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矿山人的真实人生：谭谈创作对现实主义的坚守

谭谈的小说关注底层矿工的生活状态，其中，甘于奉献的矿工和大胆追求爱情的新时代年轻人成为小说着力描写的对象。总览谭谈小说创作，人物形象丰富多彩、栩栩如生，有的工笔重彩，有的写意简练，有的蜻蜓点水，有的一笔带过，呈现了独特的现实主义艺术表现特色。

一 传统美德典型形象的塑造

在谭谈的小说中，女性形象比较丰富的有《山道弯弯》《你留下一支什么歌》《山影》《月亮溪》等数十篇，其中既有出身于农村的家庭妇女，或从农村走进煤矿的年轻女性，也有在煤矿工作和自主创业的独立女性，她们身份不同、性格迥异，人生遭际也各有不同。

考察谭谈20世纪80 年代的小说，可以发现，作家并不热衷于追随时代变化改变创作题材或写法，而是始终坚持自己的写作立场和表现方式，将自己的笔触放在偏僻的农村，与城市的喧嚣与浮躁相比，遥远和贫穷的乡村遍地充溢着淳朴的风俗和人情。从读者来看，了解谭谈一般是从《山道弯弯》开始的，这部中篇小说是谭谈创作生涯的一个里程碑，作品在20 世纪80 年代曾产生过广泛影响，出现过火爆的“山道弯弯”现象，许多艺术表现形式如电影、京剧、歌剧、花鼓戏、电视剧等都与这篇小说合作过。谈到这部小说为什么能在短时间内风靡全国时，谭谈曾说：“是因为在全国一片 ‘反思文学’ 氛围的笼罩下，这部小说像一股清风吹来，它所宣扬的中国传统美德也是 ‘文化大革命’ 后社会正需要的。”[21] 虽说如此，更主要的原因无疑是作家坚持独立创作、真实抒发情怀，以作品无尽的魅力撩动了读者心弦的结果。

《山道弯弯》成功刻画了金竹这个山村妇女形象，这是作家对当时农村妇女的思想世界、生活方式进行详细考察之后提炼而成的结果，是从伦理关系、家庭生活等角度细致入微地刻画出的一位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代表性人物。作者开篇便写道：“这是一张二十七、八岁的少妇的脸，秀丽、端庄。一弯柳叶眉，衬托着一双丹凤眼。阳光，赠给她一脸油黑的健康肤色。”[22] 无疑，这一形象在脑海中呈现的就是一个传统女性的形象，作者不仅用浑然天成的溪水、晚风和青翠的山峦，烘托出金竹的清秀和朴实，还采用衬托、拟人等手法，生动地刻画了金竹的外貌神态以及她身上蕴藏的中国传统女性的主要优点，如勤劳节俭、勇于奉献、舍己为人、贤良淑德等。对于金竹来说，开始和大猛建立小家庭的生活是甜蜜的，虽然艰苦，但她却愿意毫无保留地与所爱之人同甘共苦。在婆婆生病时，金竹孑然一身来到这个家中，包揽了全部的家务，和大猛一起肩负起了孝敬公公婆婆的责任。尽管“五年间接连不断的不顺心的事向她压来，但她尽到了做儿媳、做妻子、做母亲、做嫂嫂的责任。五年的生活虽然清苦，但夫妻间却是恩爱的，婆媳、叔嫂间却是和睦的”[23]。在大猛遭遇矿难不幸去世后，作为嫂嫂，金竹觉得不能光盘算着自己如何过得好，更要尽到做嫂嫂的责任。所以，为了让凤月及其家人看得起二猛，金竹果断地将本属于自己的顶职机会让出，也期望此举能令二猛的婚恋大事进展顺利。小说不仅从人际伦理和内心世界的角度，描绘了金竹这样一个具有先人后己、舍己为人传统美德的好儿媳、好妻子、好妈妈、好嫂子的人物形象，并反复通过“田螺”这一物象所指代的民间故事人物原型“田螺姑娘”来与金竹的品性遥相呼应。每当生活犯难时，金竹就会掏出这个奶奶送给她的“田螺”，小说写道：“是的，金竹小时候，常常和奶奶坐在屋前的竹丛下，听奶奶讲许多古老的故事。她是踏着这山间古老的石板路长大的，是听着 ‘田螺姑娘’ 那样的故事长大的。老奶奶的、我们民族的、传统的道德美熏陶着她。她慢慢地懂得，人不能只为了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要尽一份责任。对父母，要尽到子女的责任；对丈夫，要尽到妻子的责任；对弟妹，要尽到兄嫂的责任。她是遵循着这么一条老奶奶传授给她的、自己认定的道德准则，到这个家庭里来的。”[24]

可以看出，民间故事中神奇而淳朴的田螺姑娘那舍己为人的美德和孝悌之情的传统，在老奶奶的故事里得到了传颂。“她是遵循着这么一条老奶奶传授给她的、自己认定的道德准则，到这个家庭里来的。”这看似简单寻常的一句，它隐喻的是金竹这位普通女性，其行为方式并非圣人之言或文明之书的教导，而是传统文化、民间故事教育的结果，是祖母甚至是世代农村女性身份的传承。在农村这个大环境中，顺从规矩、隐忍坚韧是农村女性最重要的特质之一，这一认知观念以自然而然的方式传递着，而金竹正是这大环境下熏陶出来的典型代表。不仅如此，“自己认定的道德准则”一句，还暗示金竹在遵循传统美德的同时，并没有完全盲从，而是形成了个人的是非观，是一个有思想、有主见、具有独立人格的新时代女性。

