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这是1963年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率先提出的著名“蝴蝶效应”理论，2010～2011年末岁初，在北非小国突尼斯到中东阿拉伯世界，世人就目睹了一场现实版的“蝴蝶效应”。
2010年12月17日，在突尼斯中部城市西迪布吉德，26岁的失业青年布瓦吉吉摆摊售卖果蔬时，因无证经营遭“粗暴执法”、投诉无果而点火自焚，随之突尼斯全国各地猛然爆发如火如荼的反政府抗议示威浪潮。2011年1月14日，突尼斯总统本·阿里携家属仓皇出逃沙特阿拉伯。执政23年的本·阿里政权在民众抗议运动的疾风暴雨中改朝换代。突尼斯的国花是茉莉花，这场政局剧变被称为“茉莉花革命”。更令国际社会震惊的是，“茉莉花革命”迅速在北非和西亚地区引发波及阿拉伯多国、具有多米诺骨牌效应的一系列社会政治大变革、大动荡、大危机。
2011年2月11日，埃及穆巴拉克总统在民众抗议浪潮中被迫辞职；利比亚在北约军事干预下经过半年多激战，反对派武装于8月22日攻占首都的黎波里，推翻卡扎菲政权，两个月后卡扎菲被俘身亡；历经一年与反对派力量的殊死博弈，2012年2月27日也门总统萨利赫以妥协交权换得豁免；与此同时，叙利亚巴沙尔政权面临由国内反对派抗议活动引发的国内暴力冲突和国外高压制裁的内外交困。可以说自2010年底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爆发以来的一年多时间里，这场被西方称为“阿拉伯之春”的中东大变局不仅导致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的政治剧变，而且自西向东，从北非的毛里塔尼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苏丹到西亚的约旦、黎巴嫩、巴勒斯坦、巴林、沙特阿拉伯、阿曼和伊拉克等，中东阿拉伯世界20多个国家中除卡塔尔、阿联酋之外，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社会政治动荡危机。面对其迅速蔓延、波澜壮阔之态势，社会影响冲击之剧烈，有人称之为“（欧洲）1848年革命”“1989年东欧剧变”的现代阿拉伯世界版。[1]
本课题组在2011年7月在课题申请表上就课题研究背景如下写道：“中东变局是新世纪以来继2001年‘9·11’事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影响全球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展趋势的具有全局性意义的重大历史事变。这场缘由纷繁复杂的中东剧变将持续相当时年，目前仍处方兴未艾的深刻演变和推进过程中，呈现许多令人瞩目的新特征，更存在诸多不稳定、不确定和难以预测因素，其态势、走向、前景和结局扑朔迷离。但可以确定的是，中东由此进入一个社会冲突和政治危机频发期，这场社会政治大变局将深刻而广泛地影响地区国家的内外政治，进而重塑中东乃至全球国际关系格局，给中国的和平发展事业增添了一系列新的变数，提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新挑战。”截至本书成稿的2017年下半年，六年多来的中东地区形势演变，基本印证了我们的判断。从当下来看，不仅是已经逝去的六年和可预见的两三年，乃至今后更长岁月中，这场席卷西亚北非主要阿拉伯国家、缘由纷繁复杂的中东政治大变局，还将在深刻而艰难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继续延伸，在地区动荡与阵痛中继续朝着“由变生乱、乱中求治”的总体方向发展。
一
固然，这场声势浩大的中东大变革爆发突然、来势迅猛，从中东各国现政权、包括阿盟在内的地区组织到地区之外的东西方各大国（集团），均有措手不及之感。然而通过现象看本质，这场中东变局看似事发偶然，实为中东阿拉伯世界多年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运动积累迸发的必然逻辑，同时也是一系列外部国际因素影响推动下的历史产物。
本书写作过程中，笔者再读俄罗斯著名政治家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的著作《揭秘：中东的台前与幕后（20世纪后半叶—21世纪初）》。普里马科夫在半个多世纪里曾以记者、外交官和国家领导人身份穿梭于中东各国，结交中东各国首脑政要，更是中东一系列危机和重大事件的见证者和当事者。该书作者在2012年此书再版时就正在发生的“阿拉伯之春”专门增写一章。这位将社会实践与理论认识融汇一体的中东问题专家在修订版前言首段写道：“如果对中东地区20世纪中叶以来所发生的历史事件缺乏系统研究，那么就无法做到对中东地区目前发生的重大变化进行完整分析。”[2]笔者以为，这一真知灼见对我们更全面、系统地观察与解析中东变局颇有启迪意义！
这场肇始于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随即在阿拉伯世界迅速扩散的中东变局，实际上与中东国家对世界整体发展进程的接轨和互动及其结果密切相关。从长时段和深层次上看，中东变局既是战后中东民族国家建设、社会发展曲折进程的阶段产物，在相当程度上是二战以来中东阿拉伯世界继民族主义革命、伊斯兰复兴运动之后的第三次社会政治变革浪潮；同时也是后冷战时代尤其是21世纪以来全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大变化、大调整和大发展的地区表现。为此需要我们从全球层面的高度将中东这场政治大动荡、大变局置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长时段演化过程之中加以考察，紧扣中东地区的主体地位和发展现状，分析中东地区在世界整体发展进程中所处的历史方位，从而揭示这场中东变局复杂深刻的外在压力和外部环境。
中东是世界文明的摇篮，人类最早文明发祥地之一。不仅悠久灿烂的两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和波斯文明均在此诞生和成长，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三大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一神教也先后创立于此。公元7世纪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历经其后继者所向披靡的对外征战，到8世纪中叶已建立政教合一、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为当时世界上幅员最为辽阔的军事封建帝国）。随后数百年间，阿拉伯帝国进入其历史上最为鼎盛辉煌的黄金时代。帝国境内的各族人民由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这两条基本纽带联系在一起，在吸收、融合东西方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创造了绚丽多彩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它传播到非洲、欧洲和亚洲大部分的广袤区域，对整个世界文明的进步产生深远而巨大的历史影响。
对此后中东阿拉伯世界来说，7世纪以来这四五百年阿拉伯帝国开疆拓土、所向披靡，缔造伊斯兰昌盛文明的历史是其永远难以忘怀、时常为之自豪的辉煌篇章，也是在这之后历史进程中阿拉伯世界历次社会变革运动洪流的经久不衰、激昂人心的源泉动力，它始终与中东阿拉伯民众对民族复兴孜孜不懈的追求奋斗、在世界文明之林中再现阿拉伯—伊斯兰历史辉煌的憧憬期盼——“阿拉伯梦”相伴相随。这是我们在思考与解析此次中东变局的历史方位和内在机理时所不可忽视或轻视的极其重要的视点。
11～13世纪先后来自西方与东方的欧洲“十字军征伐”与蒙古铁骑“西征”，带来了阿拉伯帝国的衰落沦亡。15～17世纪，中东伊斯兰文明又借助奥斯曼帝国的崛起迎来历史上的又一个强盛辉煌的时代。
早年阿拉伯人伴随伊斯兰教传播由阿拉伯半岛起家，创造过以中东为中心的国力强盛、疆域辽阔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乃至16～17世纪土耳其奥斯曼、波斯萨法维和印度莫卧儿三大帝国全盛时期留下的辉煌伊斯兰遗产，世世代代为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民众所骄傲自豪。这份曾在中世纪和近代领先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伊斯兰文明历史遗产，在之后的岁月中不时激励着广大穆斯林应对各种内外危机，追求重建辉煌的民族复兴的理想目标。这份历史遗产可视为以最终实现阿拉伯国家振兴、民族复兴伟业为归宿的当今这场中东政治大变局的文明底蕴。
