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第一章 “词史”的新诠

从词学批评史的角度来审视常州词派，自来皆以“比兴寄托”四字概括其论词之宗旨，而鲜有深究常州派词学中坚周济（1781～1839）提出之“词史”说的独立价值与学术意义。这种忽视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常州派论词术语的选择无不笼罩于经学家张惠言的理论话语之下，其初始目的又不过是矫正浙派空疏之流弊，因此，“比兴寄托”不只是概念本身之内涵极为丰富可供后来学者不劳申说而采用，即使以常州派产生之历史背景而言亦不得不于此有所假借。进而，从论词动机言之，他们的主张一直密切指导着学词与作词，并非纯粹的批评之学，那么，理论建设也就不可能成为第一要务。更为重要的是，周济虽然提出“词亦有史”的观念，其本人却存在主观意愿与实际感受之间的矛盾。因此，这个貌似含义清晰的概念之中又蕴藏着对传统词学理论有所“突破”的可能性。只是这次理论的“突破”最终止步，并没有拓展出应有的前途。虽然它所触及的具有独立价值的文学本质之内在力量依旧存在，对后来受到常州派词学影响的学者产生过启示与感召的作用，然而，“词史”说的内涵最终仍旧停留在传统诗学的范畴之内，从更加宽广的视野来看，这可以说是世纪之交的时代变局之中无可摆脱的历史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