《山女》中的雪妹和柳春也都是这样具有传统美德的农村女性。尽管家庭条件极为普通，但她们却都毫无怨言，骨子里所遵循的依旧是对某种传统文化的依附：把自己定位为贤妻良母，以“一家人和睦相处，婆媳间感情融洽”为生活重心。这种依附，更多的是表现在生活方式上，尤其是在家庭角色和婚恋观上，她们都有着十分强烈的家庭意识和家庭责任感。如阿四死后，为了雪妹的终身幸福，柳春积极地为雪妹物色伴侣，去支持、帮助她寻找自己的幸福；柳春不幸丧生后，雪妹为了照顾河娃和两个孩子的生活起居，自觉放弃了自己下半生的幸福，主动肩负起家庭重担，希望能帮助河娃开启新的生活，等等。站在传统文化观念的立场上来看，她们无疑都是传统美德的承载者。

《月亮溪》里的惠萍和母亲张碧兰、《山雾散去》里的山嫂、《美仙湾》里的晓仙等也是传统美德的典型代表，作者或是在道德沦丧的环境中展现她们所具有的人情人性美，或是通过女性命运的跌宕起伏来抒写生活无奈的悲凉美。因此，谭谈在自己的作品中十分重视描绘女性的传统美德，对这些不完全是以男性为主体的贤妻良母式女性形象给予了高度的赞扬与充分的肯定，这些女性形象对于维系家庭、社会和谐与稳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爱情故事几乎遍及谭谈的每部小说，而女性形象又往往成为爱情的主角，这些女性具有巾帼不让须眉的胆气，她们敢于冲破传统道德的束缚，在追求爱情时充分展现了她们的勇气、智慧和决心。

在小说《你留下一支什么歌》中，作为部队青年军官的姐夫给女主人公石磊介绍了一个大学生对象，他分配到矿上一年后就评上了助理工程师，如此优秀“条件”的李全明深得石磊父母喜爱。可石磊却偏偏喜欢复员矿工章小兵，为此石磊和父母、姐夫、李全明作出了坚决的抗争。从石磊与李全明的一段对话中，便可展现石磊（叙述人“我”）追求自由恋爱的新思想：

“我问你：你爱我吗？”我避而不答，陡然问他。

“爱！爱！”

“爱我什么呢？”

他一下愣住了，目光直直地望着我。足有半分钟之久，才含糊地说道：“你什么都好，你的什么，我都爱。”

“从什么时候开始爱的呢？”

“不快两年了吗？”

“一见面就爱上了？”

“不，没见面就爱上了。”

“是吗？”

“你姐夫向我介绍你情况后，我就喜欢上了。我的家是农村的，经济条件很差。你们家都有工作，家庭经济条件很好。姐夫又是矿里的要害人物，管干部的，听说，还可能提升为副书记……”

“就这些？”

“不，远不只是这些，还有……”

我的心像猛然被人捅了一刀似的，全身不禁颤抖起来。[25]

石磊和李全明的对话，看似简单平常，实则令人震惊深思。李全明企图以“爱情”为纽带，来追求“经济条件”和“可能提升”的社会地位，严格来讲这并不是爱情，而是一种“投机”，是一种买卖婚姻。可悲的是，身为大学生的李全明不以为耻，反以为幸。所以，“我的心像猛然被人捅了一刀似的，全身不禁颤抖起来”，于是她对李全明说：

你刚才不是问我，我对你有什么意见吗？现在我告诉你，从同志之间，从工人和工程师之间的关系上说，我的确对你没有什么意见。你是一个称职的助理工程师。我们将来一定是一对很好的同志。如果要从妻子和丈夫的关系上说，我们将来不一定是很好的夫妻。一个不被妻子所爱的人，我想他自己也是不会幸福的。我们为什么不做一对很好的同志，而要勉强做一对不幸福的夫妻呢？[26]

这是石磊为追求真爱而发出的真知灼见，通过与不懂爱情为何物、充满铜臭气味且趋炎附势的李全明对比，塑造了一个大胆追求爱情的“颇有几分胆量，颇有几分豪爽气”的女性形象。石磊对于自由自在、不受束缚、淡化名利型爱情的追求，一方面是吸取了姐姐“条件婚姻”的血泪教训，另一方面是受新时代自由婚恋教育影响的结果。

在小说《山道弯弯》中，作家不仅塑造出了一个具有传统美德和心灵善良的金竹，更展现了她在关键时刻对待重要人生问题时的果敢和坚定。当二猛的婚恋之路屡次受挫时，金竹主动提出与其结合组建家庭，为了自己心爱的家人而不顾世俗的眼光。《山女》中的柳春，也是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新思想的新女性”，她鼓励寡母不能把自己的心“套在封建的枷锁上。她应该有她的幸福，自己应该支持她、帮助她去获得这种幸福”，“胆子就是要大一点。有些事，你胆大一点，就突破了，就成功了，就获得了你想获得的东西了。胆子小了，常常错过机会，变成终生遗憾”[27]，并理直气壮地开导雪妹去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

一个作家总是能通过其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来折射出他对社会的关注视角。而人物形象的塑造，则能体现作家的价值观与情感意向。因此，从“大胆追求爱情的新思想者”这类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文学形象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自始至终遵循着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敢于直面现实，在给人以鼓舞、力量、警觉和思索的同时，批判买卖婚姻，倡导自由婚恋，号召广大青年去大胆追求真爱。

同时，谭谈的小说还塑造了一批泼辣热心的“坏”女性干部。“泼辣”一词，在《古代汉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 年）中的释义为“凶悍不讲道理”，当然这只是对“泼辣”一词的字面解释，在作家的笔下，泼辣与感性鲜活的女性结合，展示出了女性冲破规范、强悍独立、力争自由的特性，女性在重礼仪、讲义气、尚豪侠、贵质朴等特性外，也富有粗疏、剽悍、鲁莽的一面。在生活中，“泼辣”的女性也许让人心生不快，却仍引发别人的关注、喜爱。有时，辛辣的言辞如尖刀一般刺入人的内心，却让人精神舒爽。谭谈小说中不乏这种泼辣热心、具有强悍生命力的女性形象。