19世纪以来，中东广大地区国家沦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当人类跨入20世纪门槛之时，封建制度危机和民族危机的日益加剧，促成被称为“亚洲觉醒”的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东的觉醒。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伴随20世纪前两次全球民族主义浪潮，至20世纪70年代初，现代中东民族独立主权国家体系基本形成。现代中东民族独立国家体系的建立，是中东地区历史飞跃性的巨变，标志着西方列强在中东的殖民体系“一去不复返”，中东民众作为自我主体性力量开始为中东社会历史进程开辟新的道路。在取得从形式到事实上不同程度的主权独立之后，完整意义上的现代中东民族国家建设成为包括阿拉伯世界在内的中东社会民众的主要历史使命。然而纵观二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残酷的现实却是，在全球和地区一体化日益深化的进程中，在全球和地区国际格局的制约和羁绊下，以实现民族复兴强盛伟业为目标的中东民族国家建设历程却是异常的曲折坎坷。取得主权独立的中东各国在追赶世界现代化潮流，完成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的艰难行进道路中，始终难以摆脱制度探索、选择和实践的困境。
相当意义上，这场中东变局是中东阿拉伯世界继二战后二十多年的民族主义革命、冷战前后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之后的第三次社会政治变革浪潮，是前两者未完成使命——重振历史辉煌、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延续、推进与发展。
二战后，英法在中东的殖民体系逐渐瓦解，中东国家独立后在各自历史传统基础上选择确立了共和制、君主制两大类政治制度，并被纳入以雅尔塔体系为核心的国际格局之中。冷战爆发后，东西方两大阵营激烈争夺新独立的中东国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东国家以埃及纳赛尔“民族主义革命”为旗帜，积极倡导泛阿拉伯主义和民族主义，探索和寻求独立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以突破美苏两极格局对中东的桎梏。但是，冷战两极格局严重限制了中东国家在政治上的选择方向和发展空间，同时阿以之间的冲突与战争也造成中东地区的分裂状态，恶劣的外部国际环境严重妨碍了中东国家的制度建设。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苏冷战有所缓和，中东地区国际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阿以冲突逐步演变和降格，并以巴以矛盾为主，亲西方路线成为中东国家的主要选择，阿拉伯民族主义道路名存实亡。而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中东伊斯兰世界掀起伊斯兰复兴运动浪潮，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标志其达到历史高峰。这股一直延续到冷战结束后20世纪90年代的伊斯兰复兴浪潮，实际上成为战后中东社会探索国家发展道路的又一新尝试，也即继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纳赛尔主义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民主运动之后的二战后中东第二次社会政治变革浪潮。
当代中东伊斯兰复兴运动，本质上是针对伊斯兰社会内部现代化进程滞后与外部生存环境恶化的双重危机，强调运用伊斯兰文化传统探索自身发展道路，以重建伊斯兰辉煌文明。就整体而言，这一伊斯兰复兴运动明显具有积极因素与消极效应兼具的两重性。其使美国在中东的霸权受到严峻挑战与沉重打击，西方同其中的原教旨主义潮流尤其是激进、极端势力的冲突对抗加剧，也促使中东伊斯兰世界内部矛盾激化。虽然在伊斯兰复兴运动浪潮中，中东穆斯林抛弃了以纳赛尔主义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世俗反帝的军人政权治理范式，但随后事态证明，强调宗教在社会政治领域中发挥更重要作用、主张“伊斯兰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的伊斯兰主义这种范式同样被证明没有成效，而且激进极端的伊斯兰主义者直接针对包括穆斯林在内的无辜民众的暴力行为，更是削弱或葬送这种伊斯兰主义范式的社会基础。
二战后的近半个世纪内，东西方对峙的冷战制约着战后中东政治发展进程的基本结构。冷战结束后，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主导中东事务的意愿和能力上升，要让地缘战略位置关键、石油资源富庶的中东成为构建美国治下的世界新秩序的试验田与突破口。由此美国在中东肆意推行赤裸裸的霸权政策，单边强权政治恶性膨胀。然而冷战后美国的中东战略严重受挫，而且引起中东伊斯兰世界民众对美国不满情绪的强烈反弹。美国在中东民主化、核扩散等一系列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双重标准，以及西方舆论对伊斯兰的偏见和妖魔化，都让伊斯兰世界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深感不满与愤怒。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非但没有深刻反省，从这一悲剧中汲取历史教训，反而误入反恐谋霸的歧途，对中东地区的傲慢和强权变本加厉。2003年，美国不顾国际社会广泛异议，绕开联合国、拖上英国，以莫须有的罪名对坚持反美立场的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实施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夹带私利、蛮力强权而非对症下药的反恐行动不仅使美国自身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长期动荡和冲突的泥潭，国力严重受损，而且导致了“基地”组织等国际恐怖势力重整旗鼓的“越反越恐”的严峻局势，这更是给伊拉克、阿富汗等中东伊斯兰国家和广大穆斯林带来惨重灾难，致使“9·11”事件以来的十年，尤其是伊拉克战争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和中东民众的关系严重恶化；伊斯兰世界的反美主义和激进主义则汹涌高涨，达到历史空前的新高度，但以恐怖暴力行事的“基地主义”也在伊斯兰社会日益失去拥趸。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下，中东国家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重新审视伊斯兰主义和西方道路，再次开始制度选择进程，锲而不舍地探索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复兴之正途。
二
中东变局发生之初，连续执政几十年的专制强人本·阿里、穆巴拉克和卡扎菲在民众反抗浪潮中相继倒台，一度使美国等西方世界兴奋不已，视之为开启中东民主化大潮的“阿拉伯之春”终于来临，其坚信“阿拉伯之春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积极进步”。[3]“1848年革命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变迁，如今，即使在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阿拉伯世界也将发生同样的情况”。[4]西方媒体大肆宣扬这场具有深远影响的“阿拉伯之春”是“反独裁、争民主”的“阿拉伯革命”“阿拉伯觉醒”，其将使中东大踏步走向告别专制、迎来自由民主的美好前景，为此热切关注，学术界也掀起研究热潮，相关著述接连不断。[5]这场中东变局，无疑带有明显的反专制、争民权的社会民主运动性质，尽管其在后来许多国家的具体演进中变味、异化，但我们还是有必要考察其与中东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关联。
