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职业生涯的深刻记忆
解振明[1]
1992年，我从安徽大学人口所调到了北京，在国家计生委直属事业单位中国人口情报信息中心（2003年更名为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从事人口和计划生育研究，直到2011年办理退休手续，一晃20年过去了。在这20年中，我在人口、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领域承担了多项国际合作与国家和部委级研究课题，但是细想起来，几乎都是与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有关。有人戏称我是“优质服务专业户”，20年只干了一件事！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成为我终生难舍的事业，成为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我20年职业生涯的深刻记忆。从计划生育优质服务项目的选点、立项、启动，到指导、培训、交流，再到全面推广、设定标准、评估验收，每一步都洒下了汗水，也得到了收获。大量的现场调研和项目实践丰富了我的专业知识，深化了我的理论研究。在我参与的50多项研究成果中，有关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论文专著、培训教材、工作手册、项目指南等竟然占了一半以上。
退休以后，每当遇到曾经参与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工作的老友们，大家回忆起往事，纷纷提议应该把我们的经历记录下来。沉浸于回忆，往事历历在目，但是，提笔写作时，有些故事的时间、地点、人物一时竟想不起来，毕竟时隔多年了。在下面的叙述中，如有与事实出入的地方，敬请当事人原谅，并给予指正。
一 选点活动的曲折
1995年年初，国家计生委决定从中国东部相对发达的地区选择6个区县作为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试点单位，取得成功后，再向全国推广。2月，国家计生委组织了一个选点小组，由时任规划统计司司长张二力任组长，主要司局派出了精明强干的处长参加选点。我记得有规划统计司的王海京、杜月，宣传教育司的祝君平，科技司的米国庆，政法司的石海龙，还有计生协会的王东风。我有幸参加了选点小组，从此与优质服务结下了不解之缘。
北方的2月，天气非常寒冷，我们第一站来到辽宁大连。这样一支队伍从北京来，可想而知地方接待人员是多么紧张与不安。大连市计生委向我们推荐了一个计划生育红旗县，计划生育工作和各项人口控制指标都居全市前列。但当县里的干部了解了我们此次调研的目的后，很谨慎地表态：如果参加试点，会有风险，搞不好，会丢掉红旗。由于领导担心，县计生委一班人也信心不足。我们只能遗憾地放弃了这个红旗县，在刺骨的寒风中离开了大连。
当时全国各地都有一批计划生育红旗县或达标县，它们虽然都达到了省级人口控制指标，如人口出生率、计划生育率、计划外多孩率等。但是，有的计划生育红旗县或达标县在生殖健康服务方面还不尽如人意，服务理念、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与群众的需求、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甚至相悖。因此我感到，放弃这样的红旗县也许是件好事。
离开寒冷的北方，我们一行先后来到江苏和浙江，虽然离阳春三月还有些时日，但是南方的春天来得早，我们身着冬装一时竟很不适应。更让我们意外的是，江苏和浙江两地的领导对计划生育改革抱有很高的热情，使我们深受鼓舞，从里到外都感到暖洋洋的。
江苏推荐的盐城市郊区（1996年更名为盐都县，2004年更名为盐都区）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人口控制指标没有达标而曾经受到上级的黄牌警告，1991年盐城市郊区党委政府决定实行“强行入轨”，经过两三年的努力，计划生育工作终于纳入上级满意的轨道，成了省里的计划生育红旗区县。但是，强行入轨，代价很大。盐城市郊区区长在选点座谈会上说：“盐城地区曾是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强行入轨，影响了传统的党与群众的鱼水情。我们不能再这样干下去了！”盐城市郊区计生委领导也表态：“选上我们，我们跟着你们干，选不上，我们自己也要改革。”浙江德清县委书记更是兴奋地说：“我们要把开展优质服务作为计划生育工作的第二次创业。”两区县领导的决心和勇气感动了我们，搞优质服务试点正需要这样的决心和勇气！虽然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盐城市郊区和德清县也许不如被推荐的其他候选区县，但是，有了领导的这份表态，就够了。最后，国家计生委确定了首批优质服务试点区县，它们是：辽宁辽阳县、上海卢湾区、江苏盐城市郊区（盐都县）、浙江德清县、山东即墨市和吉林农安县。