“泼辣”女性的表现特征之一便是心直口快、无所顾忌，爽朗地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在《山雾散去》中，因为嘴辣的缘故，“人们便称她这个没有吃过辣椒的”同时又“担任着矿务局机关家属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的北方乡村女子为“辣嫂”了。当发现食堂门口的弃婴时，辣嫂便“呼吁着：‘哪一位，行行好，把她认了吧！’”当没有人愿意带时，她又抱着孩子找到当时矿务局最高权力机构大联委，“尖着嗓子嚷叫开了：‘快出来哟！给你们送孩子来了！’”机关里的人一个个不敢出面时，“辣嫂大步闯了进去，就将孩子往一个高个子怀里塞”，并“瞪着眼睛嚷道”：“勒令嘛！”“让走资派带嘛！”其咄咄逼人的言辞与神色无不彰显出辣嫂泼辣锐利的口才和能干劲头。但这位“辣婆娘”嘴辣心却不辣，她让作为头号走资派的原矿务局党委书记郑原带这个没满月的娃儿，实际上是出于让年长的郑原能摆脱扫马路、扫厕所的重活，并在年老后能有个女儿陪伴的周到考虑。在“勒令”郑原带孩子后，辣嫂隔三岔五来照看孩子，给孩子送尿布、暖瓶、牛奶等物品，并凭借自己的嘴尖口辣让大联委免除了郑原上台被批判充当活靶子以及扫马路、扫厕所的任务，后来又热心张罗，帮郑原请了一个奶妈来照顾孩子和郑原的生活起居。可见，在辣嫂热情主动、心直口快的表象之下，隐藏的是帮助他人、改善现状的良苦用心，让读者因其语言泼辣而发笑的同时，又为其内心的善良所感动，甚至折服。

另一个泼辣热心的女性典型形象就是小说《山影》中的煤矿工会副主席赵敏。她“矮矮胖胖的身材，很会讲话，为人和善、热情”，先是“信心十足”十分热心地为脸部被烧伤的矿工劳模乡哥出主意，“到那些偏僻、贫穷的山村”去为乡哥找老婆，解决他的婚姻大事。接着，为了劝说山妹嫁给乡哥，又是游说山妹母女，“大九九，小九九，倒出了几箩筐”，又是带领山妹去矿上玩，成功说服山妹进入了矿山。后来，作为“一位出色的做群众工作的干部”，她又发挥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规劝山妹要收拢心思和乡哥尽快圆房，不要野想着和林玉生的恋情了。在这位拥有锋利口才以及无论何时都满面春风、笑意盈盈的赵大姐面前，任何人都只能落荒而逃。赵敏带着一股泼辣无畏的劲儿对矿上大大小小的事情进行调解，可谓是“一位出色的做群众工作的干部”。小说中的山妹妈也是“一个强悍的女人，她豪爽、仗义而又泼辣、精明”，丧夫后，硬是凭着自己的一双手，把这个家撑起来了，把四个孩子拉扯大了。在山妹面对乡哥是嫁还是不嫁的问题上，山妹妈说“主意全由你自己拿。娘不逼你”，“娘可是有言在先，你要把主意拿稳，不要到后头又来反悔。这是一辈子的大事，不能耍猴把戏”，充分展现了一个单身母亲泼辣果敢的刚毅气质。后来，在山妹决定嫁给乡哥但又有思想包袱的时候，山妹妈又说道：“依我看，这伢子老实，靠得住。脸皮儿烧坏了，丑一点，这虽然不是好事，但也不碍大事。我们这山里人，就像伢子不要去寻花瓶妹子一样，妹子也不要去寻花瓶子伢子。”其理性的思想与非凡的胆识，实则超越了一般农村妇女。

总之，辣嫂、赵大姐、山妹妈这三个处于不同环境中的典型“泼辣”女性，她们的形象既有历史传承性又有文化差异性。她们泼辣强悍、追求话语权，有着男性气质，但同时又热心助人，想人之所想，急人之所急，赋予了作品特别的感染力。

除了女性形象，谭谈对小说中的男性形象，也从外在的社会身份、背景、地位到内在的性格心理都进行了比较广泛的展现，其身份既有区长、矿务局党委书记、部队的师政委，又有普通矿工、军人、农民等，遍布社会的各个阶层，其中以矿工和老干部较为典型。

谭谈写矿区的小说很多，几乎占据他全部作品的一半，他在矿区生活了十年，与煤矿的不解之缘使他成了煤矿世界的表达者。在煤矿当过矿工又走出了矿山的谭谈，不仅对矿区生活非常熟悉，也十分了解矿工们的感情，并对自己所应履行的社会职责，有了明确而清醒的认识，因此，他怀着对普通矿工的深切同情和怜悯，塑造出一个个甘于奉献、勤劳善良的矿工形象，他们其实也是传统美德的承载者，透过他们，既为社会大众深入了解矿工打开了一扇窗，又为深邃的矿道点亮了一盏灯。

中篇小说《山道弯弯》着力叙写了老实憨厚、任劳任怨的矿工兄弟大猛、二猛。诚实、勤快、敬业的矿工大猛因为矿难事故，“为祖国的煤炭事业光荣献身了”！二猛呢，“他也是矿工，在社办小煤窑里当挑夫。这些社办小煤窑，还是原始的开采方法。煤，全靠一根弯扁担挑出来。他年方二十五，身材高大，壮实。但，三年的小煤窑的挑夫活计，却使他的背微微有点驼了”。可见，二猛跟他哥哥一样，是一名做事踏实可靠、甘于为国家煤炭事业无私奉献的年轻底层矿工。在哥哥因煤矿中天然存在的不安全因素而因公殉职后，他又毅然顶职进了煤矿，当上了一名电机车司机。后来，“矿上开大会动员，号召干辅助工种的同志，充实到井下采掘一线去”，二猛又主动报了名，迫于自己成家立业的压力和对嫂子侄女的家庭责任，他不畏矿井工作的艰辛与生存、工作环境的难以忍受，积极要求下井当采煤工人，延续哥哥未完成的事业。由此，二猛那甘于为煤矿、为国家无私奉献的高大形象跃然纸上，同时展现出一位农村青壮年想通过自身劳动改善家庭物质生活条件的迫切心理。可见，《山道弯弯》可谓是一曲抒写矿工美好人性的赞歌，它从心灵深处勾勒出了普通矿工质朴淳厚的高尚情操和简单美好的生活愿景。