中东国家民主化是现代中东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过程中在政治制度领域发生的进步变革。战后世界民主化的潮流不可避免地冲击与影响着中东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但在西方学界多年来流行着一种民主问题上的“中东例外论”。[6]其本质上反映了西方学者对伊斯兰世界的一种偏见，它不是从伊斯兰国家的历史和现实去分析民主化迟缓原因，而是强调伊斯兰社会对西方来说的异质性，认为只有西方文化才能提供民主制度的合适基础，既否认了民主形式的多样性，也忽略了民主化其实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从历史事实来看，中东民主化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已起步。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叶，仿效西方近代政治的宪政实践表现为在奥斯曼帝国、埃及、伊朗发生的一系列救亡图存的社会改革运动，它们拉开了中东地区民主化进程的序幕。[7]而在20世纪波澜壮阔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中，中东民族民主进步力量在与殖民当局、封建王权斗争中进行了多次多党立宪政治的探索与尝试，乃至在众多中东国家赢得独立主权后，要么是在政权形式上直接仿效西方国家，建立民主立宪的共和政体，要么是继续推进民族民主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由此现代中东民族独立国家中一半以上是共和制国家，其政治与法律制度基本上仿效西方世俗的民族国家模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东地区也出现了政治民主化运动潮流，其以自下而上的群众性运动与自上而下的政府政治改革两种形式相结合。
冷战结束后，美国力图通过在中东地区移植西方民主制度主导中东地区事务，但阿尔及利亚等国伊斯兰主义力量趁势异军突起的夺政势头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忧虑恐惧，从而暂缓了对中东阿拉伯国家民主改造进程的强行压逼，以免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其默认和支持中东地区的强人政治模式，以维护和拓展其及其他西方国家在中东更为重要的现实战略利益。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通过政权更迭方式开启伊拉克的民主改造进程，试图在中东建立民主制度的样板。尽管其实效适得其反，但美国还是将极端主义猖獗归之于中东地区缺乏民主，民主改革被提升为解决恐怖主义根源的主要手段，为此拉上欧盟推出推动中东民主改革的“大中东北非地区伙伴关系计划”。中东国家对之心态复杂，一方面迫于美国的压力和依赖，不得不在民主化问题上有所松动，采取一些政治改革；另一方面又担心民主化进程冲击国家稳定和执政地位。因此，中东民主化进程在潜移默化中展开，成为当前中东社会政治变局重要缘由。
直到跨入21世纪，中东地区民主化经历战后几十年探索实践的缓慢历程，伴随强化威权政权与推进民主政治之间的激烈交锋，其进程时有中断，并屡遭挫折坎坷，但其毕竟由个别国家的微波细流扩展到中东大多数国家，总体呈现由弱渐强发展趋势；但相对于整个世界政治演进步伐，中东民主政治的发展明显落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东民众极其不满意这种落后于时代潮流的社会现象，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东推行民主化浪潮的意愿与相应举措也始终没有偃旗息鼓，包括将在独联体国家积极推动的“颜色革命”移植到中东，这从2005年美国对黎巴嫩“雪松革命”的兴奋与支持中可窥一斑。不少西方人士将2005年黎巴嫩的“雪松革命”视为六年后爆发的中东变局的预演或序曲。[8]
虽然美国等西方国家并未对2010～2011年末岁初的突尼斯和埃及政治剧变事先明确知晓，但这场阿拉伯世界政治风暴的发生，美国也摆脱不了干系，而且很快从措手不及过渡到有意识地鼓励和引导中东变局的战略实施。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这些外国政府的支持也是这次骚乱的重要外因。虽然这场阿拉伯剧变的爆发，根源或者说决定性的原因，在于战后中东阿拉伯世界多年来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的日积月累，但同时我们不能无视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包括矢志不渝地强推西方式民主等战略手段在内的一系列外部国际因素的影响与作用。
这场中东变局爆发的内外交合缘由同样要从经济领域入手考察与反思，即这场阿拉伯政治大动荡也是阿拉伯世界在世界现代化潮流与经济全球化进程长期处于落伍、边缘的不利境遇的逻辑产物。中东大变局的爆发，可谓体现了阿拉伯国家民众强烈要求从长期以来面临的日益严峻的“国家发展困境”中突围的急切愿望。
中东各国独立后，从维护国家独立主权、摆脱列强经济控制、发展民族经济、适应世界现代化潮流、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等目标出发，在二战后约半个世纪的岁月中纷纷实施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各具特色的经济发展战略，确实取得了程度不等的社会经济发展成就，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巨额石油美元刺激，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东国家经济面貌大为改观。然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的油价暴跌及其后长近20年的低油价持续，中东经济增长状况急转直下，中东各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弊端也纷纷显性化，促使中东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后普遍开展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调整。但这几十年以新自由主义理念为指导的中东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改革调整的整体成效并不理想。不仅多年来困扰多数中东国家的通货膨胀、债务负担、粮食危机和就业严峻等问题有增无减，而且加速了社会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权贵官员贪污腐败、非法牟取暴利等不良现象的泛滥。
世纪之交以来，中东国家不仅面临社会经济发展各种不平衡的困境，更为严重的是，中东国家曲折前行的现代化建设又面临世界经济全球化大潮的严峻挑战，致使作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滞后者——中东国家就其现实状况而言，在当代整个全球经济体系中处于日趋边缘化的不利境地。一方面，国际经济体系出现东升西降、南快北缓的增长走势，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差距不断缩小；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出现大分化，以金砖国家成员等为代表的亚洲和拉美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出现群体性兴起，然而在中东地区，除了“沙漠中的经济奇迹”、以科技立国“小而强”的以色列和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沙特等高收入的海湾石油富国之外，绝大部分中东伊斯兰、阿拉伯国家基本上还是初级产品生产与出口国，制造业普遍落后于拉美和亚洲其他地区，中东国家的发展速度和经济水平已经明显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新兴经济体，仅有土耳其可与之媲美，而成为中东伊斯兰世界中唯一发展成功的新兴经济体。而阿拉伯世界中，唯一能挤进二十国集团的国家只有沙特阿拉伯，而这也主要是仰赖于这个国家得天独厚的富庶石油资源。这个情况与中东国家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处于不利地位的结构状况相关。这些中东国家经济脱胎于殖民地经济，结构单一且畸形发展，严重依赖石油天然气等矿藏和其他农业原料等自然资源和低附加值初级产品，处在全球经济分工体系的底部和低端，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过程中难以实现真正的经济独立。
