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转型、改革与文学
一 社会转型与改革
1978年年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议，这掀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也推动了中国社会进入了社会转型的新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自此“我国进入了从传统社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转型的新时期。”[1]从封闭保守、强调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到认同现代化大趋势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转变。在这种理念倡导下，当代社会也自然开始了由旧向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华民族由此重新接续了近代开启的现代化的探索潮流。转型是社会存在形态、运行方式的改变，是指“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发生的转变”[2]，这是《现代汉语词典》给出的释义，它所强调的是转换前后的质变特性与新旧更替的历史过程。裂变性与持续性是转型的根本属性，任何事物凡具有转型意义的变化，都要历经一个持续性的自我否定与重构过程，才能完成“型”的转变。新时期的中国社会明显呈现出一种带有裂变性的转型，既定的价值观念、发展伦理、运行机制等所有层面，都在现代化的关照下开始重新建构。
“社会转型”一词源自西方社会学现代化理论，是英文Social Transformation的译释，“西方社会学家借用此概念来描述社会结构具有进化意义的转换和性变”。[3]台湾社会学家蔡明哲在《社会发展理论》一书中，直接把英文Social Transformation译为社会转型，并指出：“发展就是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一种社会转型与成长过程。”[4]社会转型中的“型”可以理解为具有整体意义的社会要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念与精神心理等，它们的结构方式与运行模式的变化意味着社会全方位的变革。“社会转型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变化过程，它反映了一个社会由初级到高级、由落后到先进的演变，它体现着时代不断前进、不断进步的历程。”[5]“它是社会发展理念和价值的变迁、社会发展主导力量和决定因素的转移、社会结构的质的变化、社会运作方式和机制的根本转变和社会特征的显著变化。”[6]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就是指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渡过程，即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变迁和发展。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不可逆的潮流与趋向，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外生的。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强势介入与刺激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西方现代化的图景也激发了我们民族的现代化热情。在求强求富的愿望与梦想的激励下，由封闭保守的传统社会形态向现代化的迈进，是从1840年到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线索。
与近代以来的历次转型相比，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社会转型，对现代化的追求指向更为明确。如果说“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没有按照常规，即先开始进行经济转型，再进行政治转型，再进行思想文化的近代化转型。而后是先思想观念转变，再经济变化，再政治体制变革。这样一种演进特点，反映中国近代化缺少内在原动力，难以完成社会转型的重心——经济近代化的目标”[7]。那么，新时期的变革就是要解决转型的基础性问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启标志的社会转型，不仅符合社会结构与运行机制转变的“程序”，而且把转型落在了实处，因为最终决定上层建筑形态的是经济基础。
新时期的社会变革以工业经济代替传统的农业经济，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并且把对人的价值利益满足放在核心位置，使得这一转型具有社会裂变的性质，它决定并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如果说社会转型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在内的综合性转折，那么新时期的社会转型，虽然由政治变革所引发，但是经济却是这场社会变革的“主角”。早在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时，就强调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指出全党都要服从一个大局，那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8]。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更是以决议的形式明确了经济发展的战略地位。在“文革”后国民经济陷入窘境的局面下，这个现代化建设主要着眼于经济领域，而且也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使社会的整体性变革有坚实可靠的基础。
经济形式与经营方式的变革必然导致社会关系结构的变迁，经济发展也会使整个社会面貌随之改变。恩格斯认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9]对于现代社会来说，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西方社会如果没有18世纪工业革命积累下巨大的财富，就无法在制度、教育、医疗等社会各个层面实现现代转型，也无法摆脱封建传统而走向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导致上层建筑的重构，一切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也将随之改变。反过来说，社会转型的前提正是生产方式与经营形式的变革。新时期的社会变革使经济的地位得以凸显，这不仅是政治、经济哪个更重要的问题，而且也是事关社会发展合理性的问题。在这一认知变化的背后是意识观念、价值取向、现代思维的一种变革，这是社会转型内涵中带有根本性的东西。“八十年代初是中国现代性转型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年代，其主要标志是所谓‘第二次思想启蒙运动’的发端和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10]虽然经济体制改革是这场变革的核心主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只关乎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发展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协调，所以新时期以现代化为旨归的变革“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11]。