中篇小说《你留下一支什么歌》中的章小兵，是从炮兵部队复员回矿山的一名普通电焊工，他从刚进矿时的什么都不会，到在师傅的鼓励与严格要求下努力学习焊接技术，“大颗大颗的汗珠，爬满了章小兵的面颊。他又起身调了调电流，再一次将焊条伸向铁板。自然，还是不顺手。天底下条条蛇咬人。要学会一门技术都不那么容易呵！这时，只见他那宽大的额头上，一滴一滴的汗珠落下来。掉在铁板上，湿了很大一个印子。……也许是艰苦的部队生活赋予了他一副刚强的性格吧，他没有住手。一次又一次地调电流，一次又一次地把焊条伸向铁板，坚持在铁板上写着 ‘一’ 字”[28]。直至后来，他作为二工区唯一的焊工代表参加“金鹿峰矿务局青工技术比赛大会”，并夺得了全局青年焊工比赛的第一名。至此，作者展现了一位生活中不善计较、憨厚率真，工作中敢于攻坚克难、劳苦敬业的青年矿工形象。

《山影》中的乡哥更是一名态度忠诚、尽职尽责的底层矿工典型。“个子高大、壮实，一身是劲儿”的乡哥，“是一个标准的矿工”。他“十年前，进了那座远近闻名的煤矿。进矿头一年，就当上了劳动模范”。“十年里，三千六百多天，他没有请过一天事假、病假、伤假，月月满勤，年年满勤。十个春节，他都是在井下，在 ‘突突’ 的风钻声中度过的。”现如今，这位“进矿十年，当了九年劳动模范”的“几好的矿工”，又因为矿井里起火，他去灭火而把整个脸盘烧坏了。谭谈在因公负伤的情境中成功塑造了乡哥这位养家目的明确、极具负重力和牺牲精神的劳模矿工形象。谭谈曾深情地写道：“一种对矿工的敬慕心情，强烈地冲击着我的心。我想写这些普普通通的矿工，写这些把爱情献给矿工的平平常常的女人。这时候，一些平日里认为很平常的普通矿工和他们的妻子，骤然间变了，就像一块黑不溜秋的煤块，陡地投进了炉膛，吐出了腾腾的烈焰。他们的心灵，在我眼前闪起光来。”[29] 谭谈正是怀着这种对矿工的真挚热爱、切身理解和庄严的敬重之情塑造出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这些普普通通的矿工和他们的妻子一起，在传统美德的光环下，于谭谈的笔尖或直接或间接地闪现出了思想美、行为美、心灵美、道德美的人性光辉。

老一辈的矿山干部，身上有着老一代的传统道德观念，有着逝去时代的烙印，他们和那些泼辣热心的女干部们身上所释放的气息却温馨得让人缅怀，闪耀在他们身上纯真善良的人性美与当代官场小说中那些利欲熏心、工于心计的人物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山雾散去》中的郑原，曾“是统帅这个四万矿工的矿务局党委第一书记”。在职的时候，他“高烧到三十九度五”还坚持带病工作，刚开车把他从医院里接回来他就上台去做报告了，因为生病没吃早饭，他也坚持要上台来做报告。可就是这么一位品格高尚、亲民爱民的好干部，“现在，靠边了。白天，他的任务是扫厕所，扫马路，清水沟。晚上或其他时间，一逢召开这样那样的批判大会，他便戴上那特制的帽子，列队上台，充当 ‘活靶子’”，并被称作“头号走资派”。但即便如此，郑原那种坚强隐忍、原则性强的行为与性格却让人钦佩，他毫无怨言地依然坚守在金鹿峰矿区，做着组织安排给自己的事或者其他一些体罚性劳动。这位“举止深沉、老练，态度温和、严谨，平日很少言语，仍然不失领导者的气度”[30] 的老干部，直至“四人帮”被粉碎，官复原职担任矿区第一书记，他也还是老实厚道、善良仁慈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事，任劳任怨地为矿区付出着。作家在精心塑造这样一位老干部的艺术形象时，不倾力描写他在政治生活中的显赫地位、叱咤风云和在权力更迭中的哀乐悲欢，而是用细腻冷峭的笔触描写他日常的工作生活、人生际遇、思想轨迹、情感流程，把他还原成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以此显示他的情操格调、苦恼欢欣与思考追求，来拉近和群众之间的距离。

中篇小说《碑》中的江晓峰，原是管辖犁河湾一带并在这里指导土地改革工作的八区区长，现如今是“村里的新公民、离休老干部”。当年，江区长十分热心本区的教育事业，将地主庄园开办成了一所翻身小学，一心一意为村民及其后代谋发展，深得大家的拥护和爱戴。可就是这样一所好不容易凑齐人力物力建起来，给村里的孩子们传授文化知识的学校，在“大跃进”期间却被要求拆掉而建一座炼铁厂。当村里派人去给时任县长的江晓峰送信，希望他能出面保全这所学校时，这位学校的创办人却迟迟不肯露面，送出去的信也不见回音。时隔多年，这位离休老干部带着一直以来的负罪感，用沉痛而嘶哑的嗓音道出了真相：1958年，正是自己，这位大家敬仰的好干部批准公社把这所学校拆掉办炼铁厂的。他还坦诚地告诉大家：