因此，这场中东大变局的爆发虽出意外，却也在情理之中。2006年以来，部分有识之士正是从阿拉伯国家面临的日益严峻的“国家发展困境”预料到，一场政治大动荡、大变革风暴即将降临中东。但这场阿拉伯剧变爆发在2010～2011岁末年初这个具体的时间点上，应该说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蔓延、波及中东有着密切关联。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东国家依附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陷入严重危机。伴随国际金融危机后续影响，欧元区经济衰退压力加剧，整个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中东诸多国家资金的重要来源——侨汇、旅游、出口收入和外来投资大幅减少，经济增长疲软乏力，各国通货快速膨胀，债务本息偿还压力急增，严重财政收支愈绌，社会福利剧减，成为中东民众思变的直接导火线。如果说中东海湾产油国尚有多年积累的石油主权财富基金可济急，那么中东诸多非产油国则纷纷面临经济状况恶化、企业经营困难、失业率快速上升，社会贫困和民生问题骤然突出，再加之这些年来，全球因自然灾害粮食大幅减产，中东国家出现粮价暴涨和粮食短缺严重危机，而财政窘迫导致长期以来这些国家实行的政府食品补贴政策难以为继，原先政府对国民的“以福利换支持”“以面包换稳定”的社会契约破产，社会矛盾和民众不满程度急剧上升，众多民众尤其是阿拉伯青年迷茫、屈辱、绝望之情如干柴烈火，急剧迸发。
所以说，源于这场祸及全球范围的国际金融危机所激化的阿拉伯世界经济和民生问题，成为压垮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现政权摇摇欲坠大厦的最后一根稻草，使数年前埋藏的潜在统治危机变成轰然崩垮的现实。
三
尽管在全球化时代，中东变局的爆发存在一系列不可忽视的国际背景和外部世界因素的推动，但就根源而言，这场中东变局的形成具有明显的内生性和阿拉伯性，即这场中东社会政治变革动荡潮的根本动因还是源于阿拉伯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内在结构性冲突。
这场中东大变局、大动荡是阿拉伯世界发展和治理模式的大失败，也是阿拉伯社会系统性危机的一次总爆发。它反映了阿拉伯世界现代化建设模式探索的严重受挫和全球化时代国际竞争的严重失败，以及在此基础上阿拉伯社会民众的普遍不安全感和对现状的普遍不满。
其一，阿拉伯国家普遍的“不安全”状态。从建国伊始，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就存在国家（政府）与社会间、国家与国家间的紧张关系，它使阿拉伯国家普遍陷于脆弱地位，经常出现合法性危机，不仅难以充分开发和利用其自然禀赋，还导致外部大国经常因觊觎其自然资源或战略位置而频频介入该地区内部事务。这主要体现为：“强宗教”社会导致现代化进程中深刻的世俗—宗教裂痕；西方殖民统治对这些国家的形态和构成产生深刻的影响，造就国家—社会关系的扭曲，种种跨界群体侵蚀主权国家的整合和治理能力；地区中小国家林立，分裂和派系斗争情况严重，国与国之间常常陷于恶性竞争甚至兵戎相见。后冷战时代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不仅未给中东带来秩序和稳定，反而加剧了中东地区的内在分裂和紧张。
其二，威权统治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滞缓。与东亚的“发展型国家”不同，阿拉伯世界的威权统治指向以“食利经济”为基础的“安全型国家”，成为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阻碍。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视角来看，阿拉伯国家的国家治理存在多方面的缺陷：国家权力向行政部门集中，尤其向最高领导人高度集中，其他政治权力机制弱化和虚化；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法治化程度较低，不少国家领导人长期实行独裁统治；依赖强权手段来打压反对派以维持统治，情报和安全部门权力巨大；特权阶层的存在以及从上到下的腐败成风，是许多阿拉伯国家的社会“常态”，也使政权严重脱离人民大众；基层民众在国家公共生活的主体地位难以体现，基本安全和权利难以保障。就许多阿拉伯国家的人民而言，政府已经成为他们缺乏基本安全、遭受剥夺和排斥的重要源泉。阿拉伯国家的威权统治深深根植于阿拉伯世界内在的社会文化传统和经济模式之中。阿拉伯社会传统的威权型的父权制和部族主义以及古老的贝都因部族主义仍然根深蒂固，阿拉伯社会缺乏克制、妥协、包容和契约精神。阿拉伯世界盛行的“食利国家”经济模式也为僵化的威权主义提供了经济基础。
其三，“食利经济”模式弊端积重难返，人口膨胀致“社会契约”难以为继。基于阿拉伯世界的自然禀赋，阿拉伯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形成了对外依附型、以原材料（尤其石油）出口为主的“食利经济”模式。以“食利经济”为支持的福利性补贴尤其形成阿拉伯世界的“社会契约”的基础，即通过向民众提供公共部门职位和基本生活物资补贴，来换取民众的忠诚和支持。这一模式除了对政治体制进步带来消极影响外，在经济领域则导致“懒惰的计划”和“唾手可得的成就”，导致公共投资资金长期紧张，严重扭曲了市场机制和生产要素价格，压制了市场机制的成长和运行，阻碍了阿拉伯社会的私营企业的成长和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也抑制了阿拉伯国家经济竞争力和就业创造能力。在人口规模较小时期，阿拉伯国家的“利”源普遍比较充足，“食利经济”运行顺利，“社会契约”也能很好维系。而人口的高速增长、“青年人口爆炸”现象、失业高企、过度和恶性的城市化使那些中低收入的阿拉伯国家原有的“社会契约”变得越来越难以持续，贫困化不断加剧，社会治理变得日益艰难。
其四，消极社会文化心理弥漫。长期以来伊斯兰文明的衰落、阿拉伯世界在国际政治中的不利处境和阿拉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遭受的挫折，使阿拉伯世界内部蓄积起愈益浓郁的消极悲观情绪。面对严峻的现实，阿拉伯人民广泛地陷于对未来的幻灭、受挫和恐惧之中。虚无主义和绝望在当今阿拉伯世界比比皆是。以21世纪的标准来看，阿拉伯国家未能满足阿拉伯人民对发展、安全和自由的渴望。阿拉伯民众因政府对外的软弱无能和对内的压制深感绝望、不满和愤怒，受制于本能性的渴求、情感、热忱。投射愤怒的方向之一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阿拉伯社会存在强烈的反西方（尤其反美）情绪。另一愤怒矛头指向本国统治者的暴政。有组织的教俗反对派的兴起和联手，愈演愈烈的民众“街头政治”都表达了21世纪以来阿拉伯社会的绝望和愤怒情绪，并共同助推抗争性政治的恶性发展。
其五，抗争性政治的恶性发展。抗争性政治体现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尖锐矛盾。阿拉伯世界尤其有着抗争性政治的文化基因。伊斯兰社会具有固有的反当权派的特性，同时却又有着在短时间内动员巨量人口以挑战现状的能力。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强大伊斯兰组织是传统意义的抗争性政治主要载体。以“街头政治”为主要形式的抗争性政治也是当代伊斯兰—阿拉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常有现象。20世纪末以来，阿拉伯世界已经具备了新一轮抗争性政治爆发的土壤，以致中东变局以来，突发性、广泛性、传播性、联动性和高度情绪化的大众抗议运动和街头政治在北非西亚众多阿拉伯国家迅速蔓延。
其六，新媒体网络信息技术的助动。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各种各样的新兴社交媒体在中东地区迅猛发展，打破了政府垄断信息生产和传播的局面，成为影响阿拉伯世界政治的重要因素。这些新兴媒体的兴起，对原有的威权型政治体系有强大的解构能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使中东国家政府难以封锁对其不利的信息传播，这导致了大量的愤怒和怨恨；其使新社会政治运动的组织方式发生新型化、革命化的重要转变，导致大量基于网络空间的政治行为体出现和发展；其极大地改变了社会政治动员的方式和速度，明显加剧了政府社会治理与管控的难度。
由上观之，作为二战后阿拉伯世界意义深远的政治与社会转型运动，这场中东变局凸显了现代社会条件下的国家治理或者说民族国家建设问题。其突出反映在当代中东阿拉伯国家没有妥善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自由化改革加剧社会不稳定。20世纪末期以来，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秉持所谓“华盛顿共识”推进的自由主义改革带来进一步的社会极化和断裂，也严重削弱了政权的合法性和执政能力。一味注重市场化、私有化和政治多元化的自由化改革在这些阿拉伯国家导致一系列动摇社会稳定基石的消极后果：贫富差距明显拉大、失业加剧、“权贵资本主义”盛行；社会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导致政权的统治基础明显缩小；执政党内部分化离心，在社会政治事务中的地位和能力下降；反对派政治实力上升，与政府矛盾加剧，社会抗争性政治加速发展。
