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沙武田

居延汉简的发现被认为是20世纪初中国四大考古发现之一，而20世纪90年代敦煌悬泉置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以及出土内容丰富的简牍，加上敦煌玉门关、马圈湾等地简牍的陆续出土，使得河西地区的汉简数量越来越多，成为记载汉代河西历史和同时期丝绸之路交通的重要考古和文献资料。简牍的研究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的新热点。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国际学术界对丝绸之路研究热的持续升温，为了配合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作为历史时期人类文明大通道的丝绸之路无疑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我们今天似乎生活在一个被“丝绸之路”这样的热点词语包围的世界当中。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说明社会各界对人类文明交流史，对历史时期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人类社会物质生活发展史的关心与关注的欲望、热情比以往任何时间都要更加强烈，这应该是人类自身进步的表现，而对汉代简牍的关注、解读、研究则成为这个时代热潮中的重要内容。

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黄金段”，敦煌则是丝路咽喉“两关”所在地，是古人眼中的“华戎所交一都会”，这里的每一块土地都见证了丝绸之路上来来往往的使团、僧侣、商队、戍卒、行人们的身影，而大量出土于居延、敦煌各地的汉简，则更是以清晰的历史之笔记录下了发生在丝绸之路上的大事、小事，重要的官方文书、琐碎的日常生活。这些文字资料，无论如何都是曾经发生在丝路上耐人寻味的最真实的历史故事，而且往往是最底层丝路民众的故事，这些故事无论如何是不会被官方的史书和文献所记载下来的，但却是构成丝路历史最基本的链条，理应不能缺失。

之前这些丰富而真实的历史故事，往往是考古人手中的第一手资料，或者是博物馆幽暗库房中的文物特藏，至多也只是学者们在小范围内交流的历史知识。因为这些材料的出土和来源都是文博考古人专业工作的收获。由于是文物，其社会属性也显得过于珍贵，加之汉代人书写方式的独特性与汉简文字释读的困难，使得汉简所包含着的历史知识过于专业化、学术化，无法走入寻常百姓家。

如此引人入胜的丝路历史和故事，不应永远静静地躺在博物馆里，也不应局限于少数专家学者的讨论之中。我们要让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让博物馆里的文物活起来，让简牍中的历史活起来。

另一方面，简牍由于其本体文物的属性关系，汉简文字的释读是很专业化的技能，没有专业背景的人要释读其上面那些汉风书法浓厚的文字内容，认字这一道关就过不了。即使是文字可以认出来，要读懂其原本的历史含义则又是另一回事，也就是说对汉简所记历史的了解与掌握，是有门槛的。

所以，我觉得马丽的《“简”读中国：敦煌汉简里的丝绸之路》正是一本帮助广大对历史、对简牍、对丝路感兴趣的读者跨过这一门槛的书。书中既有简牍文物本体，包括文物图像、相关简牍的考古信息、简文的释读，也有和简文相关历史的延伸阅读，触类旁通，就把每一枚小小的简牍放回到其应有的历史坐标当中，让简牍变得有血有肉，有了历史的灵动，并赋予丝路历史与人文交流互动的精神与灵魂。

马丽现在是甘肃简牍博物馆陈展部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她是文物博物馆专业研究生毕业，硕士阶段跟我学习敦煌学，之前还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从事过考古清理发掘、文物资料整理与考古简报的撰写工作，热爱考古文博事业。她到甘肃简牍博物馆工作时间不长，能够在工作之余，完成这本著作，下了功夫，值得肯定，也可以感受到她对工作的热爱和文化情怀。

我虽然不从事简牍研究，但我是考古专业出身，加上之前在敦煌研究院工作，对甘肃文物考古关注较多，和甘肃文博界的人来往也多。我曾参与纪录片《河西走廊》学术脚本的撰写，亲自考察过河西走廊上的汉代遗址，因此对甘肃从事简牍学研究的前辈和同仁们一直心存敬意。我始终认为对甘肃学术界而言，简牍学研究和敦煌学一样重要。2013年，我接受了金塔县博物馆的邀请，并受甘肃省敦煌学会和甘肃省历史学会的委托，参与组织了在金塔县召开的“居延遗址与河西简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吸引了来自国内外从事简牍学和秦汉史研究的二百余位学者，规模颇大。作为会议的组织者，我深刻感受到了学者们对河西简牍研究的巨大热情，至今记忆犹新。

所以，当我读到马丽送来的书稿，心中有一种欣慰和释然。虽然我深知作为门外汉给她的著作写序并不合适，会贻笑大方，但我个人对甘肃简牍工作心向往之，看到学生学有所成，所以写下这些文字，算是对马丽的鼓励吧。同时也希望她在深奥的简牍学研究中有新的突破，学无止境，更上一层楼。

2024年10月16日于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