选点活动是我参与的第一次优质服务项目活动，我感受到：一是开展计划生育优质服务试点恰逢其时，虽然有的领导还不理解，还在观望等待，但是，改革开放的大潮正从南到北席卷全国，一批勇于创新的探索者正在跃跃欲试；二是优质服务的试点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比如相对发达的社会经济，相对较好的计划生育工作基础。但是，领导决策者对于计划生育改革的决心和勇气是最重要的条件。后来，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专家小组在总结试点项目向面上推广的成功要素时，把领导决策者的支持作为必要条件之一。
二 改革创新的激情
1996年12月，优质服务项目正式启动一年后，国家计生委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试点县阶段工作汇报会”，6个试点区县的政府领导和所在省市计生委主任出席会议并分别做了汇报。有的试点区县把“准生证”改为“服务证”，有的在乡镇尝试“避孕方法知情选择”，有的改建基层服务阵地，有的改进宣传教育的内容和方法，这一点一滴的改革创新受到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欢迎。时任国务委员、国家计生委主任彭珮云在听取汇报后，高兴地指出，“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条群众欢迎、干部又好做工作的路子，这就是计划生育优质服务”。
我一直坐在会场，观看和聆听着试点地区领导的汇报和国家计生委领导的提问。彭珮云主任始终关心群众和基层干部对优质服务的态度，当她听到基层干部认为开展优质服务后计划生育工作好做多了，她哈哈大笑地说：“过去有人认为，计划生育工作抓紧了就抓不好，抓好了就抓不紧，现在做到了既要抓紧又要抓好。”
1997年3月，国家计生委决定将优质服务试点扩大到11个区县，北京宣武区、天津和平区等也加入了国家级试点行列。国家计生委还同意有条件的省份可以开展不同层次的计划生育优质服务试点工作，优质服务试点雨后春笋般地在中国大地迅速生长。根据当时国家计生委办公厅秘书处孙家海处长的调查统计，1998年全国各级优质服务试点区县有200个，1999年扩大到300个，到2000年年底达到827个。
有的省份计生委到处打听计划生育优质服务项目的动态。听说我们在上海、浙江举办优质服务培训班，四川省计生委副主任孙霖带领40多个县的计生委主任到上海、浙江去听课。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借鉴国家试点工作的经验，到试点区县拍照、录像、收集资料，吓得德清县计生委办公室的同志把文件档案锁起来，生怕这些文件档案丢失了。后来，时任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副主任、计划生育优质服务项目顾问顾宝昌教授建议德清县干脆把有关优质服务试点工作的资料复印好，做成资料袋，收取成本费，100元1套，结果还是被一抢而光。
事后我把优质服务试点迅速发展的情景告诉外方专家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露丝·西蒙斯（Ruth Simmons），她说，试点经验的推进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发扩张阶段，是个体间两两传递，一传二、二传四，缺少顶层设计，缺乏自上而下的指导，凭着自己的激情，带有一定的自发性；第二阶段是自觉拓展阶段，这需要事先做好顶层设计，通过政策和策略进行自上而下的引导和推进，推广的速度将会更快，且更加规范和标准。她建议我们做好自觉拓展的准备工作，对试点区县的工作进行评估，总结经验，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外国专家的指导让我受益匪浅，为我们后来总结优质服务试点经验、做好全面拓展提供了思路。
三 优质服务的内涵
为了加强对基层试点工作的指导，国家计生委成立了优质服务领导小组，由国家计生委分管副主任担任组长，成员包括各司司长，办公室设在规划统计司，由张二力司长兼任办公室主任。这就向基层传达了一个重要信号：优质服务不是单纯的技术服务，涉及了管理评估、宣传教育、科学技术、政策法规和群众工作等。自1997年起，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一批中外专家学者开始参与中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试点工作，他们的参加使优质服务的培训、交流、检查、指导和评估等活动更加丰富、更加规范。为了组织和协调中外专家学者的活动，1999年11月国家计生委成立了计划生育优质服务项目办公室，设在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由我负责日常工作。
上任后，我开始忙于组织中外专家学者设立研究课题、编写项目文本和培训教材。其间遇到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就是如何对外翻译“优质服务”。我们借鉴人口理事会的朱迪斯·布鲁斯（Judith Bruce）女士1990年发表在《计划生育研究》（Studies in Family Planning）上的论文《优质服务的基本要素：一个简单框架》（Fundamental Elements of the Quality of Care： A Simple Framework），把“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翻译成英文“Quality of Care in Family Planning”。