为此，一些有识之士在考虑，还有什么出路能引导阿拉伯社会走出国家发展困境、实现民族复兴事业，他们通过对该地区从历史到现实多方面问题的审视与反省，已多次预言：当今阿拉伯世界面临深重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危机，“已经构成在21世纪实现巨大变革的基本条件”，正酝酿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或转型。[9]社会精英也对阿拉伯世界内外交困的现实危机痛心疾首、心急如焚，前阿盟秘书长穆萨疾呼：“不变革的阿拉伯世界没有任何希望。”[10]
所以，从更深层次的原因来看，当前中东变局主要是由中东地区本身的转型问题所致，根源还在于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的现代化问题。
四
综合中东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现状、社会发展水平、国民民族宗教结构以及来自地区内外各方力量的介入等因素，中东变局这波社会政治动荡变革浪潮不仅具有突发性、传导性和多米诺骨牌效应等明显特征，而且使中东阿拉伯世界进入错综复杂、不确定因素明显的社会动荡敏感期或政治危机多发期。
仅在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爆发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这场中东社会政治变局已经蔓延到该地区24个国家中的17个（即使是该地区属性特殊的以色列也出现要求改善民生的反政府示威）。其在不少国家表现为从民众街头反政府的抗议集会向国内多城动荡骚乱推进的抗争路径，各国或是出现不同程度的社会政治危机，或是统治者被逐下台、政权更迭，或是出现程度不等的割据内战，或是由国家内部暴力冲突引发域内外各方力量政治、经济和军事干预而升级为牵动地区和全球国际关系格局的热点危机。
这场中东变局延宕至今已历时六年多，西亚北非地区总体上处于动荡不安的变乱状态，多个阿拉伯国家政治局势持续紧张，社会稳定难见曙光。被卷入中东变局这场旋涡中的阿拉伯各国在政治动荡发生之初的局势都存在一定的共性——要求改善民生、争取公正民权、反对专制腐败、追求民主变革，但受到自身历史地理特征、政治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宗教文化形态等具体国情的深层次影响，中东变局在因地区社会政治文化的整体性呈现联动性与相似性的同时，在每个不同国家的演进路径各自相异，事态发展方向都有所差别。
从目前既有进程来看，卷入这场中东变局动荡变革旋涡的阿拉伯世界主要有三类国家。
第一类是由政权易帜走向政治重建的转型国家——突尼斯和埃及。这两个都是北非地区实行西方世俗化政治制度的共和国，其历史文明久远，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形态悠久成熟，突如其来的变革风暴虽然导致政权骤然更迭，随后其社会政治局势的演进也一波三折，但国家在经历政权更迭后的政治重建与社会转型中基本维持了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作为中东变局国家中由乱向治的代表，其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打击频繁的伊斯兰极端恐怖活动，同时尽快找到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社会经济发展道路，以妥善解决民生问题。
第二类是外力干预下战乱动荡的失序国家——利比亚、也门、叙利亚。这三个阿拉伯共和国虽然也有悠久的文明，但其历史进程中整个国家历经分合，统一民族国家的现代面貌确立较晚。在这场中东变局政治大风暴中，由于这些国家族群、部落、教派、意识形态和特殊利益等各种竞争性政治认同的盘根错节，最初以社会政治和经济斗争形式爆发出来的抗议活动演变为派系斗争的暴力冲突，乃至升级为连绵内战。更为严峻的是，在这些国家的社会动荡战乱中，来自不同政治指向和战略意图的外部干涉和压力的介入，与这些国家内部各种竞争性认同对抗相互交织叠加，导致这些国家在政权更替或政局剧变后陷于战乱连绵、濒临崩溃的持续动荡中，不仅社会政治经济的重建严重受阻、希望渺茫，而且也因整个国家连年战乱动荡、分裂割据极其严重的负面外溢效应，发展成为痼疾难愈的国际热点危机。
第三类是以危机促改革、基本稳定的国家，包括摩洛哥、约旦、巴林、沙特等阿拉伯君主制国家。这些君主制国家建基于长期的王朝世袭统治，具有宗教与政治的双重合法性。其在2011年虽然也被卷入中东变局的动荡风暴，但危机则基本上局限于国内有限的政治骚乱。凭借其以政教联盟为基础的政权统治合法性、与美国政治军事盟友关系和丰裕的石油美元（主要是海湾产油国）等有利条件，经过一段时间有限的改革与调整后，总体上其政权平稳度过这一社会政治动荡潮。不过，由于存在政治治理与经济发展方面结构性问题，国家的社会政治转型压力依然很大，动荡冲突的风险潜伏。
各方由于观察视角、各自的立场、利益和政策取向的不同，对这场变局的性质也就具有了不同的认知和解读。阿拉伯方面，一些媒体认为这是一场革命或战争，将为中东地区带来新的气象和希望。伊朗方面则认为这是伊斯兰世界的又一次觉醒，是伊朗式伊斯兰革命的复兴。如前所述，西方媒体和学界认为这是一场类似欧洲的1848年革命或1989年东欧剧变的“阿拉伯之春”，具有历史进步的积极意义。但在以沃勒斯坦和阿明为代表的新左派知识分子看来，此次政治动荡既不同于以政党政治为动员机制的大众运动，也不同于以往单纯的阶级运动。因为在这次剧变中，原本应该在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工人和农民没有被有效动员起来，这为变革的深入和阿拉伯现有制度的推翻打上了问号。[11]中国部分学者认为，此次中东剧变既不是西方最初所谓的“民主革命”，也不是伊朗所欢呼的“伊斯兰革命”，因此在性质判断上不可一概而论。[12]
其实，关于这场中东变局的性质，要放到中东伊斯兰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直观来看，这场中东剧变民众运动所要求的是推进民主变革、反对政治腐败、解决社会民生问题，但从更深层次的根源来看，这场中东变局是中东阿拉伯世界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中多年积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运动的逻辑结果，是战后中东民族国家建设、社会发展坎坷曲折的历史性阶段产物，是二战以来中东阿拉伯世界继民族民主革命、伊斯兰复兴运动之后的第三次社会政治变革浪潮，是对前两次遭遇挫折、未完成使命的修正和延续，是由于民族复兴之路的曲折与艰难使中东广大穆斯林看不到国家强盛的希望所在，在对现行中东社会体制绝望中的揭竿而起、困境突围。
这场中东变局不同于以往20世纪中东社会政治变革的战争和革命模式，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场社会“草根阶层”自下而上兴起的自发的、无序的民众政治变革运动。其是骚乱中的变革，是无序的多种力量的汇合，既无明确的纲领和目标，又缺乏独立的领导阶层和政党，以不满现状的失业青年为先锋，参加者包括知识青年、贫苦民众、自由职业者、神职人员、中产阶级、中下层官员和军警、在野政治党派等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借助微博等新媒体技术，与民众主义、民粹主义相结合，其是对现政府表达不满的“草根革命”。虽然中东变局伊始，各国抗议民众普遍提出“民生、民主、民治”的主要目标诉求，但在随后进程中夹杂精英内斗、教派冲突、宗派纷争和极端势力暴恐滋长，以及域内外大国争权夺利等复杂因素，其目前仍处方兴未艾的深刻演变和推进过程中，存在诸多不稳定、不确定和难以预测因素。
五
不过，这场中东地区政治大动荡、大地震已经带来一个社会冲突和政治危机频发期，这六年多来已经给地区政治和热点问题产生重要而广泛的影响，改变着地区力量结构，正在重塑地区国际关系格局。
中东变局刺激了暴力极端主义的强烈反弹。这场中东政治大动荡、大变局加剧了伊拉克战争以来地区格局的碎片化态势，受剧变冲击的中东各国治理能力被削弱，同时美国减少对中东的战略投入而留下权力真空，从而使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极端主义和恐怖组织的崛起和扩散获得生存空间。“伊斯兰国”延续了“基地”组织利用极端宗教教义策动恐怖行为的关系网络和心理空间，并在此基础上模仿“国家”机器的战略动员能力，综合运用媒体宣传、人力资源和财政金融等主要手段，形成了极端暴恐势力借助“类国家”行为猖獗坐大的严峻局势。“伊斯兰国”的异军突起，不仅暴露了当前国际反恐中的集体行动困境，而且使得美、欧、俄在中东的政治博弈更为复杂，其又被地区大国利用以为重新组建联盟和划分阵营提供契机。
中东变局也对地区热点问题形成相应冲击。其改变了巴以冲突在中东地区政治冲突中的震中地位，相当程度上造就巴以问题在地区政治中的边缘化，并且导致巴以冲突解决的“两国方案”的难产。“中东变局”对以色列安全环境产生重要影响：其虽然使巴勒斯坦问题和阿以矛盾在地区政治的重要性下降，但以色列面临的地区环境不确定性大为加剧；虽然以色列面临常规冲突威胁明显消微，以及“温和派”伊斯兰国家对以合作意愿上升等机遇，但以色列国家安全面临伊斯兰激进势力壮大等风险。在面临不确定性的情势下，相当时期内以色列总体上奉行一种使风险最小化的“等待主义”战略，冷眼旁观各国内争和动荡，不介入各国（埃及、叙利亚等）内斗，管理好与地区内外主要利益攸关方的关系；对“抵抗”阵营和极端势力实施有效威慑和预防性打击；消极应对和平倡议，努力阻止巴勒斯坦人的单边“建国”，严厉打击加沙武装组织；与伊斯兰世界“温和”阵营缓和、接近；在注意维护美以特殊关系的同时，推进外交多元化，拓展外交空间。