李水云老师的报告，我收到了没有？侯新后来写给我的信我接到了没有？接到了，都接到了！我为什么没有给你们回信？这个答案李水云老师当年就说出来了：是我的脑袋发了昏！还有一条，当年李水云老师没有说出来，那就是我想保自己头上的乌纱帽，看重自己那个名儿，担心自己身败名裂！那时候，我们共产党内，头脑发昏的人，或者说，想保乌纱帽的人，不止我一个。上面有，下面也有。所以，我们办了不少错事，办了不少蠢事！[31]

所以，江晓峰背负着这种罪恶感离休后，又回到了犁河湾，捐出自己一生的积蓄，来重建翻身小学。谭谈以疏淡有致的笔触，层次分明地表现了江晓峰由膨胀、迷惘、愧疚到终于清醒的思想发展与认识深化的过程，显示出了一位老干部因无法抗拒的外在原因，只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逐渐吐露自己心声的无奈经历。以此将人物的坚强隐忍、复杂思绪以及默默背负的经历进行了生动表现。

此外，在《听到故事之前》《美仙湾》《那一个秋天》《落雨天》等作品中，也都不乏诸如此类坚强隐忍的老干部形象。无论是青年时代，还是步入中年，谭谈总是依据自己具体的人生经历，从生活中汲取最富有时代气息的写作素材。他抓住当代中国“政治”与“革命”的基点，紧扣时代脉搏进行文学创作，并以此来映射出国家的政治风云变幻和民族的命运遭遇。

同时，谭谈还对生活在矿山周围的世俗男性进行了刻画，他们或者是没有子承父业且又看不起矿井工人的矿工之子，或者是善于算计、明哲保身的自私村民，等等。他们往往游离于矿山之外，也未能亲身参与煤矿工作的各个环节，但因地理位置之便，始终关注着矿工们的工作及生活中的大小信息，并以此作为自己待人处世的依据。

《留给妈妈的思考》中的小雨，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同时也是一名矿工之子。父亲是分管全局机电设备的副总工程师，是矿务局的机电技术权威，母亲是矿务局矿工报社的校对员，哥哥小雷是一名井下矿工。就是在这样一个矿工家庭出生的大学生小雨，在哥哥小雷两次高考落榜后，不仅不安慰、鼓励哥哥，反倒“邀来一些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津津乐道地大谈大学里的见闻，不时炫耀自己的聪明和才学”。那时小雷正在复习功课准备迎接来年的高考，希望小雨能营造一个安静的环境供自己学习，小雨竟然冷嘲热讽地对哥哥说道：

“我怎么啦？我不用功，但我是大学生了。你考不上大学，去考井下工吧！”

“井下工怎么啦，低人一等？”

“不 ‘低人’ 你就去报名呗！现在矿里不正在招收井下工吗？”[32]

就这样，小雷当真去报名当了一名井下工人。下矿后，他却并没有放松学习，而是“暗暗地选定了自己的志向，下着苦功夫”，并评上了全局的劳动模范。而小雨却因为放松学习、多科成绩不及格、做事我行我素而被学校除名了。谭谈刻画出小雨这样一个人物形象，一方面是在为底层矿工正名，为他们鸣不平，另一方面在小雷和小雨这对兄弟的留守与出走煤矿之间，尖锐而又真实地指出了部分社会人士对矿井工人这一职业的看法，指出了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现象。

中篇小说《山道弯弯》中的秃二叔，他“身材矮小。心里鬼点子蛮多。有人背地里唤他 ‘鬼二叔’”。他是谭谈塑造的一位生活在矿山周边的善于算计、明哲保身的自私村民形象。在“猛听到大猛的死讯后，对煤矿有关劳保政策略知一二的秃二叔，窜到了凤月的家”，他鼓动二猛代替金竹去煤矿顶职，还说道：

人都说，是亲三分向哩。你是我侄子，金竹以后是我什么？就很难说了。你想想，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寡妇，入了矿，吃上了国家粮，当上了工人，每月拿上几十元票子，那不很快成了人家怀里的人呀！你可莫傻哟，自己成了国家工人，凤月还不追着你的屁股来呀！唉，我这个做叔叔的看着你二十五、六，还打单身，心里也不自在……[33]

秃二叔在为自己的侄女凤月和远房侄子二猛盘算幸福生活时，却从未考虑过金竹的感受与未来，赤裸裸展现了他唯利是图、善于算计的一面。后来，在得知二猛可能会终身残疾后，秃二叔又撺掇凤月离开二猛，嫁给了部队丧偶的军官赵科长。至此，秃二叔谄上欺下、明哲保身的本性便显露无遗，他也成为整日无所事事、不务正业的世俗村民的代表，他们的道德失序与传统美德的承载者之间形成鲜明对比。

作品细腻地描摹了游离于矿山周围的这些思想狭隘的普通男性，他们出现的频率虽然不高，但在甘于奉献的底层矿工、坚强隐忍的老干部等拥有传统美德人物形象的对照下，他们的形象就更显得渺小、猥琐，他们的思想更是落伍、保守。同时，在谭谈对人性的剖析中，也召唤读者将目光投入当下矿工的生存境遇，从而展开更多对社会、现实的整体思索。

二 审美意象的构建

作家对文学意象的捕捉、提炼、构建是否成功，直接影响作品的艺术成就及接受效果，正如学者所说：“意象的营造是几千年的文化和艺术的发展积淀在中国人心里深处的一种普遍的审美意识……近几年来创造意象的意识突然在小说艺术领域中迸发，并且使一批作家的作品灼灼生辉。”[34] 纵观谭谈的小说创作，可以发现他所营造的艺术世界，也是一个充满意象的世界，依托立“象”来表达无穷之“意”，而“意”的无穷也带来了“象”内涵的丰富性。作者挥洒着具象描述和哲理升华的才情，构建了现实感浓郁的丰富意象，展现了作者理性与情感在文学语言中的完美结合。

