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三大文化版块的枢纽——北京新石器时代

大约距今1万年左右，我国进入新石器时代。之所以称为“新石器时代”，是因为在这一时期的生产工具，是以更为精致的磨制石具为主。其实，这一阶段，比石器变革更大的是由于出现了大量的陶器，它表明原始农业和家畜饲养已成为人类的主要经济方式，人类从简单地利用自然而转变为改造自然：原来的狩猎变为人工饲养，简单的采集变为耕种，从而使生活资料的来源更有保证。由于原始农业的出现，使人们从山谷洞穴走入更适于耕种的河谷平原，而这样一来，又出现了房屋。房屋的出现，标志着定居的开始，使人类从原始群转变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和氏族，社会组织出现了，社会分工也更明显。男人们从事狩猎、耕种等粗重的劳动，妇女们则从事制陶、炊煮、缝纫等精细的工作，加之原始家庭以母亲为主，使妇女的地位更为突出，母系制原始氏族部落就出现了。氏族组织的出现，使人类开始自己管理自己，真正的人类文明由此诞生了。

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使人们生活的区域更广，以北京来说，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墓葬即达40多处，遍布京郊大地。其中，最重要的有门头沟区东胡林墓葬、怀柔转年遗址、平谷北埝头和上宅遗址、房山镇江营遗址、昌平雪山遗址等。在这些遗址上，不仅发现有反映当时物质生活的大量生产、生活工具，而且还有体现人类精神世界的装饰品、艺术品。如果说旧石器时代的北京人类文化，还只能说是广义的文化，而现在，真正精神意义的狭义文化也大量出现了。

不过，由于我国土地广袤，各地的自然条件有很大差异，造成新石器时代不同的文化类型。同时，大量的考古资料还证明，在中华大地上文明源头并非一支，而是多元化的格局。研究北京新石器文化不能只是就北京说北京，而应当首先搞清它和周围文化版块的关系，从而进一步认识本地区文化的真正内涵。这样一来，我们在详细介绍北京各个新石器遗址及内容之前，就不得不先离开北京，了解一下考古界关于全国新石器文化的研究状况。

一 考古学条块论与北京周围地区区系关系

对 中国的历史如何认识，几十年来一直受到三方面的影响，一是传统史学的考据派，二是近代的考古学，三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这三者结合本来是件好事，但如何创造性地结合却存在不少问题。从先秦直到清，我国的儒者对上古史的认识主要靠对经书的考据，把《尚书》等经书视为至尊宝典，把三皇五帝时代视为黄金时代，好像从那时起中国就是一统天下，而后的夏、商、周又一以贯之。由于考据家们常把这些上古人物皆附会于中原，史学界更长期被中原文化决定论所统治着。“五四”以后，西方的考古学传入，有些以往被看作蛮荒之地的地区却发现了比中原同期并不落后的古文化遗存，于是一批新型学者又开始全面怀疑古书的真实性，由此被称为“疑古派”。疑古提出问题会促进学术的发展，但当时中原的仰韶文化比其他地区发现要早，安阳殷墟的发现又确立了商朝历史的信史地位，所以仍然打不破中原文化决定论和中原一统天下的思想。新中国建立之初，人们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引进唯物史观，但又简单地把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套在中国历史上，结果仍然没有打破中原大一统的束缚。谈起周边历史和少数民族，只是出于“民族平等”的新观念而加以肯定。至于文化，似乎仍是一成不变的老路：中原永远是同化别人，周边永远是被同化的对象，中华文明好像只有中原光芒四射，只有中原这一支火种，然后才传遍四方；而社会发展则永远是中原先进，中原进入一种阶段，四周才慢慢跟上来，或者跳跃一下。这不仅影响着上古史，而且影响着整个中国古代史的构架。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呢？

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三代及其以后的发现也层出不穷。人们不仅发现它们的共性，更多的是发现其个性。共性则是经过各个文化交流后才出现的，是先有四周各自的母体文化，然后才向中央辐辏，而并非一切从中原辐射。当然，中原也有主动向外流动的情形，但流动是双向的。到上世纪70年代，全国发现的新石器遗址数量已可万计，其文化面貌诸多差异，已被命名的考古学文化有数十种之多。[1]