但是，不久（记不清具体时间了）后，项目办公室收到从美国寄来的一封信，是用中文写的，没有署名。信中批评我们把“Quality of Care”翻译错了，指出“Care”的英文意思不只是服务，还包括关心、爱护，建议我们把“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改为“计划生育优质关怀”。我非常理解这封来信的意图，它也提醒了我们不要把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局限在技术服务领域，实际上优质服务试点的目标是探索如何实现计划生育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的“两个转变”。
于是，我们在专家的培训提纲中明确了“优质服务的定义和内涵”，指出：优质服务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群众的需求为出发点，开展以避孕节育为重点的生殖健康服务。优质服务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规范化的服务。它突出了以技术服务为重点的规范服务，强调避孕节育和生殖健康服务的内容、服务人员和设备的质量。二是人性化的关爱。它突出了对人的关爱和理解，强调“以人为本，以服务对象为中心”的服务提供体系，包括管理系统和工作机制，以及对待服务对象的方式方法。
2005年中外专家在总结中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10年实践和成功经验时，再次回答了什么是中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群众的需求为出发点，开展以避孕节育为重点的生殖健康服务，维护公民生殖健康权益，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促进计划生育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的转变。这时优质服务的定义和内涵就更加完整了。
从概念上来看，优质服务并不仅仅是优质的技术服务，正如时任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1999年在中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国际研讨会上指出的那样，随着优质服务的深化和全面推广，“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正在成为一种科学的管理理念”。优质服务把“以人为本”的理念体现在计划生育的管理和服务之中，通过提供以避孕节育为重点的生殖健康服务来维护公民生殖健康权益，达到“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的宏观战略目标。
张维庆主任再次界定了中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内涵与外延，他指出：“开展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就是要不断满足不同人群在不同时期的不同需求。”他强调：“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是全方位的、全过程的，包括工作的各个环节，涵盖计划生育工作的各个方面。”
感谢国外来信对“优质服务”翻译提出的质疑，使我认识到翻译背后深厚的学问。其实我在中英名称翻译方面确实存在许多困惑，至今没有搞明白为什么“family planning”（家庭计划）在中国译成“计划生育”，而中国“卫生部”对外译成“Ministry of Health”（健康部）。实际上“家庭计划”和“计划生育”、“卫生”和“健康”所涵盖的内容有很大的不同。我的翻译水平随着实践的深入得到了提高。
四 中印同行的对话
1998年4月，中国与印度在人口和计划生育领域开展对话。以时任国家计生委宣传教育司司长江亦曼为团长的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代表团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访问印度，就中印两国共同面临的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与印度同行进行了对话。我也参加了这次对话活动。这次活动给我的印象是印度上上下下人人都很会对外宣传，英语是官方语言，对外交流很便利。但往往说的比做的漂亮。相反，我们往往说的不如做的漂亮，不得不说也是一种缺憾。
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后，国际社会对中国、印度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的计划生育进行了批评指责。当时印度也对基层官员采取“避孕指标分解到人”的管理办法，比如一个村干部要完成20例结扎任务，如果完不成任务，就面临下岗的危险。印度基层官员多数是从城镇聘任的，他们骑着摩托进村入户后，首先看这家有没有生育过3个孩子的育龄妇女，是否结扎了，如果没有结扎就要去结扎。有的婆婆顶替儿媳妇去结扎了，结果是结扎数额任务完成了，但人口出生率还是降不下来。指标分解到人的做法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美国政府提出对印度的援助必须附加条件，就是取消下达人口控制的指标。迫于国际社会和国内非政府组织的压力，印度政府不得不放弃“避孕指标分级管理”的做法。但是取消指标推行得太快、太急，在新的方案没有成熟之前就在全国宣布“取消指标分级管理”，一些邦的领导和干部的认识还没有转变，取消指标后便无工作可做。对人口压力大的、工作基础较差的邦没有给予特别指导，致使有的邦计划生育工作出现停顿，甚至倒退。印度的教训我们很能理解，我们开展优质服务试点就是要避免改革步伐走得太快、太急。
