亭序》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是“神品中的神品”；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苏轼的《寒食帖》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