以苏秉琦先生为首的考古界专家们，把众多的考古文化，按其本来的特点和变迁情况加以归纳、分类，创建了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区是块块，指区域；系是条条，指一种文化的变化走向，所以又称“条块说”。根据这种理论，苏先生把全国分为六大文化区：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区；以山东为重心的东方区；以关中、晋南豫西为重心的中原区；以环太湖为重心的东南区；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重心的西南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区。[2]这六大区各有自己的考古学渊源、特征与发展道路。这种实事求是的分析，一下子打破了传统史学的中原文化一统论。中华民族确有统一的文化格局，但那是经过多元文化的长期交流学习与融汇，并有多次高下较量，相互消长，才最终汇成一个浩瀚的文化海洋。各个区域之间时间或略有差异，但大体同步；也就是说，中华文明的起源并非中原一支火种，而是满天星斗、篝火处处。再加上关于国家产生的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三类型（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的理论，便形成中国自己的考古理论体系，而不再是原来的简单运用西方和苏联的考古理论模式。

这无疑是一个里程碑性质的巨大变革。

中国考古理论的这一大变局，不仅全面改变了考古学的面貌，也对整个中国历史的重新构建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也是研究北京文化史的主要入门之处。

北京一般被划分到北方文化区，而北方文化区又有广义与狭义之别。广义的北方分为西北、北方、东北三大块；狭义的北方指内蒙古东南的赤峰、河北北部及京津和辽西地区，这一块是北方文化的重心，被称为“金三角”。北京处于这个金三角的南沿。所以，它是北方文化区、中原文化区和以山东为重心的东方文化区的接壤地带。如果从经济方式来看，西北是草原畜牧经济，其南部是中原旱作物农耕经济，东北三省古代向以渔猎为主，山东则与海洋经济相关。北京是三大文化版块和四大经济方式的结合部。就北京本身来讲，考古学上虽把它放在北方“金三角”之内，更多地考虑其和红山文化及辽西文化的联系，但既然早在旧石器时代它就是人类的重要发祥地，它有没有自己的土著文化呢？长期地作为多种文化交流碰撞的枢纽，又有何独特之处呢？从目前考古情况来看，京津的新石器文化是连在一起的，这一地区虽以北方重心地带的总体特点为主线，但更多的是表现为多个文化版块和经济类型的交融。我在北京史研究中注意到本地区是民族融合的枢纽这一问题很早，但在以往的论著中主要是指秦以后的历史环节，现在看来，这种认识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这种融合是从新石器时代便已经大规模开始了。所以，我们在介绍北京的每一个新石器发现时，便不能就事论事，而应随时关注它与周围区系的关系。

二 北京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存

北京早期的新石器遗存，目前发现的有东胡林墓葬、转年遗址、上宅和北埝头遗址、镇江营一期文化等。从其文化内容看，很显然是周口店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如果说北京新石器时代的中后期开始更多地反映出不同地区文化对这里的冲击和影响，而在早期则更能表现其原生状态和土著性质。

转年遗址 转年遗址位于北京市怀柔区北部宝山乡转年村西白河的第二级阶地上，是目前北京地区发现最早的大型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原文化堆集厚达3—4米，发掘前上部1—2米已经破坏，但从2米以下发掘中所发现的石制品与陶器即多达18000余件，其年代距今为9800—9200年。考虑到上部的破坏情况，这个遗址大约距今在10000年到9000年之间。

转年遗址最有价值的发现，是出土大量的石屑、石核、石片，但却缺乏成型石器的一处场所。这说明，这里很可能是一处大型的石器制造场。再加上附近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石容器（内壁并残存有炭化谷物）等，又进一步证明了这一推测；而出土器物数量之大同样说明了这一点。这种大规模生产，是原始群时代不可能出现的，所以它应是原始聚落定居时代的产物。

转年遗址石器工具占绝对优势，细石器尤为发达，有锥形石器、细石叶、圆头刮削器、雕刻器等。北京在旧石器时代便以打造小石器为主，是用石质较差的原料制作成精细、灵巧的工具，转年遗址显然继承了这一传统。至于那些加工谷物的石磨盘、石磨棒、小石斧和石容器更说明在石器工业中的巨大进步，同时表明，原始农业生产已经出现。