中东变局对地区热点的影响更明显地表现在伊朗核问题和库尔德民族问题上。
一方面，随着中东变局的爆发和演变，伊朗核问题在各方激烈博弈的助推下从战争边缘回摆到政治谈判的轨道。中东变局引发的地区混乱不断升级，严重掣肘了美国军事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意愿和能力。在伊朗改革派领袖鲁哈尼当选总统后出现了美伊关系缓和的契机，并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两国重新回到政治谈判的轨道。2015年7月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及欧盟终于在维也纳达成关于伊核问题的全面协议。尽管伊朗核协议的正式生效并未根本解决美伊两国的结构性矛盾，而且特朗普对伊朗的强硬态度也给核协议的落实和美伊关系的发展带来诸多变数，但伊朗自身的地区大国禀赋仍然有利于其在中东变局中发挥更大的国际与地区影响。
另一方面，中东变局引发的政治动荡和地区秩序重组，不仅刺激了长期分散在伊拉克、叙利亚、伊朗和土耳其库尔德人寻求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政治意识，而且为其加强内部团结、壮大力量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在叙利亚、伊拉克等国面临国家分裂和“伊斯兰国”恐怖威胁的情况下，库尔德人充当了被美国倚重的打击“伊斯兰国”的中坚力量，同时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政府也被迫改变在库尔德人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或是将亲库尔德人的政党纳入议会，或是维持库尔德人武装的中立，或是无力干预库尔德人的自治。因此，库尔德人迎来争取民族自决权的空前历史机遇，但是最终解决库尔德民族问题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从中东变局对地区力量格局的影响来看，中东变局发生后，随着卡扎菲、本·阿里和穆巴拉克等昔日的政治强人退出历史舞台，中东地区出现新一轮的政治分野，该地区的力量对比也出现了较大变化。埃及、利比亚等传统阿拉伯军事强国遭受打击、实力削弱，非阿拉伯国家——土耳其和伊朗借机扩展影响力，而沙特则成为唯一力量强大的阿拉伯国家，卡塔尔也利用纵横捭阖的小国外交发挥了超越其国家体量的外交影响，并借助阿盟和海合会等区域组织来组建以沙特为首的逊尼派阵营，同以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相抗衡。但由于卡塔尔的天然条件限制、埃及短期内难以恢复地区大国地位以及美国的外部干预，目前主要是沙特、伊朗和土耳其相互间以包括“代理人战争”等在内的各种方式争夺地区主导权。
中东变局源于阿拉伯青年群体的民生、民主诉求，但是这场自下而上的政治变革运动缺乏明晰的运动纲领和主导性的政治领袖，从而使之虽然引发了部分国家的政权更迭和政治动荡，但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并没有走上追求民生、民主和自由的轨道，而是逐渐在地区大国的利用和外部大国的干预下变异为教派冲突、地区内部主导权竞争和域外大国的地缘政治博弈场所。
中东变局加速了长期以来由威权统治所支撑的阿拉伯世界旧秩序的崩溃进程，并呈现政治冲突的尖锐化、教派冲突的公开化和宗教思想的极端化三大不稳定特征，但是中东新地区秩序结构尚未出现，还没有形成可以取而代之的主导性的政治社会模式。处于中东变局中心的突尼斯、埃及乃至受其波及的叙利亚仍旧面临无数的政治、社会与经济方面的挑战，其中最主要的挑战是中东地区民主与现代国家的重新建构，世俗力量、宗教教派力量、军方力量和地区大国之间还处于争夺主导权的胶着状态，并且在域外大国的干预下中东变局的演进态势更趋复杂和漫长。
总体来看，这场延续至今的中东政治动荡潮既暴露出了中东地区国家长期存在的政治、经济与民族、宗教矛盾，也反映了中东地区人民追求公平、正义与自由、民主的美好愿望。但由于该地区矛盾的复杂性与外部力量的角力，因此在未来的相当长时期，大动荡与大变革还会成为中东社会的发展主流，中东阿拉伯世界的动荡可能会常态化。就未来发展走势而言，这波动荡潮的进程、冲击与影响至少要数年乃至一二十年的时间才可能结束和消化。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也很不乐观地认为：“中东的变局好像一场五幕剧，现在才刚刚开始第一幕，今后的路还很长，到底如何演变，很难预料。”[13]
六
中东变局也是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历史大事件，需要我们关注这场中东变局对大国战略和全球国际关系的影响。中东地区的动荡和力量博弈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并导致地区力量重新洗牌和地区格局重组，进而对全球格局产生影响。面对中东社会政治这一大动荡、大变化和大调整，美、欧、俄等世界主要大国（集团）积极谋划新的中东战略或进行相关政策的调整，以期在塑造新中东战略中维护自身的战略地位和利益。
中东变局之时也是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伴随着美国、欧盟、俄罗斯、中国等大国（集团）自身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此消彼长，这些主要政治力量面对复杂混乱的中东暴力冲突及其消极影响在世界各地的扩散，纷纷调整其中东战略设计和政策应对，以维护自身战略利益和中东地区稳定。由于上述各主要政治力量在中东的战略利益不同，各自依靠的支点国家不同，相互之间的政策应对既有协调也有冲突，这一乱象又进一步加剧了中东政治力量平衡的困境。尽管美、欧、俄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介入中东地缘重组的进程，但与冷战后初期相比，美国和欧洲对中东国家事务干预的力度有所下降，俄罗斯的介入程度明显上升，这一现象值得关注。
美国的中东战略调整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奥巴马政府实施的战略收缩及其战略重心向亚太的转移（也即“再平衡战略”），二是中东变局本身事态的发展对美国传统中东战略利益的挑战。奥巴马在其两届任期内一直在中东实行战略收缩政策，即使在中东变局这一重大挑战面前，也一直保持战略克制，没有选择再次大规模军事介入中东。甚至在中东变局的混乱情况下，美国和中、俄、英、法、德五国一起与伊朗成功签署了核协议。
但是，“再平衡战略”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中东，任由其他大国势力或地区集团主导中东。在中东变局的几个关键阶段，美国不得不再次顾及中东。但在2012年9月利比亚班加西事件以及2013年7月塞西发动政变推翻穆尔西政府后，美国政府开始考虑支持或介入中东冲突的灾难性后果，以及未来进一步干预中东变局的意义。利比亚模式的失败也是美国政策转变的原因之一。叙利亚内战持续六年，所造成的难民危机和恐怖威胁也已溢出中东范围，但奥巴马政府始终没有做出大规模军事干预叙利亚的决定，这充分反映了美国中东政策调整的走向。在中东变局中，面对错综复杂的民族宗教矛盾，以及地区地缘关系的急剧变化，美国与传统盟友埃及、沙特、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微妙而重要的变化。
特朗普的中东政策目前总体上还没有偏离奥巴马执政后期的调整轨迹。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同时，其不愿让美国再次陷入中东地区的冲突旋涡之中，但会在某种程度上纠正奥巴马的收缩政策，进行有选择的干预。其在叙利亚和伊朗问题上尽量安抚以色列和沙特等海湾盟友，确保美国在中东事务的主导地位。但特朗普外交的“美国优先”原则，有可能影响美国在中东地区发挥作用。特朗普中东政策的未来走向和变化仍需拭目以待。
中东是欧盟维护其南部侧翼安全的重要屏障，而欧洲大国在中东的殖民历史和现实利益纽带，使之将中东视为“实力范围”和“后院”，在该地区始终存在重要的能源、经贸、军事和推广民主价值观等一系列重要战略利益。中东变局发生后，欧盟一方面将这次剧变视为阿拉伯世界内部自下而上追求民主和民生的政治抗争运动，另一方面为维护自身在中东的战略利益，在军事上实施双重标准的干预政策，重点打击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反西方国家，推行政权更迭；在政治上积极利用多边国际舞台，为其插手中东国家内政提供合法性；在经济上以制裁和援助的两手政策，推动中东地区民主化进程；在文化上则通过大众传媒，渲染“人道主义干涉有理”的强者逻辑。