谭谈善于从社会历史环境以及文化积淀中提炼具有深刻意蕴的意象，以增加作品的气韵。他的八部中篇小说标题大都包含有“山” “路”等字眼，如《山道弯弯》《山雾散去》《山女》《山影》《小路遥遥》《风雨山中路》等。在抒写这些意象的笔锋之间，不仅让读者领略了山乡的美丽景色，更是通过这些域外之象，表达了作者深邃的情感，创造了只属于他个人的象征意象。

“山”“路”在谭谈的小说中有深刻的隐喻意义。

其一，表征踏实质朴的品格。《山道弯弯》一开篇便写道：“山，青翠翠的。山顶山坳，覆盖着绿竹。山名呢，也像这山一样秀丽、漂亮：翠竹峰。山坳间，有两条不同时代开拓出来的路。那攀山而上的，是古老的石板路；那曲曲弯弯的，是年轻的公路。不知为什么，她，是那样偏爱着那条远古时代留下来的路……”[35] 这段描写无疑给大家展现了一幅群山环绕、曲径通幽的美景。“那条远古时代留下来的路”这一意象，象征着善良质朴的金竹，是一位传承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美好女性，使得《山道弯弯》唱出了一曲颂扬中华传统美德和现代人格的深情赞歌。

其二，表征困难与障碍。在金竹与二猛的爱情故事中，作者巧妙地通过“山”这一意象来象征着阻挡在二人情感面前的封建观念这座大山，表达了这对苦命鸳鸯爱情之路的艰辛以及封建思想对人的戕害情形。同时，也通过大猛、二猛的生活境遇，反映了煤矿背后隐藏着引起矿难事故不断发生的不安全因素，继而引发社会对矿工职业安全、爱情婚姻、社会保障等现实问题的关注。

作家在《山影》题记中写道：“天上有太阳，地上就有阴影。”结合作品内容，题记的隐喻性不言而喻。山妹用自己的青春和一辈子的幸福，换来一个被人羡慕的工作，这场组织包办的买卖婚姻，无疑浸染上了浓厚的封建色彩。所以，标题中的“山”，象征着十年动乱后，封建主义这座大山依然压在劳动人民身上，封建思想的糟粕存在死灰复燃的现象。“山影”则隐喻着封建主义这座大山投下来的阴影，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封建买卖婚姻残存的旧思想、旧习惯，严重地侵害了男女的婚恋自由，破坏了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一个性伙伴应该被当作一个人，而不是一个东西来对待。……很多社会把性关系限制在制度化的契约领域内，例如婚姻。”[36] 山妹恰恰是受到了制度化买卖婚姻的束缚与制约，以至于最后不得不向冷酷的现实妥协，与矿工乡哥一起“走上了一个女人所要走的路”。

其三，表征产生压迫感的大环境。小说《山雾散去》中的“山雾”象征着“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治阴霾，人们在经历了十年浩劫后，政治上极“左”的思想雾霾“散去”，那些被打倒、被批判的人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重又回归正常生活。《山女》中的“山”，则象征着农村妇女在地主恶霸的强权欺压、封建思想的残害与农村闲言碎语的逼迫下，生活与生存的辛酸不易。《小路遥遥》中的“小路”，则道出了生活中的荆棘虽然无处不在，但“走的人多了，这个大刺蓬里，居然也踩出一条路来”，象征着只要大家不畏艰险、脚踏实地，便能披荆斩棘，最终成为生活的胜利者。

“意”由“象”生，“象”中存“意”，谭谈以隐喻、象征为基本的思维活动方式来赋予具象以深刻的文化意蕴，从而使其成为独具魅力的艺术符号，让作品蕴含丰富的审美趣味点。对这些意象的描写，同时也倾注了谭谈对生活的观察、感知与思考，也是现实生活在作者心灵中不断升华而结出的果实。

细读谭谈的煤矿题材小说可以发现，关于矿井环境、矿工作业、挖掘工作等的描绘采用了近乎实录的手法，故我们不难理解其小说中“黑色”以及与之相近的文字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以黑色的意象，包含客体环境的纯黑和主体活动的染黑，共同营造出矿山特有的“黑暗世界”，真实地再现矿井深埋于地下几百公尺而难见天日而仅靠探照灯获取丁点亮光的艰苦的工作环境，以及矿工辛勤工作而全身变得黑不溜秋的必然结果。谭谈在小说中赋予“黑暗世界”丰富的象征意义，不仅使作品更具哲理性，同时也让我们从中窥视到了人性的光辉这一谭谈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内容，这也是谭谈作品之所以在当下社会还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原因之一。

“黑暗世界”的象征，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象征煤矿中的“黑暗世界”。在煤矿世界里，“黑暗”二字代表的是矿井下黑暗的巷道，以及乌黑的煤炭带给矿工的那洗不白净的皮肤和挣脱不掉的死亡威胁，因此，黑色是矿工身份的代指。谭谈着力描写了身处井下“黑暗世界”的矿工，不畏工作环境之苦、劳动强度之大以及世人因其工作性质对他们的偏见之深，通过矿工劳模乡哥、对煤矿不离不弃的郑原、甘为煤矿无私奉献的二猛、为煤矿光荣牺牲的大猛等人物形象，来努力还原矿工所承受的包括生存方式和精神状态上鲜为人知的苦难，展现了矿工甘于奉献、坚强隐忍的人性光辉和对光明世界与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以及作者对这些矿工朋友们苦难生命的关怀。二是象征宗法制社会下，农民们受地主恶霸、封建势力摧残的“黑暗世界”。在农村封建势力束缚下的男女老少，他们身上集结了农民苦贱的命运和卑微的坚忍，如被地主恶霸逼迫得跳河自尽的雪妹、被恶棍奸人欺凌得逃离家乡的惠萍娘、受封建势力影响而婚姻受阻的晓雷等，通过他们“吃得苦、霸得蛮、不怕死”的湖湘人一以贯之的生活态度，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农民身上忍辱负重、顽强勇敢寻求生活出路的人性光辉。