转年遗址的陶器以砂褐陶为主，质地疏松，硬度较低，火候不高，陶片上有多层粘贴的痕迹，均说明制陶初始阶段的情况，但已出现一些堆纹和凸钮装饰。主要器形是平底直壁，有筒形罐和直壁带钮盂。这是北京地区最早的陶器，它表明先民们的生活已发生巨大变化，是文明起步的重要标志。直壁平底陶器，此后在河北磁山文化中常有发现，彼此应有承袭关系。而在内蒙古敖汉旗的兴隆洼文化也是以夹砂陶和筒形平底器为主，虽然由于年代靠后而制作更精细些，但同样会存在因袭关系，说明转年文化向周围的继续延伸。

东胡林人墓葬 此处墓葬位于门头沟区清水河畔东胡林村之西，故以此命名。其年代比转年遗址还要早，埋葬着距今1万年以前的远古人类。墓中葬有三具尸骨，两名成年男性和一名16岁左右的少女。少女为一次葬，两名男子为二次葬，说明三人之间存在氏族内家庭关系，证明人类社会的明显进步。少女颈部戴有项链，腕部有手镯。项链由50枚生长于海滨的海螺组成，大小相当均匀，最大的长1.8厘米、宽1.6厘米，最小的长1.15厘米、宽0.8厘米。海螺的顶部均磨成小孔，串起来便是一件美丽的装饰品。手镯由7枚牛肋截断的骨管组成，有长型和短型：长型4枚，每件长3.9厘米，宽1.7厘米，厚0.95厘米；短型3枚，每件长2.9厘米，宽2.2厘米，厚1厘米。长短相间，用绳索串起便是一件美丽的手镯，在最初的发掘中未见更多的生活用品，因而很难对东胡林人做出考古文化方面的分析。但近年来又在附近发现有其他石器和陶片等，证明这一带确实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人类生活的重要地点。东胡林人爱美的心理和葬俗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也留下一些费解的疑团。比如，项链是海滨螺壳，当时的海岸虽可能与现在有所变化，但距离总有百余公里，东胡林人是如何取来的？其活动范围若能至渤海之滨，生活能力便已相当强了。

上宅与北埝头遗址 这两处遗址都处于北京平谷区境内。上宅村位于平谷城东北17公里，北埝头位于县城西北，它们是一个类型，一般总称为上宅文化，距今7300年到6500年之间。

北埝头的重要意义在于发现了大片房屋遗址，目前发现的有10座布局密集，属于半地穴式建筑，平面基本呈椭圆形，直径一般在4米以上。每座房屋地面中部常有一两个较大的深腹罐，内存灰烬和木炭，可能是保存火种的灶膛。整个房屋先是挖一浅地穴，然后于四周立柱子，墙体以草拌泥巴砌成，以避风雨寒暑。今人看来，这种房屋自然还相当简陋，但在当时已是了不起的创造，它证明人类此时已脱离对自然洞穴的被动依赖，可以用自己的智慧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从而离开山洞，扩大自己的生活空间。如此一来，原始聚落也就出现了。

上宅遗址中出土的有石器工具和大量陶器。石器有更加精致的石斧、石铲、石磨棒、石磨盘，还有复合刃石刀。至于陶器，则更明显地表现出其个性，不仅有实用的盆、杯、碗、罐、钵，还有用于祭祀或欣赏的陶猪头、乌首镂空器、响球等艺术品。上宅的陶器日用品仍以夹砂陶和直壁平底器为主，但器物已大多饰有花纹，也有少量的圈足器。

上宅的陶制艺术器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件陶猪头，形态逼真，双耳小而且向后背拢，嘴较长，两侧还刻出獠牙，说明当时驯养的猪是从野猪而来。有一件石猴形饰品，以黑色滑石制成，头部刻出眼睛、眉毛、耳朵、嘴、鼻，下部为蝉形身，肩部穿孔，是一件别致的佩饰物。还有石鸮形饰件，整体为三棱锥体，以贯孔为眼睛，眼上有鸡冠状凸棱，两侧刻双耳，构思十分巧妙。此外，还有空心陶球、石羊头形饰品、陶羊头形饰品、小石龟、陶蚕形饰物、海马形饰物……有一件乌首形镂孔器，残高有21.8厘米，壁厚0.8厘米，夹砂红褐色，圆形平顶，前出一鸟喙，两侧刻眼，底部为渐粗壮的筒形，周身有四道竖长条镂孔，通体为羽状交叉线纹。考古界推测，一种可能是图腾崇拜；另一种可能与宗教有关，很可能是一种祭祀器物。结合上述陶猪头来看，不论图腾或宗教，总之是用于精神信仰的，是人类更高一个层次的文化。苏秉琦先生对上宅文化评价很高，他说：“北京上宅、辽宁东沟后洼遗址也都出现了类似反映社会分化的一些‘艺术神器’，而在中原，最早的‘艺术神器’是河南濮阳西水坡的龙虎造型的蚌壳堆塑，但它的年代距今约六千年，要比燕山南北晚一步。”[3]上宅文化与内蒙古、辽西同属一个文化体系，但又各有特征，红顶碗、深腹罐是两地区共有的，但上宅不见彩陶，其圈足器、乌首镂孔器、盘状磨石及单面起脊的斧状器则表现出其自身文化的鲜明特征。[4]