然而，欧盟在应对中东变局中以“民主先行”取代“稳定优先”的一系列举措，不仅严重偏离了中东地区的现实，也过分高估了欧盟自身应对和解决一系列危机和冲突的能力。随着利比亚分裂、叙利亚内战升级和以“伊斯兰国”为代表极端暴力组织的蔓延和扩散，不仅中东地区加剧动荡和陷入深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而且不断涌入欧洲的中东难民潮与日益严峻的恐怖威胁，直接冲击了欧洲国家的本土安全。在中东变局引发的地缘政治动荡和安全威胁外溢的冲击之下，欧盟不得不开始深刻反思其中东政策屡屡失误的根源，并着手自上而下地从全球战略、周边政策和国家间关系三个层面全面调整其中东政策的框架，重新转向以维护中东稳定为首要优先的战略导向，以应对难民危机、打击恐怖主义为重点，寻求与主要大国、中东地区大国和区域组织以及国际组织加强务实合作。
在美国逐步撤离中东之时，俄罗斯适时推出“重返中东”战略，围绕中东变局进行新的布局和调整，以巩固和加强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存在。由于在叙利亚问题和伊核问题上拥有重要的发言权，俄罗斯积极以叙利亚危机解决为抓手，主动参与中东政治斡旋，并适时采取实际介入行动，既维护了本国的安全利益，又提升了俄设置外交议题的能力。特别是2013年叙利亚化学武器危机爆发后，在俄罗斯主动倡议下，俄美通过谈判达成销毁叙利亚化学武器的“以化武换和平”协议，建设性地消弭箭在弦上的战争危机；再加之2015～2016年对叙境内极端组织目标的直接军事打击，两者进一步彰显了俄罗斯普京政府的危机管理与议题设置能力。俄罗斯中东战略调整的一个质变性节点出现在2015年9月，俄罗斯开始对“伊斯兰国”采取军事打击行动，成为俄罗斯深度介入中东事务、处理中东热点危机的标志。
俄罗斯以叙利亚危机应对为抓手，在果断实施军事介入同时积极推动政治斡旋。其如此高度重视、倾力而为的重要背景是，随着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演变和克里米亚入俄影响的不断发酵，俄罗斯的国际形势向着于己愈加不利的方向演变。在西方制裁以及油价下跌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俄罗斯面临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亟须寻找外交突破，改变困局。从手段上看，俄罗斯在深度介入中东时主要采取军事战略，以军事手段为核心杠杆，辅以政治和外交手段，意图改变中东地区局势的走向，谋求本国对外形势的战略突破。从目标上看，俄罗斯希望实现防止暴力极端主义和分离主义向俄罗斯及原苏联国家扩散，支持中东地区的友好国家并建立长期的地缘政治同盟，确保俄罗斯在该地区有组织的军事存在，扩大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武器、核能、石油和天然气等市场上的份额，吸引海湾富裕国家到俄罗斯投资，通过与波斯湾的关键油气供应国家协调行动来稳定世界市场的能源价格等。显然，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的深度介入使其在中东事务中掌握了主动权，扩大了话语权。
目前，在美退俄进的中东大国博弈中，中东新的地缘格局正在重塑和形成过程中。美国影响中东格局的意愿和能力已经随着美国在中东地区霸权的动摇而减退，未来美国影响中东地区的方式和手段都将发生变化；俄罗斯尽管在中东表现出积极进取的战略态势，但自身实力的欠缺以及国际局势和中东地区局势的复杂性，都可能影响俄罗斯在中东地区所希望发挥的主导作用。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是，美俄在战略竞争的同时也在反恐和防止核扩散等问题上进行战略合作，这种战略竞合态势将长期影响中东的地缘政治关系。
中东变局也对全球国际关系的演变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在2011年春利比亚发生反政府抗议行动引发的社会动荡中，尤其要注意的是，围绕利比亚危机的西方军事干预再次以“人道主义危机”、“人权高于主权”和“保护无辜平民”为旗号。显然当今世界不可能重返科索沃战争，国际社会将视此轮国际干预带来的实际效用和影响后果，重新检视西方倡导的“人道主义干预”和国际社会遵循的“保护责任”理论和实践。这将推动相关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法新规范的修正和发展。以法、英、美为首的北约国家，在“人道主义干预”旗号下对利比亚进行军事干预，直接支持反政府武装，在利比亚推倒卡扎菲政权。这种以武力干预支持一国内部反对派推翻现任国家政权的新模式，为国际社会开了一个恶劣先例。在这里，北约干预者滥用了“保护的责任”规范和联合国安理会1973号决议，也滥用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国际体系的权力失衡以及“保护的责任”规范本身的不完善性，使得这一规范的实施过程打上了深刻的强权政治烙印，其对国际政治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在发生北约滥用授权在利比亚实行“政权更迭”的恶劣先例后，中国则根据叙利亚危机升级的潜在危险性，与俄罗斯数次否决西方严重偏向叛乱武装的提案，维护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和《联合国宪章》、国际法的效力和权威，忠实于国际社会关于“保护的责任”的共识，打击了“新干涉主义”气焰，维护了国际秩序的稳定。如何使“保护的责任”避免成为一种不负责任的强权行为，成为当代国际社会和负责任的国际行为体必须严肃思考的问题。
七
中东作为中国国际大周边的战略地区，发展中国家外交的主要对象之一，以及我国主要的油气能源进口来源场所和对外经贸交流与合作市场，对中国的稳定、发展、繁荣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中东地区这次集中爆发和迅速扩散的社会政治动荡发生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之际，正是中国积极争取延长战略机遇期这一敏感的时间节点。从服务于国内外两个大局统筹需要出发，中国政府密切关注中东变局对我国各方面的冲击影响，有的放矢地危中寻机，妥善谋划，趋利避害，在中东变局背景下富有建设性地积极参与中东事务，全面拓展与中东国家的互利合作关系，在倡导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以共建“一带一路”为抓手，谋划中国特色大国中东外交新开篇。
直到20世纪末，中国在中东外交舞台还难以扮演重要角色。21世纪最初十年发生的几个重大变化改变了中国与中东的关系，使双方前所未有地相互接近。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建立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战略合作关系，中阿集体合作进入全面提质升级的新阶段。而阿拉伯世界也“重新发现”了中国，中东国家“向东看”、强化与密切与中国合作的趋势日益鲜明。中东在中国外交中的定位已经从周边的“战略延伸”上升为“大周边”的组成部分，成为中国的重要战略依托。如今中东已成为中国开展大国外交的重要国际舞台，也是中国与沿线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地区。
中东变局对中国中东外交既带来挑战，也带来机遇。中东变局改变了中国的“大周边”国际环境：中东地区“弱国家化”趋势和治理困境明显加剧；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借动荡和冲突再次高涨，非传统安全问题空前严重；中东地区内部的权力平衡进一步向非阿拉伯力量倾斜，阿拉伯世界内部力量平衡则进一步向以沙特为首的海合会国家倾斜；中东地区国际危机之间的联动性加强，关联互动的结构和方式发生改变；美国塑造和维持中东地区秩序面临的难题更多，内在矛盾加大，合法性下降。同时，一方面，中东变局也对中国国家利益形成相关挑战，主要体现为：数量可观但影响有限的海外利益和侨民安全受到威胁；现实影响有限但未来风险重大的能源安全；在国际政治利益方面，欧美国家在利比亚、叙利亚危机中再打“人道主义干预”旗号，实施或试图以武力干涉强权推行“政权更迭”挑战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而在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问题上，中国西部和近邻国家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大大加剧、可能面临“西乱东紧”局面。另一方面，中东变局也为中国外交拓展提供新机遇，诸如，其他域外大国（尤其美国）和中东国家对中国介入中东地区性事务更具开放性，通过叙利亚危机处理问题上的联手合作，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得到增强，中国在中东国家的发展议程中的角色改善和地位上升等。