中国的计划生育也曾对基层干部下达过人口控制的指标，比如结扎率、上环率等。但是，开展优质服务试点后，我们不是简单地取消这些指标，而是引进避孕方法知情选择，先在部分乡镇试点，对试点地区不再考核结扎率和上环率等指标。结果是服务对象很高兴，她们选择了适合自己的避孕方法。虽然结扎率下降了，但是避孕有效率反而上升了。试点成功后，这种做法很快被推广到其他乡镇，结扎率指标自然而然也取消了。参加中印对话活动的福特基金会驻印度代表是一位美国人，在听了我们的介绍后嫉妒地说：“你们中国人太聪明了，怎么就想出了这么一个‘先立后破’的办法？”
顾宝昌教授指出，在中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需要积极而慎重地向前推进。他说，我们学习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思想和做法，在试点中注意把握“先立后破、先点后面、先易后难、先实后虚”，并把它上升为试点工作的“四项原则”。
五 在国际交流中成长
1999年7月，国家计生委组织11位优质服务试点区县的计生主任访问美国，这在当时可是破天荒的大事，许多市县领导都没有出过国，更不要说是去美国。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应人口理事会的邀请，11位试点区县的计生主任和部分专家组成了访美代表团。我也参加了出访活动，不仅要为这些从未出过国门的主任们当好翻译，还要为他们做好后勤服务。我们一行先后访问了密歇根大学、人口理事会纽约总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宣传教育中心、美国大众传媒中心等。
出访之前，我们通知各试点区县主任做好准备，到美国去介绍优质服务试点工作和体会。这些主任在基层开展优质服务试点工作，很有成效，很有体会，而且他们天天面对领导做倡导、面对群众做宣传，练就了一副好口才。因此，让他们讲述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故事，肯定不会有困难。但是，他们没有国际交流的经验，如何面对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听众讲好发生在中国基层的故事，这可要难为他们了。我们组织专家学者对区县计生主任进行“一对一”的帮扶，让他们从大量的工作经历和成功案例中找出一两个最有代表性的故事，要求他们在15～20分钟讲完，包括翻译时间在内。然后帮他们修改讲话提纲，制作幻灯片。
这些主任真的没有让我们失望，11位主任在不同场合介绍了中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试点工作的经验和体会。浙江德清县的邵慧敏主任介绍了如何在一个乡镇开展试点，普及避孕知识，推进知情选择。上海卢湾区许宝铮主任介绍如何把计划生育咨询服务和避孕节育服务融于社区服务。江苏盐都县刘高英主任介绍如何利用育龄妇女信息系统引导基层开展避孕节育和生殖保健服务。
在参观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宣传教育中心时，吉林农安县计生局局长胡亚民走上讲台，介绍优质服务试点开展后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发生的变化。当着那么多国际知名的从事宣传教育工作的专家和教授的面，胡亚民一点都不怯场。他说：“优质服务试点前，我们也给群众发放宣传品，那时叫传单，全是文字的，内容都是生育政策和规章制度。群众不感兴趣，也就随手放，有的给孩子折纸飞机玩了，有的让妇女卷纸烟烧了。后来村干部说上级要来检查这些传单，于是有的群众就把它们高高地贴在房梁上，孩子够不着，大人也看不清。”坦诚的语言引起同行们的关注。胡亚民接着说：“试点开始后，我们改进宣传品，制作精美的彩色宣传折页，介绍生殖健康的知识和避孕方法。为了方便计生干部入户宣传，我们设计了宣传箱，把宣传品和避孕药具放进去，拎到群众家，与群众一起看。”胡亚民一边展示宣传箱一边说：“后来我们又把宣传箱改造成宣传包，这样更方便了。”胡亚民又把宣传包拿了出来，说：“计生干部带着宣传包入户让群众面对面咨询，介绍宫内节育器的避孕原理、手术流程和注意事项。”
短短十几分钟，胡亚民介绍了优质服务试点以来，根据群众的需求和特点不断改进宣传教育工作，宣传品的内容变了，宣传教育的方式也变了，大大提高了宣传教育的效果。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宣传教育中心一位教授听完后说，听了你的介绍才知道中国计划生育的宣传发生了巨大变化，而我们资料室里收藏的中国宣传品还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宣传画和传单。中国代表团的主任们一听美国人提出要收藏中国计划生育宣传品，便纷纷把自己带来的计划生育生殖健康宣传品赠送给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宣传教育中心。胡亚民把宣传箱和宣传包也送给了宣教中心，美国教授笑得合不拢嘴。