“黑暗世界”与“人性光辉”这一黑一亮的辩证关系，不仅凸显了矿工的美好品性和农民与苦难抗衡的坚忍生命态度，更是彰显了谭谈作品所蕴含的人道关怀。可以说，谭谈的小说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佳作，尽管读者对象征意义的理解可能会随着时代的变迁与历史的更迭而产生细微变化，但这些变化却丝毫不影响作品所表达的深层内涵，赋予小说更厚重的历史感。

作家汪曾祺曾说：“小说本来就是语言的艺术……有人说这篇小说不错，就是语言差点，我认为这话是不能成立的……语言不好，这个小说肯定不好。”[37] 谭谈小说之所以能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就如汪曾祺先生所说的，他的语言有独特之处。谭谈的小说一直坚持着语言的通俗质朴和强烈的抒情风格，并不时穿插涟源方言，使得作品与作家具有地域风味的创作风格紧密联系起来。

谭谈一直坚信“文学艺术，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客观反映。文学艺术的主旋律，应是客观地正确地反映当今时代人类社会生活的主流”[38]，一直坚持“火热的生活养育自己的创作，也丰富自己的人生。为文，要在群众中汲取养料；做人，也要在群众中汲取养料”的艺术追求。谭谈不止一次地强调：“文艺家在社会生活中汲取创作素材的同时，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缩短或消灭自己与人民群众思想感情上的距离。”[39] 所以，他一直坚持运用通俗质朴的语言来拉近和人民群众在思想情感上的距离。

首先，谭谈在创作中大量使用生活化的通俗语言。例如，《月亮溪》中的“饱盈盈、清澈澈、光溜溜、凉鲜鲜、甜爽爽”“鲜鲜亮亮、素素净净、吵吵闹闹、齐齐整整、平平静静”等重叠式的词语，都有口语化特点。又或者，在形容溪水里青山的倒影被水波荡碎了时，作者写道“变得东一块，西一块，上一块，下一块了”；在形容古老的木板屋虽破旧但整齐时，作者写道“屋子里的摆设，眼是眼，眉是眉，井井有条”等。这些日常词句，使小说语言通俗易懂，接地气。

其次，多运用句式简短、结构简单的口语化短句。谭谈吸收了口语结构紧凑的优点，一切以通俗简洁为原则，因此，作家在运用语言时，既要忠于“原文”的大众语言风格，又要有所创造；既要使用通俗的大众化语言，又要能在通俗中显现深刻含义。谭谈所用的短小精悍的句子，使得语句读起来不但明快利落，而且意蕴深远。比如，《你留下一支什么歌》中的句子：

然而，一个女人所追求的、所满足的难道就是房子、票子和机子吗？所有这些，都是没有感情的。有感情的，是人，是人的心啦。爱情，说穿了，是两颗在一起跳得合拍的心呵！[40]

语言急促有力，节奏感强，不拖泥带水，短短几句话，把一个女人所追求的爱情以及爱情的本来面目真实地展现了出来。又如：

还有许多普通的工作、普通的岗位，需要我们青年人去做，去把守。干普通工作不可耻，藐视普通工作才是可耻的！在普通的岗位上有所创造，干出成绩来，是一样光荣的，更加高尚的。[41]

全篇充满了这样简短但又不失深意的句子，但是这短小灵活的一句话，便把章小兵舍己为人、以身为一名普通电焊工为荣的形象生动地刻画出来，谭谈小说语言通俗、质朴的特点也明显地表现出来。

谭谈小说语言强烈的抒情性，主要表现在他的语言细腻地体现了作家的立场、主人公的情绪和整个作品的情感基调。例如，《你留下一支什么歌》中的语句：

我沿着山脚下的小溪走去。溪水很清，很蓝。和我现今那乱哄哄的心境，形成鲜明的对比。溪岸边，一年四季，野花开不败。这溪流，就像是一条色彩斑斓的带子，挂在我们黑色的矿区。风景别具一格。煤矿里没有公园，这小溪边是青年矿工们常爱来走动的地方。兴奋的时候，来到这里捧一捧水洗脸，让可爱的溪水分享自己的欢乐；苦闷的时候来溪边走一走，让长长的溪水，把自己的愁肠洗涤。一对对年轻的恋人，更是喜欢到溪边来走走，让溪水为他们的恋歌伴奏。如今我走来了，身边没有他，也没有他，独自一个人，沿着溪岸走。[42]

那注重色彩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利用不同色彩的色调、对照的变化来渲染衬托因主题所创定的特殊环境，不仅将溪边的美丽景色及带给青年矿工的作用完美地展现了出来，也使得美景和“我”糟糕的心情形成鲜明对比，具有了强大的感染力。而且，谭谈小说中这些色彩丰富的语言不仅仅停留在对客观物象的简单描摹上，更重要的是满含着色彩之外的审美意蕴。但是后来写“我”被章小兵的话语所感动的时候，语言的情绪便出现了这样的变化：

他这一番轻轻的话语，似乎把蓝天上明月旁边的小星星擦得更亮了。我不禁抬头望着明月，望着明月旁边的小星星……顷刻间，我的心房像泡在热水里一样，很暖和。[43]

简短的语言，却将“我”轻松愉快、倍感温暖的心情展露无遗，主人公的不同心理状态便在这种语言的变化中表现了出来。同时整个作品的基调也随着语言的变化而变化，后来章小兵为了不影响“我”和李全明以及家人的关系，而选择调离工作岗位后，“我”木然了：

这时，外面一声声汽车喇叭声传来。我蓦地意识到什么，匆匆奔了出去。我飞跑在公路上。远远地看到，矿中心区的广场上，一辆大型交通车，载着满满一车调往新矿区的工人，就要开动了……

我朝着广场疾奔。赶到广场时，汽车开走了。我的眼前，是一片飞扬的尘土……[44]