镇江营一期文化 该遗址位于距房山县城东北30公里的镇江营村北台地上，其文化层很厚，最下层是距今9000年至7000年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镇江营一期文化。镇江营一期文化出土的陶器仍然很粗糙、简陋，但值得注意的是釜和支脚的组合与三足钵的发现。郁金城先生指出：“镇江营一期遗存以夹云母红褐陶为主，夹云母折沿釜的演变是鼓釜程度越来越大，最后形成肩部；卷沿釜壁由鼓釜变成直釜。”[5]转年文化可能是它的前身。而鲁西皖北也存在这种组合，但为叠唇、大口深腹。所以，两者虽有一定联系，但却是两个文化体系。镇江营一期文化中还有三足钵，实足甚矮。直架形和短足器可能就是后来独具特色的“燕式鬲”的前身。由此说明燕文化的土著原生性质。

三 北京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存

所谓新石器时代“中期”，指大约距今6000年至5000年间的遗存，在中原相当于仰韶文化的时期。这时，黄河中游文化确实崛起，出现了大量以玫瑰花为代表的装饰彩陶，而北京地区较之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早期便相对处于落后状态，这一阶段北京的文化遗存主要有镇江营二期文化、密云燕落村遗址和雪山一期文化。其中以雪山一期文化最为重要。雪山村位于昌平区南口镇，其下层（一期）相当于中原仰韶时期，上层（二期）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雪山三期文化则已到青铜器时代，相当于内蒙古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这是又一个跨度相当大的小序列，它用实物证实着北京地区从新石器中期、晚期到青铜器时代的发展过程，所以十分引人注目。雪山一期文化主要是陶器，数量不小，但种类较少，主要是红色、褐色的夹砂罐和钵，并出现了袋足器。有一件袋足的甗，整体瘦长，上部敞口盆形，但较长，下部为分裆鬲，显然是本地文化与北方地区的一种交融产物。还有一个猪嘴形支座，上为实心，下部空心且有孔。上部有乳钉装饰，下部有镂孔。顶部倾斜，可以更平稳地支起釜。这两件东西说明，雪山一期文化是继承了本地区支架和釜相组合的传统，但又出现了来自北方的新文化的因素。此外，还出现了带耳罐，个别钵并有红色条带花纹装饰。

但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北京地区的文化显然受到河北中部、山东、山西、东北等多种文化的冲击与影响。新石器时代晚期，北京各区县几乎都有文化分布，其主要地点有雪山二期文化、房山镇江营二期文化。这时开始出现带有山东文化特征的薄壁黑陶，但也有代表其他地区文化的鼎、曲腹盆等等。花纹有方格纹、蓝纹、绳纹和堆加纹等多种形式。器物的种类也明显增多，有用以炊煮的甗、斝，有盛储用的罐、盆、鼎、杯、豆，还有陶纺轮。在石器方面则有形态几与今日相似的石铲、石锄、石斧、石镰等多种生产工具，说明人类生产有了巨大进步。

自周口店的“北京人”以来，北京地区的旧石器、新石器更多表现出自己的土著原始性质，但距今6000—5000年的新石器晚期，北京文化格局却出现了一大变化，即多种文化在这里集结的现象。就同期与其他地区的比较而言，北京地区相对声名滞后，但多种文化的明显碰撞，则预示着一个崭新时期的到来，预示着在这一地区将发生的一场风暴式的革命：母系时代将被父系氏族所替代，最初的城镇、国家就要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