十多天的访美考察活动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更重要的是提升了我们做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试点工作的自信，提高了我们对外交流的能力，也为这一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国际研讨会”做了一次实战演练。11个试点区县代表在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形成11种不同特色的试点经验，就像11朵不同颜色的花。
六 参与顶层设计
在认真总结中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国家计生委不失时机地向全国全面推进计划生育优质服务。2000年7月，国家计生委下发了《关于全面推进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工作的意见》，标志着计划生育优质服务进入了全面的自上而下的拓展阶段。2002年6月，国家计生委决定把“创建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县（市、区）”作为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面旗帜。优质服务的拓展搭上了高速行驶的列车。
时任国家计生委副主任兼优质服务领导小组组长赵炳礼要求我们项目办公室为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县（市、区）的创建活动制定一个全新的考核评估体系，包括评估方案和评估指标。庆幸的是，我们项目办公室早于2000年就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成立了“管理与评估改革”课题组。课题组引进了“逻辑框架法”，制定了项目工作计划和考核评估指标，这就为我们完成赵炳礼副主任交代的任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就是说我们项目办公室在制定考核评估指标体系方面，既有先进的理论框架，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还有一批中外专家组成的团队。
2002年10月，优质服务领导小组在云南大理召开了部分省份计生委主任参加的“中西部地区优质服务座谈讨论会”，时任国家计生委副主任兼优质服务领导小组组长赵炳礼和国际合作司司长赵白鸽参加并主持会议。我和冯庆才代表项目办公室介绍了优质服务先进县（市、区）评估指标和评估方案的初步设想，与会人员进行了认真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修改建议。会后，又多次征求国家计生委各司局和各省份计生委的意见，最终形成了“优质服务先进县（市、区）评估指标体系”。
2003年2月，国家计生委印发的《优质服务先进县（市、区）评估指标体系》指出，这是按照目前国际、国内项目管理与评估中通常采用的逻辑框架法制定的。将优质服务先进县（市、区）创建活动的主要内容分解为目标、效果、活动和投入保障等四个层次，根据不同层次的工作内容提出相应的评价指标和评估方法。各级要按照该评估指标体系提供的基本框架，结合本地工作实际，在制定创建活动工作计划的同时设定评估指标和评估方法，把制定优质服务先进县（市、区）创建活动的规划、具体工作计划同考核评估结合起来，形成较为科学完整的工作计划和评估方案。这套评估指标体系既为各地开展优质服务先进县（市、区）创建活动指明了方向、规定了主要内容，也为评估验收活动提供了标准和方法。
自此，优质服务先进县（市、区）创建活动轰轰烈烈地在全国铺开。每年国家人口计生委都组织由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组成的评估验收小组，赴各地进行现场评估和验收，这项验收活动坚持了整整10年，我感到自豪的是这10年中每年我都参加了评估验收活动。截至2013年年底，全国共评估验收并表彰了1818个国家级优质服务先进单位，占全国2853个县级单位的63%左右。许多省份还评估了更多的省级先进单位，优质服务基本做到了全覆盖。
当优质服务试点经验在向国际合作项目移植时，国家人口计生委国际合作司十分注重项目的顶层设计。记得有一次在从广州回北京的飞机上，时任国际合作司司长赵白鸽把我和顾宝昌教授叫到她旁边坐下，一路上，她一边与我们讨论国际合作的重点领域，一边在一张广告纸的背面写写画画。飞机降落时，一张中国/联合国人口基金第五周期项目活动框架图，即所谓“4+X”模式被设计出来，项目办根据这张框架图编制了项目文本和活动计划，作为指导基层工作的指南。2003年当优质服务向全国拓展时，赵白鸽被任命为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并分管优质服务工作，她又提出了“三级放大”的概念，即第一级试点项目勇敢“探索”，第二级国际合作项目努力“建模”，第三级优质服务先进县（市、区）创建活动大力“拓展”。“三级放大”概括了中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发展历程，为我们从理论上总结优质服务划分了阶段，提供了理论框架。“三级放大”还揭示了从试点项目到全面推广的一般规律，这也是中国社会改革实现渐进式软着陆的策略。