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具有革命性的社会转型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新时期中国社会的变革，“是偏向现代型的，但是中国现代化的纪录常常是向前迈两步，向后退一步。中华人民共和国跨入国际生活领域，一般是不可逆转了，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方面会有出入”[12]。转型的复杂性与艰巨性，不仅拉长了这个过渡期的时间跨度，而且也使新旧更迭的社会充满了斑驳的色彩。陈祖芬在报告文学《活力》中用狄更斯《双城记》的语式来概括转型时代：“这是一个发奋成才的年代，这是一个立志享受的年代；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年代，这是一个积习深重的年代；这是一个求才若渴的年代，这是一个互相扯皮的年代；这是一个鼓励成名的年代，这是一个嫉贤妒能的年代。各种矛盾的力量彼此排斥又彼此掺和，彼此抗争又彼此依附，形成社会的特定的结构。”[13]各个层面的新与旧、保守与激进、传统与现代糅合在一起，以剧烈的矛盾冲突左右着社会的重建与民族的新生。社会转型虽然是一种不可逆的历史必然，但是旨在现代化的社会变革也一定会在不同观念、意识与势力之间的纠葛中前行。同时，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会有维持现状的惰性心理，这是“在历史发展中的一种维持现状、不思创新的思想状态……有了维持现状、不思创新的思想情绪，就只能依靠惯性的力量前进，而不搞变革”[14]。中国传统的小农意识更加重了这种维持现状的保守心理，阻碍着社会的转型进程。在现代化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潮流之时，改革与否依然困扰着新时期之初的中国社会，就是这种惰性思维的最典型体现。如果说社会转型是历史发展规律使然，那么新时期中国社会的转型则带上了鲜明的时代与民族特色。“极左”政治思维的泛滥僵化了民族的观念，“文革”也使法制废弛、权力缺乏监管、民主氛围稀薄，这一切与现代化的差别无异于天壤。从伦理到法理、从人情社会到商品社会，甚至看似最容易的从意识形态的纠缠中挣脱出来，都会因为民族与时代的现实而拉长转型期。这也是改革开放于今40年，我们依然处在社会转型期的根本原因所在。
社会转型的实质是一种文明的嬗变，它体现出的是精神、物质与制度全方位的革新。虽然社会转型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革新可以自动实现，而是需要强大的推动力。如果说革命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那么促动新时期民族走上现代化轨道的动力则来自改革。改革推动着社会转型，而改革本身也是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新时期的社会转型意味着要把民族从“文革”“极左”政治的泥淖中拖曳出来，所以无论政治、经济、文化，还是观念意识，都需要一种带有革命性的转变。在这种情景下，改革成了最富有时代色彩的词汇、最富有现代意义的举措，它寄托着民族的梦想与希望。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领域的改革，是最具新时期色彩的社会运动，它深刻地影响并改变了中国人与中国社会。邓小平不止一次地指出这场改革的革命性特质，“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15]，“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6]，“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17]这是执政党从全局的高度来认识与理解以经济体制变革为核心的改革的。改革的革命性特质意味着这场变革的深度、广度与难度。
新时期中国的改革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举措，是迎合现代化潮流的正确路线政策，同时它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心声与诉求，也就是说改革成为一种从上到下的共识，具备了广泛的接受与认同基础。英国学者罗纳德·哈里·科斯指出，变革的力量来自于人民群众，而激发他们变革渴望的是对现状的不满情绪：“在毛泽东时代，一次次政治运动并没有将中国带向承诺的共同繁荣社会。强烈的沮丧和不满的气氛在社会中蔓延，对于在毛泽东时代丧失权力的党内老干部，被打为‘右派’的知识分子，以及大部分在农业集体化之后艰难求生的八亿农民来说，这样的感受尤其明显。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求变革。”[18]随着“文革”的结束，被“极左”政治压抑的民族求富求新的渴望再次被肯定，而这种渴望与面临崩溃的经济、失序的社会局面之间的矛盾，促成了全社会变革心理的生成，并逐渐汇聚成了改革的力量。我们还要注意到，新时期的这场改革虽然是自上而下的，但是人民群众对变革的意愿与呼声，却是促动执政党改革政策出台的直接动因，或者说这也是一种“倒逼”的改革。以农村为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探索性实践在先，在备受争议与质疑之后终于获得了制度的保障。正是因为“这些从底层发起的改革确实帮助解决或改善了国家面临的许多紧迫的经济问题，例如粮食生产不足、农村贫困化严重及城市失业率高等”，[19]中国政府才认可接纳了切实可行的经济方式与路线并加以推广。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民群众不仅呼唤着改革，而且也以自身的智慧推动着社会变革，这是改革深入人心的一种体现。由此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大众对于改革的强烈认同感，而且也能够看到改革的力量与希望。
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0]在经济对于社会重要性的强调超越意识形态、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语境下，新时期文学表现出明显的裂变与演进的态势，“改革开放经济先行的政策与实践决定性地造成了经济一统江山的格局，由此给文学带来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变化。”[21]这种变化虽然不同于新文学对古典文学的否定，还有着对“十七年”文学相当程度的继承，但却构成对“极左”政治语境下文学生产的颠覆与否定。孙犁说：“一定的政治措施可以促进文艺的繁荣，也可以限制文艺的发展，总起来说政治是决定性的。”[22]当经济发展成为首要政治任务之后，既有的对文学构成束缚的政治话语逐渐失去效力，文学创作、传播与接受的自由氛围由此形成。这使得新时期文学能够按自身演进规律向前发展，随着社会转型的开启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突出位置持续了上世纪整个80年代。有时一部小说出版立刻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小说人物、小说情节成为人们衡量身边生活的标尺，成为人们自觉不自觉的模仿对象，这是文学史上难得的善缘。”[23]文学的社会中心化表明了文学的繁荣态势，也展现了文学作为一种力量对于社会转型的推动，改革文学正是在这个方面体现出了它的价值意义。因为直面并近距离地把握社会现实，改革文学往往被贴上强调社会功用、艺术性欠缺的标签而被文学研究者所忽视。重新审视改革文学，我们却能发现这种文学样式不仅有着文学经验上的贡献，而且作为一种话语形态，它参与了改革意识形态的建构，并有力地推动了转型进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改革题材文学”是应时代潮流而兴起的新的文学浪潮，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