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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往事，我想，母亲对姨母也怀着相似的复杂情感。她爱她的姐姐，却不尽然。母亲的身体逐渐好转，一股寒意却在二人之间蔓延开来。

“我自己来。”姨母在厨房揉面，母亲这样说；“不用麻烦你了。”姨母擦洗浴室的水泥地，母亲这样说；姨母为我编发时，母亲这样说；姨母为家具除尘时，母亲也这样说。

“我来吧，谢谢你了。”姨母读故事给我听，母亲这样说。她从姨母宽广的膝头抱起小小的我，夺走了故事书。

姨母每次叫我亚历克斯，母亲都会眯起眼睛，说：“她叫亚历山德拉。”语气平淡，却不容置疑。

屋内的气氛骤然变冷。母亲紧紧抱着我，姨母的脸色变了。“知道了。”她的声音低柔如一场无声的雪，“厨房还需要我帮忙吗？”

母亲的手臂如铁钳般箍住我。“不需要了。”她对姨母说，又补了一句，“今天谢谢你帮忙。”仿佛对方是添了麻烦的女工，马上要被扫地出门。

姨母的笑容似有若无，一闪而过，她双手插进背带裤的深兜，还在震惊之中。她瞥了一眼窗户，随即望向门。“知道了，小妹。”姨母说，“看得出来，我有点碍事。有事给我打电话。”

母亲没有回答。她只是紧紧抱着我，听着姨母的脚步声在木地板上远去，在门厅的地砖上远去。屋门猛然关上，母亲战栗了一下。

姨母第二天回来了，第三天也来了。然而，即使我还小，也嗅得出一丝变化，风暴盘踞在天空尽头，一触即发。

母亲的气色复原如初，发丝重焕光彩，力气先是如涓涓细流，而后如洪水般恢复了。但她对姨母的耐心却愈加稀薄。姨母玛拉总喜欢一次又一次地说些令人震惊的事。我听不懂内容，也不知道那些事为何令人震惊。我只知道，她说的话总是让母亲脸红。姨母也经常提到母亲的婚前生活，尤其是她的工作。姨母总是喋喋不休，讲她有多为母亲骄傲。每次谈起母亲，姨母都双手交握，容光焕发，仿佛在祈祷。相比之下，母亲却变得更加脆弱、紧绷、自闭，就像一个发条上得过紧的娃娃。

“亚历克斯，你妈妈上学的时候，在班里数一数二。”姨母总这么说，口气像是在讲童话故事，“所有人都被她甩在身后。她学数学很有天赋。天生的——”

然后，母亲就会起身离开，回到卧室，狠狠地摔上门。

二人间的摩擦酝酿了几个月，终于爆发了。盘子噼里啪啦地摔，罐子碎在水池中，张开的大手在柔软的脸颊上击出脆响。母亲懊恼地念叨着什么，姨母哭了一小会儿，房间里鸦雀无声。我躲在桌底，捂住耳朵。那天的事依然历历在目。

具体是这样的，就在姨母猛地拉开屋门，拖着沉重的步子离开前，母亲在门廊对着她姐姐远去的身影喊道：“等你选择了正常的生活，再回来吧。嫁个人，生个孩子，说不定我们还能和好。”

姨母没有回头。我看到她的胸膛先是剧烈起伏，随后慢慢归于平和。她望着天空，终于开口了：“好吧，我看看我还能做些什么。”

姨母离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家中一片死寂。母亲丢给我一沓纸，让我画着玩，然后躲回自己的房间。

后来的两年，姨母没有踏足我家一步，但是依然同我们一起去教堂。姐妹二人像一对书挡，把父亲和我夹在中间，母亲穿着刺绣连衣裙，姨母穿着宽松的休闲羊毛裤和领口开到锁骨的衬衫。她是教堂中唯一穿休闲裤的女人，这对当时大多数女性来说还很出格，甚至不被教堂允许。但是姨母有种魔力，她总能让别人接受她所做的（当然，母亲除外）。毕竟，没有几个女人开过飞机，修过汽车，可是姨母这两样都做得很好。一想到这些，没有人还在乎她穿什么裤子。玛拉和我母亲戴着同款头纱，那是外祖母留下的遗物，有手织的蕾丝边和繁复美丽的图案。面纱被别在头发上，遮住她们的脸庞。星期天做弥撒的时候，姐妹二人总是斜睨对方，试探对方的心意。

最后，姨母完全听取了母亲的意愿。她嫁了人，嫁了一个无能的醉鬼。当时我不过六岁，但也知道不该如此——主要是因为无意中听到大家都这样说。可她还是嫁了，成了别人的妻子。母亲言而有信，和姨母重归于好。

她们绝口不提那次吵架，不提那场漫长而默然的分离。她们热情相待，关系却仍旧易碎。她们脸上挂着敷衍的微笑，目光冷硬得像一对瓷娃娃。她们什么都不提。

无论如何，这些都不再重要。我四岁那年母亲消失后，她的疾病不能被提及，她归来后那事仍不能提。对面的小老太太发生了什么也不能提，至于被木板封住的房子，过路的人只是把视线避开。

然而，无论人们是否情愿，1955年的大规模化龙事件还是来了。我的家庭，我的学校，我的城市，我的国家，乃至整个世界，都将经历一场巨变。

这场巨变，也不能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