国家人口计生委不仅关注顶层设计，也重视自上而下的指导。在项目办公室的协调下，4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优质服务先进县（市、区）的评估验收活动和现场检查指导。为了规范评估验收活动，每次评估前都对参与人员进行培训。记得在一次培训会上，分管领导赵白鸽副主任提出“三不准”（不准请客、不准送礼、不准游山玩水）的纪律要求。昆明医学院（2012年更名为昆明医科大学）的张开宁教授举手提问：“如果接待人员提出让我们顺道看看风景怎么办？”赵白鸽副主任手拍桌子严肃指出：“告诉你，张开宁教授，不行！”此情此景也许在座的专家学者终身都不会忘记。
专家学者在现场指导中发挥不同专业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我曾经担任过一个评估验收组的组长，每到一地，我先把当地领导和干部组织起来座谈，这时评估验收组的其他成员悄悄地溜出会场，到服务站或到集镇去找当地群众访谈。上海市计划生育科研所武俊青教授最拿手的是装扮成“特殊顾客”，混在服务对象中，在接受服务中体会和评估当地的服务质量。
国家级优质服务专家不仅有来自不同高校或研究机构的学者，更有一批从事计划生育管理、富有实践经验的领导干部，如天津市原计生委副主任王铁明、青岛市原计生委副主任冯庆才、北京市原宣武区计生委主任郭新华等，他们始终参加评估验收活动。尤其是在对优质服务先进县（市、区）的“回头看”上，这些专家发挥了重要作用。记得2005年的评估验收活动中，发现河北某县曾是省计划生育红旗县，于2003年获得国家级优质服务先进县（市、区）的称号，但是，实际上服务对象没有感受到优质服务。由于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县（市、区）创建活动力度大，发展迅速，参差不齐，泥沙俱下，有的不合格区县也列进优质服务先进县（市、区）名单中来。
于是，国家人口计生委委派我和冯庆才、郭新华三人去该县进行调研。我们同当地领导一起一边看一边分析，告诉他们优质服务先进县不同于计划生育红旗县。优质服务先进县不注重是否达到上级人口控制的指标，注重的是怎么做的；不是看优质服务的形式和口号，而是重点看服务的内容、流程和群众的满意度。县领导在座谈时说出了心里话：“我们的问题出在当年在创优时提出‘大干三个月，争创国家级优质服务先进县’的口号，基层干部接过优质服务口号，贴上优质服务标签，而没有在真抓实干上下功夫。”最后，我们提出整改方案，并派专家学者给他们培训和指导。2006年，我在河北其他地区评估验收时，对该县进行了“回头看”，听取了该县整改方案的落实情况。后来，国家人口计生委把“回头看”作为一项制度，并要求各省份对“回头看”中不合格的先进县（市、区）进行黄牌警告，限时整改。
七 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
优质服务试点与拓展的成功实践为我们从事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和生动的案例。2005年后，不仅国内的优质服务先进县（市、区）创建活动需要系统的理论指导，国际合作的对外交流和对外宣传也需要全面介绍中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
2004年9月7～9日，为纪念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召开10周年，“国际人口与发展论坛”在中国武汉举行，近500名代表与会，其中外国来宾近200名，包括20多个国家和地区部长级领导。为了在会上向中外来宾介绍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近10年来的变化，顾宝昌、郑真真、张开宁和我在联合国人口基金北京办事处的资助下到美国密歇根大学与露丝·西蒙斯（Ruth Simmons）教授一起讨论并撰写《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中国的十年》。为了适应外国读者的阅读习惯，我们先用英文撰写，并请外国教授帮助修改，然后翻译成中文，附在书后以供参考。
这一年的5月，我们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北校区租了一幢公寓，为了省钱就自己开火做饭。用了一周多的时间完成了7篇文章，分别介绍了中国在过去的10年里在计划生育、生殖健康、反贫困、人口流动、社会性别、民间组织等领域发生的变化。临走前我们在公寓里宴请了外国教授，感谢他们的无私帮助，也为了犒劳我的同事们，我露了一手，做了十几道中国菜，让他们大饱口福。