小说至此结尾，语调再次变得沉闷起来，作品采用倒叙的写法，将“我”因爱情受阻而苦恼、体会到爱情的美妙、最后又返回到现实烦闷中来的跌宕起伏的心情整个跃然纸上，小说的情绪便呈现出沉郁—飞扬—沉郁的变化，而这些全都在谭谈那带有强烈抒情意味的语言中得以呈现，我们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便能体会到作者在创作时的心情变化。

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地域环境中，方言往往成为人们表达自己思维方式的一种载体。苏珊·朗格曾说：“方言的运用表现出一种与诗中所写、所想息息相关的思维方式。彭斯不可能用标准英语说到田鼠，甚至注意田鼠时也不能想到它的标准英语的名称，否则，他的思考就会稍近滑稽或多情。农民语言中的田鼠，总有泥土、谷物、耕耘、收割等朴实的场景。”[45]

自幼生活在涟源农村的谭谈，鲜活的涟源方言早已在他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虽然已转型成为一名作家，但是谭谈从思想性情到生活习惯、说话处事以及艺术情趣上都还保留着乡村的淳朴，使其小说处处充溢着生动而又富于个性的地方方言。

在《山道弯弯》等小说中，人物的对话包含大量的涟源方言。如秃二叔撺掇二猛去煤矿顶岗时，二猛开口便问：

“么子事？”

“打个商量。”[46]

又如，金竹跟二猛的对话：

“你，在屋呀？”金竹并不感到突然。

“嗯。”二猛闷声闷气地哼道。

“凤月来找你了。你不应该这样。”

“那该哪样？”

“人家回心转意了。”

“你没听出来？她还等着看我干什么工种呢！开汽车，她自然乐意。要是下井，嗨，冒探你的闲事了！这种人，哼！”[47]

这是从《山道弯弯》中随意选出来的两段对话，我们看这里面典型的涟源方言有：“么子”“打个商量”“在屋”“冒探”，这些都是地道的涟源话，一看这样的文字，我们便能真切地感受到作者所写的正是典型的涟源人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其笔下的人物形象也就更加生动丰满起来。同时，将自己在底层生活中掌握的土色土香的农村口语熟练运用到创作中去，用农民语言写农民，实际上意味着谭谈在写“自己生活圈子里熟悉的人，获得的感受”，也意味着谭谈作为文艺家，在社会生活中汲取创作素材的同时，也在“缩短或消灭自己与人民群众思想感情上的距离”。这实际上是谭谈现实主义艺术风格的自觉追求。

此外，谭谈所使用的这些语言也都是适用于他作品中的人物与小说内容的，他的小说主要是描写涟源周边的农村与煤矿生活，作品中的农民和矿工自然要使用与自己身份地位相适宜的典型的方言口语，这样的小说才会让读者感受到鲜活的生命力。如二猛与金竹的对话：

“二猛，到矿上，不论分配做么子工作，头一要注意安全呀！”金竹叮嘱着，眼眶又湿了。

二猛点了点头，脚下的木板桥闪了闪。

凤月也跟着上了桥。站在二猛身后，轻声问：“等汽车？还是……”

“走！”二猛说。

“表姐，欢欢，请打转身吧！”凤月向金竹母女扬着手。[48]

文段中的“做么子”“头一”“打转身”等都是和地方农村方言十分匹配的话语，描写出了作为一个地道农村妇女的金竹，其心地的善良与淳朴。此外，小说中还有诸如“细伢子”“呷饭”“做女”“这副相”等富有生活气息的方言，语言自然朴实、鲜活生动，与娄底涟源地方农民的身份相宜地契合在一起，具有民间的特有风味和浓郁的地方色彩。

谭谈以民间视角站在人民之中来写故乡，作为叙事者，他在小说中以朴素的内心去观照、理解并书写本真而原色的地方风貌，以涟源方言来展现当地人民的意识形态，恰如其分地融入一种故乡情结中，游刃有余地穿行在一种精神文化空间。

无疑，自从走上创作道路以来，谭谈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文学品质和文学理想，他没有盲目追随当时风靡文坛的诸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流派和思潮，而是紧紧跟从自己的内心在“做生活的有心人、有情人”，从自己童年的苦难生活、底层的真实经历出发，“坚持写自己身边熟悉的人，坚持写自己经历的感人的事”，遵循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创作了大量具有社会责任、饱含对现实理性思考的文学作品。

他不仅在创作风格上秉承现实主义的手法，还对主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挖掘，对题材内容进行了更为宽广的拓展：既关注着他熟悉的煤矿世界与农村生活，为底层矿工与农民鼓与呼，也关注着异常的人伦关系，批判了传统思想对人的残害与束缚，展现了新时代青年为爱奋起的美好追求；更有记录自己及他人生活经历的现实写作，比照着生活中的人物原型，塑造出了一系列融入他内心深处的人物形象。众多的题材给谭谈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同时也丰富了谭谈的人物画廊，谭谈在小说中描绘了风格各异的人物形象：既有继承了传统美德的农村妇女、大胆追求爱情的新时代女性、泼辣热心的干部，又有甘于奉献的底层矿工、坚强隐忍的老干部及矿山周围的世俗男性。在艺术特征上，谭谈的小说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语言通俗质朴，涟源方言的使用更使得作品保持了其与众不同的文学个性和审美追求。独特的视角、向现实掘进的深度叙事，使谭谈的文学作品获得了与众不同的存在价值。

当众多作家迎合着社会体制的转型而迅速转变创作风格，使得文学开始向经济原则、金钱原则妥协，日益显露出媚俗媚商的趋向时，谭谈依然坚守在让工人阶级做文学艺术作品主人公的创作阵地，贯彻落实“让工人伙伴在文学舞台上唱 ‘主角’”的创作宗旨，坚持将现实性和社会性融入自己的作品中，构建具有自己独特个性的文学，为文坛吹来一股清风，并以惊人的记忆力和丰富的文学想象为我们开辟出了一个具有浓厚人文关怀和道德教化功能的文学花园。