当代中国在中东变局背景下参与中东地区事务，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占据重要而现实的地位：中东变局改变了中国对中东地区危机的应对方式，从总体超脱和被动转向注重积极引导，更加主动和建设性参与中东地区国际危机的调解促和；量力而行，突出重点；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准则，力促中东地区国际秩序的稳定；重视国际和地区多边机制，注重国际协调和协商；在重大热点问题上根据事态本身的是非曲直确定独立的立场政策，秉持公道。可以说，通过积极介入这场阿拉伯世界动荡，中国中东危机外交捍卫了中国在中东的主要利益，提升了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标志着中国真正成为参与中东事务的强大行为体；有效管理了与一些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分歧，维护了与中东各国之间的互信、合作、共赢的关系；捍卫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秩序的稳定，捍卫了中东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中东变局发生的同时，中国与中东的伙伴网络和务实合作得以继续深化发展，包括拓展战略伙伴关系网络、加固和提升经贸纽带、保障能源安全、提升在中东的“软性”军事存在、加强人文交流，提升在中东的国际形象等方面。当然，在中东地区危机参与的广度、深度以及影响手段和途径的多样性方面，中国与西方国家难以比拟。中国在中东的战略投放能力和影响手段有限，主要以政治和经济作为施加影响的渠道和手段，军事和安全手段明显成为短板。中国的“软身段”方式有其现实合理性，但也存在明显局限性。
中东地区尤其是阿拉伯世界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交会地带。中东地区在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实践“一带一路”倡议中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中国与中东国家之间的相互需要，使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中国中东外交的重要目标，也成为促进双方合作强劲动力。无论双边还是多边舞台，中国都积极致力于促进与中东国家共建“一带一路”问题上的合作，而中国的努力也获得了中东国家的积极响应。与此同时，中国在中东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也面临独特的主客观难题和挑战：中东变局和转型导致社会政治失序、动荡，使“一带一路”建设所需的政治稳定和安全环境难以获得保障；地区内不同阵营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尖锐，域外大国（主要为美国）的疑虑和抵制，均成为影响“一带一路”建设的不利因素。此外，中国与中东国家之间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供需错位和利益分配失衡问题，中国对中东国家和社会存在了解不足、语言弱项、知识缺陷等“软性基础设施”短板明显，将成为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必须克服的障碍。
尽管出现中东变局，但这并未阻碍中国与中东相互依存、彼此重视、合作共赢、相向而行的发展趋势。作为成长中的全球性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中东正由之前总体韬光养晦外交转向奋发进取的大国外交迈进。在中东这一全球重要地缘战略板块，需要中国有建设性的担当作为。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面对身陷苦难和战火的人们，我们要有悲悯和同情，更要有责任和行动”。但同时新时期中国大国中东外交还需要保持冷静与定力，需要坚持与弘扬自身特色，汲取其他大国中东外交的历史经验教训，合理定位中国在中东地区的角色和目标，有自己的选择、原则、重点和行为方式，在量力而行、顺势而为中化危为机、趋利避害，在“一带一路”共建中夯实我国与中东国家和衷共济、共赢合作的基础，切实营造利益—命运共同体，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Gideon Rachman，“Into the Tickets of the Arab Spring，”Financial Times，May 10，2011.
[2]〔俄〕叶·普里马科夫：《揭秘：中东的台前与幕后（20世纪后半叶—21世纪初）》，李成滋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4，第3页。
[3]Gideon Rachman，“Into the Tickets of the Arab Spring，”Financial Times，May 10，2011.
[4]Mahdi Darius Nazemroaya，“Revolution：Is 1848 Repeating Itself in the Arab World？”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23096.
[5]相关文献包括：Kenneth M.Pollack et al.，The Arab Awakening：Americ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ddle East（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2011）；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The New Arab Revolt：What Happened，What It Means，and What Comes Next？（New York，2011）；Tariq Ramadan，The Arab Awakening：Islam and the New Middle East（ London：Penguin Books，2012）；Farhad Khosrokhavar，The New Arab Revolutions that Shock the World（Boulder：Paradigm Publishers，2012）；Mark L. Haas ，David W. Lesch，eds.，The Arab Spring：Change and Resistance in the Middle East（Colorado：Westview Press，2013）；Marwan Muasher，The Second Arab Awaking and the Battle for Pluralism（Connecticut：Yale University Press，2014）；James L. Gelvin，The Arab Uprisings：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Oxford，2015）。
[6]〔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第116、117页。
[7]王林聪：《中东国家民主化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26～36页。
[8]Mary-Jane Deeb，“Libya's Second Revolution，”in Mark L. Haas ，David W. Lesch，eds.，The Arab Spring：Change and Resistance in the Middle East（Colorado：Westview Press，2013），p.70.
[9]薛庆国：《阿拉伯剧变的文化审视》，载马晓霖主编《阿拉伯剧变：西亚北非大动荡深层观察》，新华出版社，2012，第431～432页。
[10]《“我们不能重复独裁者的错误”——访阿拉伯联盟秘书长、埃及总统候选人阿穆尔·穆萨》，南方周末网站，http：//www.infzm.com/content/65461。
[11]“The Second Arab Revolt：Winners and Losers，”http：//www.iwallerstein.com/the-second-ara-revolt-winners-and-losers/，February 1，2011.
[12]刘中民：《中东剧变的性质、原因及影响分析》，《中国战略观察》2011年第4期。
[13]转引自吴建民《中东动荡可能常态化》，《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