我的任务是写2篇文章，介绍中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和计划生育与扶贫。对于如何让外国人理解中国计划生育的改革与创新，我与露丝·西蒙斯教授一起讨论外国人面对中国计划生育会提出什么问题。她说作为外国人，她首先会提问：在不改变现行生育政策的情况下，中国能否按照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的精神改革计划生育工作，改善其服务质量呢？在过去的10年里，许多国际组织、政府和非政府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国，他们很高兴看到了中国计划生育领域发生的变化，但是，他们也担心生育政策不变会不会影响这些改革的成果。于是我就以“中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渐进的全面改革”为题来撰文描述优质服务试点是如何稳步推动中国计划生育的全面改革的，并通过讨论中国计划生育改革的内外动力、推进过程以及产生的结果和影响来回答上述疑问。
我在文章最后指出：实施优质服务、尊重生育权利和选择自由，需要从思想观念上发生根本的转变，这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中国具有非凡的行政管理才能和组织力量，中国或许会令世界大吃一惊，她正在以外人意想不到的速度实现最新设定的优质服务和生殖健康的目标。2013年中国政府终于启动了生育政策的调整，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计生与卫生两大部门的合并和重组，把计划生育服务纳入公共卫生服务，中国计划生育改革的目标正在全面实现。
2009年年初的一天，接到时任国家人口计生委国际合作司司长胡宏桃的电话，让我组织专家学者为人口与发展南南合作伙伴组织撰写一篇英文文章，介绍中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领域的最佳实践。这是一次向发展中国家介绍中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机会，胡宏桃司长强调一定要写好中国故事。在这之前我们有过几次向国际组织介绍中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实践的经历。2007年，在应邀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拓展网站（ExpandNet）小组的活动时，我介绍了中国优质服务从试点到拓展的历程。2008年，福特基金会组织并赞助出版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丛书，我与汤梦君合作用英文撰写了《从人口控制到生殖健康：中国计划生育的改革》，载于张开宁教授主编的《中国性与生殖健康30年》。
为了写好中国故事，我们组建了创作小组，有顾宝昌、郑真真和我，还有项目办的汤梦君和《当代中国人口》英文杂志的编辑梁颖，我们还邀请了一些专家学者参与文稿的讨论和修改。由于主创人员从一开始就参与了中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试点和拓展的全过程，我们对这项社会实践有着天然的、深厚的感情，文章一气呵成。2011年5月，以“聚焦优质服务的中国计划生育”为题的文章，作为十大案例之一收录在《分享创新经验：应对人口与生殖健康挑战的经验》中。随着该书的正式出版发行，中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故事也传播到了世界各国。
回顾中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这段历史，我几乎把自己工作生涯中最好的时光献给了优质服务，我与优质服务结缘，优质服务则给了我丰硕的回报。2005年起，在时任国家人口计生委国际合作司国际合作项目协调员史远明的协调下，我们项目办先后组织专家编写了《中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工作指南》、《管理与评估工作指南》、《中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倡导手册》、《管理与评估工作手册》以及《优质服务培训提纲》等，有的正式出版，有的作为内部资料。这些都凝聚了我和众多优质服务老友们多年的心血，每当翻阅这些成果，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和故事便浮现在脑海中，把这些回忆记录下来也算是了却了我的心愿。
[1]解振明，1946年生。1982～1985年由国家教委派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留学，获人口学硕士学位。1992年从安徽大学人口所调到中国人口情报信息中心（1995年更名为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2003年更名为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1992～2007年先后任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人口研究室主任、中心副主任、研究员。自1995年起参与计划生育优质服务项目试点工作，1999～2010年任计划生育优质服务项目办公室副主任，2003～2010年任中国/联合国人口基金生殖健康/计划生育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2007～2014年任中国人口学会第七届常务理事、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