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石鼓文》

唐朝初年，在天兴三畴原（今陕西宝鸡凤翔三畴原）出土了十个花岗岩制作的石礅，每个高约60厘米，形状像鼓，所以将其称为“石鼓”。起初关于这些石鼓的制作年代存在争议，有人认为是周宣王时期的作品，但是经过后来长期的考证，较多学者认为这些石鼓是秦襄公时期的作品。每个石鼓上都环刻有一篇韵文，记载了秦国国君出游打猎的事。这些刻在石鼓上的文字，被称为“石鼓文”。

石鼓在唐代一经发现，立刻引起重视，韩愈为此专门作了一篇《石鼓歌》，希望这些石鼓能够得到保护和妥善的安置。有人将这些石鼓从野外移到凤阳夫子庙，使其免遭风吹雨打。石鼓后被迁入凤翔孔庙。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十个石鼓丢了一个。直到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放置于凤翔学府。极有金石之癖的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年）命人将其迁到汴京，让人用黄金将上面刻了字的刻槽填满，使其免受反复捶拓的损坏。后来金人攻占汴京，不仅将石鼓上的黄金挖了下来，还将石鼓运到燕京（今北京）。到元代，一只石鼓上的文字已经完全剥落，还有一只石鼓甚至被凿为石臼，幸好表面的文字没有被损坏。此后，石鼓又历经风雨沧桑。1931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为防止国宝被日寇掠走，由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迁到南方，抗日战争胜利后又运回北京，1956年在故宫博物院展出。此外，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乾隆为更好地保护原鼓，曾令人仿刻十鼓，置于辟雍（又称“太学”）。现仿鼓藏于北京国子监。仿鼓的形状和刻字部位与原石鼓相比，存在不少差别。

据推算，石鼓文最初应有600多字，但是历经千年的风吹雨打、颠沛流离，如今只残存272字。早在唐代，就有人将石鼓文拓印下来。到宋代，据说欧阳修曾经见过417个字的拓本，还有人见过474个字和462个字的拓本。当初宁波的天一阁就曾藏有北宋年间的拓本，共有462字，可惜后来毁于火灾。如今，存世极少的宋代拓本都流入日本。

《石鼓文》拓本局部

石鼓文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极其重要，它在多个领域都有开创性。在石鼓文出现之前，甲骨文和金文虽然也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但终究是实用性的文字，更注重记述，或者只是器具上附属的一种装饰。但是石鼓文是纯粹用来观赏的文字，并且不是观赏的附属，而是主体。书法在这时变成一种单独的艺术形式出现，正因如此，石鼓文的艺术性高于之前的甲骨文和金文。

石鼓文的笔法挺拔、浑厚，明显是继承自甲骨文和金文，但是笔画间的粗细变化要比金文小，整体看上去更均匀，笔画间藏着一股力道，圆润且凝重。每个字都给人以稳重、踏实之感，能让人感受到重心所在。从布局上看，因为石鼓文是刻在相对平整的石面上，比之前的甲骨和青铜器更为方便，更便于规划布局，也更能体现书法的艺术性。石鼓文对空间留白非常注重，布局规整、均匀，视觉上讲究对称，给人以稳重感。

石鼓文中还有一推陈出新之处，那就是对重复出现的单字的处理。在此之前，金文的处理方式是：如果一个字紧挨着重复出现，第二个字会以两个短横代替。虽然这种处理方式避免了重复出现一个字带来的繁复感，但气势上明显违和，感觉失重。在石鼓文中，重复出现的第二个字依旧会用两个短横代替，但位置是在第一个字的右下角，视觉上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字，明显和谐很多。在之后的书法创作中，遇到这种情况，布局一般都会遵从石鼓文的方式来做。

石鼓文在书法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它通常被认为是大篆与小篆之间的过渡形态。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又统一文字和度量衡，其中统一文字的难度最大。在此之前，甲骨文和金文的字体统称为“大篆”，而经过统一改革标准后，文字进入小篆时期。小篆是大篆的简体，笔画更简单、规范和工整。大篆到小篆的转变可谓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事件，石鼓文可以视为这一事件的见证者、记录者。在石鼓文中，异体字已经大大减少，这正是小篆的风格；而也有个别字在不同地方会以不同的字体出现，写法多达三四种，这又是典型的文字统一前的大篆风格。

石鼓文自从被发现后，历代文人不惜笔墨，写文章赞叹其精妙，其中不乏大家，比如杜甫、韩愈、韦应物、苏轼、康有为等。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若《石鼓文》则金钿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截，自有奇采。体稍方扁，统观虫籀，气体相近。石鼓既为中国第一古物，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也。”近代多位书法名家的篆书即主要取法于石鼓文，其中最典型者为清末的吴昌硕，他曾数十年如一日临摹石鼓文，并在很大程度上借鉴石鼓文而形成个性雄